坏坯子 作者:[瑞典]马伊·舍瓦尔,佩尔·瓦勒-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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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他又在想那份报告了，马丁·贝克发现该研究的结论相当正确，更荒谬的是，他觉得那些结论跟他目前接管的这个谋杀案，有某种程度上的关联。
当警察并不危险，其实会造成危险的正是警察，不久前他才看过一具被屠杀的警察尸体。
马丁·贝克发现自己的嘴角竟然开始抽搐，有那么一会儿，他很想坐在里洁林街的台阶上放声大笑。这整件事实在太荒谬了。
他突然想到，自己最好回家拿枪。
他已经一年多没瞄准了。
一辆空出租车从斯蒂勒广场驶过来。
他挥手将车拦下。
黄色出租车身两边涂着黑色条纹，按以前规定，所有斯德哥尔摩的出租车都得漆成黑色，最近才放宽的。马丁·贝克坐进司机旁边的位子上。
“科曼街八号。”他说。
话才说完，马丁·贝克便认出了司机，他是那种在下班时间开车赚外快的警员。马丁·贝克会认出他纯属巧合。几天前他在中央车站外看到两个笨警察，把一个年轻的酒后驾车的司机从心平气和搞到暴跳如雷，最后这两人也失控了。眼前这位开车的司机就是两名笨警之一。
他年约二十五，极为饶舌。
这人大概是天生多嘴，加上他的正职不容他乱发牢骚，所以全倾诉给车里的客人了。
一辆卫生局的扫洒车暂时挡住他们的去路，兼差的巡警焦躁地看着一幅电影海报，那是理查德·阿滕伯勒的《里灵顿街十号》。
“《里灵顿街十号》？ ”他说，“这破片儿有什么好看的，还不是你杀我我杀你，惨不啦唧，一堆倒霉催的，没意思极了。”
马丁·贝克点点头。这位巡警显然没认出长官，以为他点头是表示赞同，随即又口若悬河地说：
“你知道吧，所有这些问题都是耶群外国人造成的。”
马丁·贝克没说话。
“不过也不能一竿自打翻一船人，那样做可不对。比如，跟我一起开这辆车的就是葡萄牙人。”
“哦？ ”
“是啊，你哪儿都找不到比他好的人了啦，人家工作努力又老实，而且开车技术一流！ 你知道为什么吗？ ”
马丁·贝克摇摇头。
“嘿，因为他在非洲开了四年坦克。葡萄牙有个叫安哥拉的地方在打仗，人家在那儿为了自由打得你死我活，可是瑞典这儿什么都不知道。这家伙，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四年里至少打死了几百个共产党。你在他身上，真可以看到军人钢铁般的纪律呢。人家工作一丝不苟给你做好，赚的钱比我认识的人都多。就算碰到喝醉酒的芬兰人，钱一厘也不会少赚。那些领社会福利的游民越来越多了。”
幸好这时车子停到马丁·贝克住的大楼外，他要司机等等，让他上楼回公寓一下。
那把七点六五毫米的沃尔特枪就放在书桌锁好的抽屉里，弹匣则放在另一间房的锁屉里。他把弹匣安装到枪上，在外套右袋又塞了一盒弹匣，然后翻找了五分钟，才在衣柜的一堆旧领带和T 恤中找到插枪用的肩套。
马丁·贝克回到街上，多话的巡警正靠在黄色出租车边愉快地哼歌。他客气地拉开门，坐进驾驶座，正想开口接着往下说，却被马丁·贝克打断了。
“请到国王岛街三十七号。”他说。
“可是那里是——”
“没错，是刑事组，麻烦你走斯克邦街过去。”
司机寺刻涨红睑，一路上一声都不敢吭了。
随他怎么说吧，马丁·贝克心想。斯德哥尔摩再不好，他还是深爱着这个城市。此时此刻也许是这个都市一天中最美的时候了，朝阳照射在斯多曼河上，水面舒缓而平静，全然感受不出都市的人口密集与杂乱。他年轻时——事实上，一直到不久前——都还可以在河里游泳。
城市码头边有艘旧的货运汽船，船上有高直的排气管，主杆上是黑色的桅木。这年头不太看得到这种东西了。一艘早班渡船驶过水面，船头顶出小小的浪花。马丁·贝克注意到烟窗上全熏黑了，旁边的名称也被白漆盖去，但他还是看得出上面写着“笛卡五号”。
“要收据吗？ ”司机在警局门外问。
“是的，谢谢。”
马丁·贝克走到凶杀组办公室，看了一些文件，打了几个电话，然后写了点儿东西。
一个小时后，他整理出尼曼的生平概略，一开始是这样写的：
斯蒂格·奥斯卡·埃米尔·尼曼
一九一一年十一月六日生于塞佛
父：奥斯卡·亚布拉罕·尼曼，伐木工工头。
母：卡林·玛丽亚·尼曼
教育：在塞佛上两年小学，两年初级学校，在亚曼上五年二级中学。
一九二八年进入职业步乓团士官学校一九三零年一等兵，一九三一年下士，一九三三年任巡警。
毕业后尼曼便成为警官了，一开始在瓦恩德担任副警长，然后在斯德哥尔摩当普通警员。三十年代大萧条时期，尼曼的军事背景大受青睐，很快获得升迁。
二次大战之初，尼曼重披军袍，而后得到晋升，接受了许多奇怪的特殊任务。战争后期，他被调到卡斯勃，一九四六年转到后备部队，一年后又重回斯德哥尔摩警界服务，担任巡警。
马丁·贝克看到他一九四九年时的履历，那时尼曼已经是副组长了，几年后便担任辖区的组长职务。
尼曼在不同时间曾调到市里不同辖区任职，中间偶尔因特殊任务而调回亚聂街的总局。
他大半生都在军警界服务，长久来仕途平顺，一直担任警界高层。
只是碍于环境，才无法更上层楼，成为常任的首都刑事组长。
什么环境？
马丁·贝克知道答案。
五十年代末期，斯德哥尔摩警方进行重整，开始采纳新的领导风格与新风气，军事化思维不再流行，反动的想法也不再珍贵。总部的变革多少对辖区发生影响，升迁不再会自动轮替，有些旧例也在民主意识抬头的气氛中消失了，许多人的仕途因此走到了尽头，看不到前程何在，尼曼便是其中之一。
马丁·贝克觉得六十年代前半期是斯德哥尔摩警政历史中极为璀璨光辉的一段。一切似乎都在进步，僵化与结党结派的歪风有望被合理的判断所取代，招募增员，就连与大众的关系也在改善当中。然而一九六五年国家化之后，这种良好风气便中断了，从此美景不再，所有善意的主张都被束之高阁。
然而对尼曼来说，这一切来得太迟了，他最后一次掌管辖区已经几乎是七年前的事了。
那时他的工作内容主要是民防工作。
他维护纪律的能力口碑绝佳，而且六十年代末期常有大型示威活动，警方常得频频向这位专家请教。
马丁·贝克挠挠脖子，看着自己写的几行笔记。
一九四五年结婚，子女二名，女儿安娜洛特生于
一九四九年，儿子斯特凡生于一九五六年。
因病于一九七零年提早退休。
他拿起圆珠笔写道：
一九七一年四月三日死于斯德哥尔摩。
马丁·贝克前后又念了一遍，看看时钟，六点五十八分。
不知勒恩那边进行得如何。
第十一章
城市慵懒地渐渐苏醒了。
贡瓦尔·拉尔森也一样，他醒来后，边打呵欠边伸懒腰，把汗毛丛生的大手往闹钟上一压，掀开毛毯，将两条毛腿晃到床外。
拉尔森披上浴袍，套好拖鞋，走到窗边看看天气。天气干爽晴朗，气温三十七度。他住的这片郊区叫波莫拉，这一带林了里有几栋很高的公寓大楼。
拉尔森照着镜子。镜里是个壮硕的金发男子，身高还是六央尺三英寸半没变，但现在已经胖到两百三十磅了。他每年都在增重，白色丝袍下已经不再是精实的肌肉了，不过他身材还不算走样，感觉比以前还要强壮。拉尔森盯着浓眉下那对漂亮的蓝眼珠几秒钟，然后用手指把金发梳到后边，张嘴检查一口结实的牙。
他从信箱邮递口抽出早报，走到厨房准备早餐。他泡了茶——叫Twinging的爱尔兰早餐茶——把面包烤上，然后煮了两颗鸡蛋。拉尔森拿出奶油、一些奶酪，以及三种不同口味的苏格兰果酱。
他一边吃早餐，一边翻报纸。
瑞典队在世界曲棍球冠军杯的表现一塌糊涂，经理、教练和球员公然互相指责，运动精神荡然无存。瑞典电视界也是斗争不断，中央管理阶层无所不用其极地干预各新闻频道。
拉尔森心想，啥事都要管的资本主义社会，最爱干这种电影审查的事了。
报上最大的一条新闻是：“读者有机会为三只斯堪森的熊宝宝命名”。一篇军方研究报告指出，四十岁的后备军人体能状态比十八岁的新兵好，不过这消息放在极不起眼的地方。在没人要看的文化栏里则有篇关于非洲罗德西亚的报道。
拉尔森边看报纸，边喝茶、吃鸡蛋，咬了六片烤面包。
拉尔森从没去过罗德西亚，但南非、塞拉利昂、安哥拉和莫桑比克倒去过很多次，当时他是船员，已经知道自己想干什么了。
他吃完饭、洗好碗，把报纸扔进垃圾桶里。由于今天是周六，铺床前他会先将床单换掉，然后仔细选妥今天要穿的衣服，整齐地摆在床上，脱下睡衣，淋浴。
拉尔森把自己的单身公寓打理得很有品位。家具、地毯、窗帘，从白色意大利皮拖鞋到旋转式诺曼地彩色电视，无一不是最高品质。
拉尔森是斯德哥尔摩制暴组的侦查员，他不可能再往上爬了。老实说，他没被炒鱿鱼已经算奇迹了。同事们觉得这人很怪，而且几乎没人喜欢他。他自己不仅憎恨身边的同事，还讨厌自己的家人以及他那上流社会的家庭背景。拉尔森的兄弟姐妹把他当成家族之耻，因为他老爱唱反调，更重要的是，他是警察。
拉尔森冲澡时，心里想着不知自己今天还能否活下去。
这没什么好触霉头的，拉尔森从八岁起，每天早上刷牙准备心不甘情不愿地上学时，就会想到同样的问题。
科尔贝里躺在床上做梦。这不是什么美梦，他以前就做过了，当他全身汗湿地从噩梦中醒来时，便会对葛恩说：
“抱抱我，我做了一个可怕的梦。”
跟他结婚五年的妻子葛恩便会揽住他，让他立即忘掉一切。
在梦里，他的女儿波荻在五层楼高的窗口边，他想跑到女儿身边，双褪却不听使唤，只能看着女儿慢动作一般从窗口慢慢往下掉，同时尖叫着对他伸手挥舞。科尔贝里拼命想抓住女儿，肌肉却完全不听使唤，他只能眼睁睁看女儿尖叫着往下坠。
他惊醒了，噩梦中的尖叫变成了闹钟的铃声，当他抬起头时，看到波荻就跨坐在他腿上。
小女孩儿正在看《猫咪游记》。其实她才三岁半，还不会看书，但这个故事葛恩和科尔贝里不知为她念了多少遍，三个人都已经能倒背如流了。科尔贝里听到女儿自顾自地低声念道：
“有个小老头长着蓝色的大鼻子，全身穿着白色的棉衣。”
科尔贝里关掉闹钟，波荻立刻停下来，用稚嫩的童声高嚷：“嗨！ ”
科尔贝里转头看着葛恩。葛恩还没醒，被子盖到她鼻尖，太阳穴旁的黑发微湿。科尔贝里用手指轻触妻子的双唇。
“嘘，”他低声说，“别吵醒妈妈，还有，不能坐爸爸腿上，会痛的。过来躺下。”
他挪出空间让小鬼钻到他和妈妈之间，波荻把书拿给他，头靠在他的腋弯里。
“念！ ”她命令说。
科尔贝里把书放到一边。
“不行，现在不行。”他说，“你去拿报纸了吗？ ”
小女孩儿从他肚子爬过去捡起放在床边地上的报纸，科尔贝里边唉哟边感叹地把女儿抱起来放回他跟老婆之间，然后打开报纸阅览。他一口气看到十二版的国际消息，这时波荻插嘴了。
“爸爸？ ”
“嗯。”
“约阿希姆太坏啦。”
“嗯。”
“他把布布拿下来抹墙，抹整片墙呢。”
科尔贝里放下报纸，又感叹起来。他下床走到育儿室，快满一岁的约阿希姆正站在婴儿床里，他一看到爸爸，就放开扶栏，一屁股坐到枕头上。波荻说得一点儿都不夸张。
科尔贝里把儿予夹到臂弯下，带到浴室用莲蓬头彻底清洗了一番，然后拿毛巾将他裹好，走回房间放到还在睡梦中的葛恩身旁。他把被单和睡衣洗好，清理婴儿床和壁纸，然后拿片干净的尿布和防水裤。这期间波荻在旁边跟前跟后，她很高兴这次爸爸是生弟弟的气，而不是她，因此不时跟着敲边鼓数落弟弟的不是。等科尔贝里清理完毕后，已经是七点半了，再睡回笼觉也没意思了。
一走进卧室，科尔贝里的心情便开始好转。葛恩醒了，正在逗约阿希姆玩。她屈膝把儿子抱在手里，让孩子在她腿上玩云霄飞车。葛恩是个迷人漂亮、智慧与幽默兼备的女人，是科尔贝里想要的梦中情人。虽然科尔贝里一生交过不少女友，但到了四十一一还是光棍一个，当时他对结婚一事已不存指望了。
葛恩比他小十四岁，但一切的等待都是值得的。他们的关系从一开始就很单纯、亲密而直接。
葛恩对他微微一笑，抱起咯咯笑个不停的儿子。
“嗨，”她说，“你已经帮他洗过澡啦？ ”
科尔贝里把刚才的悲惨经历说了一遍。
“可怜的家伙，过来躺一下吧。”她说，然后瞥了一眼时钟。
“还有时间嘛。”
其实科尔贝里已经没时间了，不过他很容易被老婆说服，便顺势躺了下来，把手臂枕到葛恩颈下。可是没一会儿他又爬起来，把约阿希姆放到床垫上。床垫已经干得差不多了，他帮儿子包好尿片，套上绒布连身衣，往婴儿床里扔了几个玩具，然后回到葛恩身边。波荻还坐在客厅的地毯上玩她的玩具。
过了一会儿，波荻跑进来看着夫妻俩。
“骑马。”她高兴地说，“爸爸当马。”
她想爬到爸爸背上，不过被她爸赶走，他还关上了门。之后两个小孩儿就很久没来吵他们了。两人亲热完后，科尔贝里在妻子的怀里再次睡去。
科尔贝里走过马路取车时，斯卡玛布林地铁站的钟已指着八点二十三分了。科尔贝里上车前转身对站在厨房窗口的葛恩和女儿挥手告别。
他不用开车进城去瓦斯贝加大道，如果绕道渥斯塔和杜松棱市的话，可以避开最容易塞车的地段。
科尔贝里边开车边荒腔走板地用口哨大声吹着爱尔兰民谣。
阳光晴和，空中飘着春天的气息，花园里的番红花和万年青正在盛开，科尔贝里的心情好极了。运气好的话，今天可以早早收工，下午便溜回家算了。葛恩要去名品酒店买些好东西，等孩子们就寝后，他们再一起共进晚餐。结婚五年，他们还是觉得两人一起在家做顿好饭，坐下来慢慢吃饭喝酒聊天，是欢度夜晚的最佳方式。
科尔贝里酷爱美食醇酒，几年下来，肚子也多了一小圈肥肉，不过他喜欢称之为“中段”。你若以为发胖会让他身手变得迟钝，那可就大错特错了。科尔贝里的动作依然矫健，身手灵活，当年在伞兵部队里学来的本领和技巧一项也没忘。
他停止吹口哨，开始思索一个过去几年来一直在盘算的问题。他越来越不喜欢自己的工作了，很想辞职不干。这问题本来就不好解决，加上去年他被升为副组长，加了薪，问题就更麻烦了。一个四十六岁的警局副组长是很难更换跑道、找到同样高薪的职业的。葛恩一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