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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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办公室的人更盛气凌人。他们一位姓范，来自海军某部门；一位姓杨，来自陆军某个学院。他们以命令的口气对耀邦和陈野苹说，中组部不得为“六十一人”翻案，并说，帅孟奇（深受大家尊敬的帅大姐）的“叛徒”案也绝对不能翻。
耀邦明白：这实际上是开他的批判会。他先洗耳恭听，然后才开始答辩。他说：真正的材料都在文书档案里。比方说，这个案子缘何而起？调查所得的旁证材料究竟如何？结论中所引用的材料是否有失偏颇？我们今天复查这些案件，比方“六十一人”的案子，那个“启事”是有的，但这个“启事”是怎么来的？只有摸清这些背景，才能真正地分清是非功过，分清组织与个人的责任。“六十一人”问题，早在“七大”时就已做过正式结论。当时我们很多人都在延安，记忆犹新。事隔三十年，为什么又要翻开这本已经一清二楚的旧账？对这本账，康生本人也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他是惟恐天下不乱，蓄意整人，抬高自己，浑水摸鱼。
耀邦最后说：中央专案组第一办公室、第三办公室的案子，几乎都是“叛徒”、“特务”之类的敌我矛盾，哪有什么人民内部矛盾？为了对党对同志负责，我们的意见还是交给组织部复查，还是统统交。
当然，这个要求不可能被汪东兴等人所接受。
如是，就必然带来这样一个大难题：这许多所谓的“结论”，无非仍然是按照康生等人当年设下的框框，仍然肯定这些同志是“自首变节分子”，是“叛党”、是“刘少奇招降纳叛组织路线的一部分”，全都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给予一二百元多少不等的生活费，已被迫害而死的就听其死去。
对于汪东兴、张耀祠和中央专案组的这种态度，胡耀邦没有再对他们说什么。因为不少人都知道，中央专案组是由怎样的一些人组成的。其中开始审查“彭罗陆杨”案，后又加进“六十一人”案的中央专案组第一办公室副主任，恰恰就是薄一波担任晋冀鲁豫军区副政委兼太岳军区政委时的一位老部下——太岳军区所属第一纵队下面的一个团的政治处主任。“文革”开始十多年来，他在林彪、康生、“四人帮”的指使下，对他的老首长薄一波及其他许多老一辈革命家竭尽迫害之能事。
“四人帮”的猖狂时代一结束，仍在冤案阴影笼罩下的薄一波为了给这位步入歧途的故旧创造一个回心转意的余地，特地拜托当年同在太岳军区的另一位老战友去向这位故旧捎了口信，希望他利用拨乱反正的大好时机一改旧习多做好事，向新的党中央提供全部实情。
没想到，这位听了口信的故旧一下从沙发上蹦了起来，气急败坏地说：“这不可能！‘六十一人’的案件永远翻不了！这是中央定了的，毛主席批了的！”
耀邦和许多同志还知道，瞿秋白同志的遗孀杨之华大姐直到病重垂危之际，中央专案组的有关人员才假惺惺地宣布对她“解除监护”，送往北大医院治疗。送到医院不久，杨之华大姐就含冤死去……
这对耀邦等人来说，虽痛心疾首但并不感到惊奇，他们知道，一些专案人员在办“专案”过程中，是如何残酷迫害许多老革命的。别的不说，单以贺龙元帅专案组为例，在这个“主案组”之下，还设有十几个“分案组”：总参的王尚荣专案组，雷英夫专案组；总政的金如柏专案组，李贞专案组；装甲兵的许光达专案组；通信兵的陈鹤桥专案组，樊哲祥专案组；工程兵的谭友林专案组；北京军区的廖汉生专案组；成都军区的黄新廷专案组，郭林祥专案组；武汉军区的杨秀山专案组；新疆军区的张仲翰专案组；空军的成钧专案组，向黑缨专案组；国家体委的荣高棠专案组，等等。这些被“专案”的对象，都曾是不同革命历史时期贺龙同志的老部下，其中绝大部分是贺龙同志统率的红二方面军、八路军一二○师和晋绥军区的老干部。另有一位是昆明军区司令员秦基伟，据说就因为秦基伟的夫人曾是西南军区的保卫干部，是贺老总为他们牵线做媒的，秦基伟也由此而被关押在一个部队农场长达七年之久。
这些专案组，其凶残冷酷狡诈犹如中世纪的宗教裁判所，刑讯、逼供、诱供和制造伪证成了公开的秘密：北京军区政委廖汉生的专案人员在他的床头吊了一个三百瓦的大灯泡，不交代“贺龙乞降通敌情况”，就折腾得他整宿整宿不能睡觉；总参作战部长王尚荣被整天罚站，不准解小手，硬逼他交代所谓的“贺龙罪行”；装甲兵副司令员顿星云拒绝参与诬陷贺龙和许光达，被专案人员猛一拳打瞎了一只眼；成都军区司令员黄新廷通宵达旦罚跪，半边脸被抽打得黢青乌紫，骨瘦如柴，便脓流血；工程兵副司令员谭友林被连续几昼夜地突击审讯，险些死于狱中……
一位将军被打得通身剧痛实在没法忍受，被迫接过纸笔，按专案人员的口授，写下了贺龙在洪湖根据地大部分失手后，曾与蒋介石派去湘鄂川黔边区诱降的“特使”熊贡卿“议妥”叛变的条文，尽管贺龙当年及时向党组织做了汇报，并当众公审枪决了熊贡卿，根本没有所谓的“议妥”叛变的影儿。数日后，又有一位贺老总当年的老部下被屈打成招，“证明”贺老总当时之所以叛变未遂，是因为遭到红三军广大指战员的强烈抵制和反对，出于无奈才杀了熊贡卿。
在所谓的贺老总“现行问题”上，贺老总的一位老部下也未能忍受住专案人员的残酷折磨而信口胡诌，说贺老总为研究“兵变”先后八次召开“黑会”，着重研究如何在各大军区和各军兵种安插亲信夺取领导权，以及掌握控制部队等问题，并将兵变时间确定在10月1日，第二天这位骨头欠硬的人翻供，专案组便对他进行更加凶狠的批斗，叫做“打他的态度”；这位软骨症患者几次翻供均被一一打了回去，专案组非要他“假话真说”不可。接着专案组按他的“坦白交代”提审了另外两个所谓“参加黑会”的人。酷刑之下，这两位也分别承认到“会”了，但参加会议的时间和地点，都与那位软骨症患者的“坦白交代”捏不到一块儿。
但主案组“分析”认为：肯定开过“黑会”。这么大规模的兵变计划，不开会各军区、各军兵种怎么统一到位？因而要求所属所有分案组一律以那位软骨症患者的“坦白交代”为准，“兵变”时间统一在10月1日。
历史就是这样被强暴编造的。从此各分案组竞相大打出手，只求目的而不择手段。一位瘦小体弱的将军已被罚站二十三个小时了，浑身一软便栽倒了。一个块头很大的专案人员走上前，拧住他耳朵将他拎将起来，可手一松，他又像一摊泥似的瘫软下去。一旁的好几个专案人员冲上去用翻毛大皮鞋猛踢他的小腿，疼得他抱住腿满地乱滚哇哇直叫，直到他喊了声“我交代”，那疾雨般飞踢来的“翻毛脚”才收住劲。一个专案人员将一枝笔往他手里一塞，诱供说：“好好坦白，那天是个节日！”
“五一？”
“妈的，不对！”
“那就是‘七一’？”
“还不对！再想想，是个很大的节日！”
“那就是‘八一’了！对，‘八一’建军节，我们军队的重大节日！”
“还是不对！不过差得不很远了，再给你三十秒钟考虑！”
“难道是‘十一’？”
“唔，到底是哪天？说！”
“‘十一’，是‘十一’！”
“好吧，那你写下来！”
专案组人员认为这是“斗争的需要”，不以为耻！
被迫害得最苦最惨的是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大将。那些打手故意将面条倒在楼梯上，逼迫许大将趴下去舔了吃，并放肆地呵斥说：“你中央委员有什么了不起？你大将有什么了不起？我们想什么时候斗你就什么时候斗你！”他的专案组组长、装甲兵保卫部的某位副部长，在审讯时攥紧拳头带头朝许光达当胸一拳，打手们纷纷赤膊上阵，几次打得许光达心脏病发作昏死了过去。在场的医生将他弄醒，打手们接着再打，直打得他内伤累累，却不见出血。打手们打得他站不住了，就把他按在藤椅上打。有一次，一个狗熊般粗壮的汉子飞起一脚，将许光达连人带椅踢翻，然后又把他揪将起来扔回椅子里，鲜血浸透了他的白衬衣和被强行扒掉领章的军装。
专案组还对许光达施行车轮式滚动审讯。一次，身高一米八以上的一个姓党、一个姓都的两个大块头，一左一右地反拧住许光达的胳膊，将他的腰摁弯了九十度，主审人硬要他承认是“贺龙兵变总参谋长”，许光达据理力辩，坚决不承认，那个姓党的打手一拳又一拳地猛打许光达的腹部，边打边狂叫：“我干脆让你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算了！”
姓党的打累了，姓都的上，同样边打边叫骂：“你过去说我是小贝利亚，老子今天就打你这个老家伙！”直打得许光达口中的鲜血顺着嘴角往外流。
许光达的身体终于被彻底摧垮了！1968年11月到1969年1月入院治疗六十天，仍受审七十九次，被逼写所谓的交代材料二十五份；又一次住院八十一天，受审二十九次、逼写材料二十九份。1969年5月23日，许光达已报病危，专案组仍加紧审讯。5月31日，即许光达悲辞人世的前三天，人已卧床不起，专案组还将他拖下地向毛主席的像请罪！1969年6月3日晚十时二十分，许光达在既无医护人员看护、又未获准亲属陪护的情况下，惨死于病房厕所的马桶上！只隔六天，即1969天6月9日，被折磨得骨瘦如柴不成人样的贺龙元帅于上午八时送到三○一医院，于下午二时也离开了人世……
这些，都是如此这般专案组的罪恶记录！！
1973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接见参加中央军委会议同志的谈话中坦率承认：“我看贺龙同志（被）搞错了，我要负责任呢！”对贺龙“要翻案呢，不然少了贺龙不好呢”，“不过这个人经常身上有武器”。
1974年9月，邓小平恢复工作时，贺老总的冤案终于得以昭雪。1975年6月9日——贺老总辞世6周年，周恩来代表毛泽东和党中央参加了贺老总的骨灰安放仪式，对贺老总作了高度评价，再次肯定“贺龙同志是一个好同志”。这也等于为受“贺龙专案”株连的所有受害者恢复了名誉。但是“四人帮”和搞专案的一些人，竟然把周总理抱病参加的贺老总骨灰安放仪式诬称为“复辟翻案的典型”。时至1978年的此时此刻，胡耀邦要求将中央专案组的一切档案材料转到中央组织部统一复查处理的当儿，有关专案组的一切违背党的传统精神的黑暗内幕，对胡耀邦和中组部的老资格来说，又早就不是什么秘密。对如此专案组的一些人，在平反冤假错案上，你还能抱什么“善哉善哉”的指望么？耀邦断然决定：对这些重大案件复查平反，中组部只能另起炉灶！
突破“两个凡是”主阵地另起炉灶，兵贵神速
耀邦一回到中组部，立即把干审局及政策研究室的一些同志请到自己的办公室说：“有个案子，你们敢不敢翻？”
“实事求是。”人们都这样回答。
“可是要担大风险的哟！”
“再大的风险，”有人说，“还能超过‘四人帮’的？”
耀邦说：“对，要有这份勇气！”
耀邦说：按照党的一切工作都要实事求是的原则，就是对伟大领袖晚年搞错了的事，也应该予以纠正。有些人硬扛着“两个凡是”牌子不放，坚持一错到底。针对这种态度，我们能不能这样说：“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与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简单地说：就是用‘两个不管’的矛，去对付‘两个凡是’的盾！请大家议议行不行？”
大家说，应该这么办，这既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精神，又简明有力。这时，耀邦才向大家谈了这次与汪东兴等人的正面交锋，并下达了准备“另起炉灶”的动员令。
但为稳妥起见，耀邦觉得有必要首先取得叶剑英、邓小平的支持。一天，他向中央负责人汇报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工作时，反映了“六十一人案”中许多人及死者亲属要求复查的强烈愿望，并表示中组部准备进行复查。
不久，邓小平又接到了有关“六十一人案”的两封申诉材料。6月25日，他在其中一封材料上批道：这个问题总得处理才行。这也是实事求是问题。”7月4日，华国锋也指示胡耀邦：“六十一人的问题要解决，由中组部进行复查，向中央写个报告。”耀邦随即指定干审局副局长贾素萍等四位同志，全力投入这项工作。
耀邦说：作为专案工作的一个重要环节，那个“结论”所依据的有关材料，都是中央专案组已经整理好了的。真正有重要价值的实事求是的东西，恰恰是戴着有色眼镜的人们最不屑一顾的。他们可算是做到了各尽所能地“各取所需”，把被立案的人置于“永世不得翻身”之地而后快。事实上，一个重大的案子，究竟是何原因搞起来的，这必须查清楚。在搞的过程中，中央专案组当然也做过一些调查；但那是“各取所需”的调查。他们所需要的，如获至宝；他们认为不合“口径”的，就不会写到结论上去。而这没被写到结论上去的一些真实情况，如果光看那个“结论”是看不出其一丝痕迹的。所以，我们这“另起炉灶”，就必须下工夫对能够提供原始材料的地方和人都走访一遍，看看这些事情的来龙去脉究竟是怎么回事。这样，才能还历史事实之本来面貌，才能分清哪些是当事人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哪些责任应是组织领导方面承担的。这样，才能真正地是非分明，对党对同志高度负责。
说完，耀邦又叮嘱他们：此案关系重大。为减少阻力，先不宜声张，要审慎、精细、踏踏实实地调查研究，珍惜每份资料，争分夺秒，争取三个月复查完毕，写上复查结论，在党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时拿出来。
谈完话，正好吃午饭，耀邦也拿着自己的碗筷，和大伙边走边聊地向大食堂走去。他说：如果不把“两落实”（指落实干部政策，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抓得紧紧的、搞得美美的，我们的党和国家就不会扬眉吐气。而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的最大突破口，就是对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这些同志的特大错案的平反昭雪……
进了大食堂，卖饭的大师傅一眼瞅见胡部长排在大老远队尾，连连大声招呼：“胡部长！您靠前来；您工作忙，靠前来！”耀邦说：“大家都忙啊！你就顺着来吧！”
耀邦买完饭，像往常一样，与大家围在一起边吃边聊。耀邦说：现在很多人都知道我们这儿又是“党员之家”了。既然是“党员之家”，我们就要形成这么一股风气：多跑门可罗雀的寒门，少走车水马龙的大户。一句话：多走冷门，少走热门。
“老贾，”他转脸对坐在一旁的贾素萍说，“你能不能先抽空去看看薄一波？”
这不用说，以后当然也该去看看刘澜涛、安子文等人。虽然六十年代初，耀邦从湖南调往西北局担任第三书记兼陕西省委第一书记之后，为制止时任西北局第一书记的刘澜涛在“四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