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习录-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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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上
心即是理
——徐爱录
徐爱（公元1488——1518年），字曰仁，号横山。浙江余杭人，王阳明
的妹夫，也是阳明先生的第一位学生。曾任南京工部郎中。王阳明痛惜其英
年早逝，曾叹曰：“曰仁殁，吾道益孤，至望原静者 （陆澄）不浅。”参看
《明儒学案》卷十一。
先生于《大学》“格物”诸说，悉以旧本为正，盖先儒所谓误本者也。
爱始闻而疑，已而殚精竭思，参互错综，以质于先生。然后知先生之说，若
水之寒，若火之热，不事边幅。人见其少时豪迈不羁，又尝泛滥于词章，出
人二氏之学。骤闻是说，皆目以为立异好奇，漫不省究。不知先生居夷三载，
处困养静，精一之功，固已超入圣域，粹然大中至正之归矣。爱朝夕炙
门下，但见先生之道，即之若易，而仰之愈高；见之若粗，而探之愈精；就
之若近，而造之愈益无穷。十余年来，竟未能窥其藩篱。世之君子，或与先
生仅交一面，或犹未闻其謦咳，或先怀忽易愤激之心，而遽欲于立谈之间，
传闻之说，臆断悬度，如之何其可得也？从游之士，闻先生之教，往往得一
而遗二，见其牝牡骊黄而弃其所谓千里者。故爱备录平日之所闻，私以示夫
同志，相与考而正之，庶无负先生之教云。门人徐爱书爱问：“‘在亲民’，
朱子谓当作 ‘新民’，后章‘作新民’之文，似亦有据。先生以为宜从旧本
作 ‘亲民’，亦有所据否？”
先生曰：“‘作新民’，之‘新’是自新之民，与‘在新民’之‘新’
不同，此岂足为据？‘作’字却与‘亲’字相对，然非‘新’字义。下面‘治
国平天下’处，皆于 ‘新’字无发明。如云‘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小人乐
其乐而利其利’、 ‘如保赤子’、‘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
民之父母’之类，皆是 ‘亲’字意。‘亲民’犹如《孟子》‘亲亲仁民’之
谓， ‘亲之’即‘仁之’也。‘百姓不亲’，舜使契为司徒，‘敬敷五教’，
所以亲之也。 《尧典》‘克明峻德’使是‘明明德’，‘以亲九族’至‘平
章’、 ‘协和’便是‘亲民’，便是‘明明德于天下’。又如孔子言‘修己
以安百姓’， ‘修己’便是‘明明德’，‘安百姓’便是‘亲民’。说‘亲
民’便是兼教养意，说 ‘新民’便觉偏了。”
爱问：“‘知止而后有定’，朱子以为事事物物皆有定理，似与先生之
说相戾。”
先生曰：“于事事物物上求至善，却是义外也。至善是心
之本体，只是明明德到至精至一处便是。然亦未尝离却事物。本注所谓
‘尽夫天理之极，而无一毫人欲之私’者得之。”
爱问：“至善只求诸心，恐於天下事理，有不能尽。”
先生曰：“心即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
爱曰：“如事父之孝，事君之忠，交友之信，治民之仁，其间有许多理
在，恐亦不可不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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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叹曰：“此说之蔽久矣，岂一语所能悟。今姑就所问者言之。且如
事父，不成去父上求个孝的理；事君，不成去君上求个忠的理；交友、治民，
不成去友上、民上求个信与仁的理。都只在此此纯乎天理之心，发之事父便
是孝，发之事君便是忠，发之交友、治民便是信为仁。只在此心去人欲、存
天理上用功便是。”
爱曰：“闻先生如此说，爱已觉有省悟处。但旧说缠于胸中，尚有未脱
然者。如事父一事，其间温清定省之类，有许多节目，不亦须讲求否？”
先生曰：“如何不讲求？只是有个头脑。只是就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
讲求。就如讲求冬温，也只是要尽此心之孝，恐怕有一毫人欲间杂。只是讲
求得此心。此心若无人欲，纯是天理，是个诚于孝亲的心，冬时自然思量父
母的寒，便自要求去个温的道理；夏时自然思量父母的热，便自要去求个清
的道理，这都是那诚孝的心发出来的条件。却是须有这诚孝的心，然后有这
条件发出来。譬之树木，这诚孝的心便是根，许多条件便是枝叶。须先有根，
然后有枝叶。不是先寻了枝叶，然后去种根。《礼记》言‘孝子之有深爱者，
必有和气。有和气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须有是个深爱做
根，便自然如此。”
郑朝朔问：“至善亦须有从事物上求者？”
先生曰：“至善只是此心纯乎天理之极便是。更于事物上怎生求？且试
说几件看。”
朝朔曰：“且如事亲，如何而为温清之节，如何而为奉养之宜，须求个
是当，方是至善。所以有学问思辨之功。”
先生曰：“若只是温清之节，奉养之宜，可一日二日讲之而尽，用得甚
学问思辨？惟于温清时也只要此心纯乎天理之极，奉养时也只要此心纯乎天
理之极，此则非有学问思辨之功，将不免于毫厘千里之缪。所以虽在圣人，
犹如 ‘精一’之训。若只是那些仪节求得是当，便谓至善，即如今扮戏子扮
得许多温情奉养的仪节是当，亦可谓之至善矣。”
爱于是日又有省。
爱因未会先生知行合一之训，与宗贤、惟贤往复辩论，未能决。以问于
先生。
先生曰：“试举看。”
爱曰：“如今人尽有知得父当孝、兄当弟者，却不能孝，却不能弟。便
是知与行分明是两件。”
先生曰：“此已被私欲隔断，不是知行的本体了。未有知而不行者。知
而不行，只是未知。圣贤教人知行，正是要复那本体。不是着你只恁的便罢。
故《大学》指个真知行与人看，说‘如好好色’，‘如恶恶臭’。见好色属
知，好好色属行。只见那好色时已自好了，不是见了后又立个心去好，闻恶
臭属知，恶恶臭属行。只闻那恶臭时已自恶了，不是闻了后别立个心去恶。
如鼻塞人虽见恶臭在前，鼻中不曾闻得，便亦不甚恶。亦只是不曾知臭。就
如称某人知孝、某人知弟，必是其人已曾行孝行弟。又如知痛，必已自痛了，
方知痛。知寒，必已自寒了。知饥，必已自饥了。知行如何分得开？此便是
知行的本体，不曾有私意隔断的。圣人教人，必要是如
此，方可谓之知。不然，只是不曾知。此却是何等紧切着实的功夫！如
今苦苦定要说知行做两个，是甚么意？某要说做一个，是甚么意？若不知立
言宗旨，只管说一个两个，亦有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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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曰：“古人说知行做两个，亦是要人见分晓。一行做知的功夫，一行
做行的功夫，即功夫始有下落。”
先生曰：“此却失了古人宗旨也。某尝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
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会得时，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
行，已自有知在。古人所以既说一个知，又说一个行者，只为世间有一种人，
懵懵懂懂的任意去做，全不解思惟省察，也只是个冥行妄作，所以必说个知，
方才行得是。又有一种人，茫茫荡荡悬空去思索，全不肯着实躬行，也只是
个揣摸影响，所以说一个行，方才知行真。此是古人不得已补偏救弊的说话。
若见得这个意时，即一言而足。今人却就将知行分作两件去做，以为必先知
了，然后能行。我如今且去讲习讨论做知的工夫，待知得真了，方去做行的
工夫。故遂终身不行，亦遂终身不知。此不是小病痛，其来已非一日矣。某
今说个知行合一，正是对病的药，又不是某凿空杜撰。知行本体原是如此。
今若知得宗旨时，即说两上亦不妨，亦只是一个。若不会宗旨，便说一个，
亦济得甚事？只是闲说话。”
爱问：“昨闻先生‘止至善’之教，已觉功夫有用力处。但与朱子‘格
物’之训，思之终不能合。”
先生曰：“‘格物’是‘止至善’之功。既知‘至善’即知‘格物’矣。”
爱曰：“昨以先生之教推之‘格物’之说，似乎亦见得大略。但朱子之
训，其于《书》之‘精一’，《论语》之‘博
约’，《孟子》之‘尽心知性’，皆有所证据，以是未能释然。”
先生曰：“子夏笃信圣人，曾子反求诸己。笃信固亦是，然不如反求之
切。今既不得于心，安可狃于旧闻，不求是当？就如朱子京尊信程子，至其
不得于心处，亦何尝苟从？ ‘精一’、‘博约’、‘尽心’本自与吾说吻合，
但未之思耳。朱子 ‘格物’之训，未免牵合附会，非其本旨。精是一之功，
博是约之功。曰仁既明知行合一之说，此可一言而喻。 ‘尽心知性知天’是
‘生知安行’事，‘存心养性事天’是‘学知利行’事，‘夭寿不贰，修身
以俟’是 ‘困知勉行’事。朱子错训‘格物’，只为例看了此意，以 ‘尽心
知性’为 ‘格物知至’，要初学便去做‘生知安行’事如何做得？”
爱问：“‘尽心知性’何以为‘生知安行’？”
先生曰：“性是心之体，天是性之原。尽心即是尽性。‘惟天下至诚为
能尽其性，知天地之化育。’ ‘存心’就是没有尽心。‘知天’的知犹如知
州、知县的 ‘知’，是自己分上事，己与天为一。‘事天’如子之事父、臣
之事君，须是恭敬奉承，然后能无失。尚与天为二，此便是圣贤之别。至于
‘夭寿不贰’其心，乃是教学者一心为善，不可以穷通夭寿有个命在，我亦
不必以此动心。 ‘事天’，虽与天为二，已自见得个天在面前。 ‘俟命’便
是未曾见面，在此等候相似，此便是初学立心之始，有困勉的意在。今却倒
做了，所以使学者无下手处。”
爱曰：“昨闻先生之教，亦隐隐见得功夫须是如此。今闻此说，益无可
疑。爱昨晓思 ‘格物’的‘物’字，即是‘事’字，皆从心上说。”
先生曰：“然。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本体便是知，
意之所在便是物。如意在于事亲，即事亲便是一物；意在于事君，即事君便
一物；意在于视、听、言、动，
即视、听、言、动便是一物。所以某说无心外之理，无心外之物。《中
庸》言 ‘不诚无物’，《大学》 ‘明明德’之功，只是个诚意，诚意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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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个格物。”
先生又曰：“‘格物’如孟子‘大人格君心’之‘格’，是去其心之不
正，以全其本体之正。但意念所在，即要去其不正，以全其正，即无时无处
不是存天理，即是穷理。‘天理’即是‘明德’，‘穷理’即是‘明明德’。”
又曰：“知是心之本体，心自然会知。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见孺
子人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若良知之发，更无私意障碍，
即所谓 ‘充其恻隐之心，而仁不可胜用矣。’然在常人，不能无私意障碍，
所以须用 ‘致知’‘格物’之功，胜私复理。即心之良知更无障碍，所以充
塞流行，便是致其知。知致则意诚。”
爱问：“先生以‘博文’为‘约礼’功夫，深思之，未能得，略请开示。”
先生曰：“‘礼’字即是‘理’字。‘理’之发见可见者谓之‘文’，
‘文’之隐微不可见者谓之‘理’，只是一物。‘约礼’只是要此心纯是一
个天理。要此心纯是天理，须就 ‘理’之发见处用功。如发见于事亲时，就
在事亲上学存此天理；发见于事君时，就在事君上学存此天理；发见于处富
贵、贫贱时，就在处富贵、贫贱上学存此天理；发见于处患难、夷狄时，就
在处患难、夷狄上学存此无理。至于作止语默，无处不然，随他发见处，即
就那上面学个存天理。这便是博学之于文，便是约礼的功夫。 ‘博文’即是
‘惟精’，‘约礼’即是‘惟一’。”
爱问：“‘道心常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听命’，以先生精一之训推之，
此语似有弊。”
先生曰：“然。心一也。未杂于人谓之道心，杂以人谓之人心，人心之
得其正者即道心，道心之失其正者即人心，初非有二心也。程子谓人心即人
欲，道心即天理，语若分析，而意实得之。今曰道心为主，而人心听命，是
二心也。天理人欲不并立，安有天理为主，人欲又从而听命者？”
爱问文中子、韩退之。
先生曰：“退之，文人之雄耳。文中子，贤儒也。后人徒以文词之故，
推尊退之，其实退之去文中子远甚。”
爱问：“何以有拟经之失？”
先生曰：“拟经恐未可尽非。且说后世儒者著述之意与拟经如何？”
爱曰：“世儒著述，近名之意不无，然期以明道。拟经纯若为名。”
先生曰：“著述以明道，亦何所效法？”
爱曰：“孔子删述六经以明道也。”
先生曰：“然则拟经独非效法孔子乎？”
爱曰：“著述即于道有所发明，拟经似徒拟其迹，恐于道无补。”
先生曰：“子以明道者，使其反朴还淳而见诸行事之实乎？抑将美其言
辞而徒以于世也？天下之大乱，由虚文胜而实行衰也。使道明于天下，
则六经不必述。删述六经，孔子不得已也。自伏羲画卦，至于文王、周公，
其间言 《易》，如《连山》、《归藏》之属，纷纷籍籍，不知其几，《易》
道大乱。孔子以天下好文之风日盛，知其说之将无幻极，于是取文王、同公
之说而赞之，以为惟此为得其宗。于是纷纷之说尽废，而天下之言 《易》者
始一。《书》、《诗》、《礼》、《乐》、《春秋》皆然。《书》自《碘》、
《谟》以后，《诗》自二南以降，如
《九丘》、《八索》，一切淫哇逸荡之词，盖不知其几千百篇。《礼》、
《乐》之名物度数，至是亦不可胜穷。孔子皆删削而述正之，然后其说始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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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书》、《诗》、《礼》、《乐》中，孔子何尝加一语。今之《礼记》诸
说，皆后儒附会而成，已非孔子之旧说。至于《春秋》，虽称孔子作之，其
实皆鲁史旧文。所谓 ‘削’者，削其繁，是有减无增。孔子述六经，惧繁文
之乱天下，惟简之而不得。使天下务去其文以求其实，非以文教之也。 《春
秋》以后，繁文益盛，天下益乱。始皇焚书得罪，是出于私意，又不合焚六
经。若当时志在明道，其诸反经叛理之说，悉取而焚之，亦正暗合删述之意。
自秦汉以降，文又日盛，若欲尽去之，断不能去。只宜取法孔子，录其近是
者而表章之，则其诸怪悖之说，亦宜惭渐自废。不知文中子当时拟经之意如
何，某切深有取于其事。以为圣人复起，不能易也。天下所以不治。只因文
盛实衰。人出己见，新奇相高，以眩俗取誉。徒以乱天下之聪明，涂天下之
耳目，使天下靡然争务修饰文词，以求知于世，而不复知有敦本尚实、反朴
还淳之行，是皆著述有以启之。”
爱曰：“著述亦有不可缺者，如《春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