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恶家族--检察官手记 作者:谢朝平-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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拔一毛，给穷困的教育雪中送炭！”

　　　　我不敢正视他，默默地把目光移向远处那片灰云。我知道，他提出的问题，任
何的解释都是苍白无力的……

　　　　　　　　　　　　　　二“孔雀东南飞”

　　　　他就要去“闯关东”了，我到火车站为他送行。

　　　　半年前，我在这送走过一个从学校“跳槽”的朋友去深圳，而上次送走的人正
是这位“闯关东”者的牵线人。

　　　　一家人都前来为他送别。他妻子和一对“双生儿”搀扶着他七旬老母走在前边，
我提着他惟一的行李——一个小小的挎包，同他并肩默默地走着。

　　　　买好票，开始排队进站，站台上，那只大喇叭里正在播送女歌星张强演唱的《
不要走》：“……你不要走，你不要走，不要留下孤独的我……”凄婉、哀伤的歌
声回荡在站台这个人间悲欢离合的舞台上，我从他脸上看到了他的内心在战栗。

　　　　离别在即，一家人都黯然神伤。两个小儿蔫巴巴地依偎在妈妈身旁服泪汪汪地
望着爸爸。他妻子正忙着给气喘吁吁的公婆捶背，脸上布满了愁云。

　　　　我打量着这个即将离散的家庭，真想再问他：老母风烛残年，幼子嗷嗷待哺，
何必硬要别妻离子，踏上这漫漫天涯孤旅？别忘了，父母在，不远行呀！

　　　　可他已对我说过，此去正是为了妻儿老母。他还说，他也不想走：“同学数年，
难道你还不了解，当初我是如何向往、热爱教育事业……”

　　　　对这，我记忆犹新。学生时代，他人生的路标就是指向教育事业。

　　　　拨转他人生路标的是一首小诗。高三那年的一堂作文课上，语文老师为了让我
们写好一篇《老师，请听我说》的散文，特意给大家印发了一首《教师之歌》：…
…虽然／我没穿上军装／可我一样保卫边防／虽然／我没站在炼钢炉旁／可我一样
给长江大桥输送钢梁／医生，作家，演员，劳动模范，战斗英雄／他们都曾是我的
学生／我的岗位永不调换／我的足迹踏遍四方／我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我是世界
上最幸福的人……

　　　　那首小诗，使全班同学激动不已。当天他亢奋地对我说：“今后，我们都去考
师院，当教师。”我问他：“你的成绩那么好，完全可以考上其他重点大学，读师
院，不后悔？”

　　　　“后悔？”他一笑，“我愿以毕生的心血／种得人类繁花似锦／我愿以满头白
发／换得祖国栋梁成林成荫……”

　　　　粉碎“四人帮”后，他如愿以偿。1978年，他同那些扎根农村的知青和满手老
茧的青工们一道挤上了自“文革”以来第一次驶向高校的列车。1982年从南充师院
毕业后，他登上了川东北某县中学的讲台。

　　　　开初几年似乎还顺利。从教第二年，他同邻县一位中学教师结了婚，一年后，
送子娘娘一下就给他送来了一对胖小子。同妻儿虽过着牛郎织女般地生活，但有自
己热爱的事业，有温馨的家，他满足了。

　　　　很快，他发觉生活变脸了。1988年评聘职称时，他名落孙山。虽然教学成绩在
全县名列前茅，但“僧多粥少”，他这个工龄、教龄、年龄都远不如人者，还是被
挤了下来。这对他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他觉得，职称是对一个人能力、
价值的认定，也是教学的合格证；没职称，就等于否定了自己的价值，就像工厂出
的产品没有签发合格证。

　　　　当初，他看中的其实还只是职称代表的实际水平。但在当今这个很讲职称的时
代，职称带来的物质利益却远远超出了他的预料。与职称紧紧挂钩的，有住房，有
工资，有子女户口、家属调动，甚至还要牵涉到书报费、医药费等等。

　　　　由于没有职称，他的生活自然产生了不幸的连锁反应。首先是工资少出一大截，
不管他怎么戒烟戒酒，节吃省穿，可节约的钱还不够给两个孩子买奶粉。每年，夫
妻探亲缴到交通部门的那笔车费，对他无疑是个庞大的数字。每逢学校有几天假，
他都渴望同妻儿团聚，但一想到二十多元车费，他心中就发怵。为了不给家庭经济
带来更大的困难，他把对妻儿的一腔思念，把心中那份孤独忧伤全倾吐在不断寄出
的“两地书”中。但那薄薄的纸又怎能载得下夫妻恩爱和父子情深？又怎能代替得
了男子汉在家庭中的支撑作用？

　　　　他感到惭愧的是：作为一家之主，没能给家庭带来幸福，让妻子一人一边拉扯
两个孩子，一边教学。他很想替妻子分担一部分生活的重担，他不停地跑可能接收
妻子的单位，跑人事部门。可人事局的人总是为难地说：小伙子，有高级教师职称
的都没能解决呢！他听出了潜台词：你连“中级”都不是，资格还差得远。

　　　　后来，不知是“贵人”相助还是借款送情的效力，1991年夏，妻子终于调动到
他身边。可一阵高兴后，问题又来了。妻儿来了，老母也来了，那间14平方米的宿
舍一下挤进四口人——两架大床和那些破破烂烂的家具占据了大部分空间，人在其
中几乎没有了立足之地。孩子吵闹起来，他俩无法备课改作业；他俩办公时，孩子
和老母又无法休息。找了几次领导，领导无计可施。无奈，他只好买来几米花布库
一根铁丝将14平方米一分为二，外侧作老人和孩子的寝室兼厨房、餐厅，里边成了
他俩的卧室和办公室。每晚，他俩就在那张惟一的办公桌上“各霸一方”。

　　　　他竭力说服自己苦熬这清贫的日子。然而，生活的拳头却不时砸向他做人的尊
严：几个学生打群架，他对其进行教育，一领导干部的儿子竟蔑视地说：你算老几，
初级教师，还想教训我们？

　　　　上街买菜，他讲价，大字识不了几个的菜贩子挖苦道：吃不起就别买！

　　　　根据学校的统一安排，他布置学生每人交两元班费，一个家长冲进教室，把一
张10无纸币一巴掌拍在桌上：“剩下的赏你买包烟！”

　　　　恶毒的语言深深刺伤了他的心，生活的石臼将他的理想捣得粉碎。他愤怒，他
悲哀，他仿惶：自己热爱的事业离开了职称和金钱竟变得如此一文不值！既然知识
贬值，自己受到歧视，何苦还要为她付出“毕生心血”和“满头白发”呢！

　　　　他将辞职报告甩给了苦苦挽留的校长后，头也不回地走出了校门。

　　　　请不要责备他的不甘清苦和他的不够“高尚”。人都有七情六欲，况且，越是
高尚的人，越是看重人格和尊严。

　　　　其实，像他那样因收人低微和社会地位不高而英雄气短、纷纷跳槽的教师，并
不罕见。据1992年6　月3　日《四川日报》报道：某地文教部门抽样调查，愿当教师
的只占其总数的1　／3。1991年，某省有4500多名中小学教师另谋出路，其中大部分
是30至40岁的中年教学骨干。1988年5　月，福建广德地区850　名中学教师集体弃教，
致使148　所学校相继被迫关门。安徽桐城县11所初中，有8　所的校长要求辞职……

　　　　《新华文摘》的一篇文章则忧虑地说：某省从1983年至1989年共有9000多名师
范毕业生，分到学校的仅4000余人。倘若不是国家采取强制性措施，恐怕中小学教
师大部分都会作鸟兽散。

　　　　能责怪他们不守“君子固穷”之道吗？谁愿用十多年的寒窗苦读去换一个黑沉
沉的前程？谁又肯用自己毕生的心血去换一副“穷酸”相？

　　　　我同情他的出走。同时，我也深深地忧虑：教师都像他这样远走高飞，谁来传
道授业解惑！望着站台上来去匆匆的人流，一阵失落和茫然涌上了我的心头……

　　　　　　　　　　　　　　三“黄色”的诱惑

　　　　近年来，社会上流传着这样的歌谣：从教之路黑沉沉，从政之路红彤彤，从商
之路金灿灿。

　　　　小学生赚大钱，大学生挣小钱。

　　　　拿手术刀不如操剃头刀，搞原子弹不如卖茶叶蛋。

　　　　有人把经商说得更诱人：摆个小摊，顶个县官；办个小厂，超过省长。

　　　　朗朗上口的歌谣道出了一个令人忧虑的现实：“万般皆下品，惟有赚钱高”的
新价值观宣告了知识贬值，教育那神圣的面庞正被金钱的魔力扭曲。

　　　　师道无光，斯文扫地，“夫子”中一些人不愿再熬成蜡炬成灰，油尽灯灭。于
是，一些人开始为五斗米折腰了。

　　　　他们中，有的就地搭棚摆摊，扯起“校园酒家”的幡旗；有的当起“倒爷”
“倒婆”，弄来“歪货”兜售给弟子；有的干脆走出校门，涌上“黄道”，汇人
“十亿人口九亿商，还有一亿跑单帮”的经商热潮之中。

　　　　青年教师刘国华就是前几年随着经商大流“下海”的。他是重庆市中区人，当
知青到了大巴山。“扎根”山区十多年，他那大都市人的精明脑袋仍十分灵光。初
“下海”时，他停薪留职与校方签合同联办了一个服装厂。说是联办，资金和场地
他样样没有，学校仅“联合”了他这么一个光人，而赚的钱却要分给他四成。尽管
如此，学校并不觉得吃亏，第一年决算时，他给学校赚了二万多元。正当校长喜滋
滋地准备同他再签合同时，他却把一份辞职报告呈了上去——已有近万元资本的他
要单干了。

　　　　此后，他采取“农村包围城市”的经营战略，先把大巴山的木耳、银耳、香菇、
药材等土特产运进重庆、武汉高价出售，再从重庆、武汉等地廉价倒来服装、香烟
卖给山区的小商贩。三年不到，他就盈利十“方”。现在，他已是拥有六部“康福
来”、三部“的士”的车行老板了。他逢人便说：“就是用省长的官儿来换，我也
不得干。”

　　　　刘国华发了，可苦了他原先从教那个学校的校长。不少教师见刘赚了钱，纷纷
缠着校长要经商，有的甚至不等校方同意，申请一交，便扬长而去。“发”了的
“黄鹤一去不复返”，有钱人潜移默化地影响无钱人。留下的教师无心思教书，不
少人一门心思办商店、当倒爷，教学质量呈一落千丈之势。

　　　　但下海的教师也并不都是那么幸运。

　　　　同刘国华相比，林冰先生在生意场上就太逊色了。他“全家做生意”，可折腾
了五六年，生活水平也没能“胜过县官”。每当同事们问他：“林冰，又赚了多少
银子？”他总是按着空空的口袋凄苦地一笑：“多乎哉？不多矣！”

　　　　此君文弱儒雅，令他的弟子们五体投地。数篇发表在全国性刊物上的教学研究
文章和中教一级的职称更显示了他在学校的骨干作用。

　　　　八十年代，经商风刮到林冰从教的那个边远山区，他匆忙赶回家中激动地告诉
妻子：“你准备一下，我们也要做点生意厂”做生意？“大字不识几筐的妻子茫然
地瞪大了眼。林冰不管妻子是否能听懂，只一个劲儿地讲做生意的重大意义：”这
是为了我们一家人能赶上现代生活的节奏，在社会上，在亲友间能有头有脸……否
则，我们的日子太寒酸了！“

　　　　是啊，一个上有老父，有病妻，下有小儿的四口之家就靠他每月那张“老人头”
和两张“大团结”，怎能不寒酸呢。

　　　　他有板有眼地介绍自己“考察论证”的项目和资金来源：“周围几个乡场上的
鸡蛋一角七左右一个，区场上每个鸡蛋可卖二角三左右一个，除了车费每个蛋可赚
五六分。我120　元的工资全部用于投资可买蛋七百多个，这样算来，赶一个场，就
可赚近40元，一个月按五个场算，一年就能赚……”他兴致勃勃地计算着，可他那
操持油盐柴米的妻子提出：“把工资都买了蛋，家里吃什么？”

　　　　“家里暂时克服一下。我背点米到学校自己煮，再带点泡菜、豆瓣就行了。”

　　　　“这蛋怎么买、卖，我可算不来账……”

　　　　“算不来可买个计算器。”

　　　　林冰的“倒蛋”计划就这样开始实施了。不久，他又增加了贩鸡的项目。

　　　　开初，因为羞于买卖，或者是为了顾及影响，林冰还只是幕后指挥。后来，见
妻子经营无方，并多次算错账找错钱，他急了，干脆赤膊上阵。不管是节假日，还
是上班时间，他都携妻带子，背着特制的大兜，倒蛋不止，贩鸡不息，上课反倒像
搞副业。最初，他还能勉强备课改作业。后来，有时连上课也找不到他。为此，学
校曾扣过他的奖金，可他付之一笑：“小事一桩，不过多贩几斤鸡，几斤蛋！”

　　　　然而，林冰任教的学生的成绩越来越差，校长急得直跺脚：“上好一堂课，功
夫在课外。”他倒好，课内课外的功夫都用在倒蛋贩鸡上，根本没时间去钻研吃透
教材和充实新知识，没心思去构思课堂教学结构。遇上这样的教师，真是学生的不
幸，学校的不幸！“

　　　　　　　　　　　　　　四“风”蚀校园

　　　　学校是人类文明的母体，教师“传道授业解惑”，本应“智如泉源，行可以为
表仪”。然而，当商品经济的大潮汹涌而至时，校园里也起“风”了。一些“教书
匠”在向弟子们高谈阔论“理想”“主义”“奉献”时地开始自觉不自觉地把商品
经济简化成金钱第一，把价值观变成了利益得失观，有的甚至把职业当资本，把义
务当权力，用“资本”和“权力”去兑换金钱，获取好处。

　　　　很快，家长们惊呼：“何止‘三乱’！学校刮的是‘五乱’风厂‘的确，除社
会上的”三乱“风外，一些学校还多了”乱发文凭“风和”乱发资料“风。某些为
人师表的”灵魂工程师“一改”谦谦君子“的风度，像债主一样逼弟子们交纳名目
繁多的费用，像一些城管人员一样想方设法地对学生罚款，像商人一样费尽心机地
盘算学生的钱包……师生关系罩上了一层浓厚的金钱色彩。

　　　　1991年秋季开学时，一纸“补习生缴费通知”高高地贴在某校大门口。一群家
长和学生仰头用有些发颤的声音轻轻读着：“外籍学生费300　元，复读费250　元，
超编费150　元，附读费40元，管理费100　元，早晚自习费60元，茶水费10元，公物
押金50元，油印费23元……”

　　　　一毛算，有人报出了数字：“乖乖！27个项目，3　100　多元！”人群中立即传
出一阵“喷喷”声：“天啊！嘟个这么贵！”有人连连惊呼：“读不起，读不起！”

　　　　一机关干部模样的人愤愤地挤出人群，冲着垂头丧气的儿子就是一顿臭骂：
“你个瘟丧子，当了两年‘补锅匠’，还差你妈三分。你这三分，老子一年多的工
资又全栽进去了！”

　　　　补习生如此，应届生也不轻松。某职工有两个孩子，分别在两所学校上学。半
学期内，他接到了两个学校的七张书面通知和三次口头通知，共交诸如“电扇安装”、
“学校基建”、“购资料”之类的款、费180　多元。1992年10月的一天，他又被读
小学的儿子喊去开家长会。会上，校方提出每月向每个学生收取15元的作业批改费。
他一听，立即惊呼起来：“怪哉！教师改作业还要收费？！‘可老师把脸一”马
“，他只好立即点头赔笑应”是“。

　　　　对不少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来说，别说花数千元让孩子去当“补锅匠”，就
是让孩子从小学读完高中，他们也感到似千钧压顶。在“喂肥几头猪，不够学生读
一年书”的叹息声中，不少农民的子女没读完小学便失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