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41-神秘帝国-第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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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败笔之一。
1950年，一群美英科学家在马里兰银泉市物理学家詹姆斯·冯·艾伦家中进行的一次讨论，这次讨论诞生了科研卫星计划。这些科学家热衷于绕地球飞行的太空研究，提出在1957到1958年进行一次国际科学大会，会议时间正好与罕见的太阳活动同时，而且这将是自1932年“国际极年”后25年来的首次全球性的大会。在冯·艾伦家中的提议最终得到国际科学协会理事会67个国家的赞同，选定1957…1958年为新一轮合作研究时期，被称做“国际地球观测年（IGY）”。1952年，一些曾聚集在冯·艾伦家中的空间科学家们建议将发射一颗科研卫星作为IGY的主要目标之一。在1954年10月罗马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在获得苏美两国科学家同意后，国际理事会批准了此项目。
随后的1954至1955年间，集中全美科技经营的国家科学院与1950年成立的独立政府机构国家科学基金会合作，促使白宫批准了民用卫星计划。政府支持这个项目，但并非出于科学家们提出的那些高尚的理由。对于白宫和五角大楼来说，科研卫星似乎是实现数个国家安全目标的不错途径，即在太空击败苏联，证明对太空的利用将依据空间自由原则。
基利安工作组在1955年2月的报告中明确地概述了利益所在。这份保密报告的第五部分是关于情报问题的，埃德温·兰德的特别工作组估算了卫星的可能用途：“我们确信，小型廉价的卫星具有多种与情报相关的重要用途。第一，仔细观察卫星的运转可以直接了解许多外太空状况、地球形态和引力场具体的相关信息。这些信息对设计、操纵远程弹道导弹都是非常必要的，对于设计大型侦察卫星也是大有裨益的。第二，哪怕一颗轻量级的卫星也可以改造成拓展型的系统（像弹簧床垫一样），成为极高频无线电和雷达信号的反射体。可以相信，这在通讯和情报上也大有用处。第三，世界将赋予第一个发射人造地球卫星的国家以新的威望，显然这种威望需要被给予美国而不是苏联。而且，一颗小卫星尽管不能成为侦察设备如照相机等有效载体，但它却使我们成为属于全人类的太空空间的开发者和建设者。”
第五部分以一组共12条建议作结。包括：对情报的需求要求美国立即开始将小型人造卫星送入绕地球轨道的行动。大型侦察卫星的建造须推迟，直到能够适当解决情报收集和传输系统及能源供应等极端棘手的技术问题，同时应等到洲际弹道导弹火箭推进系统充分发展之后才能进行。研究发展大型卫星的主要目标应是有选择性地持续侦察，并且要能提供可以辨认出地面物体（飞机、火车、建筑等）的图片信息。
尽管这些观点对他们来说，仍然很新鲜，但政府官员们还是支持了建造民用卫星的提议，同时谨慎地向公众掩饰他们真正的兴趣所在。决定性的时刻于1955年5月26日周四来临，艾森豪威尔总统主持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与会者包括：副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国防部长查尔斯·威尔逊、中情局的艾伦·杜勒斯和一组最高级军官。卫星研究计划是议事日程上的核心议题，在标注为“NSC5520”的指导声明草稿中有清楚表述。差不多一个月后，艾森豪威尔总统就要去日内瓦参加四国裁军高峰会，并在会场上宣布“开放天空”提议。表面上这是在为全人类利益发射科研卫星，但肯定掺杂了艾森豪威尔想要在日内瓦抢占精神领袖地位的想法。
那份保密的指导文件列举了一大堆同意卫星计划的理由，包括：五角大楼预测，通过改造现有的火箭零件，到1957和1958年，就能将一颗5～10磅重的卫星送进轨道。文件重新提出基利安委员会的建议，并指出，据说苏联科学家们正在研制卫星。文件还强调，第一个探索太空的国家将获得潜在的“威望和心理效应”。“先进技术的展示，及其与洲际弹道导弹技术明显的关系，都将对自由世界国家对抗共产主义威胁的政治决心产生重要影响，尤其是在苏联可能抢先发射卫星的情况下。”
负责战争心理研究的总统助理纳尔逊·洛克菲勒在附于NSC550的信中，直言不讳地强调了这一点。那封信在理事会成员中广为传阅，洛克菲勒写道：“国际威望是这一竞赛的赌注，因此，我们输不起这场比赛。”
指导文件清楚地说明，民用卫星具有潜在的军事和情报价值：“从军事立场来讲，参谋长联席会议相信，获得情报的目的足以成为进行大型侦察卫星项目研究的理由。小型科研卫星不能负载侦察设备，因此没有直接的潜在情报价值，但它确实能表明实现大型侦察卫星的技术性进步。况且，只要小科研卫星计划不妨碍大型卫星的发展，它就有助于实现这一目标。”
负责研究工作进展情况的国防部副部长唐纳德·夸尔斯向艾森豪威尔总统和理事会成员描述了卫星计划。总统从某个角度认识到，卫星是小事，但如果它最终确立起侦察模式，整个国家就将进入“大事时代”。
美国驻联合国首席代表亨利·卡伯特·洛奇警告说，在处理这个项目的声明方面，政府必须小心谨慎。显而易见，他在担心，如果政府表现出将太空项目军事化的意图，世界舆论将对华盛顿不利。夸尔斯向洛奇保证，托国际地球观测年之福，美国将不会遭到任何批评。
讨论结束后，艾森豪威尔总统请他的助手们提出对项目的反对意见，并没有任何人提出异议。在艾伦·杜勒斯强调了卫星项目的重要性之后，再没有人会误解卫星对于情报收集的潜在意义。于是，国家安全委员会顺利通过此项提案。次日，总统也正式批准了这个项目。但最终只要求发射六颗卫星，还必须建造全球追踪地面站。
正如洛奇所提到的那样，如何向公众解释这个项目都是一件极困难的事。洛克菲勒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提议：在联合国宣布此事，应与指导文件中“美国必须说明项目的和平目的”保持一致。但最后，白宫被选为宣布地点。1955年7月29日，星期五，在一次有许多卓越科学家出席的白宫记者招待会上，政府公布了卫星项目。白宫新闻发言人詹姆斯·海格里告诉记者们：“现在，我代表总统宣布，总统已批准我国开始进行无人驾驶环绕地球小型人造卫星的研究项目，作为美国参与国际地球观测年活动的一部分……这个项目将有史以来第一次，使全世界的科学家们都能对地球大气层外的区域进行持续观测。总统对此非常满意。美国计划为全球科学家们提供这次对科学发展来说，重要的、罕有的良机。”
当海格里被问到，这个项目是否与五角大楼将启动的任何卫星计划相关联时，他回答说：“国防部与这个项目惟一的联系是将这些卫星送上天空。”此语一出，很快引起了全国关注。7月30日，《纽约时报》用头版大标题宣称“美计划发射地球卫星至200～300英里外太空，世界将获得科研数据”。另一篇关于卫星科研目的的头版报道出自安东尼·勒维奥，勒维奥指出它无法实现的两种功能：
“在收集陆地数据方面，它毫无用处，而这些数据或许可用于艾森豪威尔总统审查美苏军事组织的日内瓦计划。
“它不能投掷核武器之类的东西，用来对抗敌国。”
现在，美国的声望在很大程度上必须依赖太空竞争了。政府必须研制出能将美国卫星送入轨道的火箭，令人费解的是，它尚无任何明确的计划。更糟糕的是，白宫过分强调研制卫星的和平目的，五角大楼又不愿从导弹计划中抽出资金，从而使政府错过了推出最优秀的运载火箭——“亚特拉斯”的最佳时机。喷气推进实验室的荷马·斯图尔特主持的火箭选择调查给出了一份有严重缺陷的调查报告，这一失误粉碎了美国赶在苏联之前发射卫星的想法。
斯图尔特委员会有三种选择。空军极不情愿地提议使用“亚特拉斯”，但解释说，那将抽调出他们用来制造导弹的工程师，而他们的主要目标是导弹而非卫星推进器。而且对这两者的功能要求并不一致。导弹需要有导航系统，以引导导弹击中目标，它虽然比卫星推进器的功率小，但要求更精确。“亚特拉斯”必须配置两节甚至是三节火箭引擎，才能达到发射有效载荷到达太空的速度要求。直到1955年夏天，空军还不能保证到1958年底，将“亚特拉斯”试验完毕，交付使用。
而陆军和海军也都有它们自己的战后导弹计划。陆军提供的“红石”火箭是50年代初，冯·布劳恩及其团队用完V…2火箭后，在阿拉巴马州亨茨威尔镇的陆军导弹中心研制出来的。“红石”是液体燃料推进火箭，比V…2的功率大30％左右，且轻得多。它与后来将美国人送上月球的“土星”火箭属同一系列，理论上，“红石”是能够将一颗小卫星送入轨道的。于是，在1954年，以一项类似计划为基础，海军研究局和“红石”兵工厂提出了一个联合卫星计划。该计划被称为“人造卫星”。
第四部分第十章 实用主义（3）
海军则极力说服斯图尔特委员会选择它的“海盗”火箭。1946年底，海军研究实验所与格林·L。马丁公司签约，制造能将科研器材运载到太空的火箭。1949年5月3日，第一枚“海盗”发射成功，升入到50英里的高空。但它和“红石”一样，也需要补充节数以达到速度方面的要求。8月3日，斯图尔特委员会分组投票，最终选择了“海盗”。亨茨威尔镇的陆军小组对此提出了强烈的反对意见，陆军研究和发展部军需总助理莱斯利·西蒙陆军上校在8月15日的一份备忘录里抱怨说，“海盗”计划错误百出，且高估了该火箭的条件。而如果五角大楼采用了陆军的提议，只要经过简单改造，“红石”就可以立即投入使用。
亨茨威尔镇陆军小组的请求没有奏效。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空间竞赛年表编者沃尔特·麦克道尔在1985年出版的《天与地》一书中指出，没有选冯·布劳恩的火箭是为了避免与纳粹科技的关联。他猜测，政府不想给苏联人妨碍美国空军卫星自由运行的借口。麦克道尔说，华盛顿对冯·布劳恩的参与非常敏感，当“木星－C”（其中一枚“红石”火箭，用于试验新发明的能重返大气层的导弹鼻锥体）后来被公之于众时，军队视察员专程赶到卡纳维埃拉尔角，以确定海军并未被那些德国人包围。陆军统帅部担心，如果冯·布劳恩给火箭多装几节，它就可以把鼻锥体送入轨道。
对德国人心存戒备或许有利于搞好外交，但否决“红石”则是对陆军火箭显见的技术优势的漠视。当被命名为“先锋计划”的海军项目举步维艰时，“红石”则进展迅速，发射卫星似乎指日可待。1956年9月，一枚“木星－C”被发射升空，创下了682英里的高度记录。在前面加上推力极大的一节火箭后，它就很可能到达轨道。相反，“先锋”却被种种问题所困扰，其出乎意料的高耗费很快就让五角大楼兴味索然。国防部还有一个长长的购买导弹、轰炸机和导弹运载核潜艇的清单，因而，国防部对资助一项民用卫星计划并不太感兴趣，即使它有很重要的军事意义。1955年底，“先锋”主要承建者格林·L。马丁公司将许多顶级火箭工程师从巴尔的摩调到丹佛，进行利润更大的“提坦”导弹项目。此时，“先锋”的困境已是不言自明了。
1956年，“先锋”远远落在预定日期之后的证据愈来愈多。中情局报告说苏联太空计划进展迅速，将可能提前发射卫星，政府此时却被海军火箭弄得进退维谷。回顾那些文件记载，不难看出，即使对在太空独占鳌头的潜在宣传价值有过许多重要讨论，大多官员还是没有认识到，如果苏联获得胜利，对美国将造成重创。实际上，政府中的多数人似乎有一种错觉，即美国正进行一次伟大的科学试验，而非与苏联人一争高下。
当然，亦有例外。1956年4月底，白宫国防动员署的助理威廉姆·Y。艾略特向艾森豪威尔总统的高级助理提交了一份报告。他指出，在计划于1957年1月进行的试验中，在“红石”上绑上一颗卫星“将对国家大有裨益”。此报告是科学顾问委员会国防动员署的执行秘书大卫·贝克勒提出的。在给总统特别助理威廉姆·H。杰克逊的备忘录中，艾略特说，贝克勒刚视察过“先锋”试验基地归来，他“感觉海军将远落后于预定时间，这使我们产生严重的心理挫败感”。
以国防部对苏联在空间竞赛中可能取得胜利的忧虑为证，艾略特告诉杰克逊：“我相信你很清楚，国家很看重卫星准时升空在心理上的意义，特别是相比苏联体制的能力而言，它也与我们的中程弹道导弹的制造能力有显著关系。”
但多数情况下，惯性常识总是让远见卓识者备受其害。1956年6月22日，就计划进展中的一些问题，荷马·斯图尔特向唐纳德·夸尔斯进言，称海军研究实验缺少能制定详细计划、协调此工程签约公司关系的合格的技术专家。但斯图尔特对这些“无关紧要的拖延”颇不以为然，并重申他认为“先锋”能在1958年国际地球观测年最后期限前完成。他又一次否决了转向“红石”的想法，尽管他知道到1957年1月，按计划17磅重的卫星就必须得送入轨道。
政治嗅觉极其迟钝的他还提醒夸尔斯，在1957年头几周成功发射卫星的想法是个严重的错误。“这样的飞行并不能实现我国对国际地球观测年所负有的责任，因为本应该早就已经完成了。”斯图尔特写道，“而目前，我们还没有能追踪和观测其结果的适当的科学仪器。此外，任何有关这样一次飞行的宣扬（或更糟的是，若无事先声明，任何有关此信息的泄漏）都将严重动摇美国当前在国际地球观测年中强大的精神地位，而正是由于在‘先锋’上的公开公正的行动才赢得此地位。”
几周后，五角大楼高级导弹顾问E。V。默弗里向国防副部长鲁本·B。小罗伯逊陈述了同样的意见：“在1957年8月前，‘先锋’小组确实无法实现发射卫星的首次尝试，但是，作为一次无后继计划的孤立行动，即使陆军弹道导弹部门能赶在1957年1月发射卫星，意义也不大。”1957年春，一些致力于“先锋”计划的科学家在众议院分委会面前承认计划的延迟。当他们的证实在5月19日被分委会公开时，《纽约时报》的约翰·W。菲内瑞报道说，发射时间已从计划的9月推迟到下年春季。在那篇头版报道中他还说：“由于如此多的不确定性因素，科学家们至今尚无肯定答案，这颗卫星何时才能被发射出去，开始它在太空的环游世界之旅。”
几周后，苏联人欢天喜地地宣告说他们的卫星计划进展神速。5月底，苏联科学院院长亚历山大·尼斯梅亚诺夫宣布，苏联科学家们“已制造出火箭及所有解决人造地球卫星问题所需的仪器和设备”。6月10日，尼斯梅亚诺夫预言，莫斯科将“在几个月内”发射一颗卫星。仿佛惟恐华盛顿不知道似的，6月底在布鲁塞尔的一次国际会议上，一组苏联科学家又提及到他们的发射日程安排。
8月26日，克里姆林宫宣布已成功试验了一颗洲际导弹，这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