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中国电影百年史-第7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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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叹息。
　　1905年，宫廷御用老生谭鑫培先生在北京的丰泰照相馆演了一出《定军山》，与平日不同的是，台底下坐着的不是一般的观众票友，而是一台卷着胶片的“活动箱子”。后来，这卷拍下《定军山》片断的胶片被视为中国最早的电影。
　　一百年后，我们能够将《定军山》的故事一而再地搬上银幕，却再也无法找到那段验证历史的珍贵胶片，好在留下了谭先生提着大刀托着髯口的定装照，为了各类电影书籍存下了一幅还算体面的扉页图片。据我所知，由卢米埃尔兄弟拍摄的《火车进站》，号称世界上的第一部电影，比《定军山》要早上十年，至今仍保存完好，2005年还借着法国文化年之机来北京进行过展映。当然，在中国电影史上一并消失的还包括——最早的故事片《难夫难妻》、最早的出口影片《庄子试妻》、最早的武打片《车中盗》、最早的社会问题片《孤儿救祖记》，就连红遍大江南北一拍十八集的武侠神怪片《火烧红莲寺》也只剩下几段残片。
　　百年之后，中国电影留下来的是并不完整的历史，真正意义上的电影史也只有上世纪60年代出版的《中国电影发展史》一部而已。仅仅以这样一部落于纸面且明显断代的史书，显然很难呈现出这一个世纪的中国光影，况且那些真正鲜活、生动的记忆也绝对要与如此严肃工整的文字绝缘。
　　即便如此，就像足球之于体育，体育之于民族精神一样，电影对一个国家文化的意义还是不言而喻的，这也应该是今年有那么多电影纪念活动的根源所在。尽管今天中国电影产业的家底还不够殷实，每年能够形成大众话题的作品更是凤毛麟角，却依然能屡屡占据各大报章文娱版的头条。从2003年底到2004年初，《新京报》娱乐新闻部先后推出了“韩国电影百年”、“香港电影北上”、“中国电影加速度”三个大篇幅的专题特刊，都与中国当下的电影产业紧密相关。扫描现状的同时，我们更希望了解剖析电影产业在中国发展成型的来龙去脉，虽然谈不上问诊把脉，至少能够提供更多不同的思路。于是，从2004年4月起，《新京报》推出了“中国电影百年”的大型系列专题，每天以一个版的篇幅出版。
　　在第一期见报的“中国电影百年”上，有篇文章的标题叫《我们的一年，中国电影的一百年》。我们起先的计划是这个专题做满一年，结果现在做了一年零八个月，才终于看到了最后的收获。在最初的设想中，无论策划开创这个专题的新京报副总编李多钰女士，还是参与其中的编辑记者乃至学术顾问，达成的第一个共识就是，“中国电影百年”不要做成电影史，也不是学术论文，而是以新闻的视角重新发现中国电影的百年历程。
　　如何在史料里发现新闻，如何让亲历者复原鲜活的历史，是“中国电影百年”开展工作的思路和依据。从这个角度来说，在将近20个月的采访报道中，我认为收获与遗憾并存，程度基本属于对开。
　　收获方面，兼顾形式与内容。形式上，“中国电影百年”不同于以往的“电影教科书”或者“影史钩沉”，既有当下视角的审视，又有历史主角的现身说法，不是单纯的忆旧，也不是单一的坐地论道。简单说，立体而非平面。在“中国电影百年”的版面上，不仅有黎莉莉讲述黄金年代的世纪回忆，也能得到关于“荒岛时期”电影狂欢的启示，更可以见证一部《中国电影发展史》40年伴随而来的思辨与反省。内容上，“中国电影百年”的确着意于“发现”二字，不拘泥于作品人物的条框，以一个产业的视野重新搜寻有价值的内容，以人性角度捕捉历史背景下的个人感受。譬如早期电影的报道，“中国电影百年”并未落足于那些无影无踪的作品，而以投资运作、市场反应等侧面呈现电影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即便我们今天已经无法看到《定军山》，也能感受到从大观楼到虹口影戏院的演变；即便四大女星的光环早已褪去，却能发觉现今偶像剧和“鸳鸯蝴蝶电影”的渊源；即便“天一”出品的古装传奇“稗史片”多已失传，却依然能领略到邵氏兄弟当年抵抗“六合围剿”的意气风发。再比如“第五代”，我们没有选取他们功成名就的时刻，而以北京电影学院“78班”毕业为节点，展现这个特殊群体面临命运转变的不同感受。
　　再谈遗憾。最大的遗憾同样在于“发现”，纵观近三百期的“中国电影百年”，真正出跳的内容还远比不上按部就班的计划内容。像“远去的光影”这样关注电影生存现状的报道，像“八零初类型片”这样重新审视发现进而重新引发行业讨论的报道，像世纪老人黎莉莉这样鲜活生动的人物报道，都还太少。究其缘由，有我们自身电影专业储备不足的主观因素，也有时间紧迫人手有限的客观限制。以投入的人力和平均每周四个版面的出版节奏相比较的话，“中国电影百年”能够呈现出现在的效果，已经非常可贵了。“中国电影百年”工作持续了将近两年，其间参与具体工作的人员也进行过几次微调，版面细节和报道形式也小有变化，随之而来也出现了不少疏漏，在此向读者们表示歉意。
　　我要向所有为“中国电影百年”提供帮助的人士表示感谢，正是因为你们的关注参与，才使得这个专题能够顺利完成。另外，特别还要向以下同事及顾问致谢：李多钰、孙献韬两位领导，不仅为“中国电影百年”指明了方向和标准，你们的容忍同样成为对我们继续工作的一种激励；陈山、郝建、陆弘石三位顾问，你们渊博的专业知识让我们少走了弯路，同时也让这个严肃的专题少出了不少笑话；王小山、杨彬彬，你们在业务细节上的执导和不遗余力的推广，使得“中国电影百年”日益具备品牌效应；张悦、牛文怡、袁红及所有参与采编、美术、出版工作的同事们，正是有了你们不懈的坚持，才让“中国电影百年”一步步地重新走过一个世纪。
　　《新京报》副总编孙献韬曾指出“电影兴亡，媒体无责”，近两年的工作让我感同身受；陈凯歌在序言中讲到，“一个被热爱的事物是不会消亡的”，我想这也是“中国电影百年”成形的根本缘由。“中国电影百年”行将落幕，中国电影的新世纪还面临着这样那样的问题，我们的工作并非怀古忆旧，也没有“治病救人”的抱负，只当是为了明天的聚会罢。　


中国电影百年史——跋

跋
启蒙、朝圣和观光
孙献韬
《新京报》副总编辑
　　因为工作岗位调整，从2005年3月起，我开始分管《新京报》的娱乐新闻和文化副刊，接手李多钰开创的工作，每天签发“中国电影百年”专版。我是个无趣的人，每天上班下班吃饭睡觉，不爱收藏也不懂艺术，与这些普遍看过上千部电影、收藏上万张碟片的“中国电影百年”记者编辑相比，是个标准的电影盲，印象最深的国外电影是《真实的谎言》，看过最多的国内电影是贺岁片。面对众多超级部下，为了不出丑、少露怯，我决定恶补电影这一课，按照“国内十大电影”、“世界百部佳片”的指引，多方搜罗，弄来一堆花花绿绿的碟片，开始了自我启蒙之路。
　　这样每天一部不分古今中外地乱看一通，大半年看下来，倒也积累了不少与电影有关的感受。经常是点灯熬油加班加点看完一部片子之后，都会咬牙切齿地或者如释重负地重复一句：一片难求，此言不虚！
　　看《美丽心灵》的时候，我像疲劳驾驶一样边盯着前方变幻的景物边抽自己耳光，熬过冗长乏味的前半部分，那个虚拟的室友和那个永远长不大的小女孩终于离纳什而去，我感觉有一股电流从头顶直通脚心，像20年前的初恋，身体里充满感激和冲动，如此丰富而真实，甚至想冲上去拥抱影碟机。看《鬼子来了》，无论中国人还是日本人，无论哪一场戏哪一组情节，感觉都是姜文在讲述他自己的故事。后来在网上搜到一些姜文的言论，印证了我的这种感觉，他说这部片子就是给自己40岁人生拍的一部传记。联想到《阳光灿烂的日子》，是他本人的少年成长史，不由得感叹一番：像姜文这样牛的男人，中国还真没有几个。让我们和他一起变老，等着看他的中年史、老年史。
　　杂片子看多了，对电影的朝圣之路慢慢就成了观光之旅。有一阵子，我热衷于比较各个时期演员的高矮胖瘦；有时候关注不同时期片子的片头片尾字体和书法，其他的如衣服样式、口音、音乐、布景、道具等等，只要细心观看，总能发现一些好玩的东西。我时常想，那些保存在恒湿恒温片库里的老片子，就像被冷冻起来的精子，包含了拍摄年代的全部信息。《新儿女英雄传》是史东山导演的一部长片，摄于1950年，当时的演员演战争年代的民兵和老百姓根本不用化装，人人都是朴实得掉渣的本色演员；屋子里的摆设也是真家伙，灶台黑黑的，墙壁上蛛网遍布；赵子岳出场的时候，我用慢放和变焦仔细研究他手里的那把镰刀——那就是一把真镰刀，刀口上还有割庄稼时留下的几个小豁口。
　　对于发烧级影迷或骨灰级碟友来说，越战片《全金属外壳》（Full　metal　jacket）可能只属于初级入门读物，不屑一谈。我要说的是其中的一句对白，在干掉了三个美国大兵之后，年轻的越共女狙击手被“复仇”的美国兵射翻在地，一小群美国兵端着枪小心地围拢过来，站在浑身是血不停抽搐的濒死的女敌人身边，一个美国兵率先感叹：她再也不能做爱了　（No　more　boom…boom　for　this　baby…san）！一连好几天，这句话像魔咒一样一直在我耳畔萦绕，走在大街上，看到年轻女孩，我就想：她是幸运的，她还能做爱。
　　类似的以人为本的经典语录在国产片子中所见不多，那些已经用滥了的“高，实在是高”、“向我开炮”、“八格牙路”、“做人要厚道”……之类的应该不在此列。就我仅见的这些国产片子里，比较靠谱的一句应该是《芙蓉镇》里刘晓庆的那句：“还我的男人！”闪现出些许人性的光辉，但口号味和话剧腔还是重了一点。
　　这样毫无章法花插着看一些国内国外的片子，感觉有点像在街头作随机采访，慢慢地就得出了一些准客观结论。单就题材来说，好莱坞所谓的历史题材、大场面制作，翻来覆去都是在二战、南北战争、越战、西部拓荒等几个历史时段里打转转，偶尔拍点中世纪欧洲以及古罗马古希腊。不久前看了一部得了五座奥斯卡小金人的片子《GLORY》（光荣之战），讲述南北战争期间一个黑人团的战斗故事，七百多人的几次战斗，再怎么壮观，再怎么惨烈，导演手法再高明，看起来再热闹，看过之后想想也不过如此，没什么大不了的。反观华夏民族五千年历史，其中三千年历史是有明确而详细记载的，三千年间，发生了多少惊天动地的大事，有多少动辄群死群伤几万几十万上百万甚至上千万的战役、动乱、天灾、人祸，多少帝王将相、英雄豪杰，多少肝肠寸断、生离死别，哪一个场面都足够宏大，哪一个情节都足够复杂，哪一个题材都值得拍一堆大片。
　　话扯得远了，还是回到《中国电影百年》这本书上来。多钰女士天赋禀异，在《新京报》创刊之始，即以报人的眼光和文艺家的气质，主持开辟“中国电影百年”专版，每天一个专题，前后坚持两年，娱乐新闻部和文化副刊部大部分记者编辑参与此事，其中尤以刘帆、王小山、杨彬彬、张悦、牛文怡、袁红等着力最重，用情最深。到了后期，张悦等人成为专职“电影百年”记者，这一肇始于多钰天才灵感中的报道方式，经过上述一干媒体人士的坚守与创新，俨然成为了一种新的电影报道模式。
　　2005年9月上海电影节期间，偶遇李少红导演，谈起本报的“中国电影百年”系列报道，她说了许多不单单是捧场的好话，特别提到印象最深的一个版，是本报关于第五代导演集体上位的一部小成本制作《红象》的报道。李导演说：“看你们做的电影史，感觉是在读新闻，许多连参与者都已经遗忘了的细节，被你们挖出来，用一种简单清晰的方式重新写出来了，很新鲜，也很有价值。”
　　像李导演这样热情宽厚的支持者还有很多。中国电影的第一百零一年就要开始了，脱胎于本报同名系列报道的《中国电影百年》下编也要付梓了，按照惯例，作为外行领导、挂名主编，我得说几句感谢的话：感谢众多优秀电影人对“中国电影百年”报道的直接支持，没有这些忙人拨冗接受采访或亲自撰写文章，本系列报道将失去最宝贵的原创意义和新闻立场；感谢陈山、郝建、陆弘石等诸位学术顾问精深而独到的“顾而且问”，这道“每日例汤”能够慢慢炖出“信史”的味道，专家的建言献策功不可没；当然，最应该感谢的还是本报读者，像这样一个不凶杀不色情不八卦不传奇、稍显学究气偶尔掉书袋的系列报道，能够每天进入你们的法眼、经常享受你们的称赞，除了一再证明读者诸君的高明之外，我想不到还有其他额外的意义。　
——2005年11月7日——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