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中国电影百年史-第3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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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时候我12岁，在宣武区的教子胡同小学上六年级，记得那是在一节体育课上，看到一群年龄比较大的人在挑演员，他们看着我们指指点点在商量着什么，后来有人找到我说让我周日到天坛公园去，车票留好可以报销的，我自然很高兴，去了以后看到像我这么大的小孩有几百人，就让我们自由地玩。后来又连续去了四五次天坛，导演问我的话我都实话实说，估计最后就是因为我的“傻”被崔嵬伯伯看中的。
于蓝阿姨发现了“嘎子”
说起安吉斯最终出演“嘎子”其中还有一些小插曲。当时其他演员基本都定下来了，唯独主演“嘎子”还没有非常理想的人选。我们那时候经常去崔嵬伯伯的家里吃饭，因为崔嵬伯伯和于蓝阿姨在北影厂宿舍住前后院，很熟悉。于蓝阿姨的儿子田壮壮比我们小两三岁，我们也经常一起玩。于蓝阿姨得知“嘎子”还没有找到合适的演员，就推荐说她在内蒙呼和浩特有个朋友的儿子很“嘎”，演这个角色很合适。后来导演助理袁立华和黄健中就把安吉斯从呼和浩特带到北京的。
安吉斯的确很“嘎”，“嘎”的意思就是聪明和淘气，而且不是一般的淘气，我们差不多年龄，我就跟影片里面的“胖墩”一样经常受他的欺负，但是在剧组里大家在一起关系还是非常融洽的。
电影里的一切都非常真实
这部电影我们真的“折腾”了一年多的时间，大概520多个镜头我们拍起来却异常艰苦，崔嵬伯伯导戏非常认真，而且绝对追求真实。每个镜头都要拍四五遍，去了很多地方去拍，大家都对“嘎子”和“胖墩”摔跤的那场戏印象很深。我们在大堤上摔跤一切都很松弛、自然，根本不顾周围的一切，摄影机把它纪录下来，就是我们后来看到的那组镜头。应该说我们那时候根本不知道怎样表演，头脑里没有这样的概念，这与崔嵬伯伯给我们创造最真实的环境有着很密切的关系。
拍这部电影很苦的，游泳、摸鱼都是练过不知多少遍，在白洋淀和当地的十几个孩子生活在一起，玩在一起，崔嵬伯伯总对我们说“他们都能做到，你们为什么就不行？”出汗一定要真的出汗，不像现在这样在脸上喷水，我们都是到外面跑步，呼哧带喘的跑出汗后才开始拍。被“嘎子”耍赖咬上一口，也是真咬。照我们的话说就是“一切都动真格的”。
就在拍完《小兵张嘎》没多久，遇上“文革”，我们几个人后来都像许多知青一样，到外地插队，安吉斯去了东北，我去的山西，后来安吉斯还当过兵，做生意。我接了当工人的父亲的班成为了一名建筑工人。现在我们还有联系，四十多年后的今天当初的“嘎子”和“胖墩”也已经是黑发染霜。
中国电影百年史（上编：1905——1976）
1963 《早春二月》
投入时代的洪流
谢铁骊导演曾经担任过中国电影家协会的主席，也导演过《无名岛》、《暴风骤雨》、《智取威虎山》等等几十部电影，走过新中国电影的整个发展历程。由于战乱，这位从影40多年的导演的学历只有小学五年级，谢老清晰地记得第一次看电影只是看了一部被称为中国的“劳拉和哈台”的殷秀岑和韩兰根所演的电影，但是这部露天电影只放了20分钟就因放映机出故障“罢工”了。他也没想到后来竟然会走出军队进入电影界，从此走上了电影导演的漫漫坎坷路。
口述影像：投入时代的洪流
在海边看《二月》
《早春二月》是我的第三部作品了。在做过《林家铺子》的副导演之后，我有机会执导了自己的第一部影片《无名岛》，紧接着就是《暴风骤雨》。当时这部影片是在1961年的新侨会议上放映，大家的反应都比较好，这个时候北影厂就好像奖励我似的，让我带着家属到北戴河疗养。以前我从来没有疗养过，也没有时间静下心来好好看看书，所以那次去北戴河我就带着一大摞书去看，多是一些五四以来的作品。看过许多作品后，非常欣赏柔石的《二月》，觉得可以拍成电影，对《二月》小引中的那些话印象非常深刻，尤其是那句“他仅是外来的一粒石子，所以轧了几下，发几声响，便被挤到女佛山——上海去了。他幸而还坚硬，没有变成润泽齿轮的油。”
在柔石的《二月》中主人公的情感交流、发展是通过书信来表现的，这对于电影要用形象、动作来表现其实是个难题。但是我对萧涧秋这个人物很熟悉，我虽然没有经历过主人公所处的大革命时代，但是这个人物身上有我长兄的影子，所以萧涧秋的思想和情感很能够打动我。小说中陶岚的形象，我也能从我一位远房亲戚的身上找到感觉。选择这部小说，还有另外的原因，就是那些江南水乡小镇的风土人情，常使我想起家乡淮阴，回忆起少年时代的许多时光，所以我有很强烈的愿望想拍这部影片。
不再是“低沉”的早春
对于影片中的芙蓉镇来说，萧涧秋显然是一个外来的“闯入者”，他是想回避时代社会的洪流而来到芙蓉镇的，他厌倦了喧闹变动的外边世界，像一个思家的游子一样，希望在芙蓉镇找到“家”一样安全的世外桃源。但是他发现进入“世外桃源”却是进入了是非的漩涡中。有人说《早春二月》看起来有些《小城之春》的感觉。但毕竟时代是不同的，在影片中我有意减弱了原作中过于消极低沉的成分，增添了积极、明亮的色彩，影片的结尾也把萧涧秋为摆脱矛盾而从芙蓉镇“逃跑”了，处理成现在的结尾：丢掉逃避现实的不切实际的幻想，重新投入社会的洪流之中。
另外我在影片中加入了王福生这个贫苦学生，把他和萧涧秋的关系作为另一条线，文嫂自杀后，王福生因贫困退学，这种双重打击把痛苦推向极点，也促使他觉醒。在这一点上我也是希望影片给予观众的感觉是主动、积极的，预示一种光明的前途。可以感觉到那应该是“惊蛰”的早春，唤人觉醒的。
被批小资情调过浓
这部影片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夏衍是投入非常大的精力的，影片的文学本和分镜头本经他修改了一百多处，而且非常细化，包括影片的名称最终由《二月》改为《早春二月》等非常有见地的意见。
影片完成后，最后交由上级文化部门审查，这个审查除了厂领导、夏衍、茅盾等同志，还有文化部、中宣部的领导，当时很多人认为影片拍得还不错，这时候我心里还暗暗高兴，最后主管电影文艺的周扬同志不赞成这部影片，我一下子就蒙了，他认为宣扬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人性论，是道德的自我完善。本来是要我们好好修改，就改了、拍了、还补了镜头，后来又接到通知，说镜头一个也不能动。后来明确了，是要按照原来的拷贝进行批判。我还得做检查，就在检讨中间，全国各大报纸每到星期天都有整版的批判《早春二月》的文章。这部片子在全国57个城市放映，供全国人民批判之用，直到70年代末才被彻底清算。后来有人跟我开玩笑说，要是没有这个红头文件，《早春二月》的影响还没有这么广泛，这也真是一个笑谈了。
中国电影百年史（上编：1905——1976）
《冰山上的来客》剧照
1963年 呈现多元化风格的《冰山上的来客》
花儿为什么永远这样红
长春电影制片厂1963年拍摄的电影《冰山上的来客》已成为中国电影当之无愧的经典之作，《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怀念战友》、《冰山上的雪莲》、《帕米尔的雄鹰》等插曲久唱不衰。这部影片既有一般反特片的特点，更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地域色彩，在侦察与反侦察、围剿与反围剿之外，留给观众最深印象的应该是在冰山上培植的那朵爱情的雪莲。
电影大历史：政治与人伦的夹缝中盛开的爱情雪莲
隶属于惊险样式的反特影片，大约是五六十年代最受观众欢迎的国产片品种。几乎每部影片都有那么一两个让人永生难忘的视听符号：在《羊城暗哨》里，它是风骚妖冶的女特务“八姑”；在《铁道卫士》里，它是飞驰列车上那一场殊死搏斗；在《古刹钟声》里，它是两只为特务看守禅房的凶狠的白鹅；而在《冰山上的来客》那里，最让人难忘的，则是阿米尔和古兰丹姆那纯真而曲折的爱情。
这部影片采用了一种传奇方式来诠释爱情与政治的关系。在影片中，爱情与政治是如此难缠地纠结在一起，成为敌我双方生死较量的致胜武器。当政治冲突发展到难解难分的那一刻，爱情便成了推动叙事的主导力量。政治谋略固然高深莫测，但它却难解最简单的两情相悦。影片借此想告诉观众的是，爱情的纯洁不容任何诡计的玷污，而懂得尊重爱情的智谋才是一种真正高尚和人道的政治。在那样一个特殊的时代氛围中，也许爱情只被看做是编织政治寓言的不起眼的毛边儿，人们也无法跳出政治重围来想象超然的爱情，但爱情的质朴和专一却能穿越层层政治迷雾，把自己升华为天边一道瑰丽的神话。
影片就处在这样一种政治与人伦尴尬的夹缝中艰难地寻求着表达，艺术家的高明之处恰恰在于，它不借助任何外部动作和心理描写来彰显男欢女爱的柔情蜜意，而是将爱情的主题注入像天山泉水一样清澈婉转的歌曲当中，让它在极富异域风情的雪山草原、晴天白云之间静静地回旋、流淌。于是，那塔吉克民歌质朴的曲风，独塔尔琴弦上悠扬的旋律，便随着银幕上跃动着的光影，被深深地镌刻进人们记忆的年轮，在岁月的飘逝中渐渐沉积，酝酿出一樽浓酽芬芳地干醇。当喧嚣渐归平静的时候，艺术的余香就飘溢出来，庸碌的人生因此而点染上了些许斑斓的色彩。
“古兰丹姆”：一生只有一部电影
古兰丹姆是那个时代令男孩子们着迷不已的名字，或许在美丽的外表之外，更因为身世迷离而披上一层独特的神秘感。1962年，15岁的维吾尔族姑娘阿依夏木正在新疆财贸学校就读。7月的一天，她去医院看一个同学，在医院走廊被一个人堵住：“你不要害怕，我是拍电影的，你愿不愿意试试？”而这个人就是长影厂的导演赵心水，他筹拍的这部电影就是《冰山上的来客》。就这样阿依夏木一下子成了瞩目人物，无论走到哪里都备受关注。19岁时，她结婚了，婚后生育四个小孩，后来一直在粮食系统做一名普通的职工。再后来，阿依夏木与丈夫离婚，独身十几年带着两个女儿生活。对一生中只拍过一部电影的阿依夏木来说，古兰丹姆已成了遥远记忆中永恒的绝唱。
“阿米尔”：迷住了许多的女孩
塔吉克族小伙子阿米尔扮演者阿木都力力提，当年23岁，是新疆排球队中的“二传手”，导演赵心水在新疆找演员时，在球场选中他演“阿米尔”。拍“阿米尔”初遇结婚的假“古兰丹姆”一场戏时，导演要求他的眼睛要表现出三个层次，一是对“古兰丹姆”的爱，二是对“古兰丹姆”嫁人的怨，三是身为解放军战士，要克制和回避。这场戏总共拍了8遍，才达到导演的要求。影片播出后，阿木都力力提收到了大约一面口袋的情书。
青春的血液来浇灌
这部“象征着友谊和爱情”的影片在“文革”时被打成“大毒草”，主创人员命运多舛。编剧乌·白辛是我国第一位赫哲族戏剧家，他创作的电影纪录片《风雪昆仑驼铃声》，曾得到伊文思的高度赞扬，但因创作电影《冰山上的来客》被江青点名之后，于1966年在松花江边自杀身亡；演唱《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的哈尔滨人吴影，“文革”时被下放到哈尔滨林机厂，复出后于1982年患脑溢血，现赋闲在哈尔滨市的家中；导演赵心水、满族作曲家雷振邦已于多年前去世；“假古兰丹姆”谷毓英是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的高材生，因多次在电影中演女特务而在“文革”中遭了不少罪，现已移居澳大利亚；“杨排长”梁音后来拍过《三进山城》、《药》等电影，并曾在《苍生》等电视连续剧中饰演角色，离休后仍在长影拍片，现居北京。
中国电影百年史（上编：1905——1976）
1961—1964年 动画巨片《大闹天宫》
孙悟空上天入地 万籁鸣夙愿得偿
动画片《大闹天宫》是一部民族风格鲜明而制作手法纯熟的杰作。影片问世后，国外的评论家认为：“影片的导演万籁鸣在现代动画电影史上的地位，通过该片应该得到国际性的承认。”影片曾在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发行，盛况空前。40年光阴逝去，《大闹天宫》中那个破空而来、绝尘而去的孙悟空，直到现在依然是孩子心目中伟大的英雄。
电影大历史：与孙悟空的未了缘
1920年冬天，在上海闸北通天庵路的一条弄堂里，邻里们经常可以看到，有个亭子间里，总是彻夜灯火通明。好奇的人不免要多方打听，原来这里是个特殊的电影实验室，一个特殊的创作班子——万氏四兄弟，正在搞卡通（即动画片）试验。四兄弟的名字分别叫万嘉综、万嘉淇、万嘉结和万嘉坤。当人们知道他们是在搞卡通试验后，就送给他们一个风趣的称号：万氏卡通。万氏四兄弟后来创作美术片时的署名依次是万籁鸣、万古蟾、万超尘和万涤寰，这是他们各人为自己起的号。老大万籁鸣和老二万古蟾是孪生。“万氏四兄弟”于1941年完成了中国也是亚洲第一部动画长片《铁扇公主》。1949年，万籁鸣去香港，1954年秋回到上海，任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导演。
把《西游记》绘成动画，是万籁鸣一直怀揣的梦想，他曾在一篇文章中表达过自己同孙悟空这段未了的缘分：“在旧社会，我饱尝辛酸，始终无法实现这个愿望。我为之苦闷过，因为终日奔波，到处‘游说’，确实遭到资本家的白眼；我为之欣喜过，有某资本家愿意投资拍摄。我经之营之，花了半年多的心血，但到头来愿望还是成为泡影，资本家突然改弦更张，下令停止拍摄，因为物价飞涨，出售胶片药品比摄成影片获利还要多；我为之绝望过，因为动画事业到后来已经夭折，感到此生再也没有可能把‘大闹天宫’绘成动画了。”
脱胎换骨的孙悟空
动画片的特点之一为人物造型的独特性。平面的动画只有在准确、生动和优美的造型中才能赋予人物以各种不同的性格和气质，从而使他们成为鲜活的形象。万籁鸣曾表示对于孙悟空的形象他是熟稔的，在解放前也曾作过造型设计，但今天在银幕上的孙悟空，已经脱胎换骨了，要从故事的新奇、趣味着眼，将孙悟空处理成一个喜剧式的小人物。
将《西游记》原著改编为《大闹天宫》文学剧本也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集编导一身的万籁鸣同另一位编剧李克弱接下改编任务后，首先面临的就是敢不敢“碰“的问题。结果选中了《西游记》前七回，反映压迫者与被压迫者尖锐的冲突与斗争，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于是在《大闹天宫》文学剧本中，戏剧矛盾集中表现在孙悟空与以玉帝为首的统治者之间，而孙悟空的勇敢机智、顽强不屈的性格也在这种冲突中逐渐成长成熟起来。
夙愿终得偿
万籁鸣清楚地记得最后一场配音时的情景。“录音亭内战鼓咚咚，杀声震天，上影乐团的乐师们热烈地演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