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第4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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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张扬见面前，顾志成、邝夏渝先见了张扬的母亲与姨母，作了长时间的叙谈。然后，她们按照省法院与省公安厅的预定程序，与法院李海初一道，与张扬见了面。　　　　
　　　　此刻共青团湖南省第七次代表大会正在紧张进行。在顾志成、邝夏渝的推动下，团代会12月20日的会议《简报》，以“《〈归来〉一案值得重视》为题，正式反映了这桩文字案的前前后后。　　　　
　　　　12月下旬，体格瘦弱的邝夏渝，被长沙阴冷潮湿的天气冻病了。顾志成独自一人奔赴浏阳，到张扬插队的公社、大队、生产队深入群众调查。她终于查明，省公安局有关预审人员搞的那份所谓“广大贫下中农一致要求”判处张扬死刑的《起诉书》，完全是强奸民意的诬蔑不实之词。　　　　
　　　　她迅疾返回长沙，把已经了解到的一切情况以及对张扬一案的看法，全部向中共湖南省委主管政法工作的书记刘夫生作了汇报。刘夫生表示：省公安厅认为《归来》是经湖南省师范学院中文系鉴定为反动小说的，并写了正式书面意见，现在必须还由师范学院中文系重新审阅，并写出正式意见，才能作出新的判断。所以暂时不能放人。　　　　
　　　　这就等于说，这案子并非是反革命文痞姚文元定下来的，“反动小说”的罪名是由湖南省师范学院中文系创造的，而这个中文系的“权威”远远盖过了著名作家康濯及其省文联和省文艺界的许多人。很显然，这是一种托辞，而并非不察实情或不学无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师范学院中文系很快主动地写出了新的书面意见，否定了原来认为《归来》是“反动小说”的看法。该系有关人员还作了自我检讨，说当时在那种政治气候的压力下，说了许多违背良心的话。　　　　
　　　　这样，经多次走访省公安厅，顾志成才见到了一直对她避而不见的那位主审张扬一案的预审处副处长黄志明。万万没想到，这位副处长仍然坚持原来的看法。他说：“即使《归来》不是反动小说，张扬本人也是反革命！”这个案子明明是湖南省公安厅接到北京市公安局的来人和公函后，为了“贯彻执行姚文元同志的批示”才使劲办起来的，黄志明却硬说：“这个案子不是根据姚文元的批示抓的，是根据华国锋同志批示抓的。”　　　　
　　　　顾志成问黄志明：“华国锋的批示在哪里？”　　　　
　　　　黄志明答：“没有看见。”　　　　
　　　　“即使这是华国锋同志批的，”顾志成说，“那么请问：彭德怀同志的问题都平反了，他的问题是谁批的？”　　　　
　　　　这一问，才把这位一直威风十足的副处长问了个张口结舌。　　　　
　　　　1978年12月31日，顾志成、邝夏渝即将返回北京时，她俩去省法院辞行，并向李海初借了一本省公安厅据以定案的《归来》带回京，准备对之细加研究，看看这个“犯法”的手抄本，与北京众多人士异口同赞的《第二次握手》手抄本，究竟有何不同。同时她们要求李海初不要急于结案，建议李海初与她们密切合作，统一行动。　　　　
　　　　李海初送她俩去机场。李海初说：“这个案子，在湖南是永远解决不了的……”说得很深沉。　　　　
　　　　“我们回北京去解决。”顾志成说。　　　　
　　　　“北京？北京有希望吗？”　　　　
　　　　“请等好消息吧！”　　　　
　　　　1979年1月7日，复刊后的《中国青年报》第三十六期《青运情况》，以《〈归来〉是本好小说，作者张扬应予平反释放出狱》为题，简单报道了张扬及其作品横遭诬陷摧残的情况，强烈呼吁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党中央和各有关领导部门，火速平反这起波及全国的文字狱。　　　　
　　　　这一呼吁，率先得到了共青团中央的老领导、其时已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秘书长、中纪委第三书记的胡耀邦的响应。他在电话中要求中国青年出版社，也给他写个简洁的书面材料。他还说，在对这个书面材料做出批示后，报社和出版社就可以先用电话通知长沙，尽快结案放人。　　　　
　　　　


《第二次握手》及其作者死中获救（四）

　　　　1月12日上午11时，顾志成给长沙李海初打了长途电话。顾志成说：“我们回北京后，立即向领导汇报了在湖南的情况，并写了一个内部情况，报告了中央，提出张扬案是冤案。现在中央已同意这种认定，并通知湖南按冤案处理。最近两天，湖南会收到中央的这一指示。”顾志成在电话中说，《中国青年报》或中国青年出版社，还要派专人去湖南，去时还要到省法院与李海初联系。眼下要求这位老法官把张扬的所有在卷的作品保存好，待张扬被释放后，交给他本人。以后要邀请张扬到北京改稿。电话中最后一句是：对张扬的冤案情况，《中国青年报》准备公开见报。　　　　
　　　　接到这个电话，李海初更感到大获全胜已成定局。在这前一天，他就已经正式写出《关于对张扬案的处理意见》。《意见》说：“经审查，主要事实不能认定，建议全案发还公安局。”接电话后的第三天，即1月15日，省委即批示放人。　　　　
　　　　1月18日下午3时许，鹿洞里看守所长长的甬道中的一个铁门哐啷一声打开了。好老头“典狱长”领着张扬默默地向外走。张扬的整个神经立即进入了高度戒备状态。他准备高呼一声“共产党万岁”紧随枪声而仆。他跟着“好老头”在直筒筒的甬道中一直向前走。他们越过了一个又一个审讯室，最后走进了一间办公室。　　　　
　　　　在这间办公室，朝着门，出现了京剧舞台式的场景，品字形坐着三个人。一侧，是他见过两次的省法院的老法官李海初；另一侧，是一位“省公安”；正中间，显然是位“高干”了，经介绍，他才得知这位就是省公安厅副厅长于志。　　　　
　　　　于志副厅长满脸堆笑，还给张扬递上一枝烟并点上火，然后才向张扬宣布说：“经过我们四年多的反复调查研究，现在终于做出了结论：你写的《归来》是一部好书……张扬同志，你平反了！……你准备回家吧，汽车在门口等着……希望你今后为社会主义文艺事业贡献聪明才智，写出更多的好作品……”　　　　
　　　　一个多小时后，张扬在李海初的陪同下，回到了风雨飘摇、颠沛流离、饱尝人间苦难的家。邻里们纷纷涌来，像过节般地欢天喜地。　　　　
　　　　正当其时，中国青年出版社文学编辑室年届四十的编辑李硕儒飞抵长沙。因飞机误点，原来准备接李硕儒一道去看守所迎接张扬出狱的省法院刑庭李庭长，不知张扬已回到家中，就与李硕儒坐着吉普车直驱看守所。到了那里才知道原来关押张扬的牢房已人去室空。他们调转车头，又直奔长沙市区的那座极普通、极简陋的居民小楼。　　　　
　　　　进了张扬家，只见一个骨瘦如柴、穿一身撑不起来的蓝制服的细高挑青年人凭窗而立。他小脑袋，细长脖，佝偻着背，完全一副老人样。李硕儒以一口地道的北京话，向这位老人样的年轻人自我介绍说：“我是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刚从北京来，一下飞机就奔这儿来了……”　　　　
　　　　他语声浑厚，音调铿锵，带着热情真挚的微笑。张扬一下愣住了。接着他才第一次听说，他在铁窗生涯的最后一段时日，从长沙到北京，从北京到长沙，多少人在为他和他的《归来》的平反而奔走、呐喊、抗争着。他感激的思绪如波涛潮涌。　　　　
　　　　1月20日，百忙中的胡耀邦，对中国青年出版社几天前送给他的报告作了批语，稍后又给原出版社社长、共青团中央委员、也是党的中纪委委员的胡德华写了信。　　　　
　　　　在中国青年出版社给耀邦的信上，在“省法院研究此案后，认为《归来》不是反动小说，判刑依据不足，但公安局坚持要判，一直拖延至今”的字句下面，耀邦画了条黑线；在“湖南省师范学院中文系已经改变对《归来》的看法……但省公安厅预审处副处长、主审此案的黄志明同志仍坚持原来的看法，并说：‘即使《归来》不是反动小说，张扬也是反革命’”的一段话下，耀邦不但也打了黑粗线，还在旁边批了这几个字：“这个同志的态度不对！胡1。20。”对这样的一段话，“黄却说：‘这个案子不是根据姚文元的批示抓的，是根据华国锋同志的批示抓的。’我们问批示在哪里？黄说‘没有看见’，不同意放人结案，张扬至今仍然在押”，耀邦也打了黑粗线；对“我社将出版小说《归来》”，耀邦也打了线。　　　　
　　　　给胡德华的信是1月22日写的，信的全文如下：　　　　
　　　　德华同志：　　　　
　　　　你们对这个情况了解得很好。既然你们了解了，你又是中纪委委员，你就有权参与解决这个问题。因此，请你会同中组部宣教局同志，高等法院和公安部专管这方面工作的同志，同湖南省委商量认真正确地解决这个问题。解决后，请将结果报告有关部门。　　　　
　　　　胡耀邦1。22　　　　
　　　　就在耀邦对青年出版社的报告做出批示的同时，《中国青年报》在头版显著位置，发布了这样一条消息：《手抄本〈第二次握手〉是本好书》，全文刊发了我们在前面已经提过的，湖北省宜昌树脂厂青年工人李谦给报社的信，并加了《编者按》。当天清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与报纸摘要》就转播了这条消息。紧跟着，张扬家狭窄而寒酸的小屋，就被许多来访的朋友，和《湖南日报》、《长沙晚报》、湖南省电视台的记者，挤得满满当当。　　　　
　　　　此刻张扬突发高烧。他躺在自家的病榻上，强打着精神，接受朋友们的祝贺和记者们的采访。接连两天，他都处于这种高烧与亢奋的共振状态中。　　　　
　　　　李硕儒对此十分焦急。他认为必须刻不容缓地让张扬完全摆脱其力不胜持的这种状态，并按照他来长沙的“既定方针”，把张扬迅速带往北京治病。　　　　
　　　　1月22日，正是胡耀邦给胡德华写信的那一天，李硕儒带着张扬，登上由长沙直达北京的列车。第二天，列车抵达北京站。张扬心目中特感蹊跷的那两位“法庭女书记员”，正笑盈盈地伫立在站台上热烈欢迎他的到来。张扬紧握着这两位已“暴露”真实身份的大姐姐的手，百感交集。　　　　
　　　　1979年1月27日，农历戊午年除夕，星期六。李硕儒把张扬带回出版社招待所。第二天，己未年大年初一，李硕儒带着自己的妻子和孩子，带着包好的饺子，到招待所和张扬一起过年。　　　　
　　　　这时，每天都向《中国青年报》和中国青年出版社飞来大量读者来信，要求早日读到正式铅印的《第二次握手》。中国青年出版社文学编辑室的同志，将找齐的文字长短不一的六种手抄本一一进行了比较，将各本同一章节中最精彩的文字选出，并将其上下衔接贯通成完整的作品，送给张扬最后定稿。　　　　
　　　　谁知就在这种时刻，曾拼命“围剿”《第二次握手》及其作者的一帮人仍不肯认输。他们又一哄而起，把“官司”打到党中央。胡耀邦再度出面十分明确地肯定了作品和作者，最终击退了这股黑流。　　　　
　　　　1979年4月30日，张扬完成了《第二次握手》的修改稿。中国青年出版社的编辑们的辛劳，一刻也未松懈，小说全文于5月下旬发稿，7月上旬付印；7月22日，王府井新华书店大门前，就已排起争购的长队。7月25日，《人民日报》和全国各大报，都刊登了新华社记者杨建业采写的报道：《正义得到伸张，冤案得到平反，长篇小说〈第二次握手〉正式出版》。　　　　
　　　　这本与其作者一道从死亡线上被抢救回来的小说，一下轰动了全中国。出版社一版再版，陆续发行了四百三十万册，为全中国短时期内单本小说的发行量之冠。《中国当代文学史》评论说：这是第一部描写周总理光辉形象的文学作品，也是建国以来第一部正面反映知识分子形象的作品。一位作家说：这部书第一次告诉人们：知识分子不但是人，而且是非常可爱可敬的人。作品热情肯定知识分子和科学技术的重要性，赞美了人性与爱情。　　　　
　　　　的确，所有这些，正是这部作品及其作者，在“文革”中受到广大群众真挚关注而遭到“四人帮”们疯狂“围剿”的原因，也是后来得到胡耀邦深切关注的真正原因。　　　　
　　　　张扬在结核病医院治疗了一年又三个月才基本康复。他出院后不久，经李硕儒做媒，与作家出版社的女会计徐捷结婚。2001年11月，张扬主动结束了这段姻缘，另组新家。　　　　
　　　　1988年12月底，张扬从北京寓所回到长沙，听说耀邦已在湖南两三个月了，正住在省委“九所”。“九所”是省委大院西端一个园林化建筑群落，离省文联只有几分钟路。　　　　
　　　　1989年1月6日下午，张扬如约来到“九所”六号楼一间大厅。两三分钟后，一个声音传来：“是张扬同志吗？”耀邦微笑着走过去。耀邦的衣着极普通，他端着一个原先装豆瓣酱之类的圆口方体玻璃瓶，似乎那就是他的茶杯，里面有半杯淡茶。　　　　
　　　　他俩在两个沙发上坐下，几位工作人员悄然退出。　　　　
　　　　耀邦刚坐下便开始抽烟。张扬觉得耀邦的耳垂很长，三分之二以上的头发仍是黑的，面部皱纹不深重，更没有老年斑。他记忆力强，反应敏捷，口齿清晰，思想活跃，待人坦城，胸无城府。同时，张扬也注意到，此刻耀邦的笑容似乎有两种，一种是自然的，礼仪性的；一种是勉强的，惨淡的。他形容憔悴，表情抑郁，时而流露出沉思甚至迷惘的神态。　　　　
　　　　当耀邦听到张扬说到社会风气的败坏和作家生活的困境时，他表情沉重，久久沉默。谈起他的同乡战友和“恩人”杨勇时，他无法抑制欣慰和缅怀之情……　　　　
　　　　谈话临近结束时，耀邦凝视着前方，平稳地轻声说：“我可以不做事，但是我还要做人。”他送张扬到大厅门口。　　　　
　　　　此时的耀邦，离开党中央总书记岗位已经两年了。


福建地下党冤错案的最后解决这些冤错案的由来

　　　　1977年8月，福建省清查“四人帮”帮派体系中，清查到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黄国璋，泉州地委副书记许集美的问题时，有人认为他俩原来都是闽中地下党组织的主要负责人，遂对这个组织的其他负责人和有关人员的政治历史问题莫名其妙地进行“专案审查”。　　　　
　　　　1978年6月13日，福建省委以“闽委［1978］综字62号”文件向中央报告：“现已基本查明：在全案审查的二十五人中，……原闽中地下党组织的领导机关完全是被国民党特务所控制，其主要负责人黄国璋、许集美、林汝南（已故，原闽中特委副书记，解放后任省教育厅厅长）等人都是叛徒、特务、内奸分子”，于是纷纷予以开除党籍，逮捕法办。　　　　
　　　　在全国解放后，这是对原福建地下党同志极左斗争的最后一个大案。早在前二十年，即1958年的“反地方主义”和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的“反地方主义补课”中，福建地下党和老革命根据地群众就受害尤甚；其中波及面最大的，是党的第七届中央候补委员曾镜冰的“内奸嫌疑”案和原闽西南党的白区组织“红旗反革命”案。　　　　
　　　　所谓曾镜冰的“内奸嫌疑”案，就是1948年年初，以武夷山为中心的闽浙赣区党委，怀疑自己的组织被内奸特务控制而错杀了一批骨干同志，解散了城工部组织，使党的事业遭到了重大损失，此事引起党中央的重视。　　　　
　　　　1955年5月，中央针对这个错误，对当年党的“七大”中央候补委员、原闽浙赣区党委书记、解放后曾任福建省委副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