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中国电影百年史-第28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其实两方面都有偏见也都有正确的一面，应该优势互补。
《南征北战》是中央电影局和“上影厂”十分重视的重大题材，原摄制组配备力量很强，导演成荫更是来自解放区的大导演。但是因为听取有关意见修改剧本，在上影筹备了好几个月迟迟不能开机，就决定让我带领完整摄制组去《南征北战》剧组报到。两套班子同时拍一部戏，在我的导演生涯中也只此一次良机。其实，它比一套班子拍难度还要大，因为那么多人的劲头要往一处使，就需要真诚合作，工作为重而不计较名利得失。我带去的成员都能做到，他们也不示弱。最忙的时候，两个组同时五条线齐头并进，我们互相信任也彼此尊重，所以大家合作十分愉快。
个人评价，受用终身
我们如期完成任务，在后来的导演总结会上，副导演张望说我不计名利，不顾个人过去的成就真心与他们合作。导演组没有人事纠纷，汤导演起了主导作用，演员看见我就定心了。摄制组对我的个人评价，我当作座右铭规范自己的言行。
而今，成荫以及与我共同执导《怒海轻骑》的王滨都先后离开了人世，屈指算来，《南征北战》组的演员穆宏、冯喆、张庆芬、陈戈、杨华、朱今明、韩尚义、陈祥兴、陈曦也相继去了天国，岁月如流，我向他们表示真诚的怀念和谢意。
中国电影百年史（上编：1905——1976）
1951—1953年 八家民营电影公司并入上影厂
民营电影国有化改造宣告完成
1952年12月的一天，在一阵阵喧闹的锣鼓和鞭炮声中，一块崭新的国营上海电影制片厂的厂牌，在位于上海徐家汇的昆仑影业公司大门前被悬挂了起来。从这一天开始，包括著名的文华、国泰、大同公司在内的八家民营电影公司，以及刚组建不久的公私合营昆仑长江联合电影制片厂，全部并入国营上海电影制片厂。至此，中国民营电影的国有化改造宣告完成。
中国民族资本家从1905年开始经营私人电影业，在经历了长达48年的既给人以满足，但又留下许多遗憾的足迹后，终于在1953年初结束或者说转轨至国营电影业的道路上去，这是一条前途虽然充满光明，但事后证明远不平坦的道路。
口述影像：被忽视的一年，公私合营的划时代
中国电影业从私有制向公有制转化的步伐非常快，中国私营电影制片业的迅速消亡——国有化，比其他行业提前三年实现社会主义改造，这在当时的条件下是不可避免的。
为脱困到北京请缨
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事业萧条、金融混乱，工厂企业大都在半停顿的状态。当时的电影界除了“文华”公司还在正常拍片外，其他几家私营电影公司已经停顿生产，经常性的欠发工资，以影片做抵押向银行巨额贷款达几十万元，因为已没有能力偿还，后来银行提出“旧账未清，免开尊口。”这样的局面就很难维持了，所以在解放的初期，很大一部分公司因为资金周转困难都想从政府那里获得支持，于是几家电影公司就讨论如何摆脱困境，讨论的结果是除了请人民政府扶持和帮助外，几乎没有别的办法。于是，就在1951年的8月上旬，各电影公司的代表来到北京，找到了当时在羊市大街的文化部电影事业管理局进行汇报。最终提出国营方案。
“文华”公司当时到北京汇报的代表有黄佐临、桑弧、石挥、吴邦藩和我，大家主要围绕剧本、资金、审查和发行、学习等困难，提出了一个联营性质的总公司，最后沈雁冰（茅盾）和周扬副部长要求大家按实际情况进一步考虑，然后提出书面意见。记得会后还留下“昆仑”、“文华”、“国泰”等公司的部分代表进一步研究具体方案。因为当时各电影公司的实际情况也各不相同，开始“文华”认为自身还有能力继续生存下去，其他几家公司也认为成立总公司联营或公私合营都解决不了当时的问题。于是，就提出干脆由国家收购直接纳入国营的方案。虽然“文华”公司还有自己的想法，但是最终顾全大局还是统一了意见。由电影局报文化部中宣部审批，中宣部同意该方案并于8月下旬在文化部电影局的会议室正式宣布了方案及几项原则。在北京历时将近一个月，离行前设宴在“丰泽园”，公司代表以及有关领导和在京文艺界人士都参加了，简直盛况空前。
回到上海筹备“联影”
我们一行人回到上海后，就立即成立了筹备委员会，我是其中的委员，同时还成立了清点和估价小组，按照各厂的固定资产，在册的残值进行清点并作价造册。当时上海所谓的八家私营电影厂，那时实际只有四家就是“文华”、“昆仑”、“国泰”和“大同”还进行活动，像“大光明”、“华光”、“大中华”都只有摄影棚了，工作人员早已走空，但是那少量厂房按照政策估价书够和归入国营“联影”机构（国营联合电影制片厂）。
“联影”成立，运动开始
1952年1月初，在“皇后大戏院”召开国营联合电影制片厂成立大会，大会宣布了厂长、副厂长，设立艺术文化处、制片处、行政处等，我当时任行政处的副处长。同时下设三个摄影厂，第一摄影厂就是上影现在所在的地方，第二摄影厂是现在上海“科影厂”的厂址，第三摄影厂在大木桥路41、42号，这是原来“国泰”、“大同”的厂址，后来改为上海电影附属厂以及上影厂的宿舍了。实际上，“联影”存在的短短一年时间除了个别厂做电影拍摄的扫尾工作外（如“文华”拍摄鲁仞导演的《太阳照亮红石沟》），就基本没有摄制什么影片了。
1953年2月，“联影”宣告结束，又与当时通过“接收”方式新成立的上影厂合并为新的上海电影制片厂，这个非常庞大的电影机构当时拥有2000多人。
中国电影百年史（上编：1905——1976）
1952年 新联、中联等粤语片制作公司成立
迎来粤语电影“黄金时代”
现在香港出品的电影，几乎清一色都是粤语电影，即使和内地合拍的影片，也只有在内地放映时，才配上国语。但在上世纪70年代之前，香港的电影公司，有以拍摄国语片为主，也有拍粤语片为主的，而且当时香港影坛专门制作粤语电影的公司占大部分，这样的繁荣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延续到60年代末期，这段时期也被称作是香港粤语电影的“黄金时代”。
电影大历史：寻找又纯又正的娱乐商
用这个题目写香港电影似乎有些问题。因为香港电影所包含的涵义、内容是较难以用“纯”和“正”来形容的——特别是粤语片。因为，在一些人眼中，粤语片并不入流，至少不能进入中国电影主流。
然而，如果你知道巴金的《家》、《春》、《秋》和《寒夜》也能成功改拍成粤语片并获得较高评价时，你就应当发挥一下想象力，想想岭南人的觉新、觉民与中原人的觉新、觉民的不同形象。倘若你或许会觉得滑稽的话，那你就无法解释为什么它们曾经大受欢迎？
33∶2760是一个怎样的概念？
前面的数字是香港中联电影企业有限公司（下称中联）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共出品的粤语片数量，后面数字则是这20年内所有粤语片的总产量。这是一组不成比例的数字。但是，这33的能量却是优秀粤语电影作品的代表群。此外还有新联、山联、华联、五十年代、华侨等电影公司，他们提供的不仅是文艺片，还有更多的类型电影，包括伦理片、写实片、喜剧片、戏曲片等。这些让观众喜闻乐见而又起寓教于乐作用的电影，是现在已久违了的既纯又正的娱乐供应商们的杰作。
上世纪40年代末“电影清洁运动”滥觞，发表“让光荣与粤语片同在，耻辱与粤语片绝缘”声明，新联、中联等从中崛起，一场电影健康运动让粤语片诞生《危楼春晓》、《家家户户》、《火窟幽兰》、《可怜天下父母心》、《父母心》、《人海孤鸿》、《豪门夜宴》等多部优秀影片，创下了一代辉煌。这些影片都由当时红极一时的明星吴楚帆、张瑛、张活游、白燕、容小意、紫罗莲、黄曼梨、红线女等担纲，也因而出现了李铁、李晨风、吴回等著名导演。
如果以意识形态去划分派别的话，新联、中联等电影公司无疑是倾左或是左派公司了，相对于光艺、岭光、仙鹤港联等公司而言，该等粤语片公司则应属于自由派了。因为粤语片无需台湾市场，所以自由派也不同于国语片公司那样受台湾市场所“左”“右”而壁垒分明，所谓左派粤语片明星也可以接拍自由派公司影片，反之亦然。因为，当时所谓左派粤语电影可以在广州公映。这是香港电影比较有趣的地方。
光艺、岭光、仙鹤港联等等公司，他们显然比新联等更市场化。特别是到了60年代，新一辈粤语片明星谢贤、胡枫、张英才、吕奇、邓光荣、陈宝珠、萧芳芳、冯宝宝等的出现。这些明星的出现与吴楚帆那一代最大的不同是他们更时髦些，吸引了更多的更年轻影迷。最突出例子是影迷分门派别，如爱戴陈宝珠的必定与拥戴萧芳芳的老死不相往来，成为当时香港影坛一大奇景。
该等电影公司在20年所拍摄的两千多部影片纵然有不少可能是粗制滥造，但对武侠片所做贡献显然是突出的。从《黄飞鸿》到《鸳鸯刀》、《仙鹤神针》、《如来神掌》等，出现了一批出色武侠动作片方面的导演，如胡鹏、左几、萧笙、朱玑等，也孕育了后来在这方面有杰出成就的武术指导如刘家良、唐佳、袁和平等。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香港电影共拍摄了3891部。粤语片多达2760部，占了绝大多数。国语片为742部，潮语片有164部，闽南语片是157部，还有客语片1部和纪录片62部。这20年平均每年年产近195部影片，香港当时就有“东方好莱坞”之称，当之无愧。
只是，当新联、中联它们留下的足迹只能在博物馆出现时——倘若将来香港有个电影博物馆的话。要不，我们的后代就只知道香港的迪士尼乐园才是“又‘纯’又‘正’的娱乐商”。所以，在这里建议，将香港电影博物馆就建在迪士尼乐园内。这是认真的。
中国电影百年史（上编：1905——1976）
喜剧电影艺术家吕班
1956—1957年 吕班喜剧三部曲
“东方卓别林”吕班探索喜剧创作
在1949…1955年期间，中国电影整整七年中，可以说没有拍过一部严格意义上的喜剧片。直至1956年，整个社会文化环境呈现出全面宽松的局面，人们长期紧绷的心态终于开始放松，作为民族自信心增强、喜剧意识之觉醒的标志的电影喜剧，终于姗姗而来。首先踏进这条被视为畏途的电影艺术家是吕班。他在这个时期、这个领域中的探索，具有拓荒者的意义——这也使他为之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电影大历史：一出未完成的喜剧
《未完成的喜剧》里有这样一则故事：某公司朱经理被同事们误以为意外身亡，正为他准备丧事。没想到夜里朱经理忽然回到单位，吓得人们不知所措，以为撞见了鬼魂。好在误会很快就消除了，可朱经理反倒不高兴起来，把脸拉得像个鞋帮。原来，他嫌为他准备的棺木太过简陋，与自己“第一把手”的身份不符……吕班原本想借这一荒诞感极强的故事给当时社会上盛行的铺张浪费与官僚主义一记当头棒喝，可是他怎么也想不到，这一棒非但没有击中要害，反而重重落在自己头上——在随后的反“右”运动中，他被打成“右派”，戴着“反党分子”的高帽子下放劳改。
要说吕班胆儿也真够大的，从1955年开始，他和他的创作伙伴就琢磨着开始鼓捣“讽刺”喜剧，在北京成立了一个电影喜剧研究小组，一口气拍摄出《新局长到来之前》和《不拘小节的人》两部不错的喜剧片。当时“双百”方针尚未发表，文艺界在经历了批《武训传》、批俞平伯、反胡风及内部肃反等一连串运动之后，正处在一个如履薄冰、乍暖还寒的沉寂时期。而他们却在这个时候开始跟官僚主义和社会不良现象较上劲儿了。当然，吕班也不是那号想起一出是一出的人。他鼓捣喜剧也不过是为了响应电影局领导不久前刚刚提出的要加强喜剧创作的号召。可是，吕班真是太天真了，他并不知道这是在为自己的人生酿造一出大大的悲剧。
《史记·滑稽列传》记载了古代几位“著名喜剧艺术家”的事迹。有一位叫优孟的楚人，他“常以谈笑讽谏”。史官说他“善为言笑，然合于大道，以游心骇耳”。这充分表明了咱们老祖宗对于喜剧的态度。也就是说，“谈笑”是为了“讽谏”，“骇耳”是为了“游心”，“言笑”须合于“大道”。单以这个标准来衡量吕班喜剧，似乎也看不出什么特别出格的地方，何至于让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吕班身陷十八层地狱？其实，问题就出在“讽刺”两个字上。当时，讽刺被认为涉及到诸如“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等一系列重大政治原则问题。当讽刺被用来对付敌人时，它无疑是一种有力武器，而当它被用来对待“人民内部矛盾”时，就难免太过锐利。在人们看来，对待自己人缺点的最好方法应该是批评与自我批评，而非讽刺。而电影传统中，吕班这些艺术家恰恰善使讽刺这类兵器。当年一部《乌鸦与麻雀》就把个国统区的末世乱像描绘得淋漓尽致、入木三分。然而，当吕班把讽刺的利刃指向那些身为国家干部的经理们、科长们、理论家们的时候，他却少了些许政治思量，怎么能用对付敌人的办法来对待咱们自己的干部？
最终，吕班满怀郁闷地走了，从此告别了自己深爱的电影，不得不拿起锄头去鼓捣地里的玉米。而中国电影也从此变得更“温和”更“善良”，我们的喜剧与讽刺失之交臂，却响起了不痛不痒的误会、巧合、意外与夸张的大合唱。时至今日，城市街角的影院里仍有笑声，可是，假如果戈理、马克·吐温、卓别林这些讽刺大师们能听到他们会作何感想？
口述影像：天性里的喜剧品格
早在30年代，父亲就在《十字街头》、《青年进行曲》等影片中成功地扮演过不少具有喜剧色彩的角色，有“东方卓别林”之称。他1931年开始参加革命工作，是“左翼”影人的主要成员，是电影界的代表，还是唯一一位在太行山敌后根据地与日本侵略者进行过面对面战斗的著名电影艺术家。1948年后，他重操旧业，参与了首部故事片《桥》和首部公安题材故事片《无形的战线》的编、导、演、摄、制工作，先后执导了《吕梁英雄传》（与伊明合导）、《新儿女英雄传》（与史东山合导）及第一部描写工人斗争的影片《六号门》和抗美援朝时期铁路工人的《英雄司机》等。
“吕班”来自于“吕班路”
父亲原名郝恩星，祖籍山西省榆次县东阳镇开柏村，1913年生于山西太谷县。父亲自幼聪敏勤学，爱好文艺；富有艺术才能。后因战乱频仍，遭遇变故，家道败落而辍学。曾做过学徒、杂役、矿工、晋军医兵。
父亲17岁时进入北京的联华电影演员养成所学习表演、化妆和导演，结业后他就在联华影业分厂当场记，并参加了联华分厂第一部影片《故宫春怨》的拍摄。抗战爆发后，父亲参加上海救亡演剧三队，北上抗日。1938年，按周恩来、罗瑞卿安排赴延安，在抗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