纱帘的背后-第4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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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戊（1897、1898两年）以还，伪辩纵横，妄分新旧，康逆之祸，殆更甚于红拳。迄今海外逋逃，尚以富有贵为等票，诱人谋逆，更藉保皇保种之妖言，为离间宫廷之计。殊不知康逆之谈新法，乃乱法也，非变法也。该逆等乘朕躬不豫，潜谋不轨，朕吁恳皇太后训政，乃拯朕于濒危而锄奸于一旦。实则剪除乱逆，皇太后何尝不许更新；损益科条，朕何尝概行除旧。执中以御，择善而从。母子一心，臣民共见。24
有两位在百日维新后的几个月里有机会连续贴近观察光绪的女人，她们都注意到：光绪害羞而忧郁。这是他终生的性格特点。光绪后来住在已经部分修复的颐和园的昆明湖畔，和慈禧的住处紧挨着，他的私人宫殿也和慈禧的一样雅致而豪华。在那儿，他过着自由自在的生活，潜心学习，大量阅读，研习英文，学弹钢琴。他对皇后和嫔妃毫无兴趣，却很喜爱孩子。“他在宫里没什么特别的爱好，也完全不理睬那些漂亮姑娘和太后身边的女人。”他极不情愿地履行自己在朝廷上的义务。每日的朝见使他烦不胜烦，一有机会就会溜出来，用无休无止的香烟抚慰自己。两位观察者都没有发现他憎恨自己的姨妈的明显迹象。“他们的关系，虽然严格恪守礼仪……但似乎还算友好。在他这边，即使他感觉到自己的政府由于1898年的政变而受到掣肘的话，他也似乎并不觉得太后对此有什么责任。”
罗伯特·赫德爵士对于这次危机的结果可以说喜忧参半：
这儿的情形转瞬间全变了……太后把皇帝逼到了后台，控制了政府。但是我担心，亲俄派（李鸿章）赢了，而皇帝的废黜也许是巴布罗福（俄国公使）对李鸿章被赶出（总理）衙门的回击。……有谣传说：皇帝已经向伊藤博文求助，而且这和太后的突然出击大有关系：这个老太太已经安静——简直太安静了——好几个礼拜，毫无疑问，所发生的这一切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也是她和她的“后党”精心准备好了的。她是一个令人惊叹的女人，用一场使人震惊的政变（像她曾经把他扶上皇位一样）把皇帝击倒了。
百日维新的垮台，真正的胜利者是李鸿章。他的目标有一连串：替换掉曾经鲁莽地让自己既丢脸又丢钱的皇帝；恢复太后作为政府中主要仲裁者的角色，这样就有希望通过她更容易地收复自己的头衔和特权；最后，将他的铁帽子死对头们置于自我毁灭的危险之中。像他从前所干的那样，李鸿章将操纵危机，使事情向尽可能糟糕的方向发展。当他被召唤去拯救大清王朝的时候，他的价钱就会陡然上涨（他一直都这样），而且，必须在他采取行动之前支付。简简单单的敲诈，在他手上就上升为一门艺术。这一切，恰好发生在1900年。
由于李鸿章对铁帽子们的幕后帮忙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再加上袁世凯将皇帝出卖给了他们，而杨崇伊御史又帮着把他们的意见巧妙地呈献给了太后，所以，李鸿章很快就恢复了他总督的职位。这一回，他被派到遥远的广州，在那儿，铁帽子们觉得他的威胁会小很多。当然，这回像从前一样，他们又错了。李鸿章的报复才刚刚开始，他需要两年时间才能完成。
在即将到来的几个月里，端郡王集团相信，他们如今几乎完全控制了朝廷，于是，他们就开始为那个光辉的日子做准备了：把所有洋鬼子从中国赶出去。这些准备工作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显露端倪，但所有这些都被外国公使馆误解了，只有传教士们对此有模模糊糊的领会。端郡王，一个被荣誉冲昏了头脑却毫不关心自己是怎么得到这些荣誉的家伙，正在通过恐怖手段而成为北京城的最高权威。慈禧不断犯下大错，由于显示自己的优柔寡断而深深地陷入了端郡王的圈套。许多年来她都没能正确认识他，一直想当然地认为他是年轻一代宗室亲王中最有干劲的一位。现如今，他的活力看上去倒更像是妄想狂，他的宫廷安全部队，其举动不太像是保护者，倒更像是监狱看守。
第四部分 逃亡第65节 告密（6）
【译注】
1康广仁（1867…1898），名有溥，号幼博，广东南海人，康有为的幼弟。不应科举。1897年在澳门办《知新报》，后在上海办大同译书局，发起不缠足会，主张改革科举以出人才。因参与维新被捕就义，为戊戌六君子之一。
2伦敦传道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又译伦敦差会、伦敦会，是英国一个跨教派传教机构，成立于1795年。曾派遣过许多著名的传教士（如马礼逊）来华传教，然而书中提到的李提摩太却是受英国浸礼会（Baptist Missionary Society）派遣来华的。伦敦传道会还在上海创办过中国第一家现代意义上的出版社：墨海书馆（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Press，1843），成为中国现代出版业的开端。
3美国长老会（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美国传教会机构，创立于1704年。后来分为南长老会和北长老会。
4奥吉亚斯王的牛棚，奥吉亚斯（Augeas）是传说中的希腊国王，据说他养了3；000头牛，而且30年未曾清洗过他的牛棚。因此在西方谚语中，用“奥吉亚斯王的牛棚”来指称那些最脏的东西。
5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转引自《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四册第16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5月第一版第1次印刷。
6同上书，第161页。
7同上。
8袁世凯：《戊戌日记》，转引自《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一册第55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5月第一版第1次印刷。
9同上。
10同上。
11光绪和伊藤博文的这段对话，载于光绪二十四年九月十六日（1898年10月30日）《昌言报》（转译自日本《梅尔报》）。这里转引自《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三册第44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5月第一版第1次印刷。
12杨深秀（1849…1898），号仪村，山西闻喜人。戊戌六君子之一。光绪十五年（1889）年进士。二十三年，授山东道监察御史。时列强欺侮中国益甚，杨担任御史的第二天即向光绪皇帝上了《时事艰危谨贡刍议折》，提出“时势危迫，不革旧无以图新，不变法无以图存”，一时传诵。二十四年，俄国割占旅顺、大连，他上疏请联合英、日抗俄，辞甚切直，京城人士，相与传抄。变法失败后被杀。
13宋伯鲁（1853…1932），字子纯，号芝洞，又号芝田，陕西礼泉县人，光绪十二年（1886）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历顺天乡试同考官、山东乡试副考官、山东道监察御史等职。百日维新中，曾上书废除八股文，改试策论，开经济特科，以网络人才。变法失败后，被革职通缉，避祸上海，一度流亡日本。
14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六日上谕，《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二十四册第416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10月第一版。
15作者这里弄错了。《康南海自编年谱》对此的记载是：“是时上幽南海瀛台中，王小航（即王照）与日人谋逾南苑救上，复生（即谭嗣同）与京师侠士大刀王五亦谋救上，皆未及事。”
16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转引自《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四册第16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5月第一版第1次印刷。
17同上书，165页。
18嘉约翰，即约翰·格拉斯哥·克尔（John Glasgow Kerr 1824…1901），美国传教士、医生，1855年到广州医务传教会的眼科医院工作，在中国传教、行医多年。据梁启超《戊戌六君子传》记载，康广仁曾“学医于美人嘉约翰，三年，遂通泰西医术。”
19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十四日上谕，《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二十四册第431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10月第一版。
20同上书，434页。
21徐致靖（1826…1918），字子静，江苏宜兴人。光绪二年（1876）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转编修，历左右春坊赞善、左中允、右庶子、侍讲、侍读学士。徐致靖因与康有为结邻而居，朝夕相叙，受其影响日深。百日维新中，屡次上书陈事，呼吁新政。授礼部右侍郎。变法失败后，被捕下狱。庚子拳乱中，方始获释，“出狱待罪”，后赦免。光绪二十七年南归，客居杭州。徐致靖生平勤奋好学，为人正直，“廉静寡欲”。著有《上虞县志》、《奏议》、《仅叟诗文》若干卷，皆藏于家。
22光绪二十四年十月初三日上谕，《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二十四册第518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10月第一版。
23品脱（pint）和夸脱（quart）均为英制容积单位，1品脱= 0。5夸脱。
24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十上谕，《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二十六册第461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10月第一版。
第四部分 逃亡第66节 逃亡（1）
就在北京城的血腥报复进行之中的时候，康野狐也正在英国轮船“重庆号”的下等舱里和他的伙计们一起吃着热气腾腾的肉包子，这艘船正沿着中国海岸一路颠簸向下航行，前往上海。康野狐全然不知自己是正在通令捉拿的对象。尽管他后来自夸，他的南下之旅肩负着皇上的秘密使命，但这一点却并没有被他的行为所证实。
9月20日，他出席完最后一轮午夜告别晚会，离开北京，登上了前往天津的早班火车。作为一个自我放纵者，他为自己订了头等车厢，这天下午的早些时候就到了天津，找了家旅馆，第二天，登上重庆号蒸汽邮轮。由于太拥挤了，他没能得到好一点的铺位，只好将就着在下等舱凑合，和那些呕吐不止的伙计们挤在一起。经过三天的航行，邮轮驶过宽阔的扬子江口，进入狭窄的黄埔江，向上海港靠近。邮轮缓慢驶向吴淞口凋敝破败的市郊，人类排泄物所发出的恶臭扑面而来，正在这时，一艘快艇靠了过来。几分钟之后，《泰晤士报》驻上海记者濮兰德走到康有为的面前。濮兰德，皮肤红润黝黑，头发用薰衣草润发油抹得光溜溜的，手里拿着一张照片，他一会儿看看照片，一会儿又看看康有为，问，“这是你的照片吗？你在北京杀人了么？”
濮兰德是奉英国驻上海署理总领事白利南1之命，前来拦截康有为的。
在北京，李提摩太急匆匆地赶到了英国公使馆，近乎歇斯底里地敦促窦纳乐爵士设法营救康有为，使其免受中国人的审判。指令很快就通过电报发到了沿海各大城市的英国领事馆，指示他们密切注意康有为的行踪，争取赶在满清当局逮捕他之前将他营救出来。然而没等这些信息传到上海领事馆，白利南就已经在地方当局的鼓动下开始自作主张地采取行动了。在1898年9月26日写给窦纳乐的信中，白利南描述了当时古怪的情形：
23日早晨，我收到道台大人（也就是上海市长）给我的一封信，通知我说，他收到了要求在康有为到达上海时将他逮捕的秘密指令。与此同时，道台大人还派他的秘书向我通报：皇帝已经死了，康有为被指控给了皇上一些药，这些药后来被证明是有毒的。道台大人请求我对从天津来的所有英国船只进行搜查，并且让我指示（租界）巡捕密切监视到达上海港的不同的蒸汽船。为了便于识别，他还给了我一张康有为的照片，他又补充说，捉拿康有为的赏金是2；000块大洋。这天上午，英国轮船“埃尔多拉多”号到了，正当她进入泊靠地的时候，一艘中国官方汽艇截住了她，一位中国沿江巡捕身着（英国）制服登上了船，在舱内搜查康有为。他们所做的这一切，并没有我的授权，也没有以任何方式获得我的许可，对于这种非法行为，我已向道台提出了抗议。
也就在这一天（9月23日），我收到了来自道台和其他衙门的各种各样的消息，大意是：现已确知康有为将于24日乘“重庆”号轮船抵达上海。中国的密探和衙役都为那唾手可得的2；000块大洋而兴奋不已，我担心，当轮船到达时，这帮衙门（市长办公室）差役会急不可耐地冲进船舱。
事实上，重庆号停靠的码头在法租界内，这使得我要采取措施对这艘轮船实施保护就不免有些困难。经历了头一天的“埃尔多拉多”号事件，我还担心：中国当局有可能会在船只进入海港保护区之前就采取行动，所以我决定，最好的方案是在吴淞口外截住这艘轮船。我并不希望领事馆的任何官员公开牵扯到将康有为转送他船的事情中来，所以，我同意了让濮兰德先生来办理此事的提议。他的中国话说得很好，是用来完成这一任务的非常合适的人选。
24日一大早，濮兰德先生就乘坐一艘快艇去了吴淞口外几英里的地方，拦截重庆号。凭着道台大人给我的照片，查找此人应该没什么困难。此人对正在迫近的危险竟然一无所知，直到向他出示……要求逮捕他的申请，他才认识到自己所处的危险境地。
濮兰德向康有为出示了上海道台所发布的告示，上面指控他“通过给皇上服用红色药丸而把他毒死了，”并命令将他“秘密逮捕，就地正法。”濮兰德告诉他，那些维新派全给逮起来了，包括他的弟弟。康有为不禁眼泪夺眶而出。等到平静下来之后，他给了濮兰德5份密诏副本，声称是皇上给他的。濮兰德解释：是英国领事派他来的，领事先生“知道您是皇上的忠臣，根本不可能犯下这样的罪行。所以他特别指示我带来一艘军舰营救您。您必须马上跟我一起登上这艘快艇。没有时间可浪费了，因为上海巡捕官马上就要来搜查这艘船。”
一直以来，人们都想当然地认为，是上海道台为了确保人们能够自动告发康有为而编造了弑君的指控，虽说那笔赏金也算是足够的激励。人们没有注意到的是：道台也是李鸿章的人，此人是一位来自宁波的富商，他的事业生涯曾经得到李鸿章的提携，他的政府职位也是通过李鸿章的保护弄来的。他是盛宣怀2的亲信，而盛宣怀是李鸿章在上海的最重要的门生，西方人都称他为“电报盛”，因为他是皇家电报电话网的头儿，那是李鸿章创设的一家私人公司。电报盛是西方新闻记者的一个主要消息来源，专门提供关于北京事件的虚假而骇人的故事。通过散布皇帝已被毒死的消息，道台大人和电报盛为上海、香港及整个外部世界贡献了这样一种流传甚广的观念：满清政府正处于崩溃的边缘——这正是李鸿章在利用一切机会进行宣传推销的一种观念，目的就是要创造出这样一种危机气氛，让他的对头们惊慌失措，而他自己也就有可能被重新召起，再度出山。
由于没有来自北京的可靠消息，发自上海的报道就被传播到世界各地：光绪皇帝被满洲亲王所发动的一场政变推翻了。各地报纸争相发表一些疯狂的报道，包括《纽约时报》上一个愚蠢可笑的错误，说的是：慈禧太后和前总督李鸿章已于9月22日早晨结婚了，并且坐火车逃到了天津，为了防止追击，还炸毁了身后的铁轨。
这些恶意煽动的报道，大部分都是由上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