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中国电影百年史-第2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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妹，有时家里来讨债而还不上时就让他代替全家跪在堂屋让债主缓债，父亲那时候感觉很受侮辱，下定决心要干出大事业，所以思想也比较激进，初二就辍学考入南国艺术学院。从1929年到1932年他都陶醉在舞台之上，出演的是左翼革命进步话剧，从“南国社”到“左翼戏剧家联盟”他都是积极分子。
“电影候补皇帝”
1932年，党的电影小组成立，文艺工作者进入电影界，父亲进入“联华”公司，在那里直到1937年抗战开始。当时很有名的就是出演了《大路》、《新女性》、《迷途的羔羊》等影片，父亲给大家留下很深的印象，被戏称为“电影候补皇帝”。父亲总说自己很笨，但是要笨鸟先飞，他非常勤奋，最好的见证就是翻译整理“斯坦尼体系”的经历。
父亲因为很早就辍学，英语基本靠自学，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著作都是俄文。父亲就找来一本英俄互译的字典，通过英文来译俄语，这简直是难以想象的！像他这样在战火中搞电影学术方面的研究真是不同凡响，在同行里都很罕见，这为他后来在导演艺术上的卓越建树铺平了道路。父亲是最早介绍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的译者之一，在当时的历史环境里，介绍苏联的这一戏剧学派理论，不仅需要学识，更需要胆量与勇气，1937年他翻译的《演员自我修养》第一、二章在《大公报》上发表。
战后影坛一鸣惊人
演员是“精神作者”，而并不是单纯的写书，有实践的冲动，所以生理和心理调和起来就很困难。但父亲做得很好，他在当时的影坛是一位“非常干净”的演员，这一点在当时的电影界是公认的。
1947年，与蔡楚生共同导演的《一江春水向东流》创下了中国电影连映的最高记录。因为影片拍摄时，蔡楚生正患肺病，父亲就做了大量的具体工作，父亲负责导演了所有的现场拍摄，因为蔡楚生导演方面很有经验，所以负责把关。父亲在拍这部影片时锻炼很大，也为后面独自执导影片做好了准备。
《乌鸦与麻雀》的剧本是一夜之间完成的，当时赵丹、陈鲤庭、陈白尘、沈浮、父亲等几个人一起吃饭开始聊一些事情，结果就说出了一个剧本，主要由陈白尘执笔，父亲来导演。这部影片的创作也最终跨越了两个时代。当时剧本写出后搞了一个比较晦涩的本子交上去送审，一边立即开拍，结果还是被审查当局发觉，下令要将拍过的胶片全部销毁。他们暂时停拍，但布景没有拆除，利用停拍的时间修改剧本。公司用一些报废的底片及删改的剧本送当局敷衍，而真正的手稿则藏在摄影棚上的旧麻袋包里。这是现在根本无法想象的创作环境，但是这些勇敢的人们创造了奇迹。
中国电影百年史（上编：1905——1976）
1949年 “东影”初探新中国电影体制
新中国第一部故事片《桥》诞生
1949年，新中国成立。电影企业作为新兴艺术生产力的载体，也被纳入国营体制之中，电影的生产机制及文化形态也随之发生了本质性的转变，电影开始更多的被作为意识形态的教育工具，这一阶段的“十七年电影”以全新面貌登上新中国的历史舞台，对中国电影的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电影大历史：“东影”：一个阶段性的历史名词
处于血与火的战争条件下的“东影”电影运动，具有非常鲜明的时代特色，它的影片创作与摄制，不止纪录片，包括其他片种与题材的创作，在当时都离不开政治与战争，深深地被溶浸在时代生活里面，承载着热情。
接收“满映”，艰难中的起步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满映”内部乱成一团，理事长甘粕正彦的服毒自杀宣告了“满映”的结束，而厂内的职员则人心惶惶，但是仍有很多进步的职员意识到要把机器设备保护好。当时考虑到“满映”拥有的大量电影设备对建立新中国电影业的重要性，厂内的进步分子组成了“东北电影工作者联盟”，10月1日成立了东北电影公司，由张辛实任总经理。
也是在抗战胜利后，延安电影团决定派出钱筱璋等四人为先遣人员，先行入关。在此之前，随鲁艺来东北的田方和许珂已经于11月间进入厂内，了解了有关情况。不久，袁牧之从苏联回国，他与钱筱璋、田方、许珂在抚顺会合，研究接管计划，成为东北人民电影事业的开拓者。
十天时间，奇迹般的转移
1946年4月14日，人民解放军接管长春。4月18日，东北局派原“鲁艺”文学系的主任舒群正式接管“满映”一切资产，并担任东北电影公司总经理，张辛实任副总经理，袁牧之为顾问。当时国民党军队正向北大举进攻，长春无法久留，于是东影准备下撤后方。那时候全厂大部分职工愿意撤走，其中还包括近百名日本、朝鲜籍的职员。结果从5月13日到23日，历经10天时间，大部分人员撤出长春，25个车皮的物资运往后方。6月1日，到达了黑龙江兴山，也就是今天的鹤岗市。
兴山靠近中苏边境，是一个煤矿城市。东影公司大批人马到达后，自力更生盖厂房，改建一座摄影棚，加上抢运出的大批设备，有了比延安时代更雄厚的物质基础了。到了8月，陈波儿到达兴山，月底吴印咸带领40多延安电影团的人也赶到兴山。在1946年初，东北电影制片厂就正式成立了。当时全厂职工278人，其中日籍职工81人，袁牧之任厂长，吴印咸、张辛实任副厂长，田方任秘书长，陈波儿任艺术处处长，许珂任秘书室主任，钱筱璋任新闻片组组长，这个领导班子一直工作到1949年初。
建厂伊始，各种勇敢的尝试
“东影”建厂后拍片的重点是纪录片，这是为了适应解放战争的需要。建厂伊始，就派出3个摄影队去前线拍片，直到1949年初，“东影”已经有32个新闻摄影队了。“东影”纪录片最重要的出品是《民主东北》，从1947年5月1日正式出品一直到1949年，共完成了17辑。为了拍下珍贵的镜头，摄影师背着机器冒着枪林弹雨跋涉，其中还有不少摄影师在前线拍摄时牺牲。
后来，“东影”也开始尝试拍摄其他片种。1947年11月，陈波儿编导了中国电影史上第一部木偶片《皇帝梦》。1948年，袁乃晨编导第一部科教片《预防鼠疫》。同年，朱丹编剧、方明导演了第一部动画片《瓮中捉鳖》。1949年5月，袁乃晨导演完成了第一部翻译片《普通一兵》。与此同时，“东影”也开始筹备拍摄故事片。1948年2月，完成了短故事片《留下他打老蒋》。1949年4月，人民电影的第一部长故事片《桥》在“东影”诞生。
1948年10月长春解放，田方接管了国民党的“长制”。1949年4月东北电影制片厂迁回长春。1955年2月，由文化部决定，正式更名为长春电影制片厂。将近10年的阶段性名词——“东影”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
中国电影百年史（上编：1905——1976）
秦怡在《无名氏》中饰演国英黄宗英在《乌鸦与麻雀》中饰演小老婆
张瑞芳在《松花江上》饰演农村女性上官云珠在《一江春水向东流》中饰演风情万种的何文艳
1946—1949年 女星战后大放光彩
让半个世纪前的追星梦发扬光大
从上世纪20年代第一代女星张织云，到30年代的阮玲玉，再到白杨、秦怡、上官云珠等，中国影坛的女明星已是经历数十年风云，几易红牌了。大众对女星的审美从最初的温婉柔弱、眼神哀怨，渐渐转变为一种更为积极健康的明朗形象，这也正是现代女性踏着时代的脉搏不断表现出真正自我的反映。
明星素描：看她们，和她们的光辉
战前的中国影坛，曾经涌现出一大批光彩夺目的男女明星，他们中的许多人战后依然活跃于影坛，像赵丹、白杨、舒绣文等人主演了他们表演生涯中的代表作品。而那些在战后影坛成名的明星们，无论是来自大后方还是来自上海，共同特点是抗战期间都在话剧舞台上十分活跃，他们具有比战前走上影坛的演员具有更优越的条件。中国电影表演至此已基本摆脱了早期稚嫩而夸张的表演程式，走向真正的成熟。
秦怡（1922年…）
上海人，原名秦德和，刚刚16岁时就离开上海去武汉参加抗日活动。1941年，参加中华剧艺社，演出《大地回春》，引起强烈反响。此后在大后方演出过《茶花女》、《天国春秋》、《桃花扇》等名剧，塑造的多为善良贤淑的妇女形象，成为后方话剧舞台的“四大名旦”之一。抗战胜利后，回到上海，以《遥远的爱》一片奠定了在影坛的地位。
黄宗英（1925年…）
生于北京，同胞兄弟黄宗江、黄宗洛都是日后的著名演员。爱好文艺，一个偶然机会在曹禺的《蜕变》中开始了表演生涯。在喜剧《甜姐儿》中，以明丽的容貌，洒脱的表演征服了观众。战后主演了《幸福狂想曲》、《乌鸦与麻雀》等影片，大多扮演心地善良的知识女性或被侮辱的下层女性形象。在《幸福狂想曲》中，与男主角赵丹上演了一出真正的幸福喜剧，由此相识、相恋而成婚。
张瑞芳（1918年…）
出生于河北保定。抗战爆发后，积极参加抗战演出队，1938年至重庆，后在怒吼剧社、中华剧艺社任演员，被称为“四大名旦”之一。1946年任长春电影制片厂特约演员，主演了大获成功的影片《松花江上》，该片的导演金山当时就是她的丈夫。
舒绣文（1915—1969年）
原籍安徽安庆，幼年迁居北京。由于国语出色，先进入“天一”公司教授国语，并为中国第一部蜡盘有声片《歌女红牡丹》配音。抗战期间，在“中制”主演了《保卫我们的土地》等抗战片；演出过多出名剧，“四大名旦”之一。战后作品有《一江春水向东流》、《弱者你的名字是女人》、《恋爱之道》等。
上官云珠（1920—1968年）
原名韦君荦，自幼生活在苏州。在抗战的炮火中背井离乡，后回到上海。1941年在艺华公司的《玫瑰飘零》中初上银幕，导演卜万苍为她起了上官云珠这个艺名。1947年《天堂春梦》、《太太万岁》和《一江春水向东流》三部影片，使她名震影坛内外，一时间似乎成为专门演姨太太的人选。然而在接下来的三部影片《万家灯火》、《丽人行》和《希望在人间》中，她出演了三位善良正派的女性形象，演技令人刮目相看。上官云珠有天赋的艺术感觉，也有后天的刻苦努力，表演自成一家。曾经与她合作过的桑弧与沈浮都对她的艺术才能赞叹不已。
中国电影百年史（上编：1905——1976）
刘琼蓝马
陶金韩非
1946—1949年 男星战后各展其长
男性魅力全面张扬
从上世纪40年代开始，大众不仅对女星的审美品味在转变，同时涌现出的一批各具实力与风格的男星如陶金、刘琼、石挥等等，他们在银幕上所表现的男性魅力，也已经明显与30年代红极一时的“偶像一代男”金焰截然不同，这或许是因为电影的魅力吸引了越来越多学识修养出众、思想进步人士加入它的阵营，同时也意味着电影明星逐渐获得时代的认同，终于即将挣脱出旧社会地位低下的底层艺人的命运。
影星素描：看他们，和他们的风采
与上世纪30年代的情况有所不同，战后电影界男明星层出不穷，而且每个人都有其独特之处，他们中的不少人都成为中国影坛不可多得的杰出性格演员，并在解放后继续活跃在银幕上。
石挥（1915—1957年）
原名石毓涛，生于天津，自幼随家人迁居北京。1940年来到上海开始演出话剧，是若干剧团的台柱之一，人称“话剧皇帝”。战后石挥加入了文华，主演《假凤虚凰》、《太太万岁》、《哀乐中年》等影片，在银幕上绽放出耀眼的光彩。石挥戏路宽广，表现力极强，各种角色都能驾驭自如，表演得个性分明。所演的每个人物都有新亮点，绝不雷同。
蓝马（1915—1976年）
原名董世雄，生于北京。1942年，他随新中国剧社去南洋巡回演出，被誉为“重庆的石挥”，两位好友东西辉映，为中国话剧史写下动人的一页。1947年，蓝马参加昆仑公司，接连主演了三部重要影片《万家灯火》、《丽人行》、《希望在人间》，也由此确定了他在影坛不可动摇的地位。蓝马的外形并不那么英俊，甚至有点其貌不扬，但是一到舞台上，气质就给人焕然一新之感，神采飞扬。蓝马的表演特点，其一是非常生活化，二是带有即兴表演的成分，如赵丹所说：“他是一位不可多得的现实主义表演艺术家。”蓝马自己说：“在舞台上没有绝对的真实，但却需要绝对的真挚。”
陶金（1916—1986年）
原名陶秉钧，生于苏州，4岁迁居北京。抗战期间，参加救亡演出队，并加入“中制”，开始引起影坛的注意。但是陶金真正的演艺巅峰是在1947年主演两部引起轰动的大片《八千里路云和月》与《一江春水向东流》。陶金在表演中分寸感很好，善于用细腻丰富的细节动作与微妙的感情变化，展示人物复杂的内心世界。他的表演真实自然，被称赞为“浓而不涩，含而不露。”
韩非（1919—1985年）
原名韩幼止，生于北京。天生一副喜剧面孔，从小活泼聪慧。13岁时举家迁往上海，一个偶然机会临场救急而成为上海剧艺社的职业演员。初登银幕是主演张石川的《夜深沉》。战后，在文华拍了《太太万岁》、《艳阳天》、《哀乐中年》等影片。1949年赴香港，在《误佳期》中的表演堪称佳作，是一部含泪的喜剧，在东南亚影响很大。韩非的表演真实自然，夸张适度，谐而不俗，从角色自身性格与经历中发掘喜剧因素，是影坛不可多得的优秀喜剧演员，这比战前喜剧电影中惯用的插科打诨式的逗笑表演大大前进了一步。
中国电影百年史（上编：1905——1976）
田华在《白毛女》中的剧照
1950年 脱胎于民间传说和真实故事的《白毛女》
重温“北风那个吹”的集体记忆
相信每个在红旗下长大的中国人都很难抹去“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的集体记忆，从前也许并不能很好地理解那唱词中的悲苦无助，直到站在中国电影百年的半百之当口，同时也站在上世纪中国历史的转折点之上，才意识到这样一个兼具着奇情和浪漫的复仇故事，寄托了当时人民被欺压的痛苦和奋起反抗的普遍心情，《白毛女》被传唱至今，也源于此。
口述影像：一听“北风吹”，就知道是《白毛女》
田华：地道的农村姑娘亮相银幕
1949年底或1950年初，上级通知让我去北池子甲34号，见几位导演、摄影、化装等创作人员，有水华、吴蔚云、钱江、汪洋等几人。我不知道是什么事，汪洋说：“可能是选喜儿。”到了以后，他们一边问我话，一边围着我转，仔细地审视我的各种角度。此后，又叫我去北影试装，还照了我的喜怒哀乐等各种表情的照片。
一天下午，突然接到一个电报，通知我电影《白毛女》的主角已定，由我扮演，并要我尽快赶赴东影（长影前身）。到长春后，我第一个见到的人就是王滨导演。我虽被选上演喜儿而感到荣幸，同时，又因不懂电影和他的严肃而感到恐惧。我当时是在华北军区政治部文工团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