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第3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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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监狱的各种生活都得以改善的前提下，丁坚又提出了开展“找窍门、挖潜力”的生产运动的建议。被“镇压反革命”运动投入监狱的大批工程师、教授等知识分子，人人都积极地开动了脑筋，很快就办起了晶体管厂、机械厂等多种科学技术类的工厂和车间，大大拓宽了监狱的生产创造领域。　　　　
　　　　丁坚的建议一个又一个，崔喜峰大喜连着大喜，使当年拥有三千多名犯人的哈尔滨市第一监狱，成了全国的模范监狱之一。　　　　
　　　　丁坚当时这样想，是党派他到监狱里来工作了。他一生不抽烟、不喝酒，也没有非分的男女私情，总之什么问题也没有。他坚信，党终会搞清自己的问题的。如果搞不清而受了冤枉，只要出得监狱，他就去北京向党中央、毛主席告状；如果中国党平不了这冤，就去共产国际告状。但目前，既然党把自己“安排”到监狱里来，虽然身穿紫红色囚衣，但在自己胸膛里跳动的却仍然是一颗共产党员的心，那就应该按照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去对待周边生活的一切，是的：一切！　　　　
　　　　但是一个共产党员一旦沾上了严重的政治嫌疑，不管他自己如何继续对党抱有绝对的忠诚，监狱长一直把他看作是自己人，也统统白搭。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消息传来，丁坚放声痛哭。监狱管教科的负责人立即找他谈话。这位负责人说，像他这样的老干部在现在这种处境下，对党的感情仍然这么深厚，是其他人所不能理解的，劝他不要过分悲痛。同时，这位负责人向他提示说，他的问题不便明说，好像不只是经济问题，恐怕还有其他问题。对这些问题的解决，连监狱长也无能为力，只能靠自己向上级党申诉。　　　　
　　　　几乎与此同时，监狱里也有人私下嘀咕：“你们是个大案！究竟是什么大案，谁也说不清，反正是谁也不敢沾边的！”　　　　
　　　　至此，丁坚才明确地意识到：自己和大哥的被秘密逮捕绝非寻常。一年后，这又得到了进一步证实——　　　　
　　　　1954年4月，哈尔滨市法院对于丁坚的“经济”问题进行了宣判。奇怪的是，这宣判不是在法庭而是法院院长办公室，而且法院院长姜达生又正是他的老熟人：1945年抗战胜利后，丁坚当了热河省回民支队支队长，姜达生是热河省省会承德市的公安局长；1947年丁坚到了哈尔滨特别市担任道里区长和道外西传家区长，而后又当了市财政局第一副局长兼专卖局长，姜达生调任赤峰市公安局长之后，也到了哈尔滨市担任公安局第三处刑事侦察处处长，继而转任市法院院长，姜达生对他说：“这么大的哈尔滨市，局长坐监的就你一个啊！如果只是‘经济’问题，你家老大也不至于住‘独居’啊！”　　　　
　　　　然后，姜达生说：“你过去对革命忠心耿耿，这是我们所有认识你的老同志都一致肯定的，将来你还要耿耿忠心地干革命……”　　　　
　　　　接着姜达生宣判：1947年，丁坚贪污生产经费五千万元（即后来的五千元），经过党多年的教育等待，从不悔悟，已够“大老虎”资格，决定开除党籍，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如果不服，在接到《判决书》后五日内上诉有效。　　　　
　　　　所以把“开除党籍”也列在法院的《判决书》内，是判决时中共哈尔滨市纪委（后改称过监委）的有关负责人也在座。因为当时“大老虎”、“小老虎”层出无穷，如是“党内老虎”，就党内处理和法纪惩罚“相结合”：干脆，省事；也可以说这是那种特殊历史条件下的特色。　　　　
　　　　丁坚当即作了驳斥，他说，1947年，国民党占领了辽东、辽南的大中城市后，他的一家子老老少少从本溪辗转撤退到哈尔滨。1948年春天，又有从本溪逃出的二十多个老百姓来到了哈尔滨，吃住在他们家，他们家很快就无力负担。他向市委打了个报告，市委特别发出一千万东北币（相当于后来的人民币一千元）救济费，让这些逃难人分别进行生产自救。“这怎么能被说成是我‘贪污’了这些钱，而且‘一千万’又加码到‘五千万’？”　　　　
　　　　接着丁坚大声说：“我可以就此机会在这儿郑重声明：我们丁氏兄弟和我们整个丁氏大家庭，多少年来只有对革命事业耿耿忠心地作贡献，没有任何人做过任何见不得人的事，也没有所谓的‘贪污’过公家的一文钱！只要还有一丁点儿革命正气和一般的道德良心的人，都不能不承认这铁的事实！”　　　　
　　　　在座的哈市纪委的人员洗耳惊听，木然无语。姜达生连忙说：“老丁，你别急，今儿个就算找你谈了一次话。”接着他就让在场的书记员当场改写了《判决书》：　　　　
　　　　以上事实，被告全部否认。但根据市委纪律检查委员会调查组的调查属实，故本院认为属实，判有期徒刑五年，限十五日内上诉，过期执行。　　　　
　　　　第四天，丁坚在狱中收到这《判决书》，第五天就写成了《上诉状》：一份送市法院，一份让人带给自己的老父丁全民，转送沈阳中共中央东北局。　　　　
　　　　但是，法院接到《上诉状》的第二天，即宣布判决的第六天，而还未超过上诉期的十五天，即下达了执行判决的命令，丁坚再也不是一名未决犯，而成了一名真正的犯人！这就是说，为了达到“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可以无法更无天！　　　　
　　　　丁坚立即血压升高，肾功能减弱，成了“病号犯人”。市法院院长人事变动，新来的院长名叫于华锋。于院长也很乐意深入基层，到监狱找丁坚谈了话。丁坚向于华锋诉说了对自己的胡乱判决，于华锋听得很仔细却也不置可否，但一再叮嘱丁坚说“老丁，不要急，先养病。”　　　　
　　　　于华锋离开了这所模范监狱，吉普车直开哈市公安局，要局长王××放人。王××不放，说是中央公安部有密令。于华锋说：“那你们总该向公安部实话实说的，总不能把丁坚冤死在自家人的牢里吧？！”　　　　
　　　　王××死活不松口。　　　　
　　　　执行判决的两个月后——即1954年6月，丁坚终于第一次被保外就医。他立即奔赴沈阳，向中共中央东北局监察委员会书记马辉之申诉。马辉之说：“你先回去，我们来处理。”　　　　
　　　　“我不能回。”丁坚说，“因为判决已生效，无论如何东北局得解决。”　　　　
　　　　“东北局怎么解决？”　　　　
　　　　“一是调案，一是派人，都可以。”　　　　
　　　　马辉之觉得有理，当即派出姓白姓张的两位作为“调查丁坚案”的专员，与丁坚一道北上哈尔滨。　　　　
　　　　两位专员持有东北局监委的特别介绍信，哈尔滨市委不得不让市公安局、市纪委、市法院各派一人配合两位专员，组成“丁坚案”五人调查小组。这五人小组一连调查了二十多天，掌握了大量确凿的事实，一致否定了市法院的判决，建议恢复丁坚的党籍和原有一切职务；但为了给“对方”一个台阶下，给丁坚改为一个“党内警告”处分。　　　　
　　　　对留下的这条尾巴，丁坚也不同意。姓白的专员对他说：丁坚同志，你以往怎么对他们顶得这样厉害？以后尤其对李长清（省委书记兼市委书记）不能再硬顶了，这应该耐心等待。　　　　
　　　　然而对五人调查小组这么一个给市委和李长清台阶下的建议，市委和李长清还是一直不表态。这就是说，已经执行的判决依然有效，被“保外就医”的丁坚立即又被收回了监牢。　　　　
　　　　丁坚的病本来就没减轻分毫，一被收回监牢，血压更加高升——低压一百、高压二百，又被保外就医。他刚出监狱，半路上巧遇已去中央政治学院担任刑事教研室主任回哈尔滨探亲的原法院院长姜达生，姜达生跟着到他家悄悄对他说：“你家老大丁溪野不是经济问题，而是政治问题。”丁坚想问个究竟，姜达生哼哼哈哈地没细说。　　　　
　　　　丁坚即刻启程去告状，到了沈阳东北局，又去北京党中央。中央给哈尔滨市委打了长途电话，要市委认真处理丁坚一案。哈尔滨市公安局不但不处理，反而又把他收回监狱。　　　　
　　　　就这样，一直到1957年，他一共被六次保外就医，六次被收监。其中一次被收监，正逢市公安局长王××被调走，从北京调来了新的局长贾正操。他为人正直，使哈市的公安工作突然有了新起色，被群众称做“贾青天”。1956年，丁坚被又一次假释，贾正操在市公安局局长办公室与丁坚长谈了四小时。他向丁坚详详细细地了解了监狱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意见。他说丁坚是真正体验了监狱生活的老干部，能真正地反映监狱真情实况的人。他还问丁坚：　　　　
　　　　“犯人最反感的是什么？”　　　　
　　　　“最反感的是戴背铐，最恨的是打假报告的人。”　　　　
　　　　贾正操又非常认真地记录了这两句话后，又对丁坚说：“我这次被调来哈市公安局工作，没带任何私人，全凭党性依靠公安局正直的党员来工作。你们的问题，总有一天会被澄清的。”　　　　
　　　　哈尔滨对于丁溪野、丁坚没能挖出任何“政治油水”，北京的军委装甲兵总部，对所谓的“伊玛尼党军事负责人”丁铁石，也就没有贸然采取行动。他们也只能借着“三反运动”这股“东风”，从“经济问题”打开突破口。　　　　
　　　　这当儿在装甲兵技术部搞“三反运动”的，是从装甲兵后勤部副部长位置上调到技术部当政委的刘景晏。他不懂装甲技术，但对搞任何一种“运动”却十分在行。当年在延安，他就取名为“刘斗争”，可见他也是很乐于奉行那种“与人斗，其乐无穷”的哲学的。他指挥技术部的“打虎队”，动用三十多种刑罚大搞逼供信，在二百来人的技术部打出了大小三十多只“老虎”，其中四只“大老虎”被开了公审大会关进了“大铁笼”——北京市的。技术部的“三反”“热火朝天”，而刘景晏原当副部长的装甲兵后勤部的“三反”却冷冷清清。向××一个命令，把技术部的“打虎队”调去“支援”。这“打虎队”把在技术部使用过的三十多种刑罚也搬到那儿照用不误，很快就“打”出了二十多只“老虎”，“功上加功”。　　　　
　　　　应该说，技术部与后勤部的这一群群“老虎”之被猎获，除了刘景晏之“指挥得法”，技术部政治处主任王右也“功不可没”。　　　　
　　　　这位王右，来自地方部队，妻子是农村妇女，生有三个儿女，大孩子已将二十几岁，他又在政治处的一位年仅二十一岁的女打字员身上打歪主意。这位年轻貌美的女打字员不答应，他就用造谣、诬陷等办法，终于把她弄到手。正是这号人，也是最乐于搞“运动”的。　　　　
　　　　丁铁石，当然成了技术部“虎”群中的一个。他没有被关进“大铁笼”，但也被软禁了半年多。刘景晏和王右及其“打虎队”给他数落出一大堆“经济”罪：假公济私，盗卖公物，以搞家务为名，伙同兄弟进行投机倒把，从中贪污受贿，等等。　　　　
　　　　那么在这一大堆“罪名”下，总共涉及多少钱？　　　　
　　　　说来会让人吓出一身冷汗：“共贪污东北币四十亿元！”丁铁石由此而遭降职。他不服，这四十亿少说也得装满两吉普车，我能把它们藏到哪去？技术部其他受牵连的同志纷纷要求批判刘景晏。“风声”飘向了装甲兵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向××。向××一个电话，把一位不了解“重大敌情”的新部长沙×叫去谈了话。沙×回到技术部就口气大变，说是他“领受了任务，只保驾过关”。他虽然主持了三天大会，但对刘景晏的那种主观狂暴、任意残害同志的罪行，来了一个“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　　　　
　　　　大会的最后一天，向××莅临会场并登坐主席台。许多受害者和“运动”期间反对那般残害自己人的同志，继续争先恐后地揭发批判刘景晏一伙的罪行，丁铁石也对“事实可变，处分不变”的谬论和刊登在《装甲兵》杂志上的装甲兵党委对他的处分决定，逐条进行了驳斥。　　　　
　　　　丁铁石发完言刚刚坐下，主席台中央的向××就开始讲话。　　　　
　　　　“运动搞得很好嘛！”向××说，“揪出了不少‘老虎’，成绩很大嘛！”突然，他气急败坏地指着台下的丁铁石说：　　　　
　　　　“他就是比‘大老虎’还要大的‘狮子’！”　　　　
　　　　丁铁石立即站起来，严正反驳向××：“我一向清清白白，你讲话要负责任！”　　　　
　　　　“你贪污了四十亿！”　　　　
　　　　“你得拿出证据来！没有事实根据，你不能乱扣帽子，不能乱给处罚！”　　　　
　　　　“事实可以变，但处分不变！”　　　　
　　　　“你这是哪家的逻辑？！”　　　　
　　　　“对你这种人，就是这样！”向××更加大了声调说。　　　　
　　　　丁铁石也加大声调说：“你得说：这是为什么，为什么？！”　　　　
　　　　为什么？向××当然不能当众把“伊玛尼党”案一语道破。所有在场的人，除了沙×这些极个别信得过的被打了“招呼”的，几乎无不觉得自己部队的这位最高政治领导人是整个的蛮不讲理。　　　　
　　　　被揭发批判的主要人物刘景晏，没有参加这几天的大会。“运动”还没结束，他眼看被他的“打虎队”揪出来的一只只“老虎”，不但都是白白地遭了一场罪，而且这些“老虎”以及众多同情这些“老虎”的人一个个都摩拳擦掌地要找他算账，他被吓懵了！他说他每晚吃了多少安眠药都睡不好觉，“神经极度衰弱”，躲进了协和医院。听说部里又连续开了三天声讨他的大会，他从医院病房二楼的阳台上往下那么一跳，跌断了一条腿。向××于是向大家正式宣布，“刘景晏神经失常”，于是人们也就不再向他“讨债”了。隔年后，他的伤骨复愈，被调往上海军医大学当了政委，这假“斗争”的一页就被翻了过去。　　　　
　　　　但是，强扣在好人头上的屎盆子却“天长地久”！　　　　
　　　　1952年10月，“事实可变，处分不变”的丁铁石被派往朝鲜前线，担任中国人民志愿军装甲兵器材补给处处长。他率领六十多位技术保障人员深入前线，负责两个坦克指挥部及步兵师坦克团的技术保障，有力地支援了上甘岭战役和朝鲜停战前夕金城反击战中装甲部队的参战。1954年6月，朝鲜停战已近一周年，他才从朝鲜奉调回国，去南京军事学院装甲兵系担任副主任。　　　　
　　　　这个“伊玛尼党案”或“族字三号案”，就是这样一连搞了五年多，受迫害、受株连的多达三百多人，广及十个省市自治区。在1956年2月，公安部曾又一次组织这十个省市自治区的公安部门，对这三百多名受害者，再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秘密侦查，结果仍未发现这些人有任何反党、反革命的蛛丝马迹。　　　　
　　　　1957年1月，公安部不得不下了这样的结论：“回教执行委员会”是个落后的迷信组织；丁溪野同志没有政治问题和反革命问题，应撤销对他的专案侦查，同时对他应分配适当工作；但因他在回民群众中有影响，也可对他继续观察。


延续二十八年的“伊玛尼党”大冤案的彻底平复庐山会议后炸了丁铁石，罪名还是“胡乱凑”

　　　　1959年的“庐山会议”时，丁铁石只是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一名学员。　　　　
　　　　1952年有人利用“三反”运动，把他行政降职、留党察看半年，从朝鲜回来，调去南京军事学院担任装甲兵系副主任之后，他工作得勤勤恳恳，倍加小心，同时深感如不进一步提高自身的现代科学技术水平，是不能适应今后工作的发展需要的。他的这一要求得到批准。1958年1月，他已四十三岁，入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先在预科学了半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