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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清-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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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始叠起好几张桌子,一名妇女仰卧在上面,竖起双足托着一个八岁的小孩,小孩或正卧或反卧或起立,或单腿站立、双手合掌拜跪,或者又向后屈身以至两肩与脚相接。小孩的两脚也能仰竖而伸缩自如。妇女有时又用一足托住小孩,小孩的身体就会弯曲得像莲花出水一样。桌子下面则是二个男子、一个妇女、一个女孩和一个老年妇女,敲锣击鼓,用民歌小调夹杂着佛教颂曲作为伴奏。表演了很长时间才下来。又有一名妇女登场,和前面一样仰卧,用双足把一只案桌竖着托起,然后足蹬案桌的四角使之旋转,接着让案桌反面朝上停住,让小孩再站在上面,像前面一样拜跪起立。小孩下来,则又换上一只大木槌,木槌长一尺半,圆径有槌长的一半。她两脚不停地旋转木槌,或者向上抛起再接住。妇女表演完了,一名男子登场,还是两足竖着托住一架扶梯,约五级高,小孩向上爬到梯顶,再人向下倒爬逐级而下。树庐叟很哀怜他们的劳累,叫他们暂时歇息,用酒招待他们。  

那伙人又移到别处拉开场子,选择一块草浅坡平的地方,拣去瓦石,然后将长木连接成高跷,离地面约八尺高。一名男子踩在上面,脸上敷着粉墨,摇着扇子又唱又笑,大步行走显得非常自如,并且还不时跳跃,接着更是挥舞大刀,回旋转身都非常合乎节拍。这个节目,我们家乡及江南一带时常可以见到,甚至有高达一丈多的,但只能步行而不能跳舞。最后他们架起软绳,高一丈左右,长二丈多,一个小女孩踩上去,手里拿着一根竹竿,两头拴着石块,就像秤杆一样保持平衡,走到绳索尽头,就倒行回来,时而仰卧,时而单足而立,时而仰身而行,时而扛着竹竿如挑担而行,时而又坠落以足挂绳重新跃起。下面的人击鼓歌唱而伴和着她,通过说白一一报出表演的名目。这个节目演得时间最长,大约有十刻钟光景。女孩下来,另一名妇女要来一块手帕蒙住双眼装成瞎子,翻身跳上绳索,假作看不见的模样,来回摸索着举步,时而跌倒像要掉下去,时而左右摇晃似乎非常害怕,演了好久才结束。她也是手里拿着竹竿,而且拴着的石块更重,为的是保持平衡。  

刚登场时,观众见他们如此惊险,都为之吓得两腿发抖,头发直竖,目眩头晕,又惊又怕唯恐他们跌下来。树庐叟观察场上的演员,则都是从容不迫地保持着镇静,既使是八岁小孩也显得非常专心谨慎,就像前代儒士修身养性时的庄重恭敬,又像和尚在静心打坐。这都是心志专一以后才达到的。他们一心用于练习技艺,苦思苦想地进行刻苦的训练,一再失败而不改变目标,研究动作成功的关键从而适应它的情势,终于找到了用力的部位所在;又反复练习了很久,直到非常纯熟绝无丝毫差错,才开始拿出来公开表演,这时就是拿天下难度最高的动作来让他们做,也都会变得极其简单。看来哪怕是细小的技术也自有它的道理啊!由此可以知道,极精巧的技艺来源于极平凡的训练,因为用意志凝聚了他的精神,用这种精神启动了他的天赋,这不是轻率从事、很快招致失败的人所能做得到这样的。这层意思庄子是知道的,但因为他爱惜自身而不肯用于天下;张仪、苏秦也是知道的,却以欺弄别人的国家作为演习,想要贪图富贵结果自己毁灭了自己的身躯或名声。庄子所称赞的宜僚弄丸、庖丁解牛、驼子捉蝉、纪渻子养鸡,直至伯昏瞀人站在千仞悬崖的小路上,向后倒退行走,腿跟几乎有二分露在悬崖之外;吕梁山的男子在三十仞高的瀑布之下游泳,湍急的流水冲出的泡沫直达四十里以外;没有哪件事不是这样,因为他们的精神凝聚而不分散啊。树庐叟又扫视周围的观众,这些人时间久了也就忘记了演员是在表演惊险的动作,而觉得他们和在平坦大道上没有什么两样,因为精神上与他们完全融化在一起了。厉害啊,习惯真能改变人啊。  

那人对树庐叟说,祖先是从河南来到零陵的,技艺流传下来已有三代,徒弟达一百多人。家里虽有几亩薄田,却不胜赋税劳役的负担,于是带着他的妻子、以及妻子兄弟的妻子,哥哥的儿子,抱在怀中的幼孩,奔走四方卖艺以求糊口,倘有余钱还可供奉田赋。所到的江苏、浙江、广西、云南、贵州,长城以外的边界地方,都是挑担步行,也不向别人借用表演器具。所以熟悉各地的草木特性,有时拾取来补充食粮的不足,也用来喂养他们的幼儿。  

树庐叟巡视那伙人,见他们穿着破旧的麻衣,一付飘泊流浪、陷于穷困的样子,却面带喜色、自得其乐,在一起相处得非常和谐融洽。无论男孩女孩,五六岁就开始教他们练功;年老而不再上场的,也都能靠积蓄维持自己的生活。他们以大路为家,以表演杂技代替种田,互相传授技艺成为本家族的谋生手段。他们的肌体被严寒酷暑、风吹雨淋、冰雪交加锻炼得更加健壮,意志经受了跋山涉水、艰难的途程、世态人情的磨砺因而处处小心,所以男女老少都显得很愚笨麻木。他们身手矫捷机敏,胜过猿猴,但他们的性格却温和得像麋鹿一样。  

树庐叟因而为之深有感慨。前代君王的教诲,许久已不宣扬不推行了。这些人处身于优伶与巫觋者的行列而恬然自喜,这是为夏仲御所深恶痛绝的;但由此也更明白了天地之大,万物会各自顺应它们的规律而生长发展,就像稻子和稗草同时开花结实一样,上天对它们是并不偏心的。他们固然自以为是在演戏,所游历经过的几千上万里路上,从高楼深宅的大户人家,以至人烟稀少的村庄,也无不以戏乐来看待他们,而我老翁独以为自有其作用。我已经年老了,不能再做漂洗棉絮的事,更哪里有力量上阵打仗以试验那不龟手的药呢?只是假托几句空话记一点感想罢了。的确是这样啊。王介甫曾说“鸡鸣狗盗之徒出自孟尝君之门,所以士人由此而不肯去”。不能招致鸡鸣狗盗之徒倒也罢了,只怕吕惠卿之流的献媚奉承和巧言欺骗,甚至连鸡鸣狗盗之徒都不如。倘若鸡鸣狗盗之徒出自其门下,只会更利于招致天下的奇士,而孟尝君未必真懂得这个道理。信陵君、燕昭王知道这点,所以信陵君收留了卖浆者、赌徒、屠夫并加以重用;燕昭王以千金买下死马之骨,终于收纳贤士报了齐国的仇怨。宋朝也有张元、吴昊,即使连韩琦、范仲淹这样善于识拔才士的人都未能重用,反让他们为西夏效力。但愿不要再以我老翁的话为戏言了。可悲啊!(邓长风)
 
 
 
 

  

  
 
                       原君(〔清〕黄宗羲)  
 

 【原文】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天下有公利而莫或兴之,有公害而莫或除之。有人者出,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此其人之勤劳,必千万于天下之人。夫以千万倍之勤劳,则己又不享其利,必非天下之人情所欲居也。故古人之君,量而不欲入者,许由、务光是也;入而又去之者,尧、舜是也;初不欲入而不得去者,禹是也。岂古之人有所异哉?好逸恶劳,亦犹夫人之情也。  

后之为人君者不然。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亦无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公。始而惭焉,久而安焉,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汉高帝所谓“某业所就,孰与仲多”者,其逐利之情,不觉溢之于辞矣。  

此无他,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是以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曰:“我固为子孙创业也。”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向使无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呜呼!岂设君之道固如是乎?  

古者天下之人爱戴其君,比之如父,拟之如天,诚不为过也。今也天下之人,怨恶其君,视之如寇仇,名之为独夫,固其所也。而小儒规规焉以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至桀纣之暴,犹谓汤武不当诛之,而妄传伯夷、叔齐无稽之事,乃兆人万姓崩溃之血肉,曾不异夫腐鼠。岂天地之大,于兆人万姓之中,独私其一人一姓乎?是故武王圣人也,孟子之言,圣人之言也。后世之君,欲以如父如天之空名,禁人之窥伺者,皆不便于其言,至废孟子而不立,非导源于小儒乎?  

虽然,使后之为君者,果能保此产业,传之无穷,亦无怪乎其私之也。既以产业视之,人之欲得产业,谁不如我?摄缄縢,固扃鐍,一人之智力,不能胜天下欲得之者之众。远者数世,近者及身,其血肉之崩溃,在其子孙矣。昔人愿世世无生帝王家,而毅宗之语公主,亦曰:“若何为生我家!”痛哉斯言!回思创业时,其欲得天下之心,有不废然摧沮者乎?是故明乎为君之职分,则唐、虞之世,人人能让,许由、务光非绝尘也;不明乎为君之职分,则市井之间,人人可欲,许由、务光所以旷后世而不闻也。然君之职分难明,以俄顷淫乐,不易无穷之悲,虽愚者亦明之矣。  

——选自《四部备要》本《明夷待访录》  

【译文】人类社会开始之后,人都是自私的,也是自利的。社会上对公众有利的事却无人兴办它,对公众有害的事也无人去除掉它。有这样一个人出来,他不以自己一人的利益作为利益,却让天下人得到他的利益;不以自己一人的祸患作为祸患,却让天下人免受他的祸患。那个人的勤苦辛劳,必定是天下人的千万倍。拿出千万倍的勤苦辛劳,而自己却又不享受利益,这必然不是天下常人之情所愿意的。所以古时的君主,考虑后而不愿就位的,是许由、务光等人;就位而又离位的,是尧、舜等人;起先不愿就位而最终却未能离位的,是大禹了。难道说古代人有什么不同吗?喜好安逸,厌恶劳动,也像常人情况一样啊。  

后代做人君的却不是这样了。他们认为天下的利害大权都出于自己,我将天下的利益都归于自己,将天下的祸患都归于别人,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的。让天下的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将自己的大私作为天下的公利。开始时对此还觉得惭愧,时间久了也就心安理得了,将天下看作是广大的产业,把它传给子孙,享受无穷。正如汉高祖所说的“我的产业所达到的成就,与二哥相比,究竟谁多呢?”他的追逐利益的心情,不知不觉已流露于言辞了。  

这没有其他原因,古时将天下看成是主,将君主看作是客,凡是君主一世所经营的,都是为了天下人。现在将君主看作主,将天下看作是客,凡是天下没有一地能够得到安宁的,正是在于为君主啊。因而当他未得到天下时,使天下的人民肝脑涂地,使天下的子女离散,以增多自己一个人的产业,对此并不感到悲惨,还说:“我本来就是为子孙创业呀。”当他已得到天下后,就敲诈剥夺天下人的骨髓,离散天下人的子女,以供奉自己一人的荒淫享乐,把这视作理所当然,说:“这些都是我的产业的利息呀。”既然这样,作为天下最大的祸害,只是君主而已!当初假使没有君主,人们都能得到自己的东西,人们都能得到自己的利益。唉!难道设立君主的道理本来就是这样的吗?  

古时候天下的人都爱戴他们的君主,把他比作父亲,拟作青天,实在是不算过分。如今天下的人都怨恨他们的君主,将他看成仇敌一样,称他为“独夫”,本来就是他应该得到的结果。但小儒死守旧义,认为君臣间的关系存在于天地之间,难以逃脱,甚至像夏桀、殷纣那样残暴,竟还说商汤、周武王不应杀他们,而编造流传伯夷、叔齐的无从查考之事,把千千万万老百姓的死,看成与老鼠的死没有什么两样。难道天地这样大,却在千千万万的百姓之中,只偏爱君主的一人一姓吗?所以说周武王是圣人啊,孟子的话,是圣人的言论啊。后代那些想要凭着他像父亲一般、像老天一般的空名,禁止别人窥测君位的君主,都感到孟子的话对自己不利,直到废除孟子配祀孔子的地位,这难道不是来源于小儒吗?  

虽是这样,如果后代做君主的,果真能保住这产业,把它永远传下去,也不怪他将天下当作私有了。既然将它看作产业,旁人想得到产业的念头,有谁不像自己呢?于是用绳捆紧,用锁加固,但一个人的智慧和力量,并不能战胜天下要得到它的众多的人。远的不过几代,近的就在自身,他们血肉的崩溃,就应在子孙的身上了。过去南朝宋顺帝愿以后世世代代都不要投生到帝王家中,而明毅宗对公主所讲的话,也说:“你为什么要生在我家!”这话真可痛惜啊!回想他们祖上创业之时,志在占据天下的雄心,哪有不垂头沮丧的呢?因此明白作君主的职责,那么唐尧、虞舜的时代,人人都能推让君位,许由、务光也并非超尘绝俗的人;不明了作君的职责,那么就连市井之间,人人都想得到君位,许由、务光因而绝迹于后世而听不到了。虽然君主的职分难以明了,但用片刻的荒淫享乐,不值得换取无穷的悲哀,即使是愚蠢的人也能明白这一道理的。(邓乔彬)
 
 
 
 

 
  
  
 
                       廉耻(〔清〕顾炎武)  
 

 【原文】《五代史·冯道传·论》曰: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善乎,管生之能言也!礼义,治人之大法;廉耻,立人之大节;盖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人而如此,则祸败乱亡,亦无所不至;况为大臣而无所不取,无所不为,则天下其有不乱,国家其有不亡者乎?然而四者之中,耻尤为要。故夫子之论士,曰:“行己有耻。”孟子曰:“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又曰:“耻之于人大矣,为机变之巧者,无所用耻焉。”所以然者,人之不廉,而至于悖礼犯义,其原皆生于无耻也。故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  

吾观三代以下,世衰道微,弃礼义,捐廉耻,非一朝一夕之故。然而松柏后凋于岁寒,鸡鸣不已于风雨,彼昏之日,固未尝无独醒之人也!顷读《颜氏家训》有云:“齐朝一士夫尝谓吾曰:‘我有一儿,年已十七,颇晓书疏,教其鲜卑语,及弹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无不宠爱。’吾时俯而不答。异哉,此人之教子也!若由此业自致卿相,亦不愿汝曹为之。”嗟乎!之推不得已而仕于乱世,犹为此言,尚有《小宛》诗人之意,彼阉然媚于世者,能无愧哉!  

罗仲素曰:教化者朝廷之先务,廉耻者士人之美节;风俗者天下之大事。朝廷有教化,则士人有廉耻;士人有廉耻,则天下有风俗。  

古人治军之道,未有不本于廉耻者。《吴子》曰:“凡制国治军,必教之以礼,励之以义,使有耻也。夫人有恥,在大足以战,在小足以守矣。”《尉缭子》言:“国必有慈孝廉耻之俗,则可以死易生。”而太公对武王:“将有三胜,一曰礼将,二曰力将,三约止欲将。故礼者,所以班朝治军而兔苴之武夫,皆本于文王后妃之化;岂有淫芻荛,窃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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