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第2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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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的“门诊手术”。经沈大夫据理力争，这些干部才同意让他去劳改医院手术室，给葛佩琦做了左眼青光眼手术。下了手术台，按规定：应用手推车让葛佩琦卧着送回病房；但劳改医院的公安人员却认为没有这个必要，让他捂着蒙眼的纱布，自己走回了二十多人哼哼歪歪的大病房，而且没有眼科消炎针、消炎药和降眼压的药，疼了，只有一般的止痛片；再疼了，就打一针青霉素，用治疗皮肤病的四环素药膏代替点眼药。
青光眼算是好转了，两只眼睛的白内障却越来越严重，同时经过这连续多年的拖延折腾，视神经都受到了重大损伤。回到北京时，他的全部视力只有零点一，几乎就是个睁眼瞎。这位“睁眼瞎”经过整整一年的摸索奔波，才次第解决了户口和每月二十八斤粮票、十八元生活费，于1977年3月8日搬进了北京东城交道口大街九十六号大杂院。
这一天正是妇女们专享的节日，可是在这个连他这个新来户在内一共十六户人家的大杂院，惟独他那间门前坑坑洼洼，只有半拉窗户门朝西的八平方米破旧小屋冷冷清清，孤寡一人。从1949年北平解放到在劫难逃的1957年，他的家每年“三八”节本也是欢欢乐乐的……
早在1945年3月，他的妻子朱秀玲还在陕西汉中西北医学院做教师时，就生了第一个女孩。其时德国法西斯的彻底完蛋指日可待、东方的日本法西斯也濒临溃灭；他们为大女儿取名别有新意，希望“抗战早胜利，举国大凯旋”。1946年他本人奉地下党之命，打入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成了“少将督察”，朱秀玲也跟去沈阳医学院执教。1947年7月有了一个儿子，取名希同，表示“希冀全中国早日都红旗飘飘”。1950年在北京，第二个女孩出世。那正是全世界都祈求永葆和平、不再有枪炮声的时候。1952年又一个女孩来到这个世界，他们希望这世界永远光明灿烂。1956年最后一个女儿呱呱坠地，那正是祖国大陆的社会主义事业蒸蒸日上之际，他们希望祖国早日建成社会主义大厦并向共产主义迈进……
所以1957年之前那几年，每逢“三八”节和“六一”儿童节，他们全家大大小小，都是欢欢乐乐的。
可是此时此刻，这都已成了过去的事了。朱秀玲又在十多年前与他离了婚，孩子们都改姓“朱”，不再姓“葛”了。在这刚刚“乔迁”来的八平方米小屋，他只能只身孤影……
葛佩琦的“铁案”是这样翻过来的政治的疯狂，造成多少家庭的悲凉
这是二十世纪中叶，中国特有的大悲剧！
在人民大学校园里，凡是没有被这种疯狂灭尽天良的人，都能够洞察朱秀玲深埋心底的悲怆！
她出生于鲁南临沂，是葛佩琦同乡，比他小两岁。1934年，由北京女一中考入北平大学文理学院数理系。1935年“一二·九”运动中，她就闻知“一二·九”闯将葛佩琦的大名，“七·七”事变北平沦陷后又一齐坐船到了烟台，认识了葛佩琦其人，印象很不错。
1941年，她在关中武功的西北农学院执教，巧遇当时在国民党第一战区做地下工作、路过并借住在农学院的葛佩琦，尽管别后数载，但葛佩琦的不凡谈吐，使她感触到他的人生步伐，仍在按照“一二·九”的节奏在快速地向前延伸。这次分手，他们开始鸿雁传情，相爱日深。
1942年，她应聘到陕南汉中西北医学院教数学。第二年，佩琦来到汉中，他们在医学院举行了婚礼。
至此，佩琦对自己的真实身份，仍然守口如瓶。然后由汉中而北平而沈阳，她只隐隐约约感到，他的行踪有时颇为神秘，意识到他是在做与“一二·九”一脉相承的事。直到北平解放，她才被告知这个对她来说并不过分难猜的谜底。
1956年，中国人民大学自从成立以来第一次评职称，她就被评定为副教授。当时全校副教授屈指可数，女教授更寥若晨星。朱秀玲就是这晨星中的一个。但住房仍然窄小而潮湿。就在这一年的12月，她生下了最小的女儿。屋内没法生炉子，室温只有七摄氏度，生下孩子的第十八天，她就开始发烧，烧到三十八九度，得了风湿性心肌炎。这是产后风的一种，但她当时并不知道，产假期一满，她就强打着精神去讲课。不久，她就病倒了，而且一倒难起，被人们急送协和医院去抢救。后来葛佩琦为何参加“党外人士”座谈会，报纸上“揭露批判”葛佩琦的风风雨雨，她还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全然不知。从学校前往医院探望的同事口中，她才知佩琦出了事。她惊愕得脱口而出：“佩琦怎么说出‘杀共产党人’的话来呢？这不可能，不可能……”
的确，人间之真正相知者，莫如风风雨雨地相携着踏过半辈子人生荆棘路的伴侣了！然而尽管她不信佩琦会说出那样出格的话，但这毕竟给她带来了自身病外的焦虑和忧伤，加重了她的病情。一直到11月，她才勉强出院。佩琦住在西郊学校的办公室里，没有回家。她整天躺在那间阴暗的屋子里，连下床走走的气力都没有，而且通身风湿疼痛，整整六年不能下床。
快年底了，系主任和总支书记突然来访。他们正式通知她：葛佩琦因“历史反革命”和“现行反革命”的罪已经被捕！她泪如泉涌，半晌说不出一句话来：他会是“反革命分子”？这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能？！
她的病情更重了！
佩琦这一走，他的工资一分也没有了；家里的五个孩子最大的十二岁，最小的才一周岁，七岁的老二又正患猩红热，全家六口都靠她一个人的工资来养育。不久，她的工资又被打了七折，算做病假工资，“吃劳保”，她的生活重担宛如雨天挑稻草，压得她力不能支。
十二岁的大女儿聪明伶俐，勤奋好学，刚读完北师大女附中初中一年级，就因为照料卧床的母亲和年幼的妹妹，不得不忍痛休学。就这样，日子也难熬，朱秀玲不得不请人把老三送给天津的亲友，把老四送到西安的姐姐家，并将其改名为“朱全安”，以祈祷全家平平安安。她还托人说情想把最难照管的才一岁多的小女儿，送给一对无儿无女的中年夫妇；人家一听说这是“大右派”葛佩琦的孩子，吓得直摆手：白送也不敢要！
孩子无罪！孩子有生的权利！她又请人把小女儿送入王光美的母亲董洁如办的“洁如托儿所”，因为当时全北京城，只有这个托儿所可以全托一岁多的婴儿；尽管每月要交五十多元钱，她也咬咬牙，宁可让自己和这孩子的大姐、哥哥过得更苦些，也要让她生存下去。
1959年7月初，法院派人把对葛佩琦的《判决书》送到她的病床前。判决了，可以让亲属见面了。她自己病得动不了步，就让大伯子葛畔瑜、四伯子葛畔宫带着五个孩子，去北京市看守所探望了入狱一年七个月的葛佩琦。尽管葛佩琦被判了“无期”，她仍认为这是天大的冤情；既是冤情，总有一天会苍天睁眼，佩琦会回到自己和孩子们的身边。
在绵绵思念期盼中，她觉得当务之急还是要把身边的孩子栽培成社会有用之材，首先让大女儿继续求学，才对得起身陷囹圄的佩琦。
1959年冬天，最小的女儿三周岁。中国人民大学办有满三周岁才能入托的托儿所，她才让大女儿去“洁如托儿所”把小女儿接回来就近入托。两年没见面，小女儿已不认识自己的母亲了，用陌生的目光打量了好一会儿，才叫了声“阿姨”。她忍泪笑着问：“那你妈妈呢？”这孩子回答：“在公园里！”原来整整两年，别的孩子都有爸爸妈妈来探望，惟有这孩子没有见过爸爸妈妈的影子。她常常问托儿所的阿姨：“我的爸妈怎么老不来啊？”阿姨们都随口一讲：“他们在公园里。”
孩子的这一回答，深深触动了她心中的隐痛。她背着孩子大哭了一场！几次病重，被送往医院抢救。经常向学校借钱，才能凑凑合合让三个孩子一日三餐勉强有口饭吃。
整个家庭的苦难，也促使大女儿更加勤奋，更加用功。她一边上学，一边照料着母亲和弟弟妹妹，经常把英文单词贴在墙上，手里洗着衣服，眼睛看着单词，默默背诵。初中毕业后，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大附中，高中三年，年年“三好”，并在北京中学生物理竞赛和数学竞赛中获奖。
1961年，大女儿满怀信心，报考北京大学。她的高考成绩门门都在九十分以上，全国数一数二的最高学府，无疑将向这位高材女敞开大门。
到了发榜时，全家人都像挨了当头一棒！别说北京大学，就是一般的大学，也未录取。原因不言而喻：她有个被关在监狱里的父亲，政审表格“家庭成员有无被杀关管”这一栏中写得清清楚楚。这使任何一个主考官，也不敢漫不经心地在她的名上点一下考中的朱砂笔。
女儿的声声泪，使母亲撕肝裂肺！老大被挡在大学门外，接下去老二也将要遭到同样的命运；再接下去老三、老四、老五，前途不测可怜！为了五个孩子，朱秀玲苦思很久，不得不忍痛含悲向法院提出与佩琦离婚。
离婚获得批准，五个孩子都改姓朱。
但在“千万不要忘记”的那年月，年幼的孩子们在学校，照样被许多同学喊作“小右派”、“小反革命”。
说来也怪！这些孩子不仅不认为自己是“小反革命”、“小右派”，还都特别要强，动情地高唱“要做共产主义接班人”，好好学学，天天向上。在北大附中读书的老二，一到入团年龄就申请入团，一直不被人理睬。到了十八岁，他又申请入党，更没有人搭碴儿。在跟着到来的“文化大革命”中还因此招来一顿毒打：二十一个同学拥到他的家，将他打翻在地，乱打乱踢，还把屋子里能打碎的东西——餐具、茶具、玩具、玻璃橱柜全都砸得稀巴烂。同楼隔一单元居委会的老大娘们，都被这屋子里不同寻常的稀里哗啦声和斥骂声所震惊 。她们连忙寻声而至，正见一个年轻人在向昏死倒地的希同惨白的脸上泼凉水，一边泼一边骂：“反革命狗崽子还梦想入党！”
他们又一次翻箱倒柜，仍没有翻出他的《入党申请书》，就把半死不活的他拖下楼，留人封了门，上贴“反革命之家”，下贴一副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封门前，他们在屋内留下一张纸，写上参与这场打砸抢“英雄好汉”们的姓名与身世：前二十人都是高干子弟“红五类”，最后一人的家庭背景是小业主。
他们把尿血的老二押回学校，扔在一间黑屋子里，派人日夜看守。被毒打后的老二发烧尿血，也没人给一粒退烧药。一天夜里，下着小雨，“奉命”看守的是一位大学教授的儿子，他不属“红五类”，平时还是与老二相当要好的同学。他借着夜幕的掩护，把老二放出了黑牢，叫他赶快去海淀医院检查治疗，否则有生命危险。
但他一步也走不动，只能在雨地里慢慢地向前爬。半路上，碰到一位下夜班的工人老师傅，得知此情，连忙掏出身上仅有的几块钱，给他指点了去医院的近路。到了医院急救室，被简单包扎了一下，他又继续在雨中爬，爬到了北京大学，才住进了北大校医院。仔细一检查，是严重的肾外伤，怪不得一直尿血。
灾难并没有到此为止。葛佩琦的二哥葛畔瑜也被抄了家，二嫂被活活打死；二哥被遣送回山东农村，生活无着，有病没钱治，很快也惨离人世。
“造反有理”的人们又把大女儿历次获得的数学竞赛、物理竞赛的奖状也都撕得粉碎，并把“革命”的矛头指向北大附中的校领导，说他们特别热衷于培养“反革命大右派”的子女；根据仅仅是：1964年大女儿北大附中高中毕业时，老二和老三也都是北大附中的学生，一个在高中一年级，一个在初中二年级。
有人说，政治的疯狂，造成无数家庭的悲凉，这是一个缩影。
此话千真万确。
1975年，葛佩琦被“宽大”出狱，他和朱秀玲也未敢复婚，因为男方的头上还扣着“大右派”、“历史反革命”和“现行反革命”这几顶吓人的大帽子，一旦复婚，子女们必将更加遭罪。
但是骨肉亲情，是任何权势也泯灭不了的。1976年春节过后，为了不影响母亲养病和弟妹们的前程，大女儿毅然承担了接收父亲的重任。她向北京市公安局写了一份保证书，保证她的父亲从山西回到北京后，不向政府要求住房和工作，虽然她的小家庭只有十平方米的住房，而且她本人又面临分娩。有关方面这才同意葛佩琦回到北京。
3月26日，山西省劳改局一位干部和一名护士，把葛佩琦送回北京，住入崇内旅馆，大女儿接到了北京市公安局一位同志的电话，即刻带着弟弟赶到了旅馆，叫了一辆出租汽车，把父亲接到她曾工作过的北郊清河镇附近的一个农村。在那里，大女儿早已为父亲向一位农民朋友借到了一间房子；她的堂姐葛春梅，即已经夫妻双亡的葛畔瑜夫妇之女，正在这间屋子里安置床铺，使大难不死的葛佩琦，一回到北京就有了栖身之地。然后经过将近一年的奔波，他又通过了户口、粮票、住房三个关口，搬进了北京城内的这个大杂院，一个已迁走的人家原来放杂物的八平方米小屋。
葛佩琦的“铁案”是这样翻过来的“患难时，我们认识朋友！”
这个大杂院，原住的十五户人家，有十四户是工人家庭；另一户男的是中学教师，女的也是工人师傅。在葛佩琦即将从北郊清河搬来之前，当地派出所的民警和居委会的干部来到这个院子向众人宣布，有一个“老右派”、“国民党少将”、“要杀共产党人”的人特赦出来了，要住到这里，大伙对他应该划清界限，提高警惕，“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可是，这院子里的工人阶级，偏偏不把这些“至理名言”放到心里去。当他们看到这个孤老头儿，有气无力，白发满头，慈眉善目，对人挺和气，可是连手中的钞票是多少钱都看不准，更分不清粮票与油票，等于是一个睁眼瞎，他们个个都待之以同情与关照。其中尤为紧隔壁的一家男女老少，对他格外好。
这家户主名叫李学俭，河北省吴桥人，供职于南口暖瓶厂。他的爱人老赵主要操持家务，得空也去街道上帮帮忙。他们的大女儿李炳芬，是这个大院里惟一的共产党员，在另一个街道工作，大儿子李炳洲，当时正在北京第二十二中学上初中；小儿子李炳海，还在读小学。这全家人都有杂技之乡的那股灵巧豪爽之气。对葛佩琦在自己的儿女和侄女春梅于夜静更深或公休日来照料之外的一切生活琐事，他们一家都包了。
大院里没有厕所，人人都得去大门外小胡同里的公共厕所，弯弯拐拐二百来米远。不论刮风下雨，冰天雪地，炳洲、炳海都乐意为葛爷爷当“拐棍”；就是在夜晚，只要葛爷爷在自己屋里喊一声“炳洲、炳海”，总有一根“拐棍”应声而至。
生炉子、封炉子、支蚊帐、上街买东西，也都是炳芬、炳洲、炳海的事。
葛佩琦住医院，炳芬让她的爱人李国强带着水果去探望。
一天，李学俭师傅从百里之外的南口回城度厂休，赶忙在葛佩琦的小屋里装了自来水管，使他用水更方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