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第29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葛佩琦住医院，炳芬让她的爱人李国强带着水果去探望。　　　　
　　　　一天，李学俭师傅从百里之外的南口回城度厂休，赶忙在葛佩琦的小屋里装了自来水管，使他用水更方便。　　　　
　　　　日常李师傅改善生活，包饺子、红烧肉、炖鸡汤，炳洲、炳海妈都趁热端来一碗……　　　　
　　　　春寒料峭的一天上午，大院里出现了一个老者，他就是李逸三。1957年整风“反右”时，他是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常委、组织部长，亲耳听过葛佩琦在学校“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发言。他认为，葛佩琦当时说了一些“带刺”的话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多少年来一直未能恢复他的组织关系。但在校党委决定把葛佩琦划为“极右分子”的时候，在党的“反右”纪律的政策下，他也违心地举了手。后来，他虽然坚决反对把葛佩琦当做“历史反革命”和“现行反革命”逮捕法办，再后来又被调离了中国人民大学，然而对那一次的违心举手，一直深感对不起葛佩琦而难释于怀。葛佩琦搬进这个大杂院时，他已是古稀之年了，而且还住在京城东南部的劲松小区，也风尘仆仆地来到这个大院，看望葛佩琦。后来每隔一两个月，他都要来一次，每次来都给葛佩琦捎来一些水果点心、零花钱、粮票，以及对葛佩琦至关重要的信息：　　　　
　　　　胡耀邦主管中央组织部了，恢复了“党员之家”的传统，许许多多的党员干部排着队去上访，有冤伸冤，有苦诉苦；　　　　
　　　　中央五个部的代表在烟台开了会，决定为所有还没摘帽的“右派”全部摘去帽子，也可以为少数错划的平反改正；　　　　
　　　　中央又发了个文件，对凡是被错划的“右派”错多少就改正多少，不受人数的限制，不划框框，完完全全的实事求是……　　　　
　　　　每一次传达了这些好消息，李逸三都鼓励葛佩琦上访。但葛佩琦认为自己的问题非同一般，他的身上也压着“三座大山”——“右派”与“现行反革命”、“历史反革命”。如果不把这“三座大山”都搬掉，他休想回到党内；而要把这些“大山”一一都搬掉，又绝对不是轻而易举的事。为慎重起见，他还要“再看看”。　　　　
　　　　当然，他说的“再看看”，是指对党中央领导部门的上访而言。他觉得，自己的一切祸害，根出于中国人民大学，要上诉，也得先从人民大学诉起，犯不着贸然直奔党中央。在李逸三向他透露了党中央决定为所有错划右派都改正平反的消息后不久，他就去了人民大学。　　　　
　　　　那是1978年国庆节前后。他跌跌撞撞地去了西郊人民大学人事处，谈了谈对自己的“右派”问题如何改正的设想。未料到，人事部门对他仍然冷若冰霜。不得已，他又去拜访成仿吾老校长。仿吾老询问了他这廿年的情况后，表示将把他的报告转给学校人事处。　　　　
　　　　过了几天，他又去了人事处。得到的回答是：你的报告是转来了，但成校长没在上面批一个字，我们没法办。　　　　
　　　　这时，他才横下一条心：去党中央上访！　　　　
　　　　去党中央上访，非同小可。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得认认真真地准备上访材料。他戴起一千多度的近视镜，吭哧吭哧一笔一划地写，写了一份又一份。　　　　
　　　　当时，大街上还没有什么打字复印店；就是跑遍全城找到了两家，他也付不起那些钱。这时候，又一批“患难知己”——大杂院附近的青年工人马长辉、赵端钧、刘汉如出现了。马长辉白天上班，夜晚帮助誊写，多次都按时誊好，一共誊写了一百多份材料，字字楷书，一字不错。赵端钧和刘汉如配合李炳芬、李炳洲、李炳海姐弟，帮着换煤气、买蜂窝煤、看病拿药，从不嫌烦。赵端钧的爱人小杨，每逢过节，总请葛佩琦到他们家去改善改善，期望他能有写好材料的精神……　　　　
　　　　“在欢乐时，朋友会认识我们；在患难时，我们会认识朋友。”——这是澳大利亚当过农民、淘金工、翻砂工的作家托·姆·柯林斯的切身感受。历经了十八年苦难的葛佩琦，也不禁从肺腑中发出了同样的感叹。　　　　
　　　　


葛佩琦的“铁案”是这样翻过来的上访“党员之家”的中组部，他感到春风扑面，的确换了人间；但人民大学还在闹“倒春寒”

　　　　1978年12月2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落下了帷幕。彭德怀元帅、陶铸、薄一波等“六十一人案”的平反——毛泽东错误决定或首肯的这些全国、全世界的重大冤案的彻底平反，陡增了葛佩琦力争平反自己历史沉冤的信心。12月25日，他就去上访中央组织部。　　　　
　　　　那时中央组织部的北院墙外，就是灵境胡同。在胡同中间开着一个小门，就是中组部信访处的接待站，通向中组部后院。葛佩琦摸到那儿时，胡同里已经排了长长的上访队伍。轮到他去领登记表，接待的干部问他姓甚名谁，他一说出那三个字，立刻就有好几位上访者走了过来问长问短，有一人还惊喜地说：“没想到你还活在人间！”　　　　
　　　　他领了一张上访登记表和一个何时接谈的号码：按照这个号码，他得回家等三天。一位上访人员对他说：“你遭的罪比我重，眼睛又不好使，不能再来回折腾了！我的号码一会儿就可接谈，咱俩换一下，你先谈。”　　　　
　　　　他对这位好心的“同是沦落人”谢了又谢，把这个号码和填好的登记表交给一位接待人员。这位接待人员看了看登记表，连忙问：　　　　
　　　　“你就是1957年的葛佩琦？”　　　　
　　　　“是。”　　　　
　　　　“好，你先到外面等一等！”　　　　
　　　　葛佩琦挤到了外面，心里不免有些嘀咕，我这个1957年“大右派”到处受歧视，难道上访也要低人一头不成？　　　　
　　　　可是不一会儿，那位接待人员就叫他进屋，对他说：“我打电话和上级联系了，由领导干部接见你，你到前门传达室去吧！”　　　　
　　　　葛佩琦大喜过望，接待室内外更是议论纷纷。有人说，只见过到前门上访被打发到后门来的，没见过到后门上访被指派到前门接见的……　　　　
　　　　“这是胡耀邦当组织部长的新措施！”有人大声接茬说。　　　　
　　　　葛佩琦到了前门传达室，传达室的同志对他和颜悦色，彬彬有礼。一位女同志让他在“来宾登记簿”上签了名，一面请他在沙发椅子上坐下，一面给什么地方打电话。过了约莫十分钟，从办公大楼来了一位女干部，请葛佩琦进了里间会客室。她先给葛佩琦倒了一杯茶，问了他的住处和生活情况，然后才说：领导要接见你，但今天开会去了，你后天上午再来。　　　　
　　　　12月27日上午八点，葛佩琦准时到了中央组织部。宣教干部局下来一位同志，把他接到中组部大楼上的一个会客室。片刻，宣教干部局局长郝一民就来到了会客室。他一进门，他和葛佩琦热烈握手，并十分亲切地说：“葛佩琦同志：这许多年，你受苦了！”葛佩琦顿时觉得一股热泪要夺眶而出，因为这是自从沈阳、西安的地下情报组织被敌人破坏之后，三十年来第一次听到党组织的一位负责干部称他为“同志”，还说他“受苦了”，这对他可真是“换了人间”！　　　　
　　　　郝一民询问了他的出狱经过和回北京后的情况，然后说：“胡耀邦同志对平反冤假错案极为关切，你有什么要求可以尽量提出来，不要有顾虑。”葛佩琦当即陈述了自己的历史经历和1957年的蒙冤经过，提出了三点请求：一、请求恢复他党组织关系；二、请求改正把他错划为“右派”的决定；三、请求为他彻底平反错划“右派”后的冤案。　　　　
　　　　“好的，”郝一民说，“请你把你要求解决的这些问题，给我们写一份材料，我们批给中国人民大学进行复查处理。我个人的意见，你最好先要求解决错划“右派”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不解决，就不能恢复党籍。”　　　　
　　　　“你说得对。”葛佩琦说。“但是，我打入敌人营垒做地下工作，都是党组织派遣的，一步一个脚印，有人证可查。就是在‘肃反运动’中，也没有人提出过异议：为什么在‘反右运动’中，突然被逮捕了呢？”　　　　
　　　　郝一民认为葛佩琦提出这一疑问，是完全可以理解、也是正当的，也应该由人民大学作出令人信服的回答。　　　　
　　　　1979年元旦后不久，葛佩琦将郝一民要他写的材料送给了郝一民本人，中央组织部及时批转给人民大学，嘱咐认真复查葛佩琦的“右派”问题。　　　　
　　　　但是怎么也想不到：已恢复了“党员之家”传统的中央组织部的这种深切关怀一个同志政治生命的态度，到了人民大学那儿竟也成了“剃头担子——一头热”。1979年4月初，葛佩琦拜访了人民大学“右派摘帽”办公室负责人，询问了对他的“右派”问题的复查进展如何。　这位负责人说：“中央组织部已经转来了你的申诉材料，我们正在复查。”　　　　
　　　　葛佩琦告诉他，1957年5月27日《人大周报》歪曲了他发言的原意，他当即向学校党委副书记聂真做了更正。同年6月8日《人民日报》刊登的据说也是他的那个“发言”，与他的原发言完全不相符，他在次日就送信给《人民日报》编辑部要求更正。按照中央宣布的政策，被他更正过的那些“发言”不能作为划“右派”的依据。　　　　
　　　　“我们研究研究再说。”这位负责人说。　　　　
　　　　这个“研究研究”是很慎重的。把当年在人民大学经历过“整风反右”的一些学生班组党支部书记，都请了回去“研究研究”。研究的结果，谁也说不出葛佩琦“要杀共产党人”的事实。但据说他这个“右派”是毛主席亲自划定的，谁也不敢出面为他平反。　　　　
　　　　可是葛佩琦还在眼巴巴地望着这个“研究研究”。他整整望了七个月——即望到当年11月12日，人民大学党委才派人给他送来了《关于葛佩琦右派问题的复查结论》。《结论》把1957年报纸上刊登的那些对他的歪曲诬陷之词重复一遍之后说：“不属于错划，不予改正”。来人问葛佩琦有何意见，葛佩琦当即表示：不同意这个《结论》，继续申诉！　　　　
　　　　第二天，葛佩琦就拿着这个《复查结论》和1957年《人大周报》上刊登的那个“发言”，去北京市法律顾问处咨询。那里的律师问葛佩琦：　　　　
　　　　“报纸上刊登你的那个‘发言’之前，是否征求过你的同意？或是否要你在那发表的稿子上签过字？”　　　　
　　　　“没有。”葛佩琦说。“在刊登那个‘发言’之前，既没有征求过我的意见，也没有让我看过那个稿子，当然也没有我的签字。不仅如此，而且我看到《人大周报》登出了那个‘发言’之后，我立即到人民大学党委做了更正，这有人证可查。”　　　　
　　　　“既然这样，报纸上刊登的那些没有经你签字同意的‘言论’，是没有法律效力的，是不能作为划你右派的依据的……”　　　　
　　　　有了这一答复，葛佩琦开始了新的一轮上访申诉。负责解决“右派”难题的五大部——中组部、中宣部、统战部、公安部、民政部，他都去遍了，有的还去了好多次。各部门接待人员都说，人民大学的那个《复查结论》已由有关方面批准，他们不便再过问；有的还加上一句：阻力太大，爱莫能助。　　　　
　　　　但是葛佩琦并没灰心。“实践是检验真正的惟一标准”，他开始了第三轮上访。中组部的一位同志说：你的问题似乎已经定型了；没有中央领导的指示，难以起死回生。　　　　
　　　　这时，恰巧又来探望的李逸三给他直接点破：“对！上访胡耀邦！”　　　　
　　　　得到了这些启示，葛佩琦的思路也豁然开朗：孩子有了困难，应该去找妈妈解决；政策落实不下去应该去找党中央。但他又不免顾虑重重：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秘书长的家门口，必须有不可逾越的警卫线，他的申诉信能够顺利到达耀邦的手中吗？　　　　
　　　　但是他仍决心一试！　　　　
　　　　这一试，他才恍悟到自己的那些顾虑是多余的。


葛佩琦的“铁案”是这样翻过来的胡耀邦家的门前所见和胡耀邦的批示，使他增添了无限信心

　　　　1980年4月2日下午5时，葛佩琦来到了北京东城富强胡同，胡同里并没有便衣巡逻，耀邦家的大门口也没有武装警卫。他按了大门一侧的电铃，出来一位警卫人员，问他找谁，他说要上访胡耀邦同志。这位警卫人员转身就回去了。　　　　
　　　　不久，出来一位干部。葛佩琦向他通报了姓名和来意，他说：“我知道你的名字，你带着材料吗？”　　　　
　　　　“带着，”葛佩琦说着，就把一封约有五百字的申诉信递了过去。　　　　
　　　　“耀邦同志现在正会客，没有时间接见你。今晚我一定把你的信转上去。请你留个电话，以便将处理情况及时通知你。”　　　　
　　　　“我住在一个大杂院里，没有电话。”　　　　
　　　　“那只好请你再辛苦一趟。明天下午还是五点来。”　　　　
　　　　第二天下午，葛佩琦按时前往。他一按门铃，那位同志就出来了，交给他一个中间印有竖方形红格的大信封，并说：“你拿着它去中央组织部，找陈野苹副部长。”和这位同志一起出来的一位青年学生，在一旁热情地说：“中组部在西城，就在西单商场北边，您快去吧！”葛佩琦感激不已。　　　　
　　　　但天色已晚，视力又很差，他决定改日再去中组部。回到他住的那间小屋，天色已黑。他打开电灯，拿出放大镜，仔细看了那个用红粗铅笔竖写的大信封。右首写的是“中组部”，中间红竖长条格里写的是“陈野苹副部长”，左下首是“胡耀邦”的签名。他从信封中抽出了他自己的那封申诉信，看到了耀邦对它作了这样的批示：“指定专人，督促有关单位对葛佩琦同志落实政策。”再细看，耀邦在申诉信落款时间“三月二日”的“三”字下面，点了两个大红点，葛佩琦才意识到自己原来把“四月二日”写成“三月二日”了。连这么芝麻点儿的小笔误，耀邦都予以点正，可见他对冤苦人的申诉信看得多么仔细、多么诚心！　　　　
　　　　葛佩琦心潮滚滚地久久捧着这封申诉信向窗外凝思着，一动不动，像铜铸石雕一般。终于，他不禁喃喃自语起来：“真是柳暗花明、柳暗花明啊！这不只是关系到我们一些个人的命运啊！”　　　　
　　　　大杂院的邻居们听说葛老头去胡耀邦家里上访，纷纷前来打探个究竟。他把这两天上访的经过，详详细细地说了个痛快，使这些老老少少都听得出了神。有的说，“胡耀邦是拨乱反正的带头人”；有的说，“胡耀邦在做团中央第一书记的时候，就十分关心群众的疾苦。”他们都为葛老头幸逢大好人而祝贺。　　　　
　　　　第二天早晨八点半，葛佩琦就到了中组部。陈野苹到中南海中央书记处开会去了，他的秘书任小彬来到会客室接待了葛佩琦。任小彬说：“你的问题如何解决，得由陈副部长决定。”说着给葛佩琦写下了他的电话号码，“有事请打电话联系。”　　　　
　　　　过了两天，葛佩琦给任小彬打了电话。任小彬说：陈野苹副部长已指定中组部干审局的一位局长接见你，并说明了接见的时间与地点。葛佩琦按时前往，见到了干审局的一位副局长，在交谈中有这样一段对话：　　　　
　　　　副局长：人民大学的《复查结论》，认为划你为右派不属错划，你为什么不同意？　　　　
　　　　葛佩琦：这个《复查结论》，是以1957年报纸上刊登的那些对我的诬陷不实之词为依据得出来的。那些话不是我说的，报纸在刊登之前，没有征求过我的意见，更没有我的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