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的色道 作者:郝祥-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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鸾9岁投天台宗出家，在日本天台宗的本山比叡山修学达20年，思考如何达到解脱的方法，到建仁元年（1201年）终于下山找了一个女人做妻子，体验解脱之道。而亲鸾最出名的一个妻子竟然是日本佛教史上著名的惠信尼，惠信尼本是日本越后国豪族三善为教（属地方上的武士）之女，亲鸾流放到越后之后大概是借传教之名“走访”了她，于是正式结婚。亲鸾可能还不止有一个妻子，在日本佛学界至今还有二人说乃至三人说的争论。亲鸾和尚和惠信尼等一共生了6个小和尚和小尼姑，全家在日本关东各地传教，他们的子女后来大多成为一寺的住持或一派的长老，其中最有名的数小女儿觉信尼。
觉信尼自关东回京都之后，曾侍奉当时的太政大臣久我通光，担任他的女房（女官的名称），称“兵卫督局”，后来与亲鸾的从兄日野信纲之子日野广纲结婚，生下了光寿（出家后称觉惠）和女儿光玉。广纲死后她又嫁给了小野宫禅念，生了维善。亲鸾的子孙也都像他们的父母一样结婚生子，成为日本有名的和尚世家。由觉信尼掌管的东山大谷亲鸾庙堂到觉惠的长子觉如手上改为本愿寺，此后又经过一代一代的血统相承，逐渐发展为日本真宗内势力最大的本愿寺教团。其实与亲鸾大约同时代的天台宗僧人俊宽、澄宪，真言宗的良快、法印，报恩寺的道琳，净土宗源空门下的圣觉、隆宽等名僧都有妻子，但“这并没有妨碍他们受到朝廷和幕府的尊敬”。
时至今日，日本的和尚怕没有不娶妻生子的了，我在日本留学的那个佛教大学，许多教授都是和尚，大都生儿养女，他们或者是大寺院的理事，或者自家经营小寺院。该校一些学生家里经营一个寺院，毕业就回去继承家业，当和尚做住持，不用找工作。
除了娶妻之外，在日本封建时代的和尚们还经常包养情妇。井原西鹤在《好色一代女》一书中就说，江户时代的“寺院香火很盛，有的寺院却藏污纳垢，养着供和尚玩弄的化装成小童的姑娘，而且概不避人耳目”。该书的主人公好色一代女，一次化装成一个流浪武士通过一个帮闲的介绍拜访一个寺院的住持，认识之后便一起大吃大喝，此时“从厨房里飘来的荤腥味一直不断”。饭后，好色女与好色的和尚便商量妥贴，“每一晚上的过夜钱是两步金子”（步是当时的一种计量单位）。好色一代女按照这个价码，转遍了各山各宗派的庙宇，最后发现，“没有一处寺院不归于女色之道这一宗一派，没有哪个寺院的和尚没有破色戒”。虽然井原西鹤的记录未免夸张，却也说明了一些事实，因为该书基本上是有原型的。后来，一个寺院的住持对好色一代女特别痴心，为了省去重新找女人的麻烦，于是和她“商定三年的合同，合同期内给三贯银子”，好色女就这样成了这个寺院住持的姘头。好色女还发现，寺院的香火越盛，进的钱越多，和尚们的行为就越放纵。当时的和尚们白天僧衣僧袍的倒也一本正经，但是一到了晚上就换上短外衣，打扮成医生模样去逛妓院。有的虽未去逛妓院，也是因为在自己的寺院里修造了藏纳女人的地方，比如在自己的寝室一角挖一个深洞，安一个从外面看不见的细长窗户以便透光，顶板上培土伪装，墙壁建有一尺多厚，免得泄露说话的声音。女人白天就被关在这里面，晚上才到和尚的寝室里去。
好色纵欲又浪漫风流的一休和尚
在室町时代（1333—1603年）日本人的心目中，“女色不一定是弱点。男色也一样”＇29＇。即使是僧人也不回避讨论色情的诱惑与肉欲的体验，这只要翻开这一时代的日本高僧一休宗纯和尚的《狂云集》、《续狂云诗集》就可以得到验证，其中“风流”一词像机关枪一样发射出来，尤其是在《续狂云诗集》中，平均每四首中就有一首谈风流，大多是指性爱的风流。
这个聪明的一休，传说是后小松天皇的私生子，出家后自号“狂云”，诗集《狂云集》、《续狂云诗集》因此得名。一休1460年去世时享年87岁，和尚临终的时候一般都要作偈语辞世，他当时的辞世诗是这样写的：
十年花下理芳盟，一段风流无限情。
惜别枕头儿女膝，夜深云雨约三生。
这里一休所谓的“风流”就是云雨之事，说到“云雨三生”，一休还有一首诗讨论参禅的体验与性爱的经验：
临济儿孙不识禅，正传真个瞎驴边。
云雨三生六十劫，秋风一夜百千年。
诗中“瞎驴边”就是指一休宗纯自己，1447年一休离开大德寺后就住在京都瞎驴庵，于是自称“瞎驴庵主人”。他反复发誓要“云雨三生”的对象便是盲女森侍者，他认为两人之间三生相爱，三生云雨不断才是真正的参禅成佛。一休甚至认为，他这样才是得临济真谛真传，才是真正的悟道，他曾对着祖师临济的画像这样吟唱：
临济宗门谁正传？三玄三要瞎驴边。
梦闺老衲闺中月，夜夜风流烂醉前。
虽说一休自信“禅”即“云雨”，云雨一夜即度百千年，云雨三生可超越六十劫生死，但他有时还是不免担心自己沉溺淫欲，会堕入畜生道，不过，他权衡得失之后，还是觉得应该抛开一切顾虑，及时行乐为好，于是他写了一首《吸美人淫水》的诗自勉：
蜜启自惭私语盟，风流吟罢约三生。
生身堕在畜生道，超越沩山戴角情。
既然有此雄心壮志，一休就洒脱多了，从来不为难自己，压抑自己，即使在忌日，他也想寻欢就做爱，毫不约束自己。一次，在他尊敬的大灯国师忌日法事的前一天，他赶紧抱着女人云雨风流一番，大概感觉不错，兴奋之余作了《大灯忌，宿忌以前对美人》的诗来纪念：
宿忌之开山讽经，经咒逆耳众僧声。
云雨风流事终后，梦闺私语笑慈明。
一休不仅爱女色，还好男风；不仅有风流好色之举，还喜欢写风流诗，像记普通日记一样记下自己的风流韵事。如果将一休和尚的诗集分类，大致可以分为三类，其中有一类就是好色的汉体诗，最有名的就是那几首歌颂晚年同盲侍者森女相恋的诗。一休写风流诗还喜欢拿中国高僧、文人、帝王、美女说事。
一休最崇拜的高僧是圜悟，他的《续狂云诗集》中抄有圜悟的一偈，那写的是圜悟大师在云居的时候的事。一天，有一个老姑娘来找圜悟，老姑娘来自西蜀，寓居于寺门外，可能是大师少时的情人，如今想续前情，无奈的圜悟只好送她这样的一偈：
三十年前共一头，一头夜夜讲风流。
而今老矣全无用，君的宽兮我的柔。
可见，一休眼中的风流就是指性爱，我们从一休“鱼行酒肆又淫坊”的诗题中就可以看到他的生活态度及时代风貌。“聪明的一休”在日本是智慧的象征，他是最受日本人崇拜的和尚，日本人既然认为他是偶像，自然接受他的价值观，模仿他的生活方式。
女人出嫁武家如同进入牢笼
武家制度与嫁娶婚对性自由的限制
平安贵族的生活方式早就被日本武士阶级所仰慕，等到武士们夺取了政权之后，他们不仅模仿公卿贵族的风流韵事，而且改造了社会的婚姻和风俗，武士们的风流追求深刻地影响了日本社会文化。有句俗语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对于进入幕府时代的日本男人来说另有所指，新的婚姻制度埋葬了他们过去的那种浪漫爱情。因为幕府主张用“嫁娶婚”取代了此前的“走访婚”，使武士的多情受到限制，走访女人的自由因而受影响。
一般认为嫁娶婚在日本流行是在室町时代以后，到室町时代中期，父权制的嫁娶婚逐渐确定，男方的家长开始为儿子和家仆娶亲，在庭院里为新婚夫妇建造新房。由于是为娶亲而建造的新房，人们因此开始称新娘为“新造”。这样一来，男人虽然可以垄断他们的妻子，但也失去了沾染他人妻子的机会和权力，但是还有不少日本男人非常追怀昔日的性自由，不喜欢固定的一夫一妻制，所以婚礼仍以秘密进行的为多。
这种嫁娶婚对于女子的约束最严格，因为新婚夫妇和男方的父母住在一起，最难处理的婆媳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悲剧出现了。当然这种婚姻是由武士阶级确立的，并在武士社会取得支配地位，使女子在这种家庭中经济地位日益低下，必须依赖男子。一般市民和农民虽在慢慢仿效，但在最下层的农民和渔民之中，由于女子是维持家计的主要人物，所以和男子具有同等的权力，因此仍然保留着原始的走访婚姻形式。
然而毕竟日本的宗教文化和风俗习惯不主张禁欲，幕府通过法律制度和道德教育维持的主要是家庭关系而不是性关系。尽管武士道是严格的禁欲主义，但武士在性方面追求的是满足而不是克制，奉行的是不受压抑的享乐主义，只要他们能够为主君保持战斗力，结婚生子培养新的战士，性爱和婚姻往往是可以分离的。武士的妻子与其说是武士的配偶，不如说是他的一个固定性伙伴，他们的性生活也只是为家族生殖后代，是责任之性、生产之性。而武士的另一个重要性伙伴就是艺伎，与艺伎之间的性则是为满足浪漫情调的性、情色的性。有人说，做爱是江户时代武士们的必修课，一点不假。为什么？因为他们一出征，便不知是死是活，因而要及时行乐，享受性爱之乐，同时又要用性爱来激励斗志。艺伎因此也成了武士们的知音，她们也同样是只管现在快活无论明天死活的人。武士在出征前后找艺伎，也是在准备牺牲生命的同时，寻找自己存在的感觉，此刻的性生活使他们感觉到自己的存在。
在武家社会，武士的妻子给丈夫支付嫖资是非常寻常的事，而且看起来是毫无怨言的，从这一点看来，上古以来中国人对于日本女子“不妒”的印象是准确的。武家妻子的这种“美德”对近现代日本主妇也很有影响，一个现代艺伎曾经这样回忆过她的一次经历：
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告辞的时候，一位主人的妻子站在门口分给我们每人一个信封，信封里是一笔很慷慨的小费。她给了真羽美两份，请她把其中的一份转交给名叫富枝的艺伎，据她说是“因为头疼早些时回家了”。事实上，她同我们一样明白，富枝是她丈夫的情妇，他们到另外一个房间睡觉去了。
因此结婚对于武士来说并不意味着爱情走向坟墓，但对于他们的妻子来说确实如此。江户时代的日本性爱道德要求妻子不许对丈夫的婚外恋、玩艺伎等产生嫉妒之心，这是对女性情感和性欲要求的否定，“现在仍有新娘子在婚礼中戴白帽子的风俗。那帽子看上去像是用布单松松地在头上扎成的。这在日文中叫做‘角隐’，即遮掩‘嫉妒’这个角”，这就是要求妻子不许批评丈夫，嫉妒丈夫的其他性伙伴。
性欲的压制和宣扬：将恋爱、婚姻分离的武士
武士社会的伦理和家法，对于性爱的态度常常在压抑和宣扬之间摇摆，这主要看当时的将军好色与否。如果将军好色，与民同乐，则武士们可以公然嫖妓；如果将军喜欢独乐，那么武士便不能随便去红灯区（公娼），也不能随便和私娼来往。
在武士的情感生活中，性色与爱情是分离的，情爱与婚姻之间也是如此。婚姻是家族的事，是孝的责任之一；而情爱则是私事。所以有人说：“在古代日本武士阶层的道德观念中，爱情和婚姻曾是两件互不相干的事情。”
幕府时代主君对于忠诚勇敢的武士在性方面的欲望和越轨是宽恕的，如室町时代的小说《三人法师》描写的那样，将军发现武士爱上某个使女，甚至是天皇的使女，都会设法成其好事。可以说，武士的结婚一般是由他们的主君决定的，武士和艺伎或妓女之间可以纵情，但不能有爱情，只要他们的性关系不影响家族的稳定，将军都可以宽容。
在中国封建专制主义时代，男女可以有婚姻而无爱情，有婚姻而无性生活，甚至可以有婚姻而无丈夫——这个家庭丈夫可能已逝去而只留下一个刻有他姓名的木头（即“木主”），新婚女子可以和一只替代丈夫的公鸡拜堂成亲。武士道对武家的妇女差不多也是如此要求的，“在世界上大多数地方，婚姻能为人赢得尊敬。但在日本，这种压力特别冷酷无情。只有作为已婚的母亲才会被完全看做一个女人——不管丈夫是活着还是死了”＇4＇。所以，日本女人总得找一个男人做丈夫，而无论他是怎样无能的男人。
日本武士的本性是追求浪漫爱情的，但在武士道的约束下，婚姻和爱情从属于家庭和职分，“自由”爱情的追求受到压抑，压力主要来自家庭和藩的责任。即使是正常的家庭情感生活，由于武士道对男子汉气质的要求，武士是不能在他人面前表达对于妻子儿女的感情的，不收敛的话是会被人看不起的。
一个人讲说自己对妻子和儿女的爱感，讲说任何与家庭生活极其有关的话，那是完全和上等日本人的观念不相合的。西方人时常将家庭关系公开承认、甚至是展览，在有教育的日本人看来，即使不当做绝对的野蛮，至少也将当做狎昵难堪。
在日本，甚至丈夫要和妻子在街上并行着，也不是风俗所许可的；若说将他的臂膊给伊，或者在上下楼梯的时候来帮助伊，那就更加不可以了。不过这并不是他没有爱感的证明。
日本武家文化的沉闷和压抑，为武士们，也为后来的日本人找到了及时享乐的解脱方式，即通过性的肉体快感忘掉精神的苦痛，也使日本人在天性和天理之间找到了调和的方式。
武家妻子偷情的技巧
自进入武家时代这一重视阶级的社会以来，贞操观念在日本统治阶级内部的影响越来越深，为防止下属染指自己的姬妾，将军以及一般的大名、武士在这方面也是一点都不马虎的。
在日本，不同阶级的男子，因为道德和法律对于他们和他们的家庭成员的要求不同，在性生活上的占有欲望也不同。武士阶级之所以有相对强烈的占有欲，因为他们最早实行嫁娶婚，最早建立父权家长制家庭。江户幕府制定的严酷家法《御定书百个条》中，将秘密通奸的妻子处以死罪，通奸的男子也处以死罪，这是为了保障武士家庭的稳定，为他们的冲锋陷阵解除后顾之忧。武士不仅对于通奸的妻子和她的奸夫有斩杀的特权，在调情的现场将不检点的妻子斩杀也无罪。因此江户人将偷情比做吃河豚，因为河豚虽然是美味但往往有毒，要想品尝美味就得提心吊胆。所以，当时流行有这样的歌：“偷人家的妻子，惊心动魄有美味，有如尝河豚。”
而对于同时代的町人（主要是商人和手工业者）和农民来说，他们的婚姻还接近于走访，对于新婚妻子是否为处女，妻子结婚后是否偷情，以及捉奸之后怎样对待都很实惠，他们宁愿罚取金钱而不愿失去妻子。
由于武士家庭的特殊文化，武士夫妇之间除了生育的需要之外，常常没有性生活，这可苦了武家的女人们。尽管武士的妻女们被妇道所约束，但她们还是有办法追求性享受，而且社会上也充满着各种各样的诱惑，当时的旅馆等场所像现代的“情人旅馆”一样，也为她们提供了特殊的性服务。下面介绍的若干服务方式令人们不得不佩服日本人的细致和想象力。
所谓“四条通道相互贯通厕所”……有身份的寡妇，她们总有女佣、侍女及其他随从相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