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第2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1938年1月上旬，葛佩琦等一百多名已获毕业证书的男学员被调往武汉，等候分配。他们立即与八路军武汉办事处秘密取得了联系，向已是中共长江局负责人的博古汇报了战训班斗争的情况，并研究了下一步如何走。当战训班副主任黄仲翔要分配他们去河南第一战区工作的时候，葛佩琦立即去找先期到达武汉的蒋南翔，要求解决党的组织关系。蒋南翔说：你还是随着大队去河南，到时候会有人找你。
1938年2月15日，正是元宵节，葛佩琦等一百人到达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的所在地郑州，当时担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政治部主任的李世璋，是中共地下党员。得到李世璋的大力举荐，这批战训班学员被司令长官兼河南省主席程潜分别委派为民运指导员。葛佩琦与中共地下党员王振鸿、刘野亮等四十人，主动要求去接近前线的豫东商丘地区的十二个县，组织民众抗日自卫队，聚集抗日力量，保卫战区安全，支援徐州会战。离郑州前，中共河南省委委员、八路军驻开封办事处主任刘子久找葛佩琦谈了话，要他有事直接找他联系，到豫东的主要任务是抓武装。
葛佩琦等人到了商丘地区各县，国民党的县长和县党部书记长们借口地方武装已由联保主任们组成了联防队（限制共产党活动的一种组织），无需再组织民众抗日自卫队，反对民运指导员们抓武装；甚至长官部规定的民运指导员们每人每月由地方财政支付的二十元生活费，他们也借口财政困难而拖延支付。葛佩琦等人立即向程潜汇报。程潜为此特别召开了各县民运指导员、县长、县党部书记长参加的开封会议，要各县将民运工作放在第一位；若有妨碍民运工作者，必将予以严肃查处。会后，程潜以河南省主席名义，撤掉了商丘地区阻挠民运工作的六名县长，并批准了葛佩琦等人推荐的新县长，才打开了那一带“民运”工作的新局面。
1938年春天台儿庄大战之后，又发生了徐州大会战。5月24日，国民党部队自徐州败退，苏北、豫东的主要城镇也随之陷入敌手。程潜的长官部也从郑州撤至洛阳。派在豫东的四十名民运指导员中的三十九人，随着军队撤到黄泛区以西，只有葛佩琦一人仍留在商丘地区。
商丘地区的国民党党务专员和各县县党部书记长，也都已无令而逃。葛佩琦主动联合商丘地区民运专员宋克宾等人，发动各县民众抗日自卫队开展游击战，成立了豫东抗日游击司令部，宋克宾任司令，葛佩琦任政训处长。短短一个多月，就发展为一支五六千人的抗日游击队，为当时黄泛区以东惟一的一支抗日武装，拔除了日寇在陇海线上的几个据点，并收复过两座县城。
6月下旬，这支游击队派秘书李洪（中共地下党员）去洛阳向长官部汇报豫东战况。葛佩琦适时请李洪与中共河南省委取得联系，并向刘子久转达他的入党申请。7月上旬，葛佩琦接到程潜的电报，要他与宋克宾火速赴洛阳面谈。他俩带着几个卫兵越过六十里宽的黄泛区，经周口、漯河、郑州日夜兼程地赶到洛阳，受到了程潜的接见与嘉奖，洛阳各报都报道了豫东的抗战战绩。
一天晚上，李洪陪同当时为中共河南省委委员、豫西特委书记、八路军洛阳办事处主任的刘子久，来到葛佩琦独自住宿的一家旅馆。刘子久向葛佩琦宣布：“组织上已经正式批准你的入党申请。由于你是老民先队员，免除候补期，直接转为正式党员。”葛佩琦顿感周身热血沸腾，为“一二·九”运动以来的最崇高的愿望终得实现而感到无上荣幸。他决心为人类最伟大的事业献出自己的一切！
葛佩琦的“铁案”是这样翻过来的身在“曹营”心在“汉”，万死而不辞（上）
离开洛阳前，刘子久给葛佩琦交代了任务：做好宋克宾和官兵们的统战工作，为新四军彭雪枫支队进驻豫东、建立抗日根据地创造条件。他并写了一封介绍信，要葛佩琦面交彭雪枫。
1938年冬，彭雪枫率部到达豫东，宋克宾等人不但表示欢迎，还送了几百套棉军衣给彭支队战士们御寒。葛佩琦单独与彭雪枫见了面，转交了刘子久的信，汇报了豫东的抗战活动和敌我情势。彭雪枫对葛佩琦的工作大加赞赏，要葛佩琦有事直接与他联系。
1939年春，彭雪枫支队在永城县境与日寇作战，牺牲了几位战士。葛佩琦代表豫东专员公署和保安司令部前往参加了追悼会。会后，彭雪枫约葛佩琦单独谈了话。这时，宋克宾的部队又扩大到一万五千多人，下分三个纵队。葛佩琦说，自己已经是一个共产党员了，老穿着国民党的军官服，觉得很不舒服，要求到自己的党的部队中去工作。彭雪枫大笑。他劝慰葛佩琦说：为了发展抗日统一战线，你继续留在宋克宾那里为党工作，比调去新四军会起更大的作用。
葛佩琦这才下了决心在国民党部队继续干下去，除非党组织有了新的派遣。
这时，程潜调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天水行营主任，由洛阳到了西安。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兼河南省主席由卫立煌接任。卫立煌撤了宋克宾的豫东专员兼保安司令的职，但宋克宾没有交出原来由葛佩琦帮助扩建的豫东抗日游击队。后来在程潜的支持下，这支部队改编为下辖三个师的国民党暂编第二军，宋克宾为军长，葛佩琦为政治部主任，调河北省抗日。
在河北大名、南宫之间，这支部队与扫荡的日寇频频发生战斗。由于人生地不熟，武器装备又极为悬殊，部队损失惨重，军心颇为动荡，绝大部分官兵都主张返回豫东老家。葛佩琦坚决反对。因为原来的防区已被河南省保安队接收，豫东陇海沿线又被汉奸张岚峰部队所控制，一时难有立足之地。可是宋克宾却说，张岚峰也是豫东同乡，又在西北军中共过事，不至于不给碗饭吃。
葛佩琦预感宋克宾等人有率部当汉奸的危险，想到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绝不能被他们裹挟而去当汉奸，遂连夜只身潜出围塞，历数昼夜，越过日寇铁路封锁线，奔向彭雪枫部队原驻地永城县书案店。到了书案店，才知彭雪枫已率部东进，吴芝圃副司令还在附近一个村庄，当晚也将出发，葛佩琦立即向吴芝圃汇报了宋克宾部队的险象，并问是否可以再由他自己去把宋部的部分部队拉到永城，与新四军合作抗战。吴芝圃说，这不符合抗日统战政策，要葛佩琦尽快去西安向程潜报告，力挽宋部不当汉奸，并说，如果宋部真的投靠了敌人，你就利用程潜的关系留在天水行营，长期埋伏，等待党的新指示。
葛佩琦与吴芝圃分了手，经多日迂回跋涉到了洛阳。他想向刘子久汇报党的工作，可是没有找到刘子久；他想乘火车直奔西安，但这一带的铁路已遭黄河北岸日寇炮火破坏。他只得时而骑自行车，时而推车步行。他好不容易地到了西安，程潜闻知，立即召见。程潜说：“前方来电话宋克宾已率部叛国投敌。那个部队是你当民运指导员时组织起来的，你能不能把那个部队再拉回来？”葛佩琦说：能！程潜让他去参谋处看看有关策反的文件，听候命令。
1939年8月中旬，程潜派葛佩琦为“天水行营豫东特派员”，主要任务就是策反汉奸部队反正，并给他派了三名联络参谋和一个通信班及电台。
9月初，他们到达黄泛区以北的鹿邑县秋渠集，葛佩琦分别派遣三名参谋潜入敌占区开封、商丘、徐州，他本人也化装潜入商丘，侦察到宋克宾部队已被改编为“和平救国军第一军第三师”，宋为师长，驻商丘以东三十华里的马牧集。他同时还侦察到，他当年扩编的游击第六支队袁天柱部，也已投敌被编为“和平救国军第一军独立团”，驻商丘以南的马头集。经数月周密策划，袁天柱部于1940年2月率先反正。
接着，葛佩琦又与宋克宾的部队取得了联系。他们也答应反正。他立即把这一情况报告了天水行营。程潜复电说：及早发动，有功者奖。不久，程潜又来电说：策反工作可与何柱国军长合作进行，已另给何军长去电知照。
何柱国是豫东前线国民党骑兵第二军军长。葛佩琦知道，他正在策动“和平救国军第一军”另两个师的反正。葛佩琦仍一门心思地想把宋克宾部队拉到彭雪枫那边去，以壮大自己党的武装力量。他专程赶赴洛阳，找到了刘子久，汇报了这一新的重要军情。刘子久说：你与何柱国的这一密切合作，符合抗日统战政策，有利于抗战；你若把宋克宾部队拉到新四军去，恐怕难以成功。
这样，葛佩琦才与何柱国紧密协作。1940年10月下旬，由何柱国的骑兵接应，三个伪军师同时反正成功，被合编为国民党新七军，削弱了在豫东的蚕食力量。
当年冬，程潜被调往重庆，天水行营改称国民党军委会西安办公厅，熊斌、蒋鼎文相继担任办公厅主任。葛佩琦以“参议”名义，继续埋首于此，听候党的指示。
1941年夏，西安办公厅、黄河水利委员会、第一战区和第五战区长官司令部、河南与安徽两个省政府的代表，组成了黄泛区勘察团，调查黄泛区民情。水利委员会的代表为主任，葛佩琦担任副主任。他们的木船时而在漂晃的高粱穗梢上前进，时而在水漫屋檐的街道中穿行；安徽淮河边上的著名城镇正阳关，也成了洪水四围的“海中龙宫”；木船从西门开进，停在一家旅店前。
经数月勘察，深入了解黄泛区的灾情和政治、经济、军事情况后，他们在报告中建议由国家拨款，以工代赈，在黄泛区西岸的河南新郑至安徽界首，修筑一条大堤，既可保住黄泛区以西大片土地不受水淹，救济灾民，还可建筑河防工事。用大堤充作繁荣黄泛区经济的运输公路。
这个建议立即被采纳而且顺利实现，对抗战、救灾不无裨益。
葛佩琦的“铁案”是这样翻过来的身在“曹营”心在“汉”，万死而不辞（中）
1942年春，西安办公厅主任蒋鼎文调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葛佩琦遵从了党的指示，也利用与蒋鼎文的关系，随其调至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任少将参议，将主要精力投入党的地下活动。
未几，他以“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战地联络组组长”头衔，赴豫东日寇占领区搜集情报。在豫东敌占区的许多城市以及北平、上海等地，都设有联络站或联络员，各种情报源源而至。他想将这些情报首先报向延安，但遍寻据说出差的刘子久而不见。因为“皖南事变”前后，国民党反动派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我们的党中央指示凡在国民党统治区已亮明共产党员身份的同志，一律撤退到抗日民主根据地。刘子久匆促转去豫东、皖北根据地做领导工作去了，没来得及安排葛佩琦的地下组织关系。
葛佩琦当时并不明白这个中原委，他只能直去西安转延安。但到了西安，见到了北大数学系同学、中共地下党员李年。李年说，陈忠经也正在西安。早在1936年冬，葛佩琦被选为北大学生会副主席，陈忠经被选为学生会主席，“正副主席”又相聚，都欣喜异常。陈忠经与李年都劝葛佩琦留在西安一道工作，他的工作情况将由他们二人负责转报上级党的组织。
这时候，党中央的一个重要情报部门，在西安已活动一年之久。它的负责人，是从延安派来的赵耀斌，对外号称王石坚。赵耀斌请示延安后，为葛佩琦接上了组织关系，并要他直接给党的西安情报站提供敌情。葛佩琦欣然同意。
但这时候的葛佩琦，已成了豫东敌占区日本特务机关黑名单上的赫赫人物。1942年秋，当他又一次潜入商丘虎穴时，很快就被日本特务看在眼里，日本宪兵队紧急通知全城的伪军对所有城门加强岗哨，协助宪兵特务大搜捕。幸好，伪军的一位营长是中共地下党员，并曾是葛佩琦组织豫东游击队时的一名大队长，他火速通知了葛佩琦所领导的商丘联络站主任、掩护身份是伪军教导团军需主任的牛景康；牛景康又火速跑到联络站的掩蔽所陈公馆，让葛佩琦脱下伪军军服，机警地转到年久失修、部分城墙坍塌的城东北角，用一根绳子把葛佩琦放到墙外，才得以脱险。
1943年春，侵华日军总司令部为笼络汉奸部队，在南京召开了伪军师长以上军官才能参加的“高级军事会议”。葛佩琦属下的一名情报员，给豫东的一名大字不识的伪军师长当参谋和翻译。会议结束后，这位“参谋和翻译”遵照葛佩琦的事先叮嘱，将全部会议文件都带了回来交给葛佩琦。其中有一张“大东亚共荣圈”示意图，即一定要打通从朝鲜、东北、北平、武汉、广州的铁路线，从而支持进攻缅、泰、印度支那和印度的战线，并从陆地一侧以配合巩固对南洋诸岛国的占领。葛佩琦估计，日寇很可能要出兵进攻还在抗日力量控制下的平汉铁路若干重要路段，立刻将这张示意图复制了两份并附上他的分析估计，分别报给了中共西安地下情报站和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望最好及早提防。
1943年初夏，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把葛佩琦电召到洛阳述职，并交给他一个紧急使命：把刚刚从重庆来到洛阳的杜月笙的夫人送回上海。葛佩琦觉得这又是深入敌伪统治中心搜集情报的大好时机，就欣然从命。他们先坐了几天的汽车，后又改坐架子车通过日伪占领区到达商丘，住进了那位在伪军中当营长的地下党员开办的旅馆，然后乘火车顺利到达上海。
在上海，他婉言谢绝杜夫人留住杜公馆的邀请，住到了“一位朋友”家。这位朋友，就是他派驻上海的地下联络员。这位联络员陪同他走了很多地方，又介绍他与不少朋友谈了话，使他耳闻目睹了上海伪币狂贬、物价疯涨、日寇大刮民脂民膏的“以战养战”、残酷坑害剥削其铁蹄下的中国人民。他回到豫东后，立即将这些“敌囊之密”分别报送给党的西安情报站和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
接着，他在商丘火车站建立了监视日寇军运中心，逐日登记陇海线上日寇来往军车的车次、去向、所载部队番号、人数、武器装备、军用物资种类及数量，等等。情报联络员及时将这些情报送给葛佩琦，葛佩琦再通过电台和密函，分别转报给战区司令长官部及党的西安地下情报网。
1944年1月，从徐州到开封，日寇军运频繁，所运物资中含有大量橡皮船等渡河器材，葛佩琦分析敌人的“打通大东亚交通线”——进攻郑州、打通平汉线的战事在即，急报党的西安地下情报网和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长官部参谋长要葛佩琦本人速去天津、济南等地，侦察日寇调动等军情。
葛佩琦即刻动身，于2月底到达天津，了解到大批日寇已由平汉线北段南下。他由天津回到济南，又获悉每天都有日寇军车，从青岛到济南转津浦路南下。他回到商丘，又看到每天都有日寇军车从徐州来到商丘，再向西开去。他急速将这些情报分别报给战区参谋长和我党西安情报组织，为预防日寇这一箭在弦上的大举进犯，提供了十分有力的情报。
时隔不久，日寇就发起了以打通平汉铁路为重心的“中原战役”。没想到国民党部队稍加抗击即节节败退，郑州、洛阳相继落入敌手。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由洛阳撤至陕西汉中。由于撤退慌乱，长官部的电台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