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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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起决战的外围战“人能活一万岁吗？这种口号很不科学嘛！”

　　　　一些熟知耀邦的人都知道，耀邦的理性思维领域里无禁区并非自今日始。自从林彪当年摇晃着“小红书”，神乎其神地大喊“突出政治”时，身为共青团第一书记的他就对一些人说过：“他那种‘突出政治’就真的那么灵？我看游泳时就得时不时地突出鼻子！”后来个人迷信之风刮得遮天蔽日，不分男女老幼都动辄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时，他又不止一次地对许多青年人说：“人能活到一万岁吗？这种口号很不科学嘛！”“我们不能提倡盲目地迷信个人。《百家姓》的第一句是‘赵钱孙李’，赵家排在第一位，我们能碰到姓赵的就磕头吗？”　　　　
　　　　甚至早在1955年11月的一次小范围的讲话中，他就说过：“我们为什么要喊‘毛主席万岁’呢？人是不能活到一万岁的。”“世界人类已有一百多万年的历史，积累了多少科学知识，对此任何一个人不可能都懂得，处理任何事都有最正确的办法。”　　　　
　　　　因此早在那个年代，这位平生博览群书、苦读强记的人，就号召青年团干部既要读科学社会主义经典著作，也要读四书五经、二十四史、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和世界名人传记等等，而不是专读毛泽东一个人的书。　　　　
　　　　许多人还知道，耀邦的这种勇气与真知也不是一蹴而就的。　　　　
　　　　1926年北伐战争时，他才十一岁，就在学校里担任了少先队队长和宣传组长。1927年9月，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部队到达耀邦的家乡浏阳，并在文家市学校的草坪上向一千多名红军战士讲了话，说是“小石头总有一天要砸碎大水缸。”当时十二岁的胡耀邦和同在一个学校读书的表兄杨勇，都爬到学校的围墙上，观看了这个富有历史意义的场景，毛泽东的这番演讲给他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如果他不是只有十二岁，个头儿又小，红军不肯带他走，不然他那会儿就成了红军了。　　　　
　　　　1929年冬天，刚满十四岁的胡耀邦就参加了共产党，第二年终于成为一名红军战士，历经了五次反“围剿”和二万五千里长征，又从延安到北京，在迭享胜利的欢乐中也累遭种种磨难，但他一直保持着一个革命家的充满激情的思想境界。他的每次讲话，嘴上说的，手上比划的，都体现着一种忠诚。而在历经苦难的中国，对党和人民来说，还有什么比始终不渝的忠诚更可宝贵的？　　　　
　　　　参加座谈会的很多同志觉得：只有经受过不少磨难而从不泯灭良知、心里始终装着党和人民的人，才会如此一直明辨善恶是非，忧世人之忧，急冤苦者之急。因此耀邦在会议上的一次又一次的及时破难释疑的讲话，都使大家听得入神而信服，使座谈会的讨论愈来愈深入、愈来愈活跃。几乎每天散了会，负责掌握会议的同志都将当天的会议进展和各种不同意见，连夜写成书面材料送给耀邦。通常上午报去的材料，当天下午或至迟第二天上午，耀邦就批复回来，并逐一签署了意见。其中有过这样的批语：同意你们讨论的意见，请各省市自治区的同志带回去供本地区、本部门党委参考，结论由党委做。有时候他还进一步说：作为共产党人只能服从真理，实事求是，不应该让现代迷信和禁区继续存在。　　　　
　　　　这样的座谈会一共开了三次，从1978年2月下旬起到4月下旬结束，共研究了一百多个疑难案例。每一次前一个会议刚刚接近尾声，后一个会议的与会者就已到中组部报到，使三个座谈会开得十分紧凑。在这前后会相接的短暂间隙，耀邦对中组部参加会议的同志鼓劲说：“我们辛苦些，紧张些，哪怕政策落实得只快一天，就等于被落实政策的同志和他们的亲属少过‘一年’的苦日子；因为忍冤受苦的人都是‘度日如年’啊！俗话说人人都应该将心比心。我们当年在干校是啥滋味？”　　　　
　　　　几乎与此同步，耀邦请另一个人主持的、也分三批召开的中央与国家机关二十多个部委落实政策的座谈会也顺利结束。这三个座谈会，共研究了八十多个疑难案例。　　　　
　　　　每一次座谈会结束，耀邦都向即将分手的同志说上几句话。他再次强调：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必须全党来抓，从中央到省、地、县，四级党委一齐抓。这种座谈会的方法，可以层层推广。务必要搞清事实，实事求是，作出结论。　　　　
　　　　耀邦在座谈会上的这些讲话，使每一个参加座谈会的同志都感到思想大解放，原则很明确，对平反冤假错案是个大促进。他们回去之后都作了认真详细的传达。　　　　
　　　　1978年8月上旬，中组部的《组工通讯》，又对所谓“恶攻”和一般认识问题作出了有文字可鉴的明确划分，使这类被视为“禁区”的疑难案件的平反，纷纷化险为夷。


奋起决战的外围战震撼全国的“真理标准”大讨论（一）

　　　　如果说到此为止，耀邦与中央党校和中组部许多同志的一切努力只是推倒“两个凡是”论的外围战，那么对“两个凡是”论的直接交锋，则是随之而来的“真理标准”的全党全国大讨论。　　　　
　　　　上面提到，在疑难案例座谈会的一年前，即1977年4月，尚未复出的邓小平就率先指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列主义。4月10日，他在给中央主席华国锋、副主席叶剑英及党中央的信中说，应当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　　　　
　　　　半年后，即1977年10月9日，在中央党校复校的开学典礼上，华国锋讲话后，叶剑英也讲了话。他认为理论密切联系实际，有两层最基本的意思：“一层是：一定要掌握理论。没有理论，一张白纸，凭什么去联系实际呢？另一层是：一定要从实际出发。如果理论不能指导实际，不受实际检验，那算什么理论！绝不能把理论同空谈、吹牛甚至撒谎混为一谈。”他希望在党校工作和学习的同志，“都要用心研究我们党的历史，特别是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历史”。这等于要求研究总结整个“文化大革命”。　　　　
　　　　当时在中央党校主持校务的胡耀邦，积极指导党校讲授哲学与党史的同志，深入研究这一课题。　　　　
　　　　耀邦明确提出研究“文化大革命”并非自此刻始。早在这之前数月，即1977年5月7日，在中央党校的整风会议上，他就针对“文化大革命”造成的乌烟瘴气明确提出，应把被“四人帮”颠倒了的是非重新颠倒过来；后来又具体地说，“把被‘四人帮’颠倒了的思想是非、理论是非、路线是非再颠倒过来。”这就是说，要用实践检验真理的标准去总结“文化大革命”，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　　　　
　　　　8月25日，中央党校在耀邦倡导创办并直接指导的内部刊物《理论动态》第9期，就刊发了一篇经耀邦审定的批评“风派人物”的文章。文章说这种人“对待是非，不是以客观实际为准，而是以‘小道消息’为准，以某些‘权威’的意见为准，以报纸刊物上的提法为准”。这等于又一次提出用实践检验真理的问题。　　　　
　　　　这样，在当年11月，中央党校的哲学课堂上，就开始批评过去多少年以个人迷信取代了实践检验、用强权标准代替实践标准的错误做法。　　　　
　　　　当年12月2日，在中央党校教育长冯文彬主持的学校党委会讨论党史教学计划时，胡耀邦又针对一些人的不同议论，多次插话或讲话。他说：“因为是中央文件，就是正确的，这是什么‘论’啊？”“我看这十几年的历史如何，不要根据哪个文件、哪个领导人的讲话，而应该看实践嘛！”　　　　
　　　　冯文彬当即表示完全同意耀邦的讲话。他说：“要研究党史，就应该恢复党的传统，敢于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如果脑子里还有旧的框框、精神枷锁，就研究不好。”　　　　
　　　　就在这个会议上，耀邦布置哲学教研室主任吴江等同志搞一个新的党史教学方案，起草成一个文件。　　　　
　　　　1978年1月18日，吴江将起草好的文件初稿，送请已去中组部但仍兼任党校副校长的胡耀邦审定。耀邦提出：应当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完整体系和精神实质为指导；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路线的正确与否，不单纯是个理论问题，而是实践问题，要由实践的结果来证明。　　　　
　　　　在耀邦提出这种真理标准，并指导《理论动态》初步发表一些有关文章的过程中，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胡福明等人，从“十年内乱”给全国教育战线的严重摧残和天安门“四·五”运动之被残酷镇压等事实出发，也认为必须在理论上和认识路线上，找出一个明确区分路线正误是非的标准。同时，胡福明应《光明日报》所约，于1977年秋天写成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一文。　　　　
　　　　1978年3月，中央党校开始组织全校八百多名学员，讨论研究党史的那个指导文件。在讨论中，发生了一些争论。少数学员仍主张以党的“九大”、“十大”、“十一大”的文件为依据来评价“文化大革命”，明显地倾向于“两个凡是”。　　　　
　　　　据此，吴江布置理论研究室的同仁孙长江，为《理论动态》写一篇针对性的文章。孙长江以耀邦的多次讲话为依据，写成了这篇文章，题目叫《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与南京的胡福明可谓不谋而合。　　　　
　　　　正当吴江等人研究孙长江的这篇文稿时，中央党校高级班学员杨西光——原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兼复旦大学党委书记，被中央任命为《光明日报》总编辑。杨西光在党校学习半年，曾两次与胡耀邦深入交谈，支持用实践标准来总结党的路线斗争的是与非。他到《光明日报》履任后，才知道《光明日报》已约来南京胡福明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一文，并经报社编辑部作了五次修改，他感到文章的分量还不够，没有着力突出这是一个政治问题而不仅仅是个哲学命题。同时他知道党校的孙长江在写同一主题的长文，遂通过吴江邀请孙长江到《光明日报》，帮助修改胡福明文。吴江嘱咐孙长江：尽量把两文捏合成一文。　　　　
　　　　孙长江勤奋思考把两文融合成一文后，仍以他自己原来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为题，两次送请耀邦审改。　　　　
　　　　与此同步，为纪念“五四”运动五十九周年，耀邦又组织中央党校的同志撰写了《科学与民主》一文。　　　　
　　　　这篇文章说：“四人帮”是科学与民主的大敌。“四人邦”代表着旧中国最腐朽、最反动的没落封建统治阶级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的科学与民主思想，正是摧毁他们的封建专制主义法西斯主义权力结构和意识形态的强大思想武器，所以不能不引起他们的极大仇恨和恐惧。他们采取了野蛮的蒙昧主义和暴力镇压手段来践踏科学与民主。“现代化等于复辟”论和“全面专政”论，是他们摧残科学与民主的两把屠刀。　　　　
　　　　文章说：马克思主义认为，科学是生产力，同时也是推动历史前进的伟大革命力量。马克思主义还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是阶级社会中民主的最高典型。而“四人帮”反对这个马克思主义原理，炮制出一个反动的“全面专政”论，要在社会主义社会的“一切领域”和社会主义发展的“一切阶段”，对“一切阶级差别”、“一切生产关系”、“一切社会关系”以及“一切观念”，统统实行他们把无产阶级专政对于极少数破坏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分子使用暴力镇压的这种特殊手段，无限制地扩张到一切领域和一切人。他们不但在政治生活中践踏人民民主和革命法制，而且在经济、思想、文化、教育、科学、技术等一切方面都推行法西斯暴力统治——用暴力摧毁工农业生产，用暴力摧毁机关学校，用暴力摧毁文学艺术，用暴力摧毁科学研究。谁在日记中或睡梦中流露出对他们的丝毫不满，谁在内心中怀念被他们仇恨的周恩来总理，一被他们的鹰犬察觉，立即当做“现行反革命分子”抓起来镇压。他们完全是一群野兽，把封建法西斯制度中的一切最黑暗最野蛮的暴力镇压手段，全都拿来对付无产阶级和中国人民的精华。　　　　
　　　　文章说：打倒了“四人帮”反科学、反民主的野蛮兽行以后，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是否巩固和强大有力，归根到底取决于我们能否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主动精神，能否组织人民管理和监督国家的事务。巴黎公社原则的伟大意义就在于第一次实现了劳动者对国家的直接管理和监督，防止国家管理人员从人民的公仆蜕变为人民的主人。自从这个伟大尝试以来已经过去了一百多年。由于历史的曲折前进，无产阶级专政下人民怎样管理自己的国家，还没有现存的完整的经验可借鉴。这有待于我们在实践中继续进行创造和总结。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中国人民在粉碎了“四人帮”这样的专制魔王以后，完全有能力在自己的国家充分行使当家做主的权利。大家都记得，在1966年怀着反修防修热情涌向街头的那些青少年，由于缺乏经验往往上当受骗，选错了造反的目标；但是到了1976年，人民团结一致，万众一心，把矛头一直指向万恶的“四人帮”。这不平常的十年锤炼了毛泽东思想故乡的伟大人民。人民关心国家大事和鉴别大是大非的能力已经极大地提高了。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伟大革命中，我们要遵循毛主席的教导，切实地保证人民管理国家的根本权利，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一切领域，充分发扬人民民主，最大限度地调动亿万人民的积极性、创造性，依靠这个伟大的人民民主力量，去完成新的长征。　　　　
　　　　这篇也强调了“实践”的文章，于1978年5月4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在《人民日报》上如期发表。5月11日，《光明日报》也以“特约评论员”名义，隆重推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那篇文章。当天新华社全文播发，次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全文转载。这立刻在国内外引起强烈震动。但在国内，也有人认为这是“砍旗”、“丢了刀把儿”、“反对毛主席”。


奋起决战的外围战震撼全国的“真理标准”大讨论（二）

　　　　在《人民日报》转载这篇文章的当天夜晚，“文革”前的新华社社长和《人民日报》前总编辑吴冷西，就在电话中给当时的《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提出了严厉指责。他认为这篇文章犯了方向性错误；理论上是错误的，政治上问题更大，很坏很坏。文章提倡怀疑一切，提倡真理不可信、不可知，相对真理不存在。真理在开初提出时难道句句都不是真理才对吗？　　　　
　　　　5月18日上午，党中央副主席汪东兴，召见中宣部部长张平化、副部长熊复、《红旗》杂志总编辑王殊，宣布熊复接管《红旗》，并说：理论问题要慎重。《人民日报》就很不慎重。特别是讲实践标准和按劳分配两篇文章就很不慎重，在党内外引起议论纷纷。（对这两篇文章，事先）我们都没有看过。这是哪个中央定的？按劳分配这样大的问题，牵涉到党的政策，怎么能不送审呢？实践标准一文很不好，矛头是对着毛主席的。（我们）要捍卫毛泽东思想，平化同志你要把关。　　　　
　　　　很显然，这是一次发动并布置围攻“真理标准”一文的谈话。这对尔后的一些地方阻挠和压制“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实起了“打气”作用。　　　　
　　　　当天下午，张平化就把参加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各地代表团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