坏坯子 作者:[瑞典]马伊·舍瓦尔,佩尔·瓦勒-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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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所有迹象显示，他是被突然袭击的。”勒恩表示，“如果他有时间反应，一定会自保或挣扎，可是现场看不出任何反抗的痕迹。”
　　女人现在望着勒恩。
　　“可是，为什么会这样呢？　”她问。
　　“我们也不知道。”勒恩说。
　　他就说了这么多。
　　“尼曼太太，也许你能帮我们查出真凶。”马丁·贝克说，“我们不想造成你不必要的痛苦，但有几个问题我们得问一问。
　　第一，你想得到可能是谁下手的吗？　”
　　女人绝望地摇摇头。
　　“你丈夫受过什么威胁吗？　或者有人有杀他的动机？　有人威胁过他吗？　”
　　她继续摇着头。
　　“没有，”尼曼太太说，“怎么会有人威胁他？　”
　　“有人恨他吗？　”
　　“怎么会有人恨他？　”
　　“请你仔细想想，”马丁·贝克说，“会不会有人觉得你丈夫害了他？　毕竞他是警官，这工作很容易树敌的。他有没有提趔有人出狱后想杀他或威胁过他？　”
　　一开始尼曼太太困惑地看着儿子，然后看看勒恩，再转回来看着马丁·贝克。
　　“我不记得有这种事，如果斯蒂格说过，我一定会记得的。”
　　“爸爸不太谈他的工作，”斯特凡说，“你们最好去问警局的人。”
　　“我们也会去问的，”马丁·贝克说，“尼曼先生病了多久了？　”
　　“很久了，我都记不起有多久了。”男孩儿说，然后看看母亲。
　　“从去年六月开始，”她说，“仲夏前生的病，他胃痛得厉害，一放完假就去看医生。医生以为是溃疡，要他请病假，此后他就一直在请病假了。他看过好几个医生，每个人的说法都不一样，开的药也不同。三个星期前，他去萨巴斯贝里，他们一直帮他做检查和测验，可还是查不出病因。”
　　谈话似乎有助于她分散注意力，抑制心中的震惊。
　　“爸爸以为自己得了癌症，”男孩儿说，“但医生都说不是，可是他一直病得很重。”
　　“这段期间他都在做什么？　从去年暑假后他就没工作了吗？　”
　　“是啊。”尼曼太太说，“他真的病得很重，一痛就是好几天，只能躺在床上。他吃了很多药，可是帮助不大。去年秋天他回局里了几趟，说是去看看局里的情况，可是他无法工作。”
　　“尼曼太太，你想想看，他是否说过或做过跟他今天的死有关的话或事情？　”马丁·贝克问。
　　她摇摇头，开始哭泣起来，茫茫然地看着前方。
　　“你有兄弟姐妹吗？　”勒恩问男孩儿说。
　　“有，我有个姐姐，不过她结婚了，住在马尔默。”
　　勒恩探询地看了马丁·贝克一眼。马丁·贝克一边看着面前的两个人，一边若有所思地用手指来回卷动香烟。
　　“那我们走了，”他对男孩儿说，“相信你会照顾你妈妈的，不过我想你最好还是找个医生过来，给她吃点儿药让她入睡。
　　这种时候你能请到医生吗？　”
　　男孩儿站起来点点头。
　　“布隆贝里医生，”他说，“我家有人生病时，他都会过来。”
　　男孩儿到走廊上，两人听到他拨电话，一会儿电话似乎有人接听了。男孩儿只讲了几句话便回来站在母亲身边。他现在看起来比刚才在门口时更像个大人了。
　　“医生待会儿就来。”男孩儿说，“两位不必等了，他马上到。”
　　两人站起身，勒恩走过去把手搭到妇人肩上，尼曼太太没动，两人向她道别时她也没反应。
　　男孩儿送他们到门口。
　　“也许我们还会再来。”马丁·贝克说，“我们会先打电话了解一下你妈妈的状况。”
　　当他们走到大街上时，马丁·贝克转身问勒恩：
　　“你应该认识尼曼吧？　”
　　“不是特别熟。”勒恩搪塞地回答。
　　　　　　　　　　　　　　　　第九章
　　马丁·贝克和勒恩回到犯罪现场时，看见有蓝白两色的闪光灯在医院的帐篷前闪动。又有两辆车到了，车子前灯开着，停在调头的地方。
　　“看来摄影师已经到了。”勒恩说。
　　两人下车时，摄影师朝他们走来，他没背相机袋，只是单手拿着相机和闪光灯，口袋里塞满一卷卷的底片、闪光灯炮及镜头。马丁·贝克以前在犯罪现场也见过这个人。
　　“错了，”他对勒恩说，“看来是报社的人先到。”
　　这位小报摄影师上前跟他们打招呼，并在两人走向门口时拍了张照片。同一份报纸的记者则站在台阶下，正在采访一名巡警。
　　“早啊，警官。”记者一看到马丁·贝克便说，“我大概不能跟你一起进去吧？　”
　　马丁．贝克摇摇头，跟着勒恩一起拾阶而上。
　　“至少跟我说几句嘛。”记者紧追不合地说。
　　“回头再说。”
　　马丁·贝克说完帮勒恩拉开门，关门时差点儿没撞到记者的鼻子，后者扮了个鬼脸。
　　警方的摄影师也到现场了，正背着相机袋站在死者房外。
　　走廊再过去一点儿，站着那个怪名字医生和第五分局派来的便衣探员。勒恩跟摄影师一起走进病房，让摄影师开始工作。马丁·贝克向走廊上那两个人走过去。
　　“怎么样？　”他问。
　　同样的老问题。
　　叫哈松的便衣挠挠脖子。
　　“我们跟走廊上大部分病人都谈过了，没人看到或听见任何动静。我正在问乌克……乌克……问这位医生，我们什么时候可以跟其他病人谈一谈。”
　　“你问过隔壁房的人吗？　”马丁·贝克问。
　　“问了，”哈松说，“而且所有病房都问过了，没人听见任何声响，不过这种旧大楼的墙都很厚。”
　　“我们可以等到他们吃早餐的时间。”马丁·贝克说。
　　医生没说什么，显然他不会说瑞典语。过了一会儿，他指着办公室用英文说：
　　“得走了。”
　　哈松点点头，穿木底鞋的卷毛医生便咚咚咚扬长离去。
　　“你认识尼曼吗？　”马丁·贝克问。
　　“不怎么认识，我从没在他的辖区工作过，不过我们常碰面，他在警界待了很久。十二年前我还是新手时，他已经是刑事警察了。”
　　“你知道有谁跟他很熟吗？　”
　　“去克拉拉问问吧，”哈松说，“他生病前就是在那儿工作的。”
　　马丁·贝克点点头，看看盥洗室门顶上的电子钟，四点四十五分。
　　“我大概会过去看一下。”他说，“反正目前我在这里没别的事可做。”
　　“去吧。”哈松说，“我会告诉勒恩你去哪儿了。”
　　马丁·贝克到外头深深吸了一口气，沁凉的夜清新而洁净，记者和摄影师已经不见踪影了，但巡警还站在台阶底下。
　　马丁·贝克朝他点点头，然后走向停车场。
　　过去十年来，斯德哥尔摩市中心起了极大的变化，整个地区夷平后重新建设，街道拓宽，公路四起。都市建设的目的在于尽可能地剥削土地的价值，而非创造一个有利于人类生活的环境。城中心不仅百分之九十的大楼被拆除掉，原有的街道设计更是彻底改动，破坏严重天然地形。
　　斯德哥尔摩的居民怅然痛心地看着耐用又无可取代的老公寓被一一铲平，换上了难看的办公大楼。他们无奈地目睹自己安居和工作的宜人环境被捣成瓦砾，不得不迁到遥远的郊区。
　　市中心变得震耳欲聋，几乎全被工地堵死，而新的斯德哥尔摩便从中慢慢茁壮成长，渐渐有了喧嚣宽阔的交通要道、闪亮崭新的玻璃建筑和钢铁大楼、硬实单调的水泥外貌，以及都市的荒漠冷寂。
　　在这狂乱的现代化过程中，似乎只有城里的警察局被完全忽略了。昕有市中心的警察局都十分陈旧破烂，而且大多因警力逐渐扩张而变得拥挤不堪。马丁·贝克正要去的这所位于里洁林街的第四分局，空间不足的问题就非常严重。
　　马丁·贝克在克拉拉警局前下出租车时，曙光已开始显露，太阳就快要升起了。天空见不到一丝云彩，看来今天虽冷，但应该会相当晴好。
　　他走上石阶推开大门，右手边是总机，目前看不到人，另一个柜台后方站着一名灰发的老警员。警员摊着早报，正趴着看报。见到马丁·贝克进来，老警员坐直身体摘下眼镜。
　　“是贝克警官啊，这么早就在忙啦。”他说，“我正在报上找尼曼组长的消息，听起来好像很恐怖。”
　　他又把眼镜戴上，舔湿大拇指，翻着报纸继续说：
　　“他们好像没来得及报道。”
　　“是啊，”马丁·贝克说，“我想他们是来不及。”
　　斯德哥尔摩的早报早早就付梓了，也许在尼曼遇害之前就已经准备发送报了。
　　马丁·贝克走过柜台进入值班室，里面没人，桌上放着早报、两个塞爆的烟灰缸和几个咖啡杯。他从审讯室的窗门看到值班警官正坐着盘问一名留着金色长发的年轻女人。警官看到马丁·贝克时，站起来跟女人说_　，几句话，然后走出小小的审讯室，关上门。
　　“嗨，”他说，“你要找我吗？　”
　　马丁·贝克在桌边坐下，把烟灰缸拿到面前，然后点根烟。
　　“我没想要找特定的人，”他说，“你有几分钟空闲吗？　”
　　“请等一下好吗？　”警官说，“我把这个女人转到刑事组去。”
　　他一溜烟跑掉，几分钟后跟一名巡警回来，从桌上拿起一个信封交给巡警。女人站起来把皮包甩到肩上，然后决速地朝门口走去。
　　“走吧，小伙子，”她头也不回地说，“咱们去兜兜风。”
　　巡警看看警官，警官耸耸肩，一脸好笑的表情。巡警戴上帽子，跟在女人后面出去了。
　　“她好像把这儿当她家。”马丁·贝克说。
　　“是啊，这不是她第一次来了，当然也不会是最后一次。”
　　警官在桌边坐下，开始把烟斗里的烟灰清到烟灰缸里。
　　“尼曼的遭遇太惨了。”他说，“到底是怎么回事？　”
　　马丁·贝克大略说了一下情形。
　　“唉，”警官说，“下这种毒手的人太丧心病狂了，可是为什么会挑上尼曼呢？　”
　　“你认识尼曼吧？　”马丁·贝克问。
　　“不是很熟，他不是那种跟别人嘻嘻哈哈的人。”
　　“他是被特别指派到这里的吧？　他什么时候到第四分局的？　”
　　“他们三年前给他一问办公室，那是一九六八年二月的事了。”
　　“他为人怎么样？　”马丁·贝克问。
　　警官把烟斗填满，点燃后才开始答话。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形容他，我想你也认识他吧？　他很有野心，非常顽固，没啥幽默感，观念也很保守。年轻同事虽然跟他没什么接触，不过都有点儿怕他。尼曼很严厉，不过我说过，我其实对他了解不深。”
　　“他在局里有没有交情好的朋友？　”
　　“在第四分局里倒没有，他跟我们的警员处得并不好，其他我就不知道了。”
　　警官想了一会儿，然后神秘而古怪地看着马丁·贝克。
　　“嗯……”他说。
　　“怎么了？　”
　　“我想他在总部应该还有朋友吧？　”
　　马丁·贝克没回答，反而问了另一个问题。
　　“敌人呢？　”
　　“不知道，也许有吧。不过在这儿应该没有，就算有也不至于想置他于——”
　　“你知道不知道他有没有受过威胁？　”
　　“不知道，这种话他不会对我倾诉的，而且——”
　　“而且什么？　”
　　“而且尼曼这种人不可能容许别人威胁他。”
　　审讯室里的电话响了，警官进去接电话，马丁·贝克走过去，手插口袋站在窗边。警局里很安静，唯一听得到的声音是警官的电话对谈，以及总机老警员的干咳声——也许楼下的缉捕小组会比较忙吧。
　　马丁·贝克突然觉得很累，眼睛因缺乏睡眠酸疼不已，喉咙也因抽太多烟而干得不得了。
　　看来这通电话要打很久，马丁·贝克呵欠连连地翻着早报，看看头条新闻，偶尔看一眼照片解说，不过都没读到心上。最后他合上报纸，走到审讯室敲敲窗。还在电话中的警官抬起头，马丁·贝克示意自己要走了，警官挥挥手，然后继续打电话。
　　马丁·贝克点起另一根烟，心不在焉地想，从昨天凌晨到现在的二十四个小时里，这应该是他的第五十根烟了吧。
　　　　　　　　　　　　　　　　第十章
　　如果你真的想被抓，就去杀警察吧。
　　这个法则放诸四海皆准，尤以瑞典为甚。瑞典的犯罪史上有许多悬而未决的谋杀案，但其中没有一起涉及弑警案。
　　只要有同事遇害，警方办起案来就似乎有如神助。平时抱怨的人力不足、援助短缺等问题，突然都不见了，他们可以火速动员几百名人力来调查一件通常最多由三四人承办的案子。
　　在警察头上动土的人，最后一定会被绳之以法。倒不是因为社会大众跟英国或社会主义国家一样，力挺捍卫法律秩序的人民保姆，而是因为这批警察首长的私人军队突然知道自己要什么了，更有甚者，他们还要得非常迫切。
　　马丁·贝克站在里洁林街上，享受清晨的舒爽。
　　他并没带枪，但外套右仂口袋里有一封警政署的信函，那是最近一份社会学研究的复印本，昨天他才在办公桌上看到的。
　　警方对社会学家很有意见——尤其最近几年他们开始大量研究警察的活动及态度问题之后——警方高层对他们的报告总是抱有极大怀疑。也许那些高宫发现，光是给那些搞社会学的人扣上共产党或破坏分子的帽子，是很难让自己站得住脚的。
　　社会学家还有什么事干不出来！　马尔姆督察最近才愤愤地破口大骂。马尔姆算是马丁·贝克的长官。
　　也许马尔姆说得对。社会学家什么点子都有，比如，他们宣称分数只要到达及格线，就可以进警校就读，而且斯德哥尔摩的巡警平均智商已经掉到九十三。
　　“胡说八道！　”马尔姆怒斥道，“完全是在胡说！　咱们的智商再低，也不会比纽约的警察还差！　”
　　马尔姆刚刚从美国考察回来。
　　马丁·贝克口袋里的那份报告提出了几项有趣的新发现，证实警务工作未必比其他职业危险，许多其他职业的风险反而比当警察高。建筑工人和伐木工人的工作风险就高出很多，更甭提码头的装卸工、出租车司机或家庭主妇了。
　　可是一般人都认为警察工作的危险『生特别高且特别辛苦，而且薪资偏低。没错，大家确实这么想，但那是因为其他职业所扮演的角色不像警察那样醒目，而且每天都必须经历一些风风雨雨。
　　报告中的数据充分，比如受伤的警员人数与每年遭警方凌虐的人数相比，前者简直无足轻重，诸如此类的。
　　这情形不仅见于斯德哥尔摩，以纽约为例，死于执勤的警察每年平均七名、出租车司机每月两人、家庭主妇每周一人，而失业人士则是平均一天一个。
　　对这些讨厌的社会学家而言，没有什么是值得尊重的。有一组瑞典社会学家甚至还拿英国警察开刀，说是因为英警没有配枪，所以才不像其他国家警察一样煽动暴力，所以他们也不用太得意。就连丹麦当局也发现了这项事实，因此警察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会获准携枪。
　　不过斯德哥尔摩的情形就不一样了。
　　昨天马丁·贝克看着尼曼的尸体时，突然开始思考这个研究报告。
　　现在他又在想那份报告了，马丁·贝克发现该研究的结论相当正确，更荒谬的是，他觉得那些结论跟他目前接管的这个谋杀案，有某种程度上的关联。
　　当警察并不危险，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