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中国电影百年史-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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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影百年史（上编：1905——1976）
1928年 《国民革命军海陆空大战记》
记录在那战火纷飞时
从1905年的《定军山》到“商务印书馆”的时事短片，在诞生之初，很大一部分中国电影是带有纪录性质的短片，然而真正意义上的长纪录片要等到上世纪20年代以后。变化不定的时局，事变迭出，一批有抱负的电影人以摄影机为史笔记录下了时代的标记。其中，1928年民新公司摄制完成的长篇巨制《国民革命军海陆空大战记》影响尤深，被誉为中国电影长纪录片的界石。
电影大历史：纪录片的“向左走，向右走”
从文明社会开始，历史就有专门的人来纪录，一方面是宫廷和政府指定的官员，另一方面则是民间有心人的自觉行为，前者如太史公的《史记》、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后者如《鹿鼎记》中修《明史》的庄氏父子。电影最初的功能就在于纪录，而几乎所有的国家和地区，拍摄的第一部影片也几乎都是纪录意义的影片，所以纪录历史也成了电影最初的神圣使命。在电视没有出现以前，纪录电影自然而然有着很重要的政府宣传作用；而另一方面，用摄影机纪录历史也是新一代民间知识分子的历史任务，20年代在中国出现的比较完整的纪录片《国民革命军海陆空大战记》和《五卅沪潮》就体现了这两个走向。
《国民革命军海陆空大战记》绝对算是当时的“主旋律”大片了，从题材到拍摄所动员的人力物力，比当时的故事片高得不是一星半点，这就是宣传大片的优势。而1925年的《五卅沪潮》则另是一种情况了，据说当时的拍摄者、创办上海友联影片公司的陈铿然，把摄影机藏在夫人衣内，才得以躲过镇压军队的检查。当时的中国，正是“水深火热”之时，政治当然地被排在极为重要的位置，所以没有出现诸如弗拉哈迪的《北方的纳努克人》之类的纪录片，也是极为自然之事。而如今，两部纪录片都堂堂正正地被摆上了中国电影史，代表了一个时代的纪录片方向。
尽管两部影片在当时受到不同的待遇，但是中国电影从当初最简单的影像记录，到新闻工作者一样的敏感，及至最后成片时的电影工作者的责任感，中国纪录片短短几年内走向了成熟，中国的纪录工作者也走向了成熟。
政府宣传纪录大片，一直延续至今，。而“民间纪录片”却已经因为电影的制作费用远远高于电视而逐渐退出中国电影舞台了。同时，电视的出现很大程度上取代了原来的纪录电影，演变出了电视行业的专题片和纪录片。现时的电视纪录片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形态上，都更加多元更加丰富，不仅弗拉哈迪式的人类学纪录片有所出现，世界纪录电影史上的各种观念也都在中国电视屏幕上得到了试验和展示。
中国电影百年史（上编：1905——1976）
1927—1929年 “六合围剿”
也曾如此快意江湖
随着电影公司数量的增加和影片产量的提高，中国电影业的商业竞争在上世纪20年代后半期开始显露头角。自1925年以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明星”、“大中华百合”、“天一”三家电影公司在市场上呈三足鼎立之势，其中又以资格最老的“明星”公司为老大。但是，在“天一”公司掀起古装片风潮之后，“明星”的地位日益受到挑战。于是从1927年开始，“明星”公司组织了一场被称为“六合围剿”的惨烈商战。
电影大历史：中国电影的第一场商战
电影真不愧是大工业背景下催生的产物，它的诞生如此急迫，也注定着它的成长会如此迅速。1895年卢米艾尔兄弟在咖啡馆里放映《火车进站》等短片，人们在雀跃“影像怪物”扑面而来时，老卢米艾尔就已经开始在看客中收取费用，从此电影的商业与艺术之争也就此拉开了帷幕。
早期的中国影坛虽说影片公司林立，但能真正站稳脚跟的为数不多，其中还不乏惨淡经营勉强维持者，至上世纪20年代中期，真正称霸影坛的只有“明星”公司一家。1926年，“明星”设立了华北、华中、华南三个经理处，分区经营影戏院租片放映的业务，无论是在制作队伍还是经营方面，“明星”都是首屈一指的。
这一局面的变化始自“天一”公司的崛起。“天一”成立之后，很快以其出品快而多著称，又渐渐在南洋打开了市场。“天一”率先大肆拍摄古装片，拥有了很多“观众缘儿”，而“古装片热”则带动了各小公司一窝蜂地粗制滥造古装片，且美其名曰“薄利多销”，这使得“明星”公司失去了不少地盘。
俗话说“时势造英雄”，即将上映的《六合围剿》这部“劲爆”大片的导演就是“明星”公司的周剑云，这个人值得大书一笔。“明星”15年的历史曾经几番风雨，几度曲折，它得以闯过一个个险关，与周剑云运筹周旋、长袖善舞的才能是分不开的。1923年，面临经济困难的“明星”公司倾力拍摄《孤儿救祖记》，新婚不久的周剑云献出了新娘首饰作为资金。1927年，“明星”出现了年度大幅亏蚀，亦有被挤垮危险时，周剑云联合郑正秋在电影专刊上撰文痛斥制作低劣的古装片，并且提出“以毒攻毒”，摄制高质量的古装片抵制小公司的投机行为，这才有了《火烧红莲寺》的诞生。
“明星”扭亏为盈后，周剑云更希图借助“明星”与“大中华百合”、“民新”等其他几个公司组成的发行机构“六合影片营业公司”挤垮“天一”和其他小公司，建立自家公司的垄断地位。掌握“六合”实权的周剑云制定了一条规定：任何发行商如与“六合”签了合同，就绝对不准购买“天一”出品的影片。此举一出，“天一”果然损失了在上海的部分市场，然而“天一”的首脑邵醉翁兄弟却转而发展起南洋的发行网。
周剑云一计不成，又施一计，想出了“双胞”计策，即打探到“天一”正在拍摄的影片，马上动手拍摄同名影片，赶在“天一”之前面世。但是此行为不够光明磊落，反使“天一”得到观众同情。“围剿”了一年之后，“六合”的做法遭到了电影圈内外许多人的非议，内部也开始爆发矛盾，其他公司感到自己受到“明星”的利用。更兼之正值武侠神怪片泛滥，众多小公司以低成本影片进入市场，“六合”遂逐渐失势。
“六合围剿”看似惊心动魄，竞争双方在舆论上却保持“低调”。由于中国电影业正饱受美国电影垄断之苦，“明星”并不愿以“以强凌弱”的新垄断面目出现；而“天一”确因粗制滥造不少古装片而受舆论指责，对于“六合”的“围剿”做法也只得暗吞苦果。不过“失之东隅，收之桑榆”，醉翁老先生回忆往事的时候或许还要感谢当时年轻气盛的周剑云，正是他的逼迫，才使得“天一”远赴南洋发现了一片“新大陆”，从而建立起“邵氏影业”这个东方电影帝国。
剑云，醉翁，这两个颇似侠客的名字，成就了中国电影史上一场惊心动魄的商业演出。
口述影像： “六合”vs“天一”： 谁比谁英雄
对于上世纪20年代末那场声势浩大的“六合”与“天一”之争，可说是中国电影史上第一场大规模“商战”，那么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这场“战争”呢？
在诸多中国电影史的书籍中都是把“明星”看做是这场商业竞争的主体和主动方的，因为“明星”公司拥有自己的电影刊物，周剑云、郑正秋等人也经常在各种刊物上发表言论和看法，照现在的话说是拥有了“话语霸权”，因为有据可查，所以通常依照当时的这些言论进行评判。而因为后人较少看到“天一”的言论，就感觉到它是处于被动一方，在政治形态上也确实如此，虽然从经济角度看感觉很景气，但是“天一”的观众群还是较低层次的，也就限制了其长远的发展。但是邵醉翁等人具有职业商人的精明和远见，表面看来是受“明星”逼迫去南洋寻找出路，其实是考虑到了战争有从东北逐渐往南扩散之势，因而把公司的业务往南洋发展，为“天一”找到了“避难所”。而战火蔓延到上海的时候，“明星”等电影公司则遭到了重创，一蹶不振。
这场电影史上商业竞争的成因比较复杂，但是，它对于出生不久的中国电影来说是件好事，在这样一个平台上，不同级别、不同类型的电影进行平等的商业竞争，最后优胜劣汰。如果中国电影一开始就是“五四”精英话语，或者一开始就低俗不堪、粗制滥造，这都不会走入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辉煌，也不会有良性的发展。在良性发展的前提下，在竞争中出现的任何情况都是可以理解的。有批评认为中国早期电影不进步、不革命，其实正是电影成长时期有大量像“天一”这样的电影公司的努力，以及所谓“俗”电影的尝试，才会有不久后《马路天使》、《一江春水向东流》等经典影片的产生。
在“六合”与“天一”之争中，运用了如舆论造势、垄断政策、“双胞案”等竞争手段，且大多是公开而直接的，还是比较商业化的竞争，虽然有研究表明也有黑社会的渗入，但对照现在来看还是比较透明的，也更与国际接轨。周剑云其实是电影企业家的表率，他的思路非常清晰，他理解的电影也非常深入，他不仅是一个商人，更具有使命感和远大的抱负，可以说是电影企业家，但是中国电影史对他的价值并不充分，这个人可以给现在的电影公司很多的启示。
中国电影百年史（上编：1905——1976）
1930年 联华影业公司
中国电影托拉斯的最初尝试
上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是中国电影制片业的一个调整阶段，电影公司的数量由1926年的100多家下降到了1930年的26家。然而“六合“与“天一”之争的硝烟尚未完全散去，一个新的对手又已经踌躇满志地站到了竞争者的行列之中。
1930年8月由罗民佑等人创立的联华影业公司自诞生之日起就是中国影业霸主的有力争夺者，这要归功于此公司特殊的后台背景、“复兴国片”的宗旨以及成功的人才罗致。不过“联华”的成功最应该感谢的，也许是它制片与发行一体化的体制。
电影大历史：一出世就笑傲江湖
在中国长达百年的电影经验中，电影的产业效应一直遵循着循序渐进、水到渠成的自然规则，就早期电影而言，大多数电影公司都是抱定影片制作的主业，基本不会涉及发行、放映环节。只有像“明星”或者“天一”这样经营成功的大公司才会考虑扩展经营领域，创建自己的发行、放映机构。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却有一家公司偏偏不按常理出牌，在坐稳发行、放映界的王者之位后，合并多家公司一举进军电影制片领域，吸纳各方精英，借鉴西方企业管理模式，在最短的时间内就成为与“明星”、“天一”鼎足而立的新兴势力，处处显露出与众不同的霸气。而这家意图成为中国电影“托拉斯”的公司，正是成立于1930年的联华影业公司。
提到联华影业公司，就必然要谈到公司的前身华北电影有限公司及其创始人罗明佑。罗明佑出身于富贵之家，凭借着家族在政、商两界的雄厚实力，以及自身的商业才能，罗明佑和他创立的专事影院经营的华北公司在短短两年之内创建或收购了二十余家影院，形成了以北京、天津为中心、完全覆盖北方五省的电影发行放映网，并与上海、广州的影院公司建立联络，一举成为当时国内最大的影院托拉斯。
即便如此，罗明佑并未满足于华北这个“影院帝国”的成就，他看准了当时的电影放映形势：刚诞生不久的好莱坞有声片需要对影院硬件设施进行改造，国内多数影院不可能在短期内投入资金解决这一瓶颈，这就意味着众多影院的片源将出现短缺。毫不夸张地说，影院是整个电影产业链条上最敏感的一环，正是丰富的市场经验才使罗明佑决心借这一时机进军电影制作业。1929年底，罗明佑的华北公司与黎民伟的民新公司进行合作，拍摄了由孙瑜执导、阮玲玉主演的《故都春梦》。由于华北公司强大的影院机制以及丰富的市场运作经验，影片取得了非常不错的票房效应，这更加坚定了罗明佑创建行业性托拉斯的野心。
1930年8月，在罗明佑的努力之下，华北电影公司和其他几家大电影公司合并，成立为联华影业公司。除了继续原有影院的发行、放映业务，还开始制片工作，并在北京、上海开设了演员养成所，创办了自己的电影刊物，一个融教育、制作、发行、放映、宣传功能于一体的电影实体已经初见规模。而罗明佑更是希望“在国内寻觅经营一广大之电影区以集中各厂于一处，成中国之电影城”，其远大目光与豪迈气度真的丝毫不逊于今日任何一位好莱坞巨头。
由于自身的雄厚实力，联华公司很快就吸引来一批高水准的电影人才，比如导演中的孙瑜、蔡楚生、史东山，编剧里的田汉、夏衍，再加上阮玲玉、金焰等一代巨星，构成了中国30年代电影无可复制的黄金阵容。而这一切都在证明，电影需要的是完备而精密的产业化操作，是由市场决定的工业化产品，而不是小作坊手工作业的工艺品。
中国电影百年史（上编：1905——1976）
《野草闲花》剧照
1930年 《寻兄词》
阮玲玉唱出中国电影第一声
上世纪20年代末，有声电影已经开始在美国和欧洲兴起，然而在中国，由于技术的原因国人还只能看到美国有声片。不过作为向有声电影的过度，有的电影尝试着用唱片为无声电影配上歌曲。也许这个实验最初只是权宜一时的取悦观众的噱头，但实际效果却让一大批电影歌曲广为流传。
1930年，电影《野草闲花》中的阮玲玉与金焰演唱的《寻兄词》是中国电影第一次发出自己的声音，从那时候开始，十多年间，当时中国最优秀的音乐家都参与了电影音乐的创作，留下了一首又一首灿若明星的曲子。
电影大历史：电影歌曲的光辉岁月
在孙瑜的所有电影作品中，《野草闲花》很可能属于最不重要的几部之一，虽然这部由“电影皇帝”金焰和影后阮玲玉主演的影片具有成功的一切可能因素，但是这个几乎是完全照搬《茶花女》情节的故事显然不具备流传后世的资格，现在大多数人之所以还会记住它，也许只是因为它开始了电影的一个新时代：从《野草闲花》开始，中国电影开始有了自己的音乐和歌曲。
关于电影歌曲，著名音乐大师杜那耶夫曾经说过：“电影这一伟大的和大众化的艺术，它不仅和歌曲并肩前进，还产生了歌曲，传播了歌曲。”吸引大众的注意力既是电影的任务，也是它的功能，因此，电影歌曲成了电影大众化的最好工具，反过来又因为电影而得到流传。《野草闲花》的插曲《寻兄词》本身不见得如何精彩，但演唱者之一的金焰却凭着自己良好的音乐素质与清亮的嗓音将这首歌唱成了自己表演事业更上一层楼的阶梯。
《野草闲花》的问世离中国第一部有声电影的出现还有一年时间，但是电影作为最具影响力的大众媒体已经势不可挡。此时出现的一大批电影歌曲，也深深地影响了那个时代。1934年胡蝶主演的《姊妹花》和王人美主演的《渔光曲》先后上映，两部电影的插曲《催眠歌》和《渔光曲》迅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