纱帘的背后-第5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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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国政府并不知情（4天之后他们才得到关于最后通牒的报告，直到6月21日才得到关于进攻并占领炮台的报告）。因此，这种将罪咎转嫁给太后的做法，是一种对事实的蓄意操纵，这种操纵当即就开始了，并且从那时起直到现在，情况依然如此。
上海的《字林西报》在6月19日的一篇有感而发的社论中宣称：
中国同时与所有列强开战，这一决定是太后和及其奸党所作出的。凭着极端的无知和狂妄，他们自认为能够安全地挑战外国列强。……无论发生什么，此辈奸党若不自愿离开的话，亦必将被逐出北京。希望有这样的可能：把光绪皇帝弄出来，然后重新把他扶上皇位。在此期间，必须让中国人完全明白：挑起这场战争的正是太后，我们打的并不是中国，而是篡位的北京政府。
尽管端郡王和他的小集团做着这样的大梦：有了义和团的大力帮忙，就能把所有洋鬼子从中国赶出去，但这场战争在它开始的那一刻就结束了。大沽和天津的陷落，使得联军可以大摇大摆地进入北京。在他们重新部署并组织一次向北京的行军之前，这只是个时间的问题。他们不会被中国军队所阻挡，大多数清军既无能力又无装备。那些可以认为多少有些能力而且又装备着现代化来复枪的军事单位，其实是政治大军，没人愿意把他们浪费在打仗上。
对于翘首企盼的各国使馆来说，很不幸的是：天津的联军指挥官们，在令人难以置信的两个多月里，还是没能就进军北京的事情达成一致。在这毫无必要的磨磨蹭蹭当中，使馆的围攻发生了。所以，围攻使馆的愚蠢荒唐固然应受谴责，而联军指挥官们的争吵不休也要受到同样的谴责。
在满清朝廷里，也有一场家庭争吵仍在继续。温和派仍然在千方百计地干扰铁帽子们的策略。在翘首等待的漫长数周里，中国军队随时都可以将使馆区那点可怜的防卫力量风卷残云地吞掉，不过多亏了荣禄和其他温和派，所有冲出去的拳头都被他们给拽住了。
6月17日，在克林德男爵又一次的煽动之下，第一次实实在在的交火发生了。见习翻译翟兰思在他的日记里记录了当时的情形：
这天（6月17日）中午，奥地利人和德国人朝董福祥军的几个人开了火，当时这几个人正向欧洲士兵投掷石块。这真是最大的不幸，因为所有人都希望尽量避免和中国军队之间的任何麻烦。子弹开始飕飕地满天乱飞，我们在北御河桥的警戒哨被临时撤回。我们（英国）的人当中，没有一个人开一枪作为还击。这天夜里的晚些时候，窦纳乐爵士……与一位中国官员进行了会谈，双方都同意，互相避免另一次这样的事件再发生，并且把此次事件当作一个误会看待。
总理衙门并不知道西摩尔将军已经放弃计划并已动身返回天津，而是一门心思想避免任何更多的交火事件发生，他们试图再次劝说使馆方面自动离开。6月19日，12个红色大信封被带给了11位公使和罗伯特·赫德爵士。“本衙门……恳请阁下在24小时之内启程，在使馆卫队的护送下前往天津，为的是避免任何意外的不幸事件。”与此同时，总理衙门把大沽的最后通牒向使馆方面作了通报。窦纳乐爵士吓了一大跳。在一封将被偷偷带给天津领事官贾礼士的短笺中，他惨兮兮地写道：联军指挥官们已经“为北京城里的外国人敲响了丧钟。”后来，对英国外交部，他将这份最后通牒描述为“草率仓促而毫无必要的挑衅”。对总理衙门，他说：各国公使对此深感震惊，并确信“大沽炮台绝对不会有什么事情发生。”
现在，所有外国公使，除了好战分子克林德之外，都渴望离开北京。经过详尽讨论之后，他们在午夜致信总理衙门，请求早晨9：00举行一次会晤，以便就起程的细节作出安排。没有人盼望这次旅行。一位外交使节酸溜溜地评论道：“留，意味着可能的屠杀；走，则意味着确凿无疑的毁灭。”说到那些年轻的职员，见习翻译翟兰思说：“考虑到历史上坎普尔2的先例，我们断然反对（离开北京）。”他所说的坎普尔，在印度兵变期间，英国驻军曾在那里惨遭屠杀。爱德温·康格安排了100辆大车，以运载家眷和他们的财物去天津。莫理循在一篇很不错的小文章里津津乐道地说：此事让康格“丢尽了老脸。”
总理衙门回复：“我王大臣等……亦深望能详尽讨论目前情势，然近数日来，扰乱尤盛，第恐贵使在前往衙门途中，或致惊慌（安全不能保障）……”窦纳乐爵士在他的官方报告中声称：这封带有含蓄警告的信件到早晨八点的时候还没有收到，此时，克林德开始有些不耐烦了，并且不顾同僚们的反对，决定亲自到总理衙门走一遭。窦纳乐爵士后来回忆：克林德男爵“是个热情洋溢、容易激动的人，他挥起拳头在桌子上重重一击，说：‘我要走了，就坐在那儿直到你们赶到，哪怕要坐它个通宵。’”对于克林德来说，即将到来的倒真的是一个不同寻常的长夜。
大约在早上8：30的时候，克林德男爵带着他的使馆翻译海因里希·柯德斯，坐了两乘轿子，在一前一后两个徒手中国男仆的陪同下，出发了。他的轿子覆盖着红绿两色的篷盖，表示他的官员身份。辛博森描述：克林德“抽着烟（雪茄），双臂斜倚在轿前的横杠上，怎么看都像是去野餐。”两乘轿子刚好经过熙熙攘攘的哈达门大街上一个不大的警署时，柯德斯朝左侧随意一瞥，看见一个穿军服的满族旗兵，是神机营长枪队的一位章京（队长），端着一支夏普来复枪，正对着克林德男爵的脑袋瞄准。正当柯德斯惊呼着发出警告时，那个士兵开了枪，克林德当场毙命。轿子落下来了，柯德斯跳了出去，撒腿就跑，子弹从他的两腿间穿过。还好没人追赶，他痛苦不堪地一路向前，跑进了卫理公会传道会。
第五部分 北京之围第87节 一项疯狂而邪恶的计划（3）
毋庸置疑，这次谋杀是端郡王一伙所安排的，为的是报复克林德一贯的好斗行为。因为他无缘无故地殴打并关押那个义和团男孩，最后还将他开枪打死；因为他再三利用德国使馆卫队在汉人区的开阔地带击毙手无寸铁的义和团拳民，而此时尚没有开始任何针对使馆区的敌对行动；也因为他三天前通过德国和奥地利的水兵向董福祥的部队开火。克林德采取这样好斗的行为方式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已经弄得他的外交官同僚也不免有些惊慌失措。像当时的许多德国官员一样，克林德也试图仿效威廉皇帝傲慢自负、夸夸其谈的风格。他的前任海靖男爵（此公导致了最近德国对青岛和胶州湾的占领）所留下的记录，也树立了一个盛气凌人标准，那也是克林德所渴望仿效的。他那句不断被新闻记者引用的名言说的是：对于中国来说，最好的事情就是被列强当作一根德国香肠，切碎，再吞掉。当然，切下来的那一大片华北要归德国。这当然使得英国人、俄国人和日本人很不高兴，他们一直念念不忘的，也是同样的事情。窦纳乐爵士是如此愤怒，以至于在他的敦促之下，英国外交部甚至和柏林进行了交涉，而德国外交大臣伯恩哈德·冯·布洛伯爵则给克林德发来了一封加密电报，在许多观点上对他进行了申斥，并警告他：如果中国政府得知他和北京外交使团的其他成员之间存在这样的争吵，后果将很严重。就连那些通常还算宽厚的传教士，对克林德男爵也深感憎恶，他们指出：“他的命令式的态度，在那个时候特别令中国人不愉快。”他把铁帽子们逼到了谋杀的路上，实在也不足为奇。
杀死克林德的人名叫恩海，在刺杀克林德之后，一时间名满天下，以至于后来受到日本人的跟踪，又被德国人逮捕、处决。他告诉德国人，他的上司曾经给了他晋升和70两白银的许诺，不过结果只得到了50两。就在他的脑袋搬家之前，人们听见他诅咒“愚蠢的王爷”。
公使们收到了来自总理衙门的通知，明确恳请他们不要冒险上街，这个信息也被莫理循知道了，但他却把它完全弄拧了，在《泰晤士报》上他这样报道：“太后和端郡王……筹划了一次集体屠杀，根据这一计划，所有外国公使在那天早晨都将大难临头。”
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克林德只是个特例。刺杀克林德的计划必定事先得到了铁帽子们的同意，而铁帽子们此前已经得知克林德杀死了那个年轻的中国人质，因为（真叫人吃惊），对克林德的刺杀早在事情发生之前，就已经在天津和上海被当作既成事实而加以讨论。这一事件发生于20日，而伦敦的晚报却在16日（事情发生的4天之前）就有报道，《泰晤士报》的报道则在第二天早上就出来了。正如北京的一位美国传教士所说的：“这样一个非常人物的被杀，竟然提前四天就弄得满世界都知道，这恐怕不是经常有的事。”考虑到电报线路早在克林德被杀之前就被切断了，由此带来的通信滞后是如此之严重，以至于在北京之外，任何人要想证实这次谋杀，恐怕非得花上整整12天不可。是故（尤其考虑到东方的情况），要想知道已经发生了什么事情，将要花上12天的时间，然而，你却能提前一周知道还没有发生的事情。
枪击事件发生几个小时之后，总理衙门通知使馆方面，他们启程的时间限制被延长了。不过克林德的被杀使得外交使节们改变了主意，他的外交官同行们已经不愿意启程去天津了，不管能提供一支多么庞大的卫队。
这次事件就好像是个信号一样，如今，外国人纷纷从遍及北京各处的藏身之地蜂拥而出，进入使馆区。使馆区的防御范围之内的总面积是85英亩，周长约2英里。此范围内一共有8个国家的20名军官、389名士兵提供保卫。外交职员、见习翻译以及五花八门的平民也被武装起来，他们当中包括一帮自封的“骑师”，莫理循对他们嗤之以鼻。使馆区挤满了约900名外国人——451名军人、245名平民、149名妇女和79名儿童。其中多半最后被集中到了宽敞的英国使馆，那儿不同的建筑被分配个各个国家。英国聚居区占地超过12英亩，有许多的建筑，包括圈养着150匹马（多半是赛马）的马厩。那儿还有为数不少的运货骡子，一群绵羊和一头母牛，那是华俄道胜银行的头儿璞科第专用的。英国使馆还拥有最大的食物储备，有大量的罐头牛肉，还控制着很好的开火场地，在旗人区的内城墙上没法直接俯瞰。正常情况下那儿可以藏得下60至80个人。到了6月20日下午，那里已经被数倍于此的人塞得满满的。美国传教士和他们的中国教民们（包括126名中国女学生），藏在使馆的小教堂里。罗伯特·赫德爵士和他的海关职员及家眷，带着所有吃的喝的还有账本，也搬了进来。“此地被女人、传教士、哭哭啼啼的孩子以及一大堆面容温和的教民塞得满满的。”辛博森半开玩笑地抱怨道，“他们以如此亲密的方式出现在面前，实在叫人受不了。”
数以百计的教民乱糟糟地挤在英国使馆外的街道上，在敞开的排水沟边席地而眠，也不知道有什么别的地方可以去。如今，既然使馆方面打算在北京坚持下去，那就要想些办法把这么一大群中国基督徒清理走，以便把他们从火力范围内移开，这与其说是为了他们着想，还不如说是为了水兵卫队的方便，为的是防止敌人利用这些教民作掩护，偷偷摸摸地接近街边的水沟。对此，莫理循有个很聪明的想法。
英国使馆的对面是肃王府，肃亲王3是八大满洲家族之一的首领。这一片被称为“肃王府”的地方，占地约14英亩，绿树葱笼，花团锦簇，亭台楼阁，错落其中，总共有30幢建筑，被一圈20码高的宫墙围着。窦纳乐爵士将肃王府视为“整个防御系统的主要部分……因为它一旦失守，英国使馆也就基本上守不住了。”另一个战略要地就是旗人区的内城墙：“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眼下水兵们占据着内城墙。
肃王府，就紧贴在紫禁城的屋檐下，是北京城一处世袭的房产，到目前的这位王爷为止，已经传承了9代。此人是个极其少见的老于世故的家伙，和铁帽子的阴谋没什么直接的瓜葛。不管他有多么开明，也决不会欣然把自己的高宅大院以及满屋子金银财宝舍弃给一帮中国难民，更何况还是一群“吃教者”。
波莉·康迪特·史密斯对京师大学堂那位行为古怪的秀耀春（Huberty James）教授有过下面的描述，此人参与了莫理循的持枪营救教民的行动，在莫理循与37岁的肃亲王“协商”时担任他的翻译：
他们（中国难民）不能留在街道上，而使馆又没法容留他们。莫理循医生和秀耀春博士偶然想到了一个妙不可言的主意，也就是：把肃亲王那座漂亮花园占过来。……秀耀春博士亲自去找肃亲王，向他解释：如果他能够把自己的宫邸和花园献给他的这些愁苦可怜的同胞们，那将不仅仅是仁慈的，而且也是明智的，因为这些同胞将会遭到清兵的屠杀。……秀耀春博士暗示：如果他不自愿交出他的……花园，我们恐怕只好自己动手了。肃亲王十分客气，并说：不胜欣幸之至。他说的话或许多少是真的。不过真正让他高兴的只是：尽可能让这些使馆里的家伙离得远点，虽然他将不得不交出他的宫邸。如果他对这些外国人所表示的赞同受到怀疑（哪怕是片刻），那么他的生命就可能会面临非常大的危险，如果他打算继续住在这座宫邸里的话（我们告诉了他可以这样，因为我们只希望把他的大花园提供给那些基督徒），他就可能容易得到他的敌人的保护。
莫理循向《泰晤士报》报导：肃亲王的宫邸和花园，由于秀耀春教授对肃亲王所施加的“影响”而得到了。他忘了提及，这一“影响”是由威吓和胁迫所构成的。
根据波莉·史密斯的描述，肃亲王留下了“他所有的财宝和半数嫔妃。”这座宫邸很快遭到了西方人的抢掠。古董、艺术品、贵重的瓷器以及来自亲王书房里的珍藏，都被偷走了，所有的绫罗绸缎都被撕开，从墙上放下来，然后被拿去做沙包。肃亲王的宫殿亭阁被洗劫一空，除了建筑装饰。有大量现钞藏在五花八门的秘密地点，也被找到了，其中只有34；000元后来得到了确认，一部分被当作纪念使馆围攻的纪念品给留下了。没有任何记录表明：后来这些现钞后来被还给了肃亲王，或者为这样的掠夺和损害向他支付相应的赔偿。中国基督徒接下来就搬进了这块场子里，使这儿变成了一个难民露营地。这一安排被证明是合算的，因为使馆里的许多厨子和洗衣工早就逃之夭夭了。难民们就取代了他们，成了围攻时期的佣人。
日本使馆直接就在肃王府的后面，所以，该使馆的陆军武官柴五郎大佐就领着24名日本水兵和32名武装教民，负责守卫肃王府花园、保护难民。柴五郎是个中国通，曾经在这儿上学，会说汉语，并且光荣地参加过甲午中日战争。他还在伦敦担任过陆军武官。日本外交使团中几乎所有人都会说汉语，别的外国军官没有会说汉语的，外交官中会说的也很少。
在围攻使馆的整个过程当中，有组织的军事进攻单单集中在肃王府，针对那儿的中国基督徒的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