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中国电影百年史-第4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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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的痛苦
1964年安东尼奥尼曾凭借《红色沙漠》在威尼斯电影节上一举斩获“金狮奖”，那年他52岁。然而时隔10年，在1974年的威尼斯艺术双年展上安东尼奥尼却在获得荣誉的地方遭遇了痛苦。作为威尼斯双年展活动计划的一部分，《中国》安排在威尼斯最好的凤凰剧院上映，但消息传出后，由于各方的压力，最后更换了另外一家影院。影片之前加映安东尼奥尼新片《职业：记者》的片段，正要进影院时安东尼奥尼被突如其来的一大群观众包围了，面对这一切，安东尼奥尼有口难辩，他不仅不被中国人接受，而且在自己的国家也受到攻击，并被指责“背叛了中国”。
2004年11月25日至12月5日，具有历史意义的安东尼奥尼电影回顾学术观摩在北京举行。安东尼奥尼的妻子恩里卡特地代两人为《中国》与中国32年后的“重逢”写来致辞：“这个等待很长，但应中国政府邀请而拍摄的《中国》今天能在北京放映给了他巨大的满足，并想借此机会再次向你们表达他的感情。他祝愿这部影片能尽快与全中国的观众见面。”
中国电影百年史（上编：1905——1976）
1972—1976年 伊文思在中国拍摄《愚公移山》
伊文思：漂泊东方的西方人
“文革”时期，外国人受中国政府邀请来华拍摄纪录片，产生广泛的国际影响的有两部。一部是安东尼奥尼的《中国》，另一部是伊文思及其夫人罗丽丹拍摄的《愚公移山》。同安东尼奥尼在中国短短22天的行程不同的是，伊文思的《愚公移山》历时5年完成，片长达12小时，这12集的系列片记录了当时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
在世界电影史上伊文思被称作是纪录电影的先驱，而他一生中大部分时光是在其他国家度过的，被称为是一位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他以摄影机为武器支援民族解放的运动。更因为他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从1938年拍摄《四万万人民》到1988年在中国拍摄完成《风的故事》，他与中国的交往长达半个世纪并多次用摄影机记录下变动中的中国，他亲切地把中国唤作是自己的“第二故乡”。
电影大历史：寻找失落的现在
“寻找失落的现在”，米兰·昆德拉用这句话启发我们注意到小说中时间的艺术。我不知道曾经用深情的目光注视过中国这片热土的伊文思，如果依然健在，会用什么样的心情再次聚焦中国。又会用什么样的心情回望曾经放逐自己的祖国。
1938年伊文思首次来到中国，他看到了民众的力量，在《四万万人民》中他没有对各种政治力量进行颂扬和嘲讽，有的只是展示事实，纵然审查官们费劲力气，他的摄影机还是与那些控诉战争的目光不期而遇。1946年，伊文思在拍摄纪录片《印度尼西亚在召唤》，以支持印尼人民争取独立的运动而被自己的祖国荷兰视为叛徒，此后的40多年一直漂泊异乡。
在《愚公移山》中伊文思就变成了一个隐性的角色，他的使命就是保持沉默。那时中国在世界各国中显得异常孤立，伊文思预想沟通西方人对于中国的理解，但是却陷入一个理想乌托邦式的中国里：一切都是人为安排的。1976年，《愚公移山》在巴黎塞纳河左岸的艺术影院上映，映期长达6个月，然而它在西方得到的喝彩却是短暂的，随着中国政坛的巨变，有人开始怀疑这部有着乌托邦色彩纪录片的真实性，善良的人认为伊文思被中国人欺骗了，不友好的则认为他们帮助中国人欺骗了西方。伊文思选择了沉默，而沉默的代价是使得他们在欧洲长达10年找不到工作，被历史的齿轮无情咬伤的伊文思用深情的热爱疗养伤口。
其实真正让我感动不已的是曾经看过的伊文思那些诗意盎然的影片。《雨》让我想象年轻的伊文思肯定正在谈一场恋爱，他会让朋友们一旦发现有雨就赶紧打电话通知他，他就抱着摄影机去拍那场雨，去赴一场约会，等待与那个人相遇，但那个人却如此喜怒无常，或许只是一场阵雨，或许那个穿着米色风衣，抱着摄影机的年轻人只是空欢喜一场。回顾伊文思早期的纪录片《桥》同样是运动的诱惑，滑轮的转动、绳索的抖动、光影的变化和愉快的节奏，使得伊文思引导观者在思考的不仅是运动的本身，而是无生命的机械像人一样，而“我”又在哪里？伊文思将诗意丛生的美妙想法介入纪录片的拍摄，无生命的物体布满了作者目光的投影。
我们来到《塞纳河畔》，时间是1957年，当时伊文思59岁，对于当年聚居在塞纳河左岸的艺术家来说，这条河就是他们的灵感源泉，那些奔跑的孩子和婴儿，传递砖头的工人，在窗口晾被单的妇女，和堤上拥吻、树下相拥的恋人，还有那突如其来的雨中快乐奔跑的情侣……59岁的伊文思看到了自己的青春背影并没有远逝，与自己擦肩而过的是逝去的时光。
这部寻找青春诗意的《塞纳河畔》获得了当年的戛纳电影节大奖，站在这个点上对于《雨》和《桥》是一种回忆，却也酝酿着《风的故事》的深奥思绪。更值得慨叹的是它们有意或无意的被夹在了政治电影的文献之中，却如此淡定和安然。1988年完成的《风的故事》是伊文思一个久远的梦想，是他生命的结语，也是大师的绝命之作。伊文思有很多话想说，他是导演又成为了演员，90岁的他眨着迎风流泪的眼睛，注视着镜头，白发翻卷，泪眼模糊，伊文思在风中手舞足蹈的像个孩子，他自由了。对于一个被放逐一生的人，一个具有怀疑精神又无比真诚的人，御风而行是他最直接要表达的意义。
伊文思从小就渴望自由飞翔，影片的开始就是他坐在自己制作的木头飞机里，他说“妈妈，我要去中国。”而他的祖国，人们依旧称伊文思为“飞翔的荷兰人”。在《风的故事》里，我们似乎看到了一个完满的结局，伊文思从一位艺人手里接过一个烧制的面具，作为回谢，他送给艺人一盒胶片——他的第一部电影。面具与片盒，风与电影……1989年，伊文思在巴黎去世，但是时间输了，对永生者而言。
口述影像：《愚公移山》与“中国缘”
中央电视台《见证》栏目曾经播出过6集电视系列纪录片《伊文思眼中的中国》，第一次使国人有机会看到“文革”时期伊文思在中国拍摄的《愚公移山》以及他在中国拍摄的所有影片的一些片段。该系列纪录片的导演、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的资深摄影师兼编导邵振堂先生，讲述伊文思与《愚公移山》背后的故事。
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伊文思跟中国的关系太密切了，1938年他第一次来中国拍《四万万人民》时就送给中国一台摄影机交给了吴印咸，后来吴印咸与袁牧之两人带着这台摄影机在八路军总政治部下成立了“延安电影团”。他还曾在50年代中国正处于“大跃进”时期再次来到中国拍摄《早春》，到了“文革”时期，他拍摄《愚公移山》，直至1988年完成遗作《风的故事》，时间跨越了半个世纪，直到他生命的终止。伊文思是中国的老朋友，和周总理的关系非常好，也曾经是我们“中央新影”的艺术顾问，我1966年调到厂里，听过他讲课，很早就看过他的片子。
拍《愚公移山》是周总理的建议，因为“文革”时中国在外国的声誉降至最低点，考虑请伊文思来是因为他长期与中国朋友间的关系，以及他本身国际主义战士的“左翼”身份，希望他拍出一部为中国“正视听”的纪录片让西方人看到中国的情况。
伊文思的矛盾与困扰
伊文思曾经在准备拍摄筹备阶段回到法国去了解民意，他搜集西方人对于中国的好奇“你想了解中国什么？”可是矛盾在于中国邀请他来拍片是出于“中国给西方国家看些什么？”这一直困扰着伊文思，虽然他在拍《愚公移山》时拥有官方批示和各个部门的有效协助，但是创作观念的问题始终没有解决，有关领导的生硬干预让伊文思大伤脑筋。
尤其是在新疆的经历，摄制组为他安排的地方与他所想表现的中国相差太远，伊文思称之作“喀什的噩梦”，还有他在大寨拍到的井然有序、安居乐业和清华大学拍摄的大学生们被安排的发言等素材一律被伊文思最终舍弃，没有编入《愚公移山》里。据当时任伊文思翻译的陆颂回忆说伊文思曾多次提出要去西藏拍摄，但是中央以他年事以高并患有哮喘为由拒绝了他的要求。
没有任何一个名字可以取代
中央新影保存的伊文思的影像资料较全，他在中国拍摄的多数影片都有完整拷贝，唯有《愚公移山》不全。影片素材达120个小时，我们现在都知道它有十二集，但是中国没有人真正看全过整个完整的片子，其实在12小时版本外，最初还有一个27小时的版本，就更没有能够看到了。为了拍摄《伊文思眼中的中国》我找到一部分片子，比如《球的风波》、《上海第三制药厂》、《大庆油田》、《上海印象》等，但是大多数是“双片”，就是声、画分离，未合成的拷贝，做胶片转磁带的工作时，发现声音找不到，只能猜测片子里的人在说什么。这部片子奇特的一点就是因为它拍摄时间很长、投入的人力物力最多、历经磨难，但最后却没有人完整看全过。
伊文思对于中国电影和电视人的影响是非常大的，20多年前我们在看伊文思的“长镜头”时都莫名其妙，对于他的拍摄观念根本不认同，那时中国的纪录片还处在“诗画时代”，要抓“大事件”、“大人物”的时代、对于现场同期的声音把握没有概念，到了后来就越来越理解伊文思纪录的观念，选择普通的人和事去拍摄，“讲述老百姓身边的故事”对话镜头成为了我们现在看到的电视里的对话拍摄的形态。而他选择了《愚公移山》这个名字作为他对于中国印象的“潜台词”却更深值得寻味和慨叹，确实没有任何一个名字可以取代这个名字的力量。
中国电影百年史
下编：1977——2005
中国电影百年史（下编：1977——2005）
这是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78级毕业时的合影。前排左一就是张艺谋，它旁边就是现任北京电影学院的院长张会军。
朱辛庄，“第五代”诞生的地方
1978年5月 北京电影学院恢复全国招生
1977年10月20日，恢复大专院校统一考试的通知一经发出，犹如一声春雷，给当时还在农村数量众多的知识青年带来了巨大的希望。1978年5月，北京电影学院正式宣布恢复大学本科各专业的招生，这是自1965年以来第一次重新正式招收本科生。招生广告一出，全国轰动，申请报名者逾万。由于考生太多，进行大规模淘汰之后，留下来少数艺术专业成绩特别优秀者，参加文化考试。
事实证明，全中国1977年和1978年入学的大学生，是此前和此后都少有的质量优秀、人才辈出的群体。北京电影学院“78班”更被看作是中国电影的神话，“第五代”作为一个庞大的艺术群体从这里诞生。
朱辛庄，“第五代”诞生的地方
被逐出城区的校舍——朱辛庄
从1956年北京电影学院成立到1970年，校址是现在海淀区小西天电影资料馆、中国电影集团所在地，1970年迁至北京农业劳动大学的校舍。1969年，北京农业劳动大学全校师生下放到城郊各县务农和教学。1970年，江青想办一座延安鲁艺那样的艺术大学，决定将音乐、戏曲、舞蹈、电影的教学都集中起来，名称为“中央五七艺术大学”。于是，4所艺术院校——中央音乐学院、北京舞蹈学院、北京戏曲学校和北京电影学院奉命迁址，来到这片农田环绕的校舍。
不久后，朱辛庄就只留下北京电影学院一家，直到1985年才迁至现校址。或许当初没有人想到荒凉的朱辛庄竟成为中国新潮电影的摇篮，仿佛绝处逢生的惊喜。老师们的宿舍在小西天，一到晚上老师们都回城了，朱辛庄就成了学生们的天下。或许正是因为被逐出城区的朱辛庄自成一体，保持着与城市的距离，一群特殊的叛逆者才在这里骄傲地孕育。
破格录取特殊人才张艺谋
1978年5月，电影学院在全国设立北京、上海、西安三个考区，而西安考区是电影学院丰收而归的一个重点考区。就在西安考区招生工作已近尾声的时候，摄影系的几位老师接待一个沉默寡言的28岁超龄考生——张艺谋，他比国家规定的考试年龄超过５岁。当时参与摄影系招生、也是摄影系“78班”的主任教员郑国恩曾回忆道：“他拿来自己好多作品给摄影系的教员看，我们看出他的专业水平确实是很高的，后来我们才知道他为了拍照片、买相机还曾经卖过血。”教师中也分为两派，一派强烈希望破格准考，另一派坚持说制度不能随便改。
招生工作结束，录取通知书已发，当时文化部部长黄镇下达了两个指示：建议扩招和希望破格录取超龄的特殊摄影人才张艺谋。于是原定的120名考生扩大到150名。与张艺谋同时进入摄影系的还有顾长卫、侯咏、吕乐、张会军、赵非、王小列等，而导演系更聚集了陈凯歌、田壮壮、吴子牛、夏刚、张建亚、李少红、彭小莲、胡玫等优秀人才，美术系则有何群、冯小宁、霍建起、尹力等等，他们后来都大有作为。黄式宪先生认为：“正是废除了‘文革’时的‘推荐入学制’，重新恢复择优录取的公平竞争，使得十年左右积压下来的优秀学生聚在了一起，他们和灾难一同成长，有极为丰富的阅历和十足丰沛的感情。其实那时真正尝试了现在所呼吁的‘素质教育’，也是不可重复的一个奇迹。”
我们的老师主张打倒我们的老师
陈凯歌后来接受日本导演大岛渚的采访时曾说：“我们的老师主张打倒我们的老师。”“78班”成功的因素很重要的一点应当是机遇好。电影学院的老师们也刚从干校回来，对于重新教学也是摸着石头过河，从苏联电影到好莱坞电影，再到欧洲艺术电影，直到现在又回过头来重新学习好莱坞电影，其实是学生与老师共同摸索出来的。
欧洲和美国的当代电影接踵而来，为了更多更早看到新片子，美术系和摄影系创作小组巧手绘制的电影票使得不少“内参片”成为“第五代”汲取的营养之源。每个人都有读片笔记，田壮壮看马丁·斯科西斯的《出租汽车司机》11遍；张艺谋当时喜欢特吕弗的《四百下》和费穆的《小城之春》；李少红看过《罗生门》后思考了很久；陈凯歌对于《广岛之恋》和《去年在马里昂巴德》情有独钟；侯咏认为30年代吴永刚的《神女》无与伦比；顾长卫喜欢《天堂的日子》、《恋人曲》的恢宏、神秘、灵气光的处理。无论怎样，跟中国以往的电影有所区别，变革电影语言成为这些人心里“不可推卸的责任”（陈凯歌语）。
中国电影百年史（下编：1977——2005）
“文革”结束后，越来越多的普通人出现在银幕上，小人物进入大时代的漩涡当中，由李文化导演、李仁堂和谢芳主演、北影厂1979年摄制的《泪痕》讲述一个平反冤假错案和扫清“四人帮”余孽的故事。该片获得恢复后的第3届“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