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中国电影百年史-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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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年以后，中国的第五代导演开始了他们的寻根之旅、人文之旅，当他们用中国的国粹渲染作品之时，中国的国粹已死，电影早已走过了一段长长的非商业化的崎岖路程。电影和娱乐、商业的结合，再也无法像《定军山》那样简单、自然。
口述影像：《定军山》的拍摄
上世纪50年代末，曾有人对丰泰照相馆学徒刘仲明做过采访，那次采访留下了了对《定军山》拍摄情况的最详细的记载：
“……廊子下借着两根大红圆柱，挂上一块白色布幔。屋内成了谭老板临时起居的地方，他的跟包、琴师、敲锣鼓家伙的，都来了。屋外院子里，把那架号称‘活动箱子’的摄影机，摆在了靠前院后墙边。由照相技师刘仲伦担任拍照（即摄影），他是‘丰泰’最好的照相技师了。虽然前几天练过几回，但真的上阵，仍显得有些紧张。一通锣鼓过后，布幔后闪出一个戴髯口、持大刀的古代武将来，这就是谭鑫培最拿手的《定军山》里的老黄忠，只见他配合着锣鼓点儿，一甩髯口，把刀一横，立成顶梁柱一般，就听旁边有人喊：‘快摇’，刘仲伦便使劲摇了起来，那时的胶片只有二百尺一卷，很快便摇完了，算告一段落……”
中国电影百年史（上编：1905——1976）
1908年 虹口活动影戏院
把电影放进电影院
20世纪最初的那些年头里，尽管电影的放映在大城市内已经相当常见，但中国人自己拍摄电影的观念尚未生根，除了任庆泰的摄影活动，同期内地并未见有其他中国人摄制电影的记载。推动这个局面产生变化的，是专门的电影放映场所的大量出现，以及由此产生的对片源的需求。
电影大历史：从茶楼到影院，从看客到观众
根据现在所能看到的史料记载，中国人第一次看到电影，是在1896年8月11日，上海徐园內一大号叫“又一村”的茶楼里。那时，电影这种“西洋法术”是穿插在唱戏、“杂耍”、“戏法”这样的节目间放映的。看客们一边喝茶，一边嗑瓜子，在他们的身边，小贩们不停叫卖着吃食。然而这“西洋京剧”有时竟然要比谭老板的绝艺更为惊人，当他们看到外国的皇帝驾车出游、印度人执棍跳舞，甚至金发的少女洗浴嬉水时，不由得会大声叫一句：“好！”
然而电影毕竟不同于唱戏，它的光影必须置身于黑暗之中方能得以显现，于是茶楼为它开辟了单间，单独售票。然后电影的生意越做越好，茶壶里的水渐渐养不下这条大龙，“活动影戏院”这个专门的名词出现了。从戏园、茶馆里脱身而出赢得自己独立的地位，也许是这百年来在市场营销的角度上中国电影迈出的最重要的一步。如果说八九十年以后，中国电影院多厅化的改造，使得电影这个商品可以像超市里的饮料一样任人挑选，那么当年的那一步则是把电影从“康师傅”的包装盒上拆下，单独地摆上了货架。
那个西班牙商人雷玛斯就是货架前的一个成功的推销员。1908年的时候，他已在上海定居多载，并积累了相当多的放映电影的经验，作为一个深谙上海市民趣味的“中国通”，他修建的“虹口活动影戏院”有着成功的包装，尽管只是一个铁皮屋子，它的经营项目却非常明确——一家只放映电影的“专业影戏院”。对时髦事物好之若鹜的上海市民很快就填满了这个铁皮屋子。
接下来是个水涨船高的故事。商业上的成功先例使得后继者汹涌而至，影院也修得越来越高档，与此相应的，票价也越来越往上爬。据说二三十年代上海最高级的大光明影院一场电影的门票从6角到2元5角，而当时一担米的价格是8元，对于一般市民而言，一个月的饭钱也就在6元到8元之间。这个时候进电影院的人已经与当初茶楼里的看客有了很大的不同。
旧上海的一则报纸简讯报道过那时最常上影院的五类人，他们是谈恋爱的年轻男女、厌倦舞台剧的有闲妇女、无聊的富商、逃避生活的青年以及影评人，抛开当时文字形容的文艺腔不论，这个人群和今天的影院观众已相差无几了。
电影对当年文化青年的吸引力可以从著名导演汤晓丹的回忆录中窥见一斑，“除了看排练话剧，沈西苓又约我同进电影院……提篮桥的虹口大戏院，建立于本世纪初，是西班牙商人用剥削中国老百姓的血汗钱建造起来的，偷工减料，设备简陋，票价比别的电影院低。我和沈西苓总是带着干粮进去，从第一场看到最后一场。长达十几小时反复看一部影片，对于我们极有帮助。”还是这个雷玛斯，他的低价路线和“一票到底”策略在为自己赚钱的同时，也培养了中国电影的第一批铁杆观众。
口述影像：中国最早的影评
1897年9月5日上海出版的《游戏报》上载有《观美国影戏记》一文，可看做中国最早的影评。这是一篇有着桐城派古文风格和士大夫文人气质的文章，对电影画面产生了中国文人独有的联想：“座客既集，停灯开演，旋见现一影，两西女作跳舞状，黄发蓬蓬，憨态可掬；又一影，两西人作角抵戏；又一影，为俄国两公主双双对舞，旁有一人奏乐应之；又一影，一女子在盆中洗浴……种种诡异，不可名状……人生真梦幻泡影耳。”
中国电影百年史（上编：1905——1976）
1909年 亚细亚影戏公司
西资东进的电影黎明
中国最早的电影公司如同中国最早的专业电影院一样，是由西方人建立的。那时的中国有4亿人口，已经被认为是世界最大的电影市场。很多西方的冒险家纷纷来到中国，想靠拍摄电影盈利。经过一段个人的零散拍摄活动，中国第一家正式的电影公司“亚细亚影戏公司”于1909年在上海成立，创始人是美籍俄裔商人本杰明·布拉斯基。尽管该公司的事业并不成功，但它提供的资金和设备却方便了张石川和郑正秋这两位早期中国电影的代表人物走上影坛。
电影大历史：“亚细亚”的启蒙经验
如果为中国早期电影划定界限的话，那么1909无疑是关键性的一年。这一年，中国电影界有两件大事发生，一是北京的丰泰照相馆失火，二是本杰明·布拉斯基在上海创办了中国第一家正规性的电影公司——亚细亚影戏公司。值得一说的是，这两件看似毫无关联的事，却暗中验证着中国电影在地域上的首次重心转移，由威严排场的帝都北京转向开放且市井化的上海。
也许只有意外才是历史的正牌墨水。关于“丰泰”的大火，曾有很多种说法与解释，现在的眼光看，早期胶片在北京这样干燥的环境下自燃属于比较合乎情理的一个。无论如何，丰泰照相馆的影片摄制业务自此彻底停止，而原本足以铭刻荣耀的北京早期电影也就这样无可奈何地偃旗息鼓。而在亚细亚起步创建的两年间，电影放映已在上海普遍发展，观影人群日益扩大，甚至引起了当时清政府的注意。1911年夏天，上海的“自治公所”公布了“取缔影戏场条例”，规定了电影放映与观看的相关规则，也就成了中国电影审查制度的最早雏形。
像很多外来淘金者一样，布拉斯基只是一个希望能利用新鲜事物在中国冒险的西方人，却在不经意间成为改变中国电影进程的某个关键人物。事实上，亚细亚在经营上并算不上特别成功，布拉斯基也没能像那些开办影院的外国老板们一样聚沙成塔，积累下一笔可观的财富。而从另一角度来看，布拉斯基与亚细亚的拍摄活动也确实成为中国早期电影的启蒙之师。比如拍摄纪录片《中国》，布拉斯基就成了第一个被允许拍摄紫禁城的白人；在香港投资的短片《偷烧鸭》被视为香港电影的开山之作；与黎民伟合作出品了第一部香港故事片《庄子试妻》，催生了香港电影的诞生；后来回国时带走《庄子试妻》等片，更完成了中国电影的首次出口……
1912年，清王朝覆灭，各地的形势并不明朗，布拉斯基感受到社会动荡的冲击，便将整个亚细亚公司转让给了另两个洋商人，依什尔和萨弗。一年之后，中国政局基本趋于稳定，依什尔让歇业一年的亚细亚恢复运转，并将拍摄制作的工作交给张石川与郑正秋组建的新民公司处理，亚细亚自身只负责影片的投资、发行以及提供相关电影设备。
通常认为，布拉斯基将亚细亚影戏公司转让他人是由于其自己经营不善，但是他自己拒不承认，并认为完全是因为一次“事故”：有一次他从美国带回一部西部片放映，片中有牛仔举枪对观众射击的镜头，因为正值中国民族主义高涨时期，观众大为不满，大叫“白魔鬼”，并放火烧了影院，让他损失惨重，无以为继。
亚细亚的经营方式为中国电影提供一种新的操作模式，由外方出资、国人办事。即便站在今天的角度，也不得不认定这是一种不错的合作思路，既保证了本土观众对影片的认同感，又未使投资者经济受损，同时为国人拍摄电影积累下许多宝贵的经验，也避免了外国人自行拍摄会产生的很多细节问题。这种投资发行与拍摄制作分离的方式，直到今天仍在电影业大面积沿用，就比如闹得厉害的迪斯尼与皮克斯动画公司就是有名的例子。
此外，新民公司还创下了同演员签订合约的先例，对演员在具体拍摄期间的要求有非常明晰的规定，这也为日后中国民族电影机制留下不少值得借鉴的地方。在如此的机制下，亚细亚与新民接连拍摄了十余部影片，直到1914年的一战爆发。
中国电影百年史（上编：1905——1976）
1913年 《难夫难妻》
当摄影机遇到文明戏
1905年北京丰泰照相馆拍摄的《定军山》只是对京剧表演片段的简单记录，通常认为，中国第一部故事片是1913年由亚细亚公司出资、发行，新民公司负责具体拍摄的电影《难夫难妻》。该片由郑正秋编剧，张石川、郑正秋两人导演，而所有的演员都由文明戏的演员担任。由于当时有男女不能同台的规矩，片中的女角也都由男演员充任。影片现已丢失。根据当时资料记载来看，《难夫难妻》制作简陋，但它毕竟意味着一个开始，同时也是中国电影传奇鼻祖张石川与郑正秋踏入电影事业的第一步。
电影大历史：故事从这里开始讲述
《难夫难妻》——中国第一部故事片。这件事很宏大。但临近落笔时，却难以启齿。问题只有一个：这部电影丢了，要人如何讲述？
网络有奇文一篇，跨越时空，如临其境：“1913年9月29日，上海。电影就快开场了，郑正秋坐在新新舞厅剧场的前排左角，心跳如雷。他把上千度的黑圈眼镜摘下来，反复擦拭，眼前一片迷蒙。他无法想象，此时此刻，在剧场门口，慕名而来的观众正如潮水般涌动，几乎要将门厅挤垮。他们蜂拥而至，不是为了欣赏穿着Modern Dress的时髦舞女们大跳西洋舞，而是为了观看一部名为《难夫难妻》的电影……”
春秋笔法，挥洒自如。令人心动之余，不免生出恐惧。某某影史评价《难夫难妻》的导演郑正秋与张石川——这两位中国电影拓荒者——说郑正秋有多么忧国忧民，说张石川却只求娱乐大众。意识形态阴影倏然笼罩，令人汗颜。也许，跳出某某影史影评的圈套，这个持续一年之久的专题也就有了自己的灵肉。
从仅有的文献看，《难夫难妻》是中国第一部有编剧、开始讲故事的电影，这并不简单。《难夫难妻》的剧本是郑正秋根据他家乡潮州的乡俗风情撰写而成。故事讲述：乾坤二家欲结秦晋之好，于是不顾子女意愿，请媒人代为奔走。经媒人甜言蜜语，此欺彼诈，又经繁文缛节，择吉成亲，拜天地入洞房。一对素不相识的男女逼成夫妻。
这个单细胞的故事而今听来乏味至极，但却意非寻常。从1905年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诞生，到1913年《难夫难妻》登场，中国电影终于开始了用镜头讲述故事的旅程。
尽管，从表面上看，《难夫难妻》的拍摄手法并没有产生什么技术性的飞跃，按张石川在《自我导演以来》一文中的说法：“导演技巧是做梦也没有想到过的，摄影机的地位摆好了，就吩咐演员在镜头前面做戏，各种的表演和动作，连续不断地表演下去，直到二百尺一盒的胶片拍完为止。”“镜头地位是永不变动的，永远是一个‘远景’……倘使片子拍完了而动作表情还没告一段落，那么续拍的时候，也就依照这种动作继续拍下去。”从某种意义上讲，《难夫难妻》和用摄影机完整地拍下一出当时流行的文明戏并无差别。但是，这个过程却预示了一种全新的讲故事的语言开始在中国大地兴起。它的意义绝不亚于中国第一部小说的诞生。
说到讲故事，联想到上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的电视报，“故事片”一词似乎是那时每部教育意义十足的电影前面的特定称谓。而如今，恐怕再没有一篇影评敢使用这么老土的词汇。“故事片”一词的消亡也许代表着中国电影界的整体进化。但这却并不意味着中国电影已经像好莱坞一样找到了一种属于自己的讲故事的方法。在迷惘中，中国电影仍然努力地寻找着故事与表达，从《难夫难妻》这个坐标原点中射出的却不知是不是一条永无止境的射线。
“文明戏”与中国故事片之始
虽然中国的戏曲源远流长，但现代话剧的形成竟然也是与中国电影同步前行的。电影与话剧均为“舶来品”，中国人最早看到的电影是外国人带来放映的“西洋影戏”，中国话剧的初创也是受到当时日本兴盛的“新派剧”所感召，春秋社的发起人如曾孝公、李叔同等人均是一些在日本留学的中国学生。
当时，人们一般称这种刚刚输入的戏剧样式为“新剧”，取“新型的戏”之意，区别于旧戏，把“新剧”叫做“文明戏”。“文明戏”的“文明”二字则是热情的观众赠予的美称，表示“进步或先进”的意思。文明新戏在当时社会成为了一个流行的名词。1911年至1912年是文明戏的全盛时期，辛亥革命成功后，宣传与鼓吹革命思想的文明新戏团因其与群众声气相投而受到普遍欢迎。
当时著名剧团有春秋社（曾孝公、李叔同）、新民社（郑正秋等）、民鸣社（张石川）等，后两家的主要成员都是中国早期电影的骨干。新剧的演出剧目多半以赞美江湖豪侠、自由婚姻或揭露官场腐败等为内容。社会大变动时期，人们来到剧场，不只是为看戏，更为听到议论，知道新的事实。而政权更迭，使统治者一时无暇顾及新剧艺人们的活动，这就给予当时的新戏以较大的自由，使他们可以满足观众的要求，编演出一系列往日不敢演或不能演的新剧。即使有幼稚、粗糙或不妥的地方，也被看戏人原谅了。
到1917、1918两年，文明戏已趋于衰败，因为文明戏演出并不严格遵守剧本，后来甚至完全弃掷剧本不顾，只是简单地利用一点情节，在表演上，不排练、不试演，有时甚至演员上场后还不清楚情节，据说一出叫《秋瑾》的戏开幕前演员还突然大喊：“哎呀，这个秋瑾是男是女啊？”那时候，“文明戏”这一称号则已经有蔑视、鄙夷、贬斥的意味。
口述影像：戏剧依然与电影难解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