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的色道 作者:郝祥-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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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伎的“第三条腿” 与秀色可餐的“女体盛”
日本的色情舞蹈：虚掩和暴露的不同诱惑
艺伎煽情之舞和女招待的裸体舞，不同的服装、不同的暗示、不同的暴露给了不同时代的日本看客不同的感受，反映出日本人的不同情趣。
东方女性展示出来的玉体通常是其极小的一部分，对于日本艺伎来说，她们能够展示的只是巨大的发结（发髻）遮掩下的脖子！这就是日本男人自古以来最爱看的地方，这是古代日本人的情趣和爱好。日本艺伎那层层包裹、严严实实的和服之所以在领部网开一面，留下极大的空当，留给好色的日本男子想象的“空间”，是因为“日本男子对女人脖子的感觉就同西方男子对女人的大腿的感觉一样”，希望被煽动。否则如非洲、南美洲的土著女人一样，从小到大裸露双乳，让人司空见惯，就没有刺激可言。艺伎的脖子对于日本男子来说，实际上相当于她们的“第三条腿”。它的魅力对于西方人和中国人来说是难以理解的。
此外是脖子上面那种裂桃式的发结（发髻），据说是女人性器的象征。
展示或裸露的部位已经确定了，服装也因此改造了，但如何巧妙地展示从而把它的美发挥到极处，将一般的露出升华为挑逗和引诱，那就是道艺了。欧洲的钟式裙能叫人偶尔窥见裙子里面的春色，特别是在上楼梯、行屈膝礼等等的时候；日本的和服能叫人偶尔窥见衣领下面的春色——日本女人的“第三条腿”，特别是在艺伎们低头行礼的时候。据说艺伎在脸上、胸脖上施以厚厚的白粉，玩的就是欲擒故纵的把戏，“当一个男人坐在艺伎身旁，见到她的化妆就像是戴着面具，他就更加急不可待地想往下见到她的真皮肤”。日本作家土井治在他的作品中说：
从古老的江户时代到明治、大正、昭和初期，在日本，女性魅力，也是在能够隐约见到的无领的脖颈上的发际和火红色、桃红色的和服衬裙里。
为什么日本人如此欣赏女人的脖子呢？有人说，女性的脖子成为包含性意识的审美对象，与日本的“榻榻米文化”有关。榻榻米文化是一种低视觉的文化，在榻榻米上的礼仪是匍匐式的跪拜、鞠躬，当艺伎们匍匐行礼或鞠躬时，她们所能暴露且便于暴露的只有脖子了。不过，现代日本男人最喜欢看的女人身体部位已经转移到胸部，巨乳美人在日本很受欢迎，这从许多摄影、卡通绘画等作品中明显反映出来。
现代日本，表演者往往以展示全裸为快，欣赏者纵情观赏的对象没有遮盖。现代日本女性都知道怎样展示美，那就是尽量大面积地展示她们最具魅力的肌肤和肉体，所以即使在严冬酷寒之时，她们也总是穿着坦胸露乳的服装露出大腿的裙子出席各种会议或###。这是因为新道德取代了日本的旧道德，因为西洋人体雕刻和裸体油画艺术被作为文明的艺术广泛传播，因为可以打着“欣赏艺术”的旗号去公然偷窥。但日本人对于裸体的开放态度，从民俗学研究来看，是自古而然，她们（他们）不认为被异性看到裸体是羞耻的事。日本人有洗温泉的习惯，而且一般都是男女混浴，足见他们对当众裸体是坦然处之。
现代日本人是非常热衷于欣赏裸体的，神秘的“女体盛”、流行的女明星写真集就是其证明。日本人在偷窥的欲望和道德的压抑之间找到了突破口，即欣赏艺术的借口。
在日本风俗行业里经常引诱顾客的“女体盛”是否是一种艺术，是表演艺术还是饮食文化？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在艺伎这一行业里，最大胆的暴露就是“女体盛”，也就是以“女体”来“盛”食物来佐餐，即所谓的“秀色可餐”。为了“女体盛”成功，首先要精心挑选艺伎，不仅要是处子，而且身材要特别好，肤色白净，容貌姣好，然后该艺伎还必须经过严格的训练，主要是练习固定姿势和净身程序的洗濯法。艺伎净过身后，躺在用餐的和室里，摆好固定的姿势，然后让人把寿司摆在胸部、腹部、阴部、腿部供客人享用。
此时，对客人来说，视觉的享受也许比味觉更重要，实际上，日本的饮食也重视色而不重视味。对此，有的日本人说它是“传统”，有的人说它是“艺术”，可以肯定它是日本民族特有的爱好。不过，其他民族也有类似这种特殊爱好——裸体舞、脱衣舞等。不同的是一个是欣赏静态的肉体，一个是欣赏动态的肉体。现在，日本人的这种爱好似乎也开始影响其他民族，因为妓女文化还是一种容易国际化的文化。
日本男子享受艺伎的服务也要付出昂贵的经济代价。对于一般的日本人来说，是难以光顾艺伎馆的，因为其价格太昂贵了。例如“女体盛”的盛宴，一席就要15万日元之多。在日本，并不是所有的艺伎都能够凭借自己所掌握的“艺技”换回劳动和青春的代价，只有高级的艺伎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可是通过“女体盛”那样献身的方式，一些没有其他技艺的艺伎也可以挣取丰厚的报酬。
“风俗业”在平安时代的兴起
日本艺伎与“游女”及其名称的起源
找宋朝商人“度种”的日本妓女
日本艺伎与“游女”及其名称的起源
日本的风俗业出现于何时？日本在很长时期内都处于走访婚时代，在婚姻制度上一直保持着野蛮时代的残余，男人可以自由地走访女人，作为一夫一妻制补充的妓女可能在很长时间内是没有什么市场的。
日本的妓女、艺伎起源于何时呢？首先我们从艺伎这一类名称的来源来探究。日本“艺伎”（有的书中也写作“艺妓”）的祖先原本被称为“游女”、“神妻”，顾名思义即“游行女妇的艺能人”，指专事艺能的女子。日本的民族史诗《万叶集》将此时代（6～8世纪）的“游行妇”分为“宇加礼女”（淫荡女）和“阿曾比女”（嬉游女）两种，如今一些日本学者的考证显示，这些都是妓女的代名词。日本《和名抄》一书下定义云：白昼游行谓之“游女”；待夜而发，其淫奔谓之“夜发”。从奈良时代到平安时代的日本由于依然流行走访婚，实际上“待夜而发”的更多的是男子，女子一般在自己的屋子里等待男人的来访，听候窗下响起的情歌声或者笛子声，看是否是自己熟悉的身影，然后决定是否回应这个男子，是否开门延纳。
职业妓女在日本的出现是在进入武家社会以后（12世纪以后），到了江户时代，日本各大都市出现了大规模的“游廓”，也就是妓院集中之地，游女的名声就更响亮了。
而“游女”、“神女”一类的词语概念最早却是出现于中国典籍，日本人不过是借用而已。
在中国，游女的本意不是卖艺之女，更不是妓女，而是浪漫而神秘的“神女”，她很可能会和你来个“一夜情”之后神秘地消失，却让你终生难忘、一生追忆。在商周以前，走访婚的习俗在中国还有残余，男人们很容易邂逅神女，体验浪漫的一夜情。在告别走访婚以后，神女是可望而不可求的神秘之美，是古人眺望的闺楼上的少女，也是今天多情人为失之交臂而惋惜的美人，邂逅而未能把握的艳遇。
在大陆文明之风吹拂列岛之前，日本女人尚是自由之身。不管游女曾经是如何令人向往神游，随着历史的推移，“游女”毕竟被日本人诋毁成妓女，甚至神女的浪漫也被近世的日本人玷污了，游女成为妓女的通称，而其中的一等级被称为“神女”。
在日本风俗业中，艺伎和妓女有着不同的社会地位，一个明显的证据就是艺伎和妓女的经营方式稍稍不同。
日本妓女完全把自己看成出售的肉体，妓院的管理者在门前挂出妓女的照片，好像是饭店在橱窗里展示各种菜肴的照片一样。嫖客们更是把她们当做商品，“嫖客通常花很长时间相当公开地审视照片，以选择对象”，古往今来日本人在做这样的选择时是不会感到不好意思的。我一个在日本书店打过工的朋友说，他在日本的时候看到日本白领阶层在出售黄色书刊和录像带的商店里大大方方地挑选，然后到柜台上的女店员那里去付款，倒是他看着感觉到多余的害臊，似乎心理不健康的恰恰是我们自己。“过去，妓女们本人常常毫无表情地当众坐在那儿让嫖客挑选她们的肉体，”本尼迪克特说，“直到日本人意识到西方人在指责这种习惯时才废止了这种做法。现在用她们的照片来代替。”这话未免有些武断，现在一些妓女在嫖客来选的时候还是会搔首弄姿的，甚至自己来挑选客人。
晚清才子王韬于光绪五年（1879年）东游日本，闰三月十七日他在大阪的亲眼所见可是事实，那天他们：
以时尚早，往游福原。其地为妓丛，一至黄昏明灯万点，弦管之声如沸，各妓列坐以便人择肥瘠、辨妍媸焉。顷臾游人渐众，近窥远望，或目击意指，或评鸾品凤，间有如洛神出水天女坠空，仪态整齐不可逼视，则名妓下楼邀客也。
艺伎和游女本质上是没有什么差别的，不过相比之下，艺伎要“高雅”得多、“尊严”得多，她们以举办沙龙的性质来接客，很少露骨地去出卖肉体。关于两者的差别，王韬的评介颇为准确：
妓有色艺两种。艺妓但能赏玩之于歌筵舞席间，色妓则可荐枕席。柳桥皆艺妓也；其有授宓妃之枕，开鄂君之被，皆私之为也。私者似难而实易，不过感之以情，动之以利，无不得手。以此二字，闺阁中犹多丧节，况乎处丝竹淫哇之地，风花跌宕之区哉？故言仅鬻艺者，亦名而已矣。
一切民族的性文化，其最初的风俗都是不能按照现代道德价值标准来评判的纯情和浪漫文化，纵观日本历史也是如此。但在阶级和贫富差别出现之后，在权力和金钱渗透情感世界之后，以前毫无索取的性行为就成为新的交易了。
找宋朝商人“度种”的日本妓女
大约在平安时代中后期，在日本沿海港口也汇集了大量的游女，这是由于当时有大量的宋朝商人来日本贸易，在这些港口停留的缘故，于是妓女们便纷纷来这里讨生活。在一些史书中记载的日本女人找中国男人“度种”的传奇故事，恰好说明了这一现象。
“度种”是怎么一回事呢？宋人周辉一次偶然碰到漂流到中国的日本人，询问了日本的风俗，并记在他的笔记里：
辉顷在泰州，偶倭国一舟漂泊在境上，一行凡三二十人，至郡馆之。或询其风俗，所答不可解。旁有译者乃明州人，言其国人遇疾无医药，第裸病人就水浜，杓水通身浇淋，面面四方呼神请祷即愈。妇女悉被发，遇中州人至，择端丽者以荐寝，名“度种”。他所云，译亦不能晓。后朝旨令津置至明州，迩便风以归。
笔记里提到的中州人就是指中国人，宋朝时江浙地区尤其是明州（今宁波）、泉州等地有大批商人到日本贸易，往往为了等待信风要在日本停留半年以上。所谓的“度种”是真实的情况，因为当时的日本尚流行走访婚，晚上任何男人进入某个村庄，村庄里的女人都会开门延纳，何况是外国人，这让她们感觉更新鲜更好奇。更何况这些外国商人都很富有，不仅不会空手而来，而且比日本男人更温情脉脉，所以宋朝宁波等地的商人来到日本，走访当地的女人，和日本妇女结婚生子是司空见惯之事。那时的日本人是否特意选择美丽的女人来给中国人“荐寝”无法考证，好在“大和民族也不计较血统问题”，当时的乡村和庶民家庭仍然保留了不少母系氏族社会的传统，“孩子等于是村落共同财产，谁当父亲都无所谓”。＇10＇如此说来，“度种”即借种生育，对于当时的日本人来说的确是非常可能的，因为那时中国经济文化远比日本发达，中国人自然是“优等”人种了，度中国人之种自然可以改善日本人之种，在被人轻视的日本庶民看来也可以提高他们的身份。据考察，和来日本的宋人结婚的多是妓女，做妓女想必要有几分姿色，否则中州人谁肯光顾？到明代，一些中国史书还有转载日本女人“度种”的故事。类似的事到了19世纪后期明治维新时期还有发生，曾经有许多日本学者觉得欧美人种优秀，号召日本女人度欧美之种。
性的合同交易及其契约、账单等
好色上升为“游艺”之“道”
卖淫现象全世界到处都有，而日本的最有特色。要说日本特色的卖淫，除了前面提到的“性爱的分离”和“卖艺卖色的严格区别”等之外，要算妓女和嫖客之间必不可少的合同交易以及有关账单的支付方式了，这在其他国家是很少见的。
本尼迪克特也注意到了日本契约卖淫的形式，她在《菊花与刀》中做了说明：
如果有一位妓女被一个男人看中了，这时该男人成为独占她的主顾，并与妓院订立契约后把她变为情妇。这样的女人受到契约条款的保护。但是，一个男人可以不订契约就把一个女仆或女店员变为他的情妇，这些“自愿情妇”最缺乏保护。
在有着走访婚传统的日本，女人被抛弃的情况很普遍，此所谓“始乱终弃”，更多的情况是男人的“喜新厌旧”。日本女性似乎很容易被乱性，日本的诗歌、“演歌”中这样的内容太多了，因此这类契约既是男人独占女人的依据，也是女人自我保护的一种手段。
日本人不喜欢口头的君子协定，哪怕是海誓山盟，倘若没有文字清清楚楚地写着，都是可以赖账的，这在日本文化中是不以为“耻”的。
也正因为有了这样的卖色条约，“丈夫去过的妓院也有可能会把账单转给妻子，妻子会把支付账单作为理所当然的事”，这也是体现日本女人“贤惠”的所在，实则也是赖不掉的账。如果妓院把账单公开出去，或者打起官司来，没钱也嫖娼，或者嫖娼也赖账，那真是大笑话。日本人是最怕“羞耻”的，最害怕被众人孤立的，闹不好就是一个自杀来洗刷“耻辱”。
在日本嫖妓往往要订契约，想和艺伎发生性关系更是要订契约。对于男人来说，遵守这一行规事关他的声誉。一个男人为了结交某个特定的艺伎，必须成为其庇护人，并订立以她为情妇的契约，或用自己的魅力征服她，使她自愿投入他的怀抱。对于艺伎来说，她们的性生活受到严格的约束和监视，委身一个可心的男人，与他发生性关系对于艺伎来说是冒风险的一件事，除非那个人做了她的“老爷”。如果她把持不住而偷情了，会招来经营艺伎院的女主人或是经理的愤怒，如被发现了一般是要处罚她的。一旦传扬出去不仅会影响艺伎自己的声誉，还会影响到她的“老爷”的声誉。艺伎的收入主要靠老爷，如果艺伎没有一个和她订契约的老爷，就好比是大街上一只没有主人喂养的野狗，我们不妨叫她“浪人”艺伎。
除了这一契约以外，在明治维新期间，日本东京的卖淫还表现出它独特的季节性。“春夏盛时，一月或有五六十席”，“妓于秋风一起，辄锁户晦迹以去”，据王韬看来，“柳桥之妓春夏则百余，秋冬减其半”。这种按季节卖淫的妓女被称为“外被”。这一卖春特色为何出现、何时出现值得研究，日本人称卖淫为“卖春”大概也来源于此吧。
在这一行业，也有不为钱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