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第4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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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济泽随即向院党委书记汇报说：“对王实味的问题，应该作为思想问题批评，不要把思想问题升级为政治问题和反党问题。”第二天，院党委书记对温济泽说：“你的意见，我向康生汇报了。他批评了我们，还批评你有温情主义。”
结果，康生给王实味定了三大罪名——“反革命托派分子”，“暗藏的国民党特务”，“反党五人集团成员”，1943年下令将他逮捕，1947年又在晋绥区批准将他处决！
1943年1月，王实味还没被逮捕，温济泽与艾思奇一道被调到《解放日报》副刊部。康生的“抢救运动”初发时，鲁迅文艺学院等单位就搞起了车轮战，问不出，就硬逼。《解放日报》学委会负责人说：“人家能逼出来，我们为什么逼不出来？”也是学委会委员的艾思奇说：“我们应该实事求是，不能搞逼供信。”结果副刊部一个“特务”也没有搞出来。
这时“上面”说，整个陕甘宁边区只有一个白点——就是《解放日报》副刊部！还有人说“这是大特务包庇了小特务”。艾思奇被撤掉了学委会委员，温济泽也因为有个叔叔是国民党少将，被说成“是国民党派来的特务”。幸好这“抢救运动”很快被扭转了，温济泽才幸免落难……
事隔十几年，残酷的敌我斗争也已结束了好几年，现在又接连搞起了“肃反”和“反右”，而且又强行规定了比例数大抓“敌对分子”，温济泽的耳际不禁又响起了王实味的哭泣声，他当然要脱口而出，“如果没有百分之五，我也不能硬打”，结果对外广播部门的“抓右派”未能达到这个规定数。
这时，对外广播部门的业务，归中共中央联络部管。有一次，在中联部的国外宣传工作会议上，温济泽对周扬在一个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谈了他自己的一点看法。周扬在这个讲话中说，在分辨不清香花和毒草的时候，可以让它们先放出来；如认为有毒草的话，再把它锄掉，还可以肥田嘛！
温济泽说，周扬的这种说法不能适用于对国外的广播。因为“毒草”在报刊上登了出来，还可以批驳更正；而如果广播出去了，这次听到的人，下次即便批驳更正也不一定听到了，怎么个“锄”法呢？
当时主持会议的熊复说，周扬的这个说法，已受到了中央的批评。这件事，你们知道就行了，不必向下面传达。
但是温济泽认为，对外广播部门还有四位主持发稿的编委和部门负责人，也应该让他们从严掌握分寸，万万马虎不得，就把这些意见转告了他们。
万万没料到，有人把温济泽的这一举动，汇报到了周扬跟前。
当时周扬正在明里跟“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算账，暗里在盘算着如何整治帮助丁、陈说话的李之琏们，突然又听说温济泽在背后对他说三道四，非常生气。他立即给广播事业局局长梅益打了电话。梅益遂把温济泽找去谈话：“你怎么说周扬有错误的呢？”
温济泽早忘了这档子事。但梅益是个有心人，他接到了周扬的电话就下工夫调查过了，见温济泽一时想不起来，就把别的编委的笔记拿给温济泽看。温济泽这才恍然想起，连忙向梅益道明了原委。梅益说：“你自己去向周扬说吧！”
过了不久，周扬在中宣部做报告，温济泽也是听众之一。待周扬报告完，温济泽连忙上前不无检讨地汇报了当时的实情。但已经没法挽回了，因为中宣部和梅益要温济泽作没完没了的检查。
1958年10月，广播事业局党组“关于反对反党小集团的斗争”的总结又把温济泽向“右派”一边推了一把。
终于，在“反右”斗争基本结束十一个月之后，温济泽在中央司局级干部“反右补课”时被补成了“右派”，并揪出了一个以他为首的“反党小集团”。
1958年10月的一个夜晚，已快半夜了，胡乔木听说温济泽也被打成了“右派”，十分震惊，连忙给廖承志打了电话，又匆匆跑到廖承志家说：“你知道温济泽被打成了‘右派’吗？”
廖承志也大吃一惊，说：“这怎么可能呢？”
他们两位都认为，应该历史地全面地看人，绝不该这样乱打一气。他们相约，第二天上午一起去中宣部问问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第二天一早，他们就到了中宣部。得到的答复是：是广播事业局党组划的，中宣部已经批准了，已报到中央书记处了，没法改了……胡乔木当即长叹一声——“又毁了一个好同志！”廖承志也不禁叹了一口气。
胡乔木与廖承志所以如此痛心，是因为温济泽的的确确是一位好同志。
他们都很了解，1929年，温济泽刚读江苏省立淮阴中学一年级，就加入了党的秘密支部领导的文学团体“稚鸿社”。在召开成立会时，温济泽和十几个同学被捕，罪名是“共党嫌疑犯”。其实这时温济泽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共产党、什么是共产主义。经过半年审讯，他以“年龄不足十六岁，不负刑事责任”而被交保释放。
从此温济泽反而决心寻找共产党，结果加入了共青团。不久，学校将他开除，他改名考进了全国有名的江苏省立扬州中学高中部，一面读书，一面想方设法恢复了不久前被破坏的秘密共青团支部，并被指定为团支部书记。可是只过了三个月，淮阴和扬州两地的国民党县党部和公安局，就联合派出军警来搜捕温济泽。在一位老师的保护下，他化装跑到上海，辗转进入复旦大学附中，建立了共青团支部，又被指定为支部书记。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被选为附中学生救国会的执行委员；第二年又发生了“一·二八”事变，他担任了附中在内的复旦大学共青团支部书记。淞沪抗战被出卖后，在党的领导下，成立了上海市民众援助东北义勇军并反对上海停战协定联合会（简称“民联”），他被选为这个联合会的青年部长，接着又兼任江苏省民联和全国民联筹备处的青年部长。1932年7月17日，在参加江苏省民联代表大会时温济泽和很多同志被捕，被关进苏州国民党陆军军人监狱，这时他才十八岁。
在监狱中，他被狱中极秘密的共产党支部吸收入党，积极投入狱中的对敌斗争，同时刻苦学习。他按照恩格斯的科学分类，系统地阅读了大量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书籍，以及大学的物理、化学、生物学等教科书。经五年苦读，他对从星云到太阳系、从无生物到有生物、从猿到人、从原始共产社会到将来必会实现的共产主义社会，都有了粗略但明确的认识。
1937年抗战爆发，国共第二次合作，他与很多同志被无条件释放。第二年他到了延安，虽然只有二十四岁，而且又刚刚坐了五年监狱，但由于不断苦学磨砺，一到延安就能大显身手。
1946年，廖承志当了新华社社长，两年后，胡乔木边当毛泽东秘书边做新华社总编辑，温济泽又直接在他们的领导下担任口播部主任和全社管理委员会委员。从延安撤退到瓦窑堡坚持广播，又长途转战到太行山的涉县西戍村，又转到平山县的西柏坡，后来又进了北京城，温济泽多才多智、谦诚谨慎、工作兢兢业业、无畏艰险牺牲的人品，都给他们留下了良好而深切的记忆。这样的好同志，居然也被打成了“右派”，成了“党的敌人”，他们不能不百般痛惜！
本来，早在建国之初，廖承志改任为政务院华侨事务委员会副主任的时候，就曾经与梅益和温济泽等人语重心长地谈过话。他说他有一个希望，就是同志间相处要互相理解，互相支持，密切合作，加强团结，只有这样，才能把工作做好，革命事业才能蒸蒸日上。没想到时隔数载，温济泽竟被自己人推到了“右派”一边，这是为什么？为什么？！何年何月才能把这样的同志再拉回来，只能等待着，等待着！
李之琏与温济泽之再见天日录李、温二位各自走了漫长的坎坷路
河北省承德地区的青龙县，是长城外的一个穷县。承德地委书记王克东，本想把李之琏留在地委文教部门干点儿事，以示对这位不幸落难的老同志的照顾；但李之琏执意要到艰苦的农村去，重温战争岁月与农民打成一片的鱼水情。王克东觉得对这种高要求也不便泼冷水，只得随其意。
李之琏出了长城才知道，这不但是个穷县，而且还是个党政不分的县：县委和县政府共管一个农业部。由于他好赖还是个十三级干部，比县长、县委书记的级别还高，就被分到这个农业部下面还没配备科长的农业技术推广科，当了个副科长。连他在内，一共只有九个人，其他人都是农业大学或农业专科学校的毕业生。
他决心从头学起：向这些农业技术员学，向农民学，也向老伴从北京寄来的农业院校教科书学。
1960年春天，他跟随一位不是共产党员的副县长下放到一个公社，与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那时候县里的干部下乡都不带行李，都由当地生产队干部向社员家庭借用。李之琏为不给社员们添麻烦，不论走到哪儿，都自己背着行李卷，像战争年代腿动人搬家一样。“三同”期满快回县上时，社员们说什么也要把他评为“五好社员”，有几位老农还流着泪盼望他们日后再来，说是打走了日本鬼子，打败了老蒋以后这些年来，“像这样的老八路难得见着哩！”
就凭这，加上日常在推广科的团结同志、刻苦钻研和出色的领导工作，他又被评为“五好干部”。为此，推广科的党小组长挨了上面一顿 ：“屁股坐到哪儿去啦？‘右派分子’与‘五好干部’能混为一谈吗？！”
1960年秋天，中央决定再为一批改造好的“右派分子”摘帽子。经过青龙县农业部的评议，青龙县委建议摘去李之琏的“右派”帽子。“建议”报到地委、省委再转到中宣部，中宣部“卡”地亮了红灯：不准摘！
不久，青龙县农业部被撤销，县政府成立了农业局，李之琏被调到新建的农业局下面的农科所做副所长。可是这个农科所名为农业科研机构，却一无土地，二无房屋，只能在县城以外十里地的农村，向两家农民各借一间房，再请公社划出几亩地作试验田。全所老少还是总共四张嘴，都在农村“共产主义大食堂”吃饭，每天两顿粥，每顿二两粮，只饿得李之琏全身浮肿，大小便失禁。县委有人说，“这样拖下去很危险”，遂让他回北京治病。
恰巧，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政委张仲瀚到北京办事，听说李之琏正在家养病，急于想见到他。
他们是老战友。“七·七”事变时，李之琏与一批地下党员奉党的指示，回河北老家发动乡亲武装抗战。这时，与北平地下组织失掉了联系的张仲瀚正担任河北民军第三支队司令，李之琏和另一名党员齐健秋奉蠡县县委指派，到张仲瀚支队去做政治工作。时间很短，李之琏调上级政治部工作，当张仲瀚要求解决失掉的组织关系，他俩就帮助并介绍张仲瀚暂且重新入了党，以利于他领导部队指挥作战。后来李之琏去了延安，一别就是二十多年，张仲瀚成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政委，李之琏却被打成了“右派”，这亦可谓“沧桑巨变”！
此时李之琏的家已不在沙滩中宣部宿舍，而被赶到了景山东街原北京大学的西斋，六口人只住两小间房，哪能接待阔别多年的远方来客！李之琏急忙跑到北京饭店去拜访张仲瀚。
两位老战友见了面，张仲瀚见李之琏语音低沉，面似灰土，非常感慨。他问：“怎么成了这个样子？”
听了李之琏的诉说，张仲瀚说：“这样吧，你到我们兵团去，至少还能吃饱肚子。保住性命要紧啊！”
他介绍了兵团农业机械化的现状，又说：“我现在没法帮你改善政治状况，你如有志于农业，到我们那里去是大有用武之地的。”
李之琏当然很乐意。经过各方联系，1961年9月，中宣部介绍李之琏去新疆。李之琏爱人陈处舒，中央卫生部的一位副处长，全家一共六口人全都跟了去。
也许是因为兵团政委张仲瀚的推荐，李之琏到达新疆不久，就被任命为生产建设兵团农林牧科学研究所副所长。而这个拥有40人左右的科研所，所长是兵团参谋长陶晋初——兵团司令员陶峙岳的堂弟兼任的，不能到所里管事；另一位副所长是兵团农学院农学系主任王彬生副教授，也是兼职，因此李之琏是全所实际上的第一把手。
又不久，河北省委决定给他摘去“右派”帽子的通知，也转发到了新疆。他工作更加努力，成绩也是有目共睹的。兵团领导——特别是兼所长陶晋初后又升为兵团副司令，调人、批物、拨款，积极为科研创造条件。短短几年，科研所就由几十人发展到几百人；从没有试验场地发展到三千多亩的试验田；每年都有栽培育种、改良土壤等等，从事几十个试验课题的研究，并承担了国家内陆盐碱地农业科研的任务，成了一个蓬勃发展、欣欣向荣的农林畜科研所，成绩是显著的。
但是，他要申那个被定为“右派”的冤，却难而又难。1962年1月中央召开七千人大会，“崇左”之纲似有下降时，他曾给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钱瑛写了一封信，问她是否可以把他在中宣部被定成“右派”的问题说清楚。钱瑛回信说：“是有机会说清楚的”；并告诉他：七千人大会之后，首先要解决的是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的“反右倾”问题，然后才能处理1957、1958年的“右派”问题。
李之琏见到这封回信，觉得有了希望。但是这年秋天，北戴河会议又提出“打退单干风”、“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等口号，李之琏又感到自己的前途陷入了一片黑暗。
1965年夏天，李之琏与兵团科委办公室主任程人英到北京参加农业科技会议，他顺便去中央组织部要求解决党籍问题；中组部副部长李楚离说，目前暂且采取重新入党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是可以的。但是，当中组部把这样的信件发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区党委组织部又转至兵团党委组织部，兵团负责人在北京医院治病巧遇同时住院的陆定一，向陆定一表示了这个意向时，陆定一予以断然否定。
1966年“文化大革命”，兵团政委张仲瀚被打倒，几乎被折磨致死。李之琏不但是“摘帽右派”，而且成了张仲瀚“招降纳叛来的牛鬼蛇神”，“篡夺了党的领导权”，从而被交给群众实行专政。他的爱人陈处舒先在石河子兵团医专任副校长，“文革”中被批斗、毒打得头破血流，受到严重摧残……后在兵团领导中的一位现役将军的支持下，调去乌鲁木齐的兵团第一医院担任第二院长。大儿子高中毕业又经过农场劳动，报名参军也遭到拒绝。后来经过李之琏的一再委婉申诉，科研所的一些人也对他的历史做了全面调查，才知道他不但被补为“右派”是冤枉的，就是1934年被捕之后也清清白白，根本不存在什么“叛党”问题。
在得到了科研所革命群众的谅解、大儿子又经深明事理的兵团驻石河子指挥部政委刘仲明下令办了参军手续，但到兵团后，又被个别领导人拒收。李之琏就开始了又一轮的申诉。但是通过兵团党委向郭玉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