纱帘的背后-第5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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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一个复杂骗局的组成部分，你的聪明就会成倍增加。　　　　
　　　　总的算来，巴克斯在北京度过了将近45年的时光。前半段，大量时间被用于他对满清宫廷的研究和造假；后半段，大量时间则被他用来怂恿其他人干同样的勾当。最后，他的健全心智变得越来越不稳定，在他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他将自己完全袒露在两本繁复而疯狂的回忆录中。这两本书和《威尼斯通信》极为相似，但在眼界和想象上，后者远不能望其项背。这些疯狂的回忆文字中，最稀奇古怪的是那些描写巴克斯和慈禧之间假想中的风流事件的段落。虽然这些手稿从未出版过，也从未被大多数汉学家认真地研究过，但没有任何别的事情能如此清晰地暴露他的疯狂，而这，正是他失败的原因。　　　　
　　　　“我和慈禧之间的交往，”巴克斯写道，“始于1902年，一直持续到她的去世。我曾保存过一份我与太后及其他人秘密交往的、异常私密的记录，还持有有一些太后写给我的短笺长简，但所有这些手稿和文献都不幸遗失了。”　　　　
　　　　对于这些和太后之间的荒唐性爱游戏的放肆铺张，以及关于他们之间遭遇战的荒诞不经的详细材料，使得他在精神彻底失常情况下的极度兴奋的性幻想变得令人生厌。开始于几十年前的被视为机智、淘气的讽刺作品（伪装成了历史）如今退化为疯子的涂鸦。　　　　
　　　　首先，巴克斯是怎样完成他的骗局的呢？又是什么使得一代汉学家对他认真看待呢？回答是：共谋。的确，巴克斯得到过很多人的帮助，有乔治·莫理循（他给了巴克斯起点），有濮兰德（这家伙是如此容易上当受骗，以至于相信康有为和巴克斯告诉他的每一件事，只要它反清排满就行）。多亏了莫理循和濮兰德，巴克斯关于慈禧的创造发明的所有基本元素全都被当作事件记录而发表在《泰晤士报》上，这些记录，巴克斯可以当作根据加以引用，而又不会暴露他是在引用自己。有了巴克斯对他们的支持鼓励，莫理循和濮兰德不再孤独了。作为外国记者，他们只是一种精神状态锋利的末端。在关于中国的西方偏见中，也存在着共谋——读者们愿意相信这样的事情。在北京，在这世纪交替的时刻，这成为一种风尚，差不多每个人都在伪造记录。举个例子，义和团围攻使馆的许多方式就是莫理循和其他人伪造的，为的是将罪咎钉到慈禧的头上。　　　　
　　　　【译注】　　　　
　　　　1毕德格，即威廉·佩西克（William　Pethick　？…1902）美国人。同治十三年（1874）来华，任美国驻天津副领事。后因仰慕李鸿章而辞职，入李鸿章幕府。由于毕德格熟悉汉语和英、法、德等国语言，于是便成了李鸿章重要的私人秘书、翻译和顾问。毕德格跟随李鸿章20余年，深得李鸿章的信任与倚重，对李鸿章的思想也有很大的影响。据濮兰德《李鸿章传》记载，毕德格自担任李鸿章的英文秘书后，每天写日记，但这些日记于1902年临死前被盗，被学术界引为大憾。　　　　
　　　　2温彻斯特区，英格兰中南部一自治区，位于伦敦西南。是盎格鲁…撒克逊时期西撒克斯王国的首府。在诺曼征服（1066）以后，成为一个吸引了众多宗教学者的重要学术中心。　　　　
　　　　3兰开斯特，英格兰西北部的一个自治领城市，位于利物浦北部，建在罗马边境的要塞上。1193年获得自治权。后成为兰开郡的首府。　　　　
　　　　4此次事件史称“肥城教案”，光绪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1899年12月30日），基督教安立甘会英国传教士卜克斯由山东泰安府城返回平阴教堂，路经肥城县张家店地方，当地乡民认为“近来教民欺讹平民，疑系洋人主使”，遂上前阻拦，双方发生殴斗，结果卜克斯受伤，次日毙命。　　　　
　　　　5伦菲尔德，爱尔兰作家伯拉姆·斯托克（1847…1912）哥特式恐怖小说《德雷库拉》（1897）中的人物。　　　　
　　　　6这里提到的西方历史和传说中的女性有：喀耳刻，荷马史诗《奥德赛》中的女妖。塞米勒米斯，古代传说中的亚述女王。阿格丽品娜（15？…59），罗马皇后，她谋杀了丈夫克劳狄皇帝，以便使她与前夫所生之子尼禄能成为皇帝，而后来又被尼禄杀害。　　　　
　　　　7阿斯科特，英国中南部、伦敦西南的一个小镇，由安妮女王于1711年发起的皇家阿斯科特赛马会每年的7月在这里的原野上举行　　　　
　　　　8阿尔弗雷德·道格拉斯（Alfred　Douglas　1870…1945），曾经是奥斯卡·王尔德的同性恋情人。　　　　
　　　　9阿杰诺·查尔斯·斯温伯恩（Algernon　Charles　Swinburne　1837…1909），英国诗人及批评家，常写乐体诗或色情诗来抨击维多利亚时代的道德规范。　　　　
　　　　10《威尼斯通信》是科沃男爵（参见《后苑里的鲜花》一章的注释）的一部重要作品，创作时间是1909…1911年，出版于1974年，所以，作者在这里认为巴克斯在青少年时代即读过此书纯粹是想当然。　　　　
　　　　11乔纳森·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　1667…1745），英国作家，其最脍炙人口的作品是《格列佛游记》。


第五部分　北京之围第76节　草民（1）

　　　　1900年的拳乱和所谓的“外国使馆的围攻”，一直以来被描绘为一场受慈禧太后支持的疯狂阴谋的组成部分，并被当作中国人背信弃义的一个主要例证。在亚洲历史上，很少有哪些事件被西方人所熟悉，相反，倒是更多被误解。关于此次事件，所有说法都是错误的。在过去，义和团被认为是一场群众运动，来自于中国传统的秘密社会，一帮在反清起义中崛起的武术家，却掉转枪口跟“洋鬼子”打了起来，导致了那场著名的围攻。当时的情形压根就不是这样。最近几年对义和团的重估已然表明：在很大程度上，他们是一群想通过巫术而使自己刀枪不入的农民自发形成的草根现象——他们并不打算去推翻满清政权，而是要去攻击那些他们所憎恨的中国基督徒（他们把自己的悲惨不幸归咎于这些人），还要把所有的外国传教士从中国赶出去。　　　　
　　　　假如他们并不是造反，那么，他们难道不是慈禧所支持的一场排外阴谋的组成部分么？对外国使馆的围攻难道不是实实在在地发生过么？（人们正是这样告诉我们的——勇敢的西方卫士抵挡住了扎红头巾拳匪的疯狂浪潮，直到一支来自八个国家的国际远征队把他们救了出来。）或者，难道所有这些哗众取宠的废话只是为了挖空心思地掩饰愚蠢的错误、提升自己的事业、阻止对深层犯罪的发现、把罪咎都栽到慈禧的头上么？在这里，我要再一次强调：传说彻头彻尾是错的。　　　　
　　　　虽然现在可以肯定的确有一场阴谋，义和团原本要在其中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对此一无所知，而慈禧也和光绪皇帝一样，也是这一阴谋的受害人。更令人混乱的是我们发现：那次著名的围攻被极端夸大了（即使不是全然虚构的话）。它不是以我们所听说的那种方式发生的。发表在《泰晤士报》上的权威报道，追本溯源，从头到尾都是莫理循蓄意伪造的，他保存了一份秘密而又截然不同的事件记录在自己的日记里。在围攻之前及围攻期间，多数杀戮都是西方人干的，而不是中国人。太后的军事指挥官在围攻期间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是在试图阻止开火（而不是相反），并且试图让所有拳民在此次围攻中不扮演任何角色。他们当时甚至不在北京。　　　　
　　　　虽然外国使馆激发了这次危机，粗暴地作出过激反应，然后又通过巧妙的撒谎来掩盖它，但真正的幕后操纵者却是李鸿章，他在整个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前从未得到足够得认识。正是李鸿章，通过不断向西方报纸散布关于中国人的骇人暴行的虚假消息，狡猾地剌激外国列强武力干涉中国，这是他为了削弱铁帽子们的基础、恢复自己失去的威望的持续努力的一个部分。联军的指挥官们受命利用这一事态，发动了一场针对中国的热战，目的也并不是救外国使馆，而是为了赶在大清帝国土崩瓦解之前尽可能攫取更多领土，这个机会，他们时刻都在期待着。因此，义和团事件远不是什么中国人背信弃义的例证，倒是西方伪善的典范。　　　　
　　　　还是从头开始吧，有一场阴谋正在进行之中。它是由铁帽子们设计的，但是，没有什么阴谋是绝对的，也没有什么阴谋是命定的，在多数已经决定了的计划中，运气和机会扮演着主要角色。在面临着将重大策略付诸实施的时候，铁帽子们不免力不从心。对于如何进行，他们并没有清晰明确的想法，只是随着形势的改变而向前移动。他们所知道的全部，就是：他们希望从中国清除所有的外国人和外国势力，把时钟拨回到从前的光荣时刻。　　　　
　　　　采用义和团创立一支秘密的非正规武装，然后利用这个随时可以否认的中介力量驱逐外国人，这个念头似乎最早产生于铁帽子集团中最富有经验的军事将领李秉衡将军。在过去，中国的农民起义总是一些颠覆分子在挑战满清统治的权威。1890年代发生在北京东南部的暴乱却完全不同。它直接针对的是外国传教士或他们的本地教民，并且决不反清。如果予以正当鼓励和谨慎引导，它就能演变成一场横跨华北地区的群众性反洋运动，而表面上又和满清政府毫无干系。西方的愤怒和军事报复，也就可以通过把所有罪咎都归到中国农民的头上而得以避免。或许铁帽子们就是这么想的。　　　　
　　　　这一切是从山东省开始的，这个位于直隶东南的省份正好向外伸入中国海。山东西部是一个人口稠密、极度贫困的农业地区，平坦、坚硬、没有树木、含盐，被干旱和黄河的洪水掏空了。这里的男人由于自然灾害和洋鬼子带来的祸患，被迫为盗，他们当中包括运河上壮实的失业船工，由于蒸汽船和铁路的传入导致了他们的失业。这些人当中，有许多人加入了秘密帮会和强盗团伙，那是山东难以控制的边界地区的一部分，他们走私食盐和鸦片，劫掠旅行者。这就是中国的舍伍德森林1，也是那部描写土匪强盗和超级英雄的长篇巨著《水浒传》以及其他由流浪剧团或乡村集市和庙宇中的木偶戏所表演的传奇史诗的故事背景。导致山东崩溃的原因有：中日战争及随之而来的财政危机和一贫如洗的士兵的遣散，再加上乡下人的穷困，这样到了1895年，随着又一次糟糕的收成，他们完全被逼到了造反的境地。　　　　
　　　　在总数超过四亿的人口当中，只有极个别的中国乡下人在1890年代见过白人。乡民原本天性纯朴，对外乡人坦诚、友好，但在危机时期，对外国的东西都怀有恐惧。他们认为西方传教士和教民们会败坏空气、破坏风水（一种无所不居的超自然存在）。只要风水好，幸运就会降临。外国的房屋和建筑，特别是尖顶教堂，被认为会刺激这种超自然存在，破坏祖坟的电话线和铁路也是如此。哪里的风水受到损害，哪里就会有灾祸。而哪里的外国工程师或传教士受到损害，哪里就会有外交抗议。洋鬼子正是通过引进洋药、洋教和洋货来瓦解中国社会，这样的观念是一种强有力的宣传武器。30年前，恭亲王曾经告诉英国公使：“带走你们的传教士和鸦片，就万事大吉。”　　　　
　　　　到了1870年，大约有250名天主教传教士声称拥有40万中国教民。有350名新教传教士，他们的大部分时间花在了内部争吵上，只声称有6千名教民。他们曾经深入内地，创办学校和教堂，孤儿院和诊所，这些传教士还直接介入乡绅和村民之间的冲突，不断干扰传统习惯，注入一种崭新的、外来的政治策略。在山东西部，那里的人实在太穷了，以至于稍稍富裕一点的乡绅也没几个，冲突就发生在乡民和教民之间。传教士禁止他们的教民参与任何形式的祭祖活动，也禁止他们给各种典礼和节庆仪式捐款，在乡村，这是他们艰苦贫乏的生活中唯一的娱乐。这造成了中国基督徒和其他社群的分隔，也增加了别人的负担。既渴望拯救灵魂，又想要维护账簿，传教士们常常因皈依者的增加而深感满意，即便他们是些社会渣滓——中国人将这些寄生虫称为“吃教者”——以及那些并无向善之心的家伙（他们入教不过是想在土地争讼中占点便宜）。　　　　
　　　　在宁波（罗伯特·赫德就是在那儿得到他在中国的第一份差使的），几乎所有中国新教教徒都直接受雇于那些让他们“皈依”的传教士。借此表明：基督教能让他们得到工作，并且工作也很安全。　　　　
　　　　到了1890年代，在机智巧妙而又分布广泛的反教宣传的故意煽动之下，人们对那些吃教者和传教士产生了憎恨，这些宣传品免费发放给那些当铺的主顾，他们广泛分布于江西、湖北、河南、湖南、山东和直隶。大量小册子以某种保证能激怒中国读者的方式描绘了基督教传教士的私人生活和宗教习惯。罗伯特·赫德曾提到过一本这样的小册子：“非常巧妙……一个真实与错误的古怪混合物。……它明显是一位饱学之士的大作，我敢肯定：如果它不是出自一位文人之手的话，许多人恐怕更愿意将它束之高阁。”小册子谴责基督徒纵容乱伦、兽奸、阉割小孩，并利用魔法达到邪恶的目的。这些勾当，据说中国基督徒也对别的中国人干过。　　　　
　　　　中国人被告知，传教士使用迷药以使教民皈依，药是用胎儿制成的，他们开办孤儿院不过是为了搜集婴儿供他们食用。慈禧似乎多少相信了这些指控。她对一位宫女说：“传教士还拐走中国的穷苦小孩，挖出他们的眼睛用来做药。”她的评语倒是反映出：她对基督教懂得的是多么少，她在形成自己的思想和看法时对顾问们的依赖又是多么大。虽然她很好奇，但她缺乏一颗善于分析的头脑。如果足够经常地告诉她某些事情，她还是会承认它是真的。她的看法在当时的中国很正常，儒家士大夫和翰林学士之流也持有同样的看法。就连杰出的曾国藩，也鄙视所有的外国人，特别是基督徒。慈禧一生都被困在紫禁城和颐和园里，她没有理由怀疑她的大臣和将军告诉她的事情。她只能通过他们的眼睛去看世界。　　　　
　　　　印行和分发这样的小册子，使它们遍布各省，这需要相当雄厚的财力。没人知道到底是谁在为这场宣传战买单，不过在这样一种方式的刺激之下，排外反教的怒潮在19世纪末风起云涌。传教士和教民被袭击、被谋杀，教区财产被毁。在1890年代，中国的全部18个省都爆发了反传教士骚乱。传教士们被指控为密探、奸商和享乐主义者。　　　　
　　　　1891年，反传教士骚乱横扫长江下游流域，紧接着是1895年在四川爆发的反教骚乱，次年，又有11名男女老少在福建被屠杀。英国威胁：如果中国政府不能惩处对此负有责任的地方官员，英国就要武力干涉。北京屈服了，将四川巡抚和6名其他官吏革职的革职、降级的降级，处死了31个农民，另有38人被监禁或遣戍。诏书的发布清楚表明：任何对外国传教士、教堂和教民的进一步攻击将不会受到宽恕。另有上谕警告地方官员：如果他们那里发生进一步的事变，他们将要为此承担责任。毫无疑问，这些一系列旨在安抚西方的努力，是一个依然由温和派所控制的政府作出的。这个信息响亮而清晰地表明：从现在起，基督徒将受到皇帝的保护。光绪皇帝和太后都坚定地支持这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