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医生涯四十年-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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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用5分钟时间就拣出了一个人，但这个人不是嫌疑犯亚尔方，而是一个西班牙士兵，一个样子很象，但却是不容置疑的清白无罪的“对照者”！　
　　亚尔方被释放。亚科特探长后来说，他现在“知道犯罪事件发生那天晚上亚尔方在哪里。”还有其他几个方面的理由，他相信亚尔方是无罪的。在瓦拉丽能适宜作辨认身分之前，警察急于作这样的辨认，真令人感到遗憾！看来，如果他们稍再等一些时间，可能就会搞得很清楚：他们抓错了人。　
　　还有不幸的是在辨认之前，警察没有告诉瓦拉丽，如果她认为有助于她辨认的话，她可以要这个人讲话。她无疑会这样做，就像她开始所说的那样，她在光线良好的情况下只见过凶手的脸一次，然而听到他的声音却有六个小时。她早已告诉警察，他有一口清楚的伦敦口音，她特别记得他把“things”和“think”说成是“Fings”和“Fink”。如果听了西班牙士兵说话，简直就不可能发生这样的错误。　
　　在辨认后一天，瓦拉丽转到斯托克·曼迪维里，那是白金汉郡专门整复脊髓损伤病人功能的一个医疗单位。治疗是心理的，也有物理的。毫无疑问，从她进入这个医院那天起，她感情易于激动的状态得到改善。同时，亚科特探长接到几次关于追踪詹姆斯·汉拉第的电话；他住在布莱克普尔，被逮捕了。　
　　在那次辨认身份之后三周，叫瓦拉丽参加另一次辨认。这一次她问能否听听那些人讲话。辨认行列一共有13个人。她仔细观察他们达20分钟，躺在车子上，在这排人面前来回推了好几次，要每个人讲“Bequiet，willyou？I'mthinking。”（不要吵！怎么样？我正在考虑。）每个人必须讲两次。最后她毫不犹豫拣出了汉拉第，那时这个人已被警察列为嫌疑犯，而且怀疑的程度比亚尔方更为强烈。汉拉第就是那个把“th”读作“f”的人。　
　　在贝德福德的巡回审判中，对汉拉第的审判持续了21天。这在英国刑事审判史上是最长的。法官戈登先生是细致耐心又公正的。自然，被告抓住这个最重要的事实，即瓦拉丽第一次辨认身分时曾拣出另一个人（这个人肯定无罪）；汉拉第的辩护律师、智力敏锐的皇家律师迈克尔·谢拉德毫无困难地证明根据瓦拉丽提供的资料描绘出来的识别图像看起来不很像站在被告席的那个人。事实上，当这个图像给陪审团看时，就出现一阵嘀咕，甚至微笑，因为唯一真正像的就是正在把图像举起来的那个法庭秘书！但瓦拉丽是个令人钦佩的、冷静的、给人印像深刻的证人，她在严格的盘诘中毫不动摇。汉拉第被判犯凶杀罪，处以绞刑。　
　　迈克尔·格雷戈斯顿和汉拉第都己死。但A6凶杀案的阴魂未散。有100多个议员（包括两个前内政部部长）签署一份请求书，要求调查汉拉第的判决；至少有三部大部头的书（分别由路易斯·布朗库珀，利物浦的拉塞尔勋爵和保尔·福特所写）怀疑陪审团的裁决。但从事本案工作的，如我，对于被告的有罪或无罪却完全不感兴趣，就像每一个法医病理学家应该做的那样，但没有一个不受证据的份量所打动的。不仅沉着的瓦拉丽，而且其他两个证人都确信辨认了汉拉第，这三个人都没有被盘诘所动摇。我自己毫不怀疑，这个刑审案件决不会受到书本或关于这一案件的文章所损害。　
　　1972年1月30日，一次悲剧性的枪击事件发生于北爱尔兰的伦敦德里，那是星期天，因而这一事件被称为“血腥的星期天”。一个民权协会，不顾官方的禁令，在鲍格塞地区举行示威游行，跟着发生骚动，被伞兵冲散。这些伞兵得到命令开枪。当游行群众被驱散时，有13个平民毙命，其中8个是青少年。政府命令在伦敦德里作公开调查。在首席法官维杰里勋爵的主持下组成一个特别法庭。　
　　一个青年受害者莱伊的父亲批评法庭。在调查时他说“照我看，英国政府早已预知结局。”他还抱怨说首席法官本人曾是英国军队的一名军人，因此他不适宜主持调查。维杰里勋爵，和我以前与之作证的四个首席法官一样，直爽公正，他严肃地说：“我重视你的意见，而且你完全有权利持有这种观点。我会尽力把调查工作做好。”　
　　那时，由州法医病理学家汤姆·马歇尔医生和两名助手作尸体检查，并由州实验室检查衣服上的火器痕迹。调查之前，皇家律师要求我复验他们的工作，因为很明显，他们的证据会受到严格的盘诘。我发现他们一点也没有遗漏，于是写了一份坚决支持的报告。　
　　有许多目击者亲眼看到开枪，但他们所见并不完全一致，某些方面只有死者才会揭露内情。从尸体看，可以肯定的事实是受害者没有一个参加通常的搏斗：除了致死性枪弹创外，没有一具尸体显示有其他损伤的征象（除摔倒地面的损伤之外）——没有拳打、脚踢、钝器伤或刀伤，也没有脚踩或枪托撞击，也无爆炸的征象。另一个不可争辩的事实就是：射击距离超过一臂之远。不是“接触射击”，也没有火药灼烧痕迹，而后者在4到7英寸距离射击时常可见到。死者衣服经实验室检查均为阴性结果，可以证实这点，这些衣服既没有洗过，也没有弄脏。然而死者中有六个在他们手中有枪弹的火药痕迹：他们也曾开枪的，虽然在他们躺的地方或附近没有发现武器。　
　　没有什么证据证明枪是随便乱开的。仅在四例表明子弹偏向飞行，但很可能不是地面弹跳回来的跳弹。子弹的射入角差异是那么大，说明是逐个地瞄准射击，其中大多数是站着的。看起来有七个好象是挺直的站着。（虽然在调查时维杰里勋爵——他不是律师——提示他们也可能躺着，这点我必须同意）。其他人中，有四个弯腰向前好象是在躲避。有两颗子弹穿过屁股，好象他们是背向枪火，正在逃走。13名除一名之外均由单枪致死。莱伊例外，中了两枪，两枪都是从右向左穿过胸中部。这种情况不会影响这样的判断：用枪瞄准某些人，逐个射击，因此可能是两支枪同时瞄准莱伊射击：这些都是高速0。762军用子弹。　
　　为了参加调查，我在一个薄雾蒙蒙的早晨坐飞机到贝尔法斯特，从那里再乘车去伦敦德里。这是我一生中感到可能受伏击的唯一的一次。当天黄昏，有人问我是否愿意坐首席法官的直升飞机回贝尔法斯特，但我觉得同他作伴只会增加危险。我自己毕竟只是个具有专业知识的证人，从未象其他许多证人一样考虑到需要特殊保护。即使在克莱兄弟的审判中也是如此。虽然我的证明在审判时有时会加重对某人生命的裁决，但我从未受到威胁过；有一次在塞浦路斯，我出庭作证指控一个人犯凶杀罪，而这个人却被宣判无罪，这时有人劝我不要去塞浦路斯饭店休息，要我立即回伦敦，很明显是让我免遭报复。　　　　　　　　　　　　　　
　法医生涯四十年　
作者：K。辛普逊（英）　
伍新尧　郭朱明　译　
郭景元　祝家镇　校　
　13．泰国国王的暴死　　　　
　　1946年6月，我吃早餐时，看见《泰晤士报》刊载了曼谷联合通讯社的一则简明电讯：　
　　6月9日——泰国的年青国王亚奈达·麦希达尔今天中午前不久被一个侍从发现死在巴朗彼奥宁宫他的卧室里，头上中了一弹。警察总监和邱拉明康医院院长当即被召进官，随后声称死于意外。许多群众挤在宫殿外默哀。他们当中大多数直至下午七时政府电台广播了这则消息后才知道国王之死。　
　　当然，那时我没有想到会被叫去参与此事，也没有想到关于意外死亡的讲法是官方的掩饰之词。不管警察总监和医生作出什么样的官方解释，他们都必定早已知晓这是一宗凶杀案。　
　　泰国国王的查克里王朝，已经统治这个国家达七个世纪。国王不是凡人，而是“生命之主”是“神”。他的国民没有一个会被允许去触模他的身体，国王在场时也不允许谁转过脸背朝着他，即使允许到王宫里坐时，也不允许交叉着双腿。杀死他不仅是弑君而且是弑神。　
　　虽然如此，杀死国王在这个国家里却不是罕见的事情。在33个国王中，三分之一以上不是被人杀死就是杀死了他的对手。接近王位的国家官员杀死了他们的统治者，而在王族中也有其他的凶杀案。活神仙还是难免暴死。　
　　亚奈达七世是在这种可悲的传统中结束了他的统治的最近的一个国王。他在1935年登上王位，当时10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占领下幸存下来。1946年6月8日，星期六，他感到有点不舒服，肚子稍为不适。早上10点钟，他回到私人房间，穿着菲薄的衬衫和蓝色的中国丝绸长裤上床。由四名警卫和值班侦探保护着他睡觉。第二天早上6点钟，他的母亲去看他，叫醒他，见他精神很好。早上7点30分，他的亲信侍从布特上班，在与国王更衣室连通的阳台上准备早餐桌子。夜班警卫下班，白天工作人员集合。　
　　8点30分，布特看见国王站在他的更衣室里。几分钟后，布特将通常的一杯橙汁送进房间里，但这时国王已回到他的床上去了。按侍从自己的证言，国王打手势不要橙汁并叫他走开。8点45分，国王的另一个亲信侍从内·切特意外地出现了。这两个侍从轮流值班，但内·切特来接布特的班应该还有两小时。他说他被叫来是代表一个珠宝商计算国王的勋章和装饰品有多少。那个商人正为国王制造一只珠宝箱。　
　　9点钟，亚奈达的弟弟布密波尔王子来探望国王的健康。后来他说他发现国王昏昏沉沉地在床上打盹：一顶蚊帐罩着他。　
　　20分钟以后，从国王的卧室里传出一声枪响。内·切特跑进去，又出来，顺着走廊去叫国王的母亲，“国王向自己开枪啦！”他大叫。他宣布的这一句话，后来成为指控他的证据。　
　　过一段时间以后，泰国警察少将来到我在盖氏医院的办公室，请求帮助解释所发生的事情。这是我所处理的第一件国外案件。他拿来一份措词审慎的现场记录：　
　　亚奈达躺在挂有蚊帐的床上，他的身体盖上被单，　
　　双臂在被单外身体两侧。紧靠其左手的是一支美国军用　
　　0。45科尔特自动手枪，在左眼上方有唯一的一个枪创。　
　　没有警察的现场照片支持“自杀”这种说法，因为当警察到现场时，所有东西都已被无可挽回地“清理”过了。　
　　首先进入卧室的是国王的母亲。她十分悲痛地倒在他儿子身上，摇他。她哭泣、呜咽，“我亲爱的南德，我亲爱的南德！”国王的老奶妈跟着进来，摸了他的脉搏以后，拣起手枪放到床头柜上。王子布密波尔听见这个不幸消息后跑进来，然后是布特，他把手枪放进抽屉里，“为了安全”。因此将他的指纹加在奶妈的指纹上。布特被派去叫医生。他回来以后，王子布密波尔，加上王后母亲、奶妈和两个侍从就在洗尸体，把它放在干净的被单上，用冰块和风扇使尸体冰冷以延迟腐败。因为那里的热天气会在几小时之内使尸体腐败。　
　　同时，大小官员也到了：宫殿卫队长杜莫少校、普罗塔果尔秘书长和由首相普利迪·彭诺买安带领的高级官员和内阁部长。这位首相在泰国政治生活中，长期以来是个暧昧的人物。1932年当普利迪还是个年青的律师时，就曾同一个年青的炮兵官员彼珀尔·桑兰一起密谋推翻君主制度。革命很快就平息下去。普利迪被流放。但他回来后重新获得宠爱，同他的朋友彼珀尔在一起。后者到国王死时已晋升为陆军元帅。　
　　带着可以理解的激动的样子，普利迪踱来踱去，用英语对秘书长说，“国王是自杀的”，——这是对内·切特宣布国王之死评语的翻版。　
　　最后警察到来，事实上这是警察总监本人。他挤过那群混乱不堪的官员而接近尸体。就在那时，他也无法做什么事。遵照礼仪规定“任何人不准触摸神圣的躯体”，国王的叔父不准检查伤口或国王的手。不允许任何人去触摸尸体是否变硬或变冷。警察总监能做的事就是寻找手枪。当找到时，又将他自己的手纹加上去。他注意到手枪没有上保险扣，只少了一发子弹。没有发现弹头，但内·切特拿出一个用过的弹壳，他说是在尸体左边的地板上拣到的。　
　　给国王的尸体涂抹香油，在举行正式葬礼仪式之前，允许邱位朗康医院的医生检查尸体。他们发现尸体后头部还有一个创口，比第一个创口要小。根据错误的假设：射出口总是较射入口大，外形较不规则，他们就断定子弹是从后头部射进去的。谣言很快就传遍了曼谷。“国王是被人暗杀的”，有的更加明确地说：“普利迪杀死了国王。”要不是普利迪，就是他的手下人。有两个人特别受到怀疑：一个是瓦查拉查中尉，被称为“图”，是国王的一个前任随从参谋，最近被清洗。另一个是查里奥，是国王的前私人秘书。　
　　枪击事件后三天，内·切特给警察看国王头后床垫的一个窟窿，发现了一个弹头。　
　　是意外、自杀或他杀？成立了一个公开的调查委员会寻找真相。由一个十分臃肿的医学辅助委员会协助——共16名医生组成——有普通开业医生、外科医生、一位精神病学家、一位毒理学家、一位解剖学家和仅仅一位法医病理学家——曼谷大学法医学讲师奈盎森。委员会在6月22日开始听取意见，直到8月开始普选时仍在开会。普利迪的党获胜，但显然觉得自己已被证实无辜，普利迪辞去了首相职位。10月调查委员会报告国王的死不可能是意外，但既不能满意地证明是自杀，也不能证明是他杀。　
　　1947年11月，谣言、阴谋和秘密斗争之后差不多18个月，坦克随着军队隆隆地驶过曼谷古老的街道，在彼珀尔元帅的领导下举行了一次军事政变。普利迪乘一条舢板逃走，瓦查拉查中尉也失踪了。前秘书查里奥和侍从布特、内·切特一起被拘留。他们三人被指控阴谋杀死国王。一个新的警察总监弗拉费尼克·钱卡迪少将得到指令收集审判的证据。总检察长决定寻找对医学鉴定方面外界人士的意见，这就是找我的原因。1948年5月13日，少将带着一个翻译到伦敦来找我。　
　　问题仍然是相同的：意外、自杀还是他杀？　
　　国王爱好小型手枪，他常常与瓦查拉查一起射击。他的床头柜抽屉里经常放着一支0。45型美国军用科尔特自动手枪。会不会在他检查手枪时意外走火？一个很熟悉手枪的构造、性能的聪明人会不会打开保险扣，装满弹盒，躺在床上，头搁在枕头上，手枪指着自己的前额来检查手枪？这种看法似乎是又荒唐又牵强。更何况国王的视力很差，以致在没有戴眼镜时他不能检查任何东西，而在国王死时他的眼镜是放在卧室的桌子上。　
　　尸体的位置也同样使自杀几乎不可能。根据二十年经验，我从没见过直挺挺地躺着开枪自杀的。据我所知没有这样的案件存在。自杀者都是坐着或站着向自己开枪的。　
　　还有别的指征证明不可能自杀。手枪在国王的左手边发现，但国王是惯用右手的。创口在左眼上方既不是一般自杀者常选择的位置，也不是一个“接触“射击。射击的方向不是向着头的中央。而且国王从没有向任何人暗示要自杀，死前也没有表现出消沉、烦恼、沮丧。　
　　这样就只剩下他杀的可能，这一点有很充分的证据。我认为几乎可以肯定是在他打盹时被枪杀的，接着就丧失知觉。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