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中国电影百年史-第3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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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遍地上演，也一遍遍地接受着喝彩。
　　原著：茅盾（1896—1981年）
　　代表作成功搬上银幕
　　茅盾原名沈德鸿，字雁冰，1896年７月４日生于浙江桐乡县乌镇。这个太湖南部的鱼米之乡，是近代以来中国农业最为发达之区，紧邻现代化的上海，又是人文荟萃之地，这造就了茅盾勇于面向世界的开放的文化心态，以及精致入微的笔风。
　　1927年到1929年间，是茅盾创作的第一个丰收时期。自武汉流亡上海、日本，开始写作《幻灭》、《动摇》、《追求》和《虹》，这段上层政治斗争的经历铸成他的时代概括力和文学的全社会视野。“左联”期间，茅盾与鲁迅结成亲密的战友，共同战斗在30年代的左翼文坛上。《子夜》是那段时期的代表作，茅盾还写了几篇农村集镇生活题材的作品，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林家铺子》、《春蚕》都曾在不同时期被搬上银幕并成为同时期电影作品的翘楚之作。
　　编剧：夏衍（1900—1995年）
　　中国电影史上举足轻重的名字
　　“夏衍”的名字，在中国现代文化史册上，是不可或缺的；在中国电影的史册上，更是举足轻重的。作为中国电影事业带头人的夏衍，在长达半个多世纪时间跨度里，多是以其杰出的组织与管理才能，推进着中国电影前行。
　　夏衍本名沈月熙，字端轩。1929年秋参与筹备中国左翼作家联盟。1929年翻译了高尔基的名著《母亲》。1932年进入明星电影公司担任编剧顾问。1933年党的电影小组成立后被任命为组长。他的电影创作从《狂流》、《春蚕》、《上海二十四小时》、《脂粉市场》、《女儿经》，到《自由神》、《压岁钱》，再到40年代《恋爱之道》，50年代《祝福》（与桑弧合作）、《林家铺子》（与水华合作），作为社会派电影的代表，联系着时代、政治与现实。解放以后，夏衍任上海文联主席、后调任为文化部副部长。“文革”中度过八年零七个月的“监护”生活，留下了无法治愈的残疾。粉碎四人帮后当选为全国影协主席、文联副主席。
　　导演：水华（1916—1995年）
　　匠心独运塑经典
　　水华导演是真正属于新中国的电影导演，他与崔嵬、成荫、凌子风并称为“北影四大帅”。他在电影上的成就与其早期的丰富戏剧活动的锻炼是分不开的。
　　水华原名张毓番，原籍湖北，17岁时考取了上海复旦大学法学院，而他却以主要精力从事左翼戏剧运动。他曾到抗日前线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工作，后又在陶行知创办的育才学校里当戏剧教员。1940年水华到了延安，在鲁迅艺术学院实验剧团担任导演。
　　1949年，水华调入“东影”任电影导演，1950年就与王滨一起合导了《白毛女》。1959年的《林家铺子》，充分显示了水华在导演艺术上的成熟和功力。茅盾、夏衍是两位现实主义文学大师，他们的创作都具有高度精炼、严谨、深沉、含蓄的特点，这正是水华一心探求的导演艺术风格。原著——改编——导演的和谐默契，相近的生活积累和美学观点，是电影《林家铺子》取得显著成就的基石。人们常常称道水华在导演风格上的简洁，又赞扬他的精细，而这两者恰恰是水乳交融般地结合在一起的。粉碎“四人帮”后，水华重又回到电影导演岗位上，并于1981年拍摄完成了根据鲁迅同名小说改编的影片《伤逝》，这是他导演生涯的又一力作。
　　主演：谢添（1914—2003年）
　　屹立影坛的千面人
　　应该说《林家铺子》的成功与谢添的出色表演是分不开的。他的表演不温不火，分寸得当，准确揭示了林老板的复杂性格。他的得意、苦笑、沉思、焦虑，他的愕然无语、强作镇定，都具有丰富而充实的心理内容。他创造的林老板，既叫人可憎又令人可怜，为新中国银幕画廊增添了一个旧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艺术典型。
　　谢添原名谢洪坤，祖籍广东番禺，1914年出生于天津。家庭良好的文学艺术的熏陶，对谢添最后走上电影道路有很大影响。谢添早在解放前就出演过很多角色，更重要的是在40年代，他走上话剧舞台并主演了《圣城记》、《追》、《郎才女貌》等片，且获得很高的声誉。新中国成立，谢添进入北京电影制片厂，开始了电影艺术创作的新时期。
　　在《新儿女英雄传》中饰演刁滑凶顽的汉奸张金龙，在《六号门》中饰演蛮横无理的封建把头马金龙，在第一部中外合拍的儿童故事片《风筝》中饰演了一位慈祥幽默的老古玩店商人，并与桑夫合作导演了影片《探亲记》。1959年，谢添在著名影片《林家铺子》中成功地完成了林老板形象的塑造。自1962年以来，谢添主要从事编导工作，三部儿童片：《花儿朵朵》、《小铃铛》和《三朵小红花》都出自他手，还有喜剧片《锦上添花》、《甜蜜的事业》等。1982年，老舍先生的名著《茶馆》由谢添成功地搬上了银幕，于1983年获第三届中国电影金鸡奖特别奖和文化部1982年优秀影片特别奖。


中国电影百年史（上编：1905——1976）


祝希娟获得首届“百花奖”


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


1960年　“吴琼花”使祝希娟获得首届“百花奖”
　　　　《红色娘子军》的光荣和遭遇
　　琼崖纵队红色娘子军创立距今已70多年，而电影《红色娘子军》的诞生距今也有40多年了。《红色娘子军》戏里戏外、台前幕后的种种，虽然难以囊括全部“红色经典”的复杂性，但这部影片以及影片的衍生物却伴随一代人走过了他们在创伤岁月中的青春韶华。
　　电影大历史：梦不再是柔弱无力的
　　科班出身又运气极佳的陆川追溯起中国电影的叙述传统时说：“这种传统是来源于苏联和好莱坞的，在那个阶段，它曾经是非常非常好的。”“叙事”当然是比较高级的词汇，比较通俗的说法就是“讲故事”，再考虑到好莱坞和俄国，则更可以翻译成“造梦”了。好莱坞够惊憟，俄国够诗意，反正忽悠得都不错。
　　上个世纪50年代到50年代初的时候比较特殊。满带着47年代上海繁华旧梦的一批“老人”和接受了“新式”科班教育的“红旗下的蛋”们会聚一堂，一起造梦。还是在那一次采访当中，陆川推崇的是《冰山上的来客》。其实还有一出大梦，就是《红色娘子军》。
　　《红色娘子军》的导演谢晋，是三四十年代在圈子里摸爬滚打又进科班回炉锻造出来的；女主角祝希娟则是带着儿时旧上海繁华舞台的梦幻记忆又接受了新中国的戏剧教育的。反正都谈得上是科班出身，而且，和上海又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一个浙江人，一个江西人，最后都成了上海人。昔日传奇和新的理想主义走到了一起。
　　这梦境从挑选演员到外景地的选择就已经开始。故事发生地是海南，够阳光灿烂，够色彩绚丽。好莱坞就经常选择这样的外景地拍几场风花雪月的好戏，不论悲情还是温馨，景儿够好，也够远离一地鸡毛的现实生活。
　　挑选祝希娟作女主角的原因，当然离不开她科班出身的背景，但是制片方看上的除了性格方面的因素之外，据说就是她“颀长”的身材、大大的眼。这和他们心目中的“南方姑娘”很接近。天地良心，说句实话，谈到海南广东福建这些地方，出现的总是钱钟书先生《围成》开头对“暹罗人”那句不太恭敬的形象勾勒，反正就是和“颀长”这二字联系不上。不过话也说回来，连祝希娟都认为自己不是靠卖相出道的，长得实属一般。这也可以看成是50年代到60年代吾国吾民对于“美”字理解的变化。花旦们渐渐为健康朴实古铜色脸蛋的姑娘所替代。梦不再是柔弱无力的。
　　与苏联的那部《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不同，《红色娘子军》拐弯抹角的象征意味绝没有俄国人那么拗口。姑娘成长为战士，就是那么斗志昂扬那么阳光灿烂。作为男性的指导员死掉了，另一个大坏蛋的恶霸男性被打倒了。《红色娘子军》讲的确确实实是一个女性独立的故事。
　　有一种从反面理解的历史考证法，基本思路是一个历史时期如果出现一种文化现象一种口号，那么很可能就是因为现实情况恰恰不是这样，所以才会出现这种自觉的文化现象和口号。照着这种思路想下去的话，《红色娘子军》企不成了女性被锅碗瓢盆束缚的反讽？中国古代不就流传下无数河东狮吼恨男不成钢的八卦传奇么。如今的生活中有多少女性强过男人没有统计，有多少铁姑娘和女CEO也不清楚。不过可以肯定的是，《红色娘子军》的女主角祝希娟是梦境成真了，南下深圳创办深圳电视台，出国生活学习，老公英语不济，一样还得她的帮助指点。


中国电影百年史（上编：1905——1976）


音乐风光片《刘三姐》剧照


1960年　音乐风光片《刘三姐》
　　　　一程山水一程歌
　　电影《刘三姐》融合音乐片、风光片等多种样式，被归入歌剧片之列，被称为我国第一部音乐风光片，也是迄今为止新中国电影史上最有影响的音乐风光片。该片后来在港、澳及东南亚放映时，被誉为“山歌片王”。影片中美丽的山歌、美丽的山水和美丽的刘三姐，迄今为止还让观众记忆犹新。影片中抛绣球的场景阳朔大榕树早已成为桂林的一个著名景点，而刘三姐的扮演者黄婉秋在影片中的银幕形象深入人心。
　　电影大历史：无主之地
　　美国立国不过两百多年，历史算不得悠久，生拉硬拽地算上原住民印第安人的历史又实在生硬得很，所以老美对待上了百年的东西就宝贝得不得了。换到我们这里，两百年以下的东西简直都不能称为古物。1960年的电影《刘三姐》，算胶片本身的年头就不短，再算上刘三姐的传说本身，都可以称得上刘三奶奶、刘三老祖了。然而地大物博，相对而言古老的也就不再古老了。
　　因为资源丰富，所以我们对待古物的态度始终都很实际，尽管《刘三姐》在第二届大众电影百花奖评选中捧回了三个大奖，可是导演苏里还是认为那只是他在艺术上的一种探索：“我更喜欢现实题材的东西，《刘三姐》毕竟距离我们的生活远些。”毕竟是敌后武工队的出身，武戏的功底确实要比文戏来得扎实。《刘三姐》地理环境一流，金嗓子姑娘对歌猥琐秀才的文斗场面也够雅致，即使算上仰慕者阿牛哥潜入恶霸地主家救出三姐的那段戏，也还是绵软有余劲道不足。
　　另外两位淘得金银归的人，就得说是编剧乔羽和作曲雷振邦了。这二位有异曲同工之妙。前者坚持自己“不为积习所蔽，不为时尚所惑”的做事风格，后者从小感受京城的戏曲氛围一辈子无论时局如何变化似乎都没有影响到他的音乐生活，俨然一出京都遗事。二位都是以研究音乐为生的人，为生计为生趣。每一桩活儿倒更像是服务于他们的音乐而不是相反。也许这也是习惯使然吧。当年《上甘岭》里《我的祖国》这首歌，就是剧组拍完外景受着4000块钱一天的停工待料费用从乔先生手上等来的。也不是人家派头大，出活细致而已，决不因于外物。
　　往往说到全人类的财富、全民族的瑰宝的时候，也就意味着一片无主之地。可以很欣欣向荣，却往往没有常住人口。来来往往，收获之后离去。《刘三姐》的“真心人”也许只有“刘三姐”的扮演者黄婉秋本人了。十六七岁唱彩调的姑娘，上了当年第一大娱乐媒体的电影银幕，感受自然绵绵。之后《刘三姐》遭遇时代变故，遭到停播禁演，反而保留了一点冰冻的记忆和习惯。一切涉世未深的印记都保留至今。也难怪新时代的娱乐公司要投拍《新刘三姐》，老姐姐批评最多。只是毕竟天增岁月人增寿，老姐姐也明白了无主之地的意义所在，办起了刘三姐的主题旅游。
　　口述影像：什么花开节节高
　　看中刘三姐的号召力
　　我当时在报纸上看到一篇文章说，乔羽在广西那边采风时发现当地的民歌非常有特色，而且关于刘三姐的舞台戏也非常火，不可想象广西柳州地区对这位“歌仙”的崇敬，到处有牌坊、到处塑泥像，老百姓把她当作神一样供起来。刘三姐的故事在当地简直是家喻户晓。但是名称不一，叫什么的都有，有叫刘三姐的，还有叫刘三妹、刘三太的。
　　乔羽当时正好在家也没有事情干，柳州文化局那边也准备搞舞台戏，乔羽的文学功底非常好，他的旧诗和新诗都很好。我们长影的厂长就问我愿不愿意到广西和乔羽一起做刘三姐的剧目。我当时写信给乔羽问这个戏值不值得搬上银幕，乔羽回信表示简直太值得了，我说要拍咱们就要把剧重新排。等了几个月后，乔羽那边大体有个思路了邀我去当地看看地方戏的刘三姐。到了柳州，真正看完戏后觉得情绪并不高，很像旧剧“花旦戏”，还有什么尿壶、媒婆这类的设置，我和乔羽商量如果按原戏拍的话，气魄不大，而且唱词也很一般，当然我们老朋友之间都说的是实际想法，大家也都很中肯。
　　谁是刘三姐？
　　《刘三姐》真正上马还是在《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完成之后，那是个冬天，我和乔羽商量开始正式准备剧本了，我们当时住上下楼，他写完一章就传下来一章，我来改分镜头剧本，速度相当快，配合也极为默契，我们用了12天时间就把文学剧本和分镜头剧本一块送审了。现在想起来都觉得是一个奇迹，上面审查很快就下来了，说马上可以开拍。
　　最开始的时候影片是按照柳州那边的要求，“刘三姐”是广西那边的演员，但是试了第一场戏就发现根本不合适，记得那场戏是刘三姐被抓起来关在笼子里，我提出这部电影要拍得吸引人，刘三姐的形象非常重要，一定要找一个漂亮秀气的女孩子来演，那个演员嘴唇很厚，上镜头不好看。于是暂时停下来找演员，听人说桂剧团里有个学生长得很好看，只有17岁，因为她年龄小本来想让她演二牛的妹妹，后来干脆就让她来演刘三姐，这个女孩就是我们一眼看中的黄婉秋。
　　另外要提的就是我们选外景为什么选中了桂林漓江，我们看到了漓江的水简直惊呆了，不可想象竟会有如此清澈见底的江，还有那山都是一座座独立存在的，清秀得很。不像北方是群山绵延的样子。也只有这样的地方才能上演刘三姐动人的故事。
　　在担架上完成影片拍摄
　　影片刚开始拍摄不久就遭受意外打击，我那天天一亮就起来跑到厨房里拿了一个凉馒头吃起来，就在上台阶的时候，前面两个剧务担着两个木桶的水爬坡，我跟在后面，没想到那个木桶忽然爆裂开，里面刚烧开的水一下子就全部向我泼了过来。后来大家看到我被烫伤得如此严重都吓哭了，赶紧送到桂林医院。住院的第二天我就睡不着觉，心里翻来覆去地想要回剧组，就跟医院商量要出院，结果药上好了就赶紧回去，后面的拍摄都是躺在担架上，两条腿整个被打上石膏不能动，上身赤着膊身上一层层脱皮。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最高记录一天拍摄了70多个镜头，就是那个400多人的对歌场面，电影拍完了大家都管我叫“拼命三郎”。
　　拍完回来看样片，然后剪辑、送审都得到了一致的好评，尤其在港澳、东南亚放映时，那场面简直是疯狂，当地的报纸全是《刘三姐》的消息，这部片子被称作是“山歌片王”，多少人在传唱其中的歌曲，我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