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夏埃尔·于尔格斯-战争中的平安夜-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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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值得青年用成束的鲜花来悼念的大弥撒。然而为勇敢的死者感到骄傲，“这种骄傲远远超出了为死者感到的悲痛”。因为他们敢于战斗、敢于牺牲。

　　德国人的神话就是这种样子的。

　　格拉弗斯用出版战争回忆录的稿酬偿还了他在英国所欠的债务，然后就搬到马略尔卡岛上去了，在今后的几十年中，他在岛上写了他的畅销书——如《我、克劳迪乌斯、皇帝和上帝》——这些作品使他名扬世界。和他的朋友西格弗里德·沙逊一样，他也是属于英国皇家威尔士轻步枪兵团的。1914年圣诞节，皇家威尔士轻步枪兵团在弗勒兰吉安附近，他们对面是德军第104和第133萨克森步兵团。萨克森人不仅是第一次圣诞和平演出中的主角——这件事情就是他们想出来的——而且为首演起了推动作用。格拉弗斯发表在1962年12月15日《星期六晚邮报》上的《圣诞停战》一文中所叙述的几乎都是真正发生的事情。

　　第一次停战时他还不在，他是1915年秋天才来到前线的，但他经历了张罗下一个圣诞节的停战。他巧妙地把所有听来的、在英国报纸上读到的其他故事归纳成一个荒唐的故事。格拉弗斯把历史和幻想结合起来，给现实添上了翅膀，他尽管将它升华到另一种现实，但作为诗歌来讲并不失真。

　　在1914年某一个战区的圣诞节聚会时，参加的士兵中确实有一个杂耍艺人，但人们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是从哪里来的，他也许不叫普齐，他当时肯定没有金鱼。“老马”也可能是任何一个吓得大吃一惊的高级军官，大本营派他来打探值得纪念的、但对他们来说是很值得注意的前线形势。在波默罗伊的形象中有一点班斯法瑟的成分，有一点布坎南…邓洛普的成分，还有一点爱德华·赫尔斯的成分；在科堡的形象中有一点迈尼克的成分，有一点尼曼的成分，还有一点米莱格的成分。但最主要的是，两个人身上都让人看到希望——　一个诗人对人的善良一面的期望。

　　还有，波默罗伊因无视上面的命令而受到审判这一情节不仅仅是格拉弗斯凭空编想出来的，他用了现实中的原型，比如苏格兰警卫营的迈尔斯·巴恩上尉和伊恩·科尔奇昂上尉，他们两人因为无视一切禁令在他们的战区跟敌人商定实行停战，所以受到起诉。科尔奇昂没有否认，相反，他承认要以一个君子的风度自觉地作出决定，并明确表示，必要时在某种情况下也会作出同样决定——正如他在1915年拳击日所经历及后来所描写的：

　　“早饭后哨兵向我报告，德国人从他们的防卫墙爬下来，朝着我们的铁丝网走来。我跑了出去，看见一个德国军官走上前来，他建议圣诞节实行停战。我回答说，这是不可能的。他请求给他15分钟时间埋葬死者。我同意了。于是德国人开始掩埋他们的死者；我们也做同样的事情。一共用了半个小时，接着，我们的人和德国人在无人区交谈起来，开始交换雪茄和卷烟，大概又用了15分钟时间。然后我吹起哨子，命令大家回战壕去。这一天剩下的时间，德国人就在防卫墙上散步，或者坐在沙袋上。我们的人也是这样。这天没有放一枪。”

　　没有过几天，巴恩和科尔奇昂被禁闭起来，但处罚没有这么严，因为科尔奇昂还因他妻子怀孕而获准5天探亲假。1916年1月18日，军事法庭开始审理，英国首相的儿子雷蒙德·阿斯奎思为他们辩护，他把这件事情办得很好，尽管诉讼进行得“血淋淋、毫不留情、把人弄得精疲力尽”，巴恩被释放，科尔奇昂受到严厉处分，但也只不过是5年内不予晋升罢了。

　　他写信给妻子说，这对他无所谓。然而就连这一奇怪的宽容判决也按军队统帅道格拉斯·黑格的命令而撤消了，理由是他知道科尔奇昂是一个勇敢的男人。阿斯奎思于1916年阵亡，巴恩死于1917年，科尔奇昂活到战争结束，最后他已是将军衔旅长了。

　　一位当年圣诞停战的目击者将圣诞和平的故事讲给他朋友的孙子听，孙子于1960年夏天正在准备一次反对东方和西方核武装的大规模示威游行，并提请当局不许冲击游行队伍，为此他去找祖父，劝他和其他一战老兵一起拄着拐杖、坐着轮椅，加入到游行队伍里来。

　　有过痛苦教训、经历过苦难的人们是不是变得聪明了一些呢？两位老人对此持怀疑态度，他们认为只有实行鉴戒政策才能阻止战争，而不是人类通过对战争更深刻的理解，也不是经历了战争的恐惧而把人类吓得不敢再发动下一次战争了。但他们从孙辈们的行动中看到了一个小小的进步，即使对两次世界大战都负有责任的德国人也有所进步。祖辈们欢呼着投身到世界大战中；祖辈的儿子们于25年后，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幸存者一起毫无激情地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孙辈们终于充满激情地上街反对战争，反对所有的战争，这就是进步。

　　进步？在佛兰德战地博物馆的前厅，朝伊珀尔的方向竖着一块石碑，上面刻着自1914年以来被战争摧毁的城市名，只有大城市才在上面占有位置：鹿特丹、考文垂、列宁格勒、德累斯顿、长崎、广岛、萨拉热窝、格罗斯尼等。

　　进步？在博物馆最后一个厅的一大块白色底板上血淋淋地闪烁着1914年大战以来武装冲突的次数。按说1914年的世界大战应该结束以后所有的战争的，然而这块国际红十字会做到墙上的板上显示着100次。2003年3月，乐于参与的国家联合向萨达姆·侯赛因发动战争，法国、比利时和德国不乐意参加，待在家里。于是这个数字用手划掉了，改写成了101次。博物馆的发起人从来没有想到他们的博物馆会办得如此生动，但有一点他们意识到了，这个数字不会是最后最新的数字。

　　这件事情也可以荒唐地反过来看，积极地看。1914年，欧洲大陆上的光明熄灭了，老的欧洲衰落了。4年以后，一切都不像以前那样了。没有了德意志帝国，没有了奥匈帝国，没有了沙俄帝国。九百多万人在战争中送了命，城市和乡村、工业和房屋被摧毁了。但从德国人不服气的失败中生长出强烈的报复性，渴望报仇，想再发动第二次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得更可怕。

　　积极的一面在哪里？

　　2003年，当美国向伊拉克发动战争时，墙上的数字100理应划掉，因为第101次战争开始了，然而以前的许多敌人都说不参加战争。美国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轻蔑地把这些不乐意参战的国家称作“老欧洲”，他意在污辱，倘若正确地诠释一下却是一种光荣：老欧洲又复活了，在和平中联合起来了。


第四章　　和平在慢慢结束

　　再回到另一个过去，回到1914年，那时，短暂的和平正在慢慢结束，这样的和平于1915年在少数战场上又一次闪耀起来。1914年12月27日，在迪克斯迈德转交圣体盒以后的深夜开始，烂泥地的世界末日到了。佛兰德的污泥现状超越了人们至今经历的风、雹、雨、冷、湿组成恶劣现实，西线的苦难日子超出了每个人的承受能力，谁考虑这些问题，谁就会变疯。是真的变疯了还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变疯：一个普通平民的价值系统图上的所有坐标发生了位移，变疯了。

　　从10月份的秋天开始以来，还没有这么糟糕过，许多战壕里的泥浆水涨到1米半以上，布坎南…邓洛普估计快到2米了，他说有的人不注意，就这么在泥浆里被淹没了。

　　然而正是这鬼天气延长了人间的和平——完全不可能再按计划打仗和按命令进攻。双方战线的距离这么近，通常情况下不到5分钟就解决一次突然袭击，但现在，袭击者在铁丝网和树墩间的半路上就会陷在泥浆里，像泥鸽一样被射死。几周前有些比利时人用人工发大水来迫使停战，现在自然的风和雨就能做到这一点。在交通壕里——有一条仅能一人通过的窄道——水已涨到了上边，这些前哨地已无法再埋伏任何人了。

　　刚才还在德军大本营振振有词地强调战争不是体育运动、任何违反联谊禁令要作为叛国处理而受惩罚的高级将领们，也只好向自然的威力屈服和投降，甚至连狂妄的国家主义也只好收敛。本来，按照德国人的狂妄来说，他们除了上帝及其无限权力外是无所畏惧的。然而现在上面的人同意了延长停战的要求——以前从未有过正式停战——以便维护地下掩蔽部，用泵排水，增高防卫墙，用沙袋填缺口，挖排水沟；炮兵也被迫停止轰击。

　　这种在自己战壕里开展的战斗只能在白天进行，而且只有在改善工事期间对方的人不开枪才能成功。“在我们的战区，停战又持续了整整一个星期，双方都在加固他们的战壕，该做的事情都做完了，因为双方都互不干扰。”西里尔·德鲁蒙德报道说，“尽管英国人和德国人都互相通知，按上面下达的指示，和平应该结束了，但现在战争反而变成了一个可笑的插曲。”德鲁蒙德补充说：“高级军官决定，必须结束停战，上面对结束停战的决定也适用于这里的停战。”

　　现在，大自然让他们的命令落空。即使1915年1月上旬天气已经变好，最前线还有十几个兵团和连队仍然保持原状，把命令当空话，没有重新开仗——事后又想出种种计策来巧妙地逃避责任。

　　比如德拉蒙德，他用来对付“重新捡起敌意”这一命令的办法是，找出一所已经半倒塌的农民房子，但他不知道，那里是不是有德国人驻扎过，也就是说，房子是否受到战火的破坏。“幸运的是，我是一个又要开始打仗的战区的军官”。于是在按命令重新开仗前的那天，他派了一个送信人到对方去通知，明天11点钟开始又要开枪了。“在这期间，我让迫击炮对着废墟开了12回炮，房子里面当然一个人也不会有了”。

　　还有一个圣诞奇迹：不用武器，在短短几天内建立起某一种信任。即使有一方开枪了，另一方也不会用枪声作为回答。如果有人开枪，那也是疏忽，或者是某个神经病开的枪——是一个像波默罗伊上尉连队里的那个神经病一样的人开的——他不遵守双方的协定。贝德福德郡的W·A·昆顿说：“12月28日，英国炮兵突然向德方开火，我们都感到很吃惊。德国人扔下一切赶快逃命，但几分钟后他们又出来了，向我们挥手和喊叫说没事了。显然他们很清楚，这一突然袭击不是我们的责任。”

　　一个德国士兵写信对家里说，那个和他们谈判的英国军官马上同意了延长停战，他一点没有语言障碍，因为他“曾在科隆商贸大学念过书，德语说得挺好。他还将他的几个住在科隆的朋友的地址写给我们，他请我们中的一个写信到那边去，说他还好”。德国士兵的家属肯定会摇头，这个德国士兵在信的结尾写道：“这样的事情怎么可能呢，我自己也从来没有想到会有这样的事情。”

　　就像叛逆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一样，和平是一个地点问题。

　　比如在凯默尔山旁。

　　这里的战争从来没有间歇过，没有一天不打仗的。英国第3师的士兵们和他们的指挥官霍尔丹都持一样的观点，圣诞节期间的德国人基本上还是跟平时杀害妇女儿童的德国人一样的，所以没有理由和他们友好。德国军队中这么残忍的其实只是那些普鲁士人，他们才符合英国人所说的德意志帝国军队的形象。

　　比如在普卢赫斯泰尔特森林附近。

　　这里一直停战到2月底，这边是英国沃里克郡的部队、伦敦步兵旅和西福德苏格兰高地兵团，对面是萨克森104兵团和106兵团。

　　停战对普卢赫斯泰尔特森林的敌对双方来说，意味着跟平时一样待在战壕里，他们没有在无人区碰头，因为这太显眼；另一方面，为了不引上面注意，要尽量避免任何见面。威斯特法伦第2兵团的古斯塔夫·里本扎姆跟大多数人的想法不一样，他在日记中写道：“英国人对停战是十分感激的，因为他们终于又能踢足球了。但是这一切慢慢地显得很可笑，应该结束了。我将跟55兵团商量一下，今天晚上结束。”

　　第一次十分特殊的圣诞和平持续了几天、几个星期，在某些战区甚至一年没有间断过，一直延续到第二年圣诞节。这是很不寻常的，虽说在伊珀尔一带的阵地战上，双方很少有一个晚上是没有伤亡的，但是根据各兵团的战争日志记载，其他战区几个月之久都很安静，没有死亡记录。从1915年3月开始，待在费斯蒂贝尔的战壕里其实很安全，因为双方都把精力放在保护和加固自己的战地上，而不是去进攻对方，这一战线上的士兵们所做的事情就是站岗、看书报和写长信。

　　这一非常特殊的停战建立在个人交往的基础上，现在又以非常特殊的交往形式在战场上起作用。“先生们，”萨克森人告诉他们的对方，“我们有幸告诉你们，我们上校命令，从午夜开始又要开火了。”下午和英国人一起喝“下午茶”时，他们转告了这一消息，在这种湿冷天气，喝一杯热茶再合适不过了，又有谁比英国人更会煮茶了呢？萨克森人也带来了烧酒。

　　他们把上面的命令写成书面的东西，使对方的伙伴们手上有点依据，好去告诉自己的大本营。英国大本营的一位副官接到关于将要结束停战的报告时，很有礼貌地回答说，在没有听到炮声前，他不作任何书面汇报，前线的士兵们都认真地对待这一讽刺性回答。

　　至于从午夜开始朝哪里开枪，这是毫无疑问的，朝英国先生们的脑袋上方打，但他们的炮兵朝哪里开炮，他们就不能保证了。没有射中敌人的士兵虽然要挨军官的骂，但是其中的意图是很难被证明的，所以射手也就不受惩罚。但如果以西线的一个德军师团为例，乍看起来，打偏的统计和上述观点有矛盾。1914年12月和1915年1月，在56次和63次射击中，被起诉为不服从命令的都比以前多3次。这些数字其实仅仅说明了，因为不服从命令、因为搞友好活动、因为害怕敌人等原因而导致了多次起诉，但没有体现出是否送交军事法庭和判决结果如何。

　　觉得停战会一直持续下去的感觉已经没有了，他们无助地站在泥浆中，但仍顽强地试图挽救他们的和平，让它再持续几个小时、持续几天。关于战争的好消息和坏消息又传开了，一个英国记者报道说：“1915年来得非常阴沉，我们这些只是在观察的人又将为我们许多最好的男儿们哀悼了。停战已经过去了，荒谬和悲剧又会重新来到。”

　　可以感觉到士兵们的绝望，因为刚刚才开始的东西马上要结束了。从已经感觉到的无能为力中还没有生出愤怒，大家只是听天由命，有时甚至希望有那么有的放矢的一枪可以结束这里的生活，但不是结束整个生命。

　　阿尔弗雷德·利希滕施泰因根据这样的感觉写了讽刺诗《战前祈祷》：

　　每一边都在热情歌唱，

　　每个人在为自己祈祷：

　　上帝啊，保佑我免遭不幸，

　　圣父、圣子、圣灵啊，

　　不要让炮弹击中我，

　　不要让无耻的敌人俘虏我、射死我，

　　为了可爱的祖国，

　　不要让我像一条狗那样倒毙。

　　看吧，我真想再活下去，

　　我要挤牛奶、养活姑娘，

　　我要狠揍流氓恶棍，

　　我还要喝醉几回，

　　直至我进入极乐世界。

　　看吧，我多么愿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