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处事智慧 作者:何者明-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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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谦不是功不可没吗？怎么说他对人苛刻呢？接着往下看就明白了。文臣徐有贞，因在瓦剌军队进逼京师之时，率先提出“南迁”主张遭到于谦的严正驳斥，为此徐有贞经常遭到同事们讥笑，一直得不到升迁。他多次请求于谦举荐，希望谋取国子监祭酒一职。于谦也曾在景帝面前提及此事，但景帝认为徐有贞在危急关头大唱“南迁”调子，造成极坏影响，不同意提升他。未能遂愿的徐有贞非常懊恼，他怪责于谦从中作梗，影响了自己的前程，因而对于谦恨之入骨。
武将石亨掌管着京师驻军的兵权，一开始虽因与瓦剌军战遭败而被谪，但不久在于谦的保荐下，又官复原职，并在于谦的领导下，扭转败局，立下大功，被封为世侯。如此优厚的封赐使石亨受宠若惊，为了表达对于谦的知遇之恩，他向皇帝请求封赏于谦的儿子于冕。未曾想到的是，于谦在朝廷上义正辞严地拒绝了，还指责他徇私。于是，石亨于谦，二人关系破裂，积怨日深。
由于处理事情不善于婉转，说话直，不给人面子，于谦得罪了本可以不得罪的人。就这样，文臣武将、内宫外廷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股“倒谦”势力。一番密谋之后，不久付诸行动。徐有贞等是行动的策划者，石亨、曹吉祥等则是行动的执行者，他们趁景帝病重之际，猝然发动宫廷政变，夺门成功，把老皇帝英宗又送上了皇帝的位子。而于谦的性命却丢在了这帮人之手。
你知道什么事对自己重要吗
权然后知轻重；度然后知长短。
——《孟子》
孟子擅长用逻辑归谬法与人辩驳，例如先假定了两种荒唐的说法：“力足以举千钧，而不足以举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齐宣王对此加以否定，孟子立即把齐宣王自己的做法接上去：“恩足以几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这样便轻而易举地使齐宣王认识到了自己存在的问题：不是不能，而是不为。也就是说，不是做不到，而是不愿做。
当齐宣王不甚明白时，孟子又作了生动的举例说明，“挟太山以超北海”是做不到，而“为长者折枝”则是愿不愿意做的问题了。说到底，关键是看你有没有朝这方面想，有没有这样一种精神。
今天我们在生活中有许多事情都该权衡，貌似小事，实际上牵涉到利益互动的大问题。比如说为老人孕妇让座，不要随地吐痰，遵守交通规则等等，的确都是“为长者折枝”举手之劳，而不是要你“挟太山以超北海”，可我们就是生性懒惰，又缺乏“中庸精神”，所以连让座这件事也要宣传号召。许多人就是要随地吐痰，要违反交通规则，这些都是没有想清楚“不为”与“不能”的道理。说到这里，是不是值得我们在生活小事上多加反省，多一点“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精神呢？
孟子在讲清楚了“不为”与“不能”的问题后，他又一次施展口才，对齐宣王来了一番政治行为心理学的开导，这就是著名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理论，“推己及人”，首先自己做起，然后推及自己的夫人、兄弟，再到整个家族和国家。
孟子说“权，然后知轻重；度，然后知长短；物皆然，心为甚”，虽然是希望齐宣王好好考虑，好好反省自己的所作所为。而我们为人处世也处处要长短权衡轻重度量。儒学非常重视人的自我反省功夫，在儒家看来，只有经常衡量，才能认识自己，改善自己。不过，我们在这里突然想到的却是，认识自己固然需要自省，认识他人不是更需要权衡度量吗？
为人说话不可太直露
澹泊之士，必为浓艳者所疑；检饰之人，多为放肆者所忌。君子处此，故不可稍变其操履，亦不可露其锋芒！
——《菜根谭》
一个有才德而又能淡泊明志的人，一定会遭受到那些热衷于名利的人所怀疑；一个言行谨慎而处处检点的真君子，往往会遭受那些邪恶放纵的小人的忌恨。所以一个有才德的君子，如果处在这种既被猜疑而又遭受忌恨的恶劣环境中，固然不可以改变自己的操守和志向，也绝对不可锋芒太露地刻意表现出自己的才华和节操。
孔子说：“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孔子还讲过：“讷于言”、“慎于言”，但这种装哑的方法现在看来毕竟偏于消极，不符合交际的需要。当然不可失言。在与人交往中有时无话可说的时候想话说，比如你拜访别人，十几分钟，大眼瞪小眼不行，所以要能想出话题；想话说，也不是开口胡说，毕竟这些话是要经你审慎考虑的，不能说不得体的话。
《战国策》上记范雎见秦昭王，一次、两次，秦昭王向他请教，他都不说话，因为他发现秦昭王与他谈话时心不在焉，而他要讲的又是一套使秦国富强称霸的大道理，别人不重视，讲出来无益。直到第三次，秦昭王单独会见他，专心致志，虚心向他求教，他的一席话，就打动了秦昭王，封他当了宰相。像范雎这样，才真正是既不失人、又不失言的智者。
意大利知名女记者奥里亚娜·法拉奇，迂回曲折的提问方式，是她取胜的法宝之一。
南越总理阮文绍，曾被外界评论“是南越最腐败的人”。法拉奇在采访阮文绍时想了解他对此评论的意见，但是，如果直接提问，阮文绍肯定会说没有这回事。法拉奇将这个问题分解为两个有内在联系的小问题，曲折地达到了采访目的。她先问：“您出身十分贫穷，对吗？”阮文绍听后，动情地描述小时候他家庭的艰难处境。得到关于上面问题的肯定回答后，法拉奇接着问：“今天，您富裕至极，在瑞士、伦敦、巴黎和澳大利亚有银行存款和住房，对吗？”阮文绍虽然否认了，但为了对舆论有个交待，他不得不硬着头皮道出他的“少许家产”。阮文绍到底是像人们所说的那样富裕、腐败，还是如他所言并不奢华，已很清晰，读者自然也会从他所罗列的财产“清单”中得出自己的判断。
阿里·布托是巴基斯坦总统，西方评论界认为他专横、残暴。法拉奇在采访时他没有直接问他：“总统先生，据说您是个法西斯分子”，而是将这个问题转化为：“总统先生，据说您是有关墨索里尼、希特勒和拿破仑的书籍的忠实读者。”从实质上讲，这个问题同“您是个法西斯分子”所包含的意思是一样的，转化了角度和说法的提问，往往会使采访对象放松警惕，说出心中真实的想法。它看上去无足轻重，但却尖锐、深刻。
如何在倾听中做出决断
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辟如天地之无不持载，无不覆帱，辟如四时之错行，如日月之代明。万物并良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
——《中庸》
一个领导身边，没有一个敢于说真话的人，没有一个正直的下属，全都是些唯唯诺诺，以领导的对错为对错，只是一味地服从，听话的人，像这样的领导虽然权力无阻，但位子却不牢固。
据《新书》记载：“从前宋昭公逃亡到边境，喟然长叹地说：‘唉！我现在知道我所以败亡的原因了。我朝人臣数千，发动政治事件，无不说我君圣明；我的侍从御用的人也有几百人，我披衣而立，无不说我主漂亮。我从内到外都听不到自己的过错，我就到了这个地步，我被困在什么都好里面。’”
为什么不知道自己的过错呢？在于平时完全相信身边人的言语，认为自己是没有过错的圣明君主，以至达到丧身败国的地步，这都是左右谄媚奉承的人所造成的后果。除此之外，如自私、贪污、枉法、结党、弄权、叛敌等等行为，还有愚蠢错误的偏见，都足以致使亡国的，而且，完全听信他人的话，天下的贤人哲士就不会归附了。
列子在郑国贫穷时，妻子也饿得面黄肌瘦，郑子阳派人送来数十担粮食，列子辞谢不收，并解释他的行为说：“他不是了解我的人，是听从他人的传说才知道我的，以听从他人的话而送给我的粮食，这是重加我的罪过，这样我也就会听从他人的话了。”这不愧是高明的论断，深远的谋虑，不是贤人难以达到这个境界。
所以说，领导者既然知人用人就得知言辨言。唐朝一位政治家陆贽向皇帝奏议，主张以听言作为考核人才的方法，他说：“根据听言考核人才，就是要想了解事情的得失，不可不听取他人的话；要想辨别话的真假，不得不考察于事实。说事有所得的人，必然有他所得事情的理由；说事有所失的人，必然有他失的理由；称赞人善的人，必定详细观察他行善的事迹；评论人的坏处的人，必然明白他作恶的极端。既然尽知他的情况，再到群众中去调查，群众说的实情，必然可以作为重要的参考。如有诬陷，也要真正明白而给予惩罚。”陆贽建议皇帝注重于考核人才的关键是明断分析左右所说的话，这样就不失去人才，就不会把事情弄糟。
他人的话不能不听，但重要的在于知言辨解。孟子说知言的要旨在于：“言辞偏颇的人，我了解他所受的蒙蔽；言辞虚化的人，我了解他所受的沉迷；言辞怪僻的人，我了解他在哪方面理屈词穷。偏颇、虚化、怪僻这几种言辞，对国家有危害。如果有圣人出现了，他肯定会赞同我所说的这些话。”
天玄子说：“圣人辨言辞应做到：谀言辨别出他所想达到的目的，赞颂的话辨别出他想做什么，直爽规劝的话，辨别出他正确的方面，忠诚的话，辨别出他正直的方面，不能挑明的话，辨别出他指的是什么，寓言辨别出他所借用的意义，坏话辨别他的缘由，毁谤的话辨别出他的起因。这都要动脑筋、用智慧来明辨他们，正确的虚心接受，不对的反求于自己。”
明朝宰相、改革家张居正说：“天下的事，贵在思虑详细，贵在力行，谋略在集中大家的思路，决断在自己。”
魏文侯用乐羊，审视、谨慎在先，信任在后。这样，既信任他，就对左右的话一概不听，虽毁谤乐羊的奏书有一箱，也不改变自己的看法。他知道，左右的话，是听而不可信、不可取的。
行事要符合自己的角色身份
子曰：“愚而好自用，贱而好自专，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灾及其身者也。”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人伦。虽有其位，苟无其德，不敢作礼乐焉；虽有其德，苟无其位，亦不敢作礼乐焉。子曰：“吾说夏礼，杞不足徵也。吾学殷礼，有宋存焉。吾学周礼，今用之，吾从周。”
——《中庸》
处世既不能跟有些人学坏，也不要标新立异，故做清高，故意与众不同；做事既不可以处处侵犯他人、惹人讨厌，也不能凡事都阿谀奉承博取他人的欢心。所以洪应明说：“处世不宜与俗同，亦不宜与俗异；做事不宜令人厌，亦不宜令人喜。”
中庸之道是一种高明的处世哲学，然而遗憾的是，真正去掌握并实践中庸之道的人却并不多。人世间发生的不少悲剧都与当事人的言行违背了中庸之道有关。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有了好的方法却不被人接受呢？对此，孔子是这么认为的：中庸之道之所以不能畅行，我知道其中的原因了，聪明的人常常超过中庸之道，而愚蠢的人又常常达不到；中庸之道之所以不能明晓于世，这是因为贤能的人常常超过中庸之道，而不肖之人，又达不到。
关于行事的身份、职责和角色问题，韩非子强调严惩那些侵官越职管闲事的人。他讲了这样一个故事：韩昭侯有一次喝醉了酒，伏在几案上睡着了，专门为他管理帽子的人怕他受寒，就在他身上披了件衣服。韩昭侯一觉醒来，看见身上加了衣服，很高兴，问旁边的人：“谁给我加的衣服？”旁边的人回答说：“管帽子的。”韩昭侯于是下令，把管衣服和管帽子的一同治罪！
明代嘉庆年间，李乐做官清正廉洁。有一次他发现科考舞弊，立即写奏章给皇帝，皇帝对此事却不予理睬。他又面奏，结果把皇帝惹火了，皇帝以故意揭短罪，传旨把李乐的嘴巴贴上封条，并规定谁也不准去揭。封了嘴巴，不能进食，就等于给他定了死罪。这时，旁边站出一个官员，走到李乐面前，不分青红皂白，大声责骂：“君前多言，罪有应得！”一边大骂，一边叭叭地打了李乐两记耳光，当即把封条打破了。
由于这个人是帮助皇帝责骂李乐，皇帝当然不好怪罪他。其实此人是李乐的学生，在这关键时刻，他换个角色，“曲”意逢迎，巧妙地救下了自己的老师。如果他不顾情势和身份犯颜“直”谏，非但救不了老师，恐怕自己也被连累。可见身份要变得妙，不守不行，死守也不行。
处世避免过激和片面性
唯天下至圣为能聪明睿知，足以有临也；宽裕温柔，足以有容也；发强刚毅，足以有执也；齐庄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别也。溥博渊泉，而时出之。溥博如天，渊泉如渊。见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说。是以声名洋溢乎中国，施及蛮貊。舟车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日月所照，霜露所队：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故曰配天。
——《中庸》
儒家提倡中庸之道，就是要提倡以诚、以宽、以礼待人；不偏听偏信，也不搞放弃原则，而要以社会的利益为重，高瞻远瞩地、全面地观察和处理问题。
松下幸之助在其《关于中庸之道》一文中说，中庸之道的真谛是：“不为拘泥，不为偏激，寻求适度、适当”；中庸之道“不是模棱两可，而是真理之道，中正之道”。他呼吁：“但愿真正的中庸之道能普遍实践于整个社会生活中”。
宋代大儒朱熹说：“中者，无过无不及之名也；庸，平常也。”另一位宋代大儒程颢解释说：“不偏之谓中，不易之为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
中庸之道为何受到人们的推崇？我觉得，这是由于它反映了一种合情合理的精神，按中国儒家的看法，就是它能“致中和”，达到中正和平，而“使无事不达于和谐的境界”。
历史经验证明，实施中庸之道，避免过激和片面性，有助于人际关系的改善和问题的正确处理，而搞“反中庸”，“矫枉必须过正”那一套，则会给社会、给个人带来非常不利的后果。不过，要真正实施中庸之道，也并非容易事，它非经过人们的共同努力不可。
照中国传统说法，讲中庸之道的人，在处理一般人际关系中，应该要讲厚道，要具有不计较个人得失恩怨的广阔胸怀，能够容纳各种不同意见，团结甚至是反对自己的人，一起把事情办好。讲中庸之道的人，在处理问题时，总要注意听取各方面的意见，然后经过分析研究，作出正确的处理。因而讲中庸，也是讲民主，反对搞“一言堂”。
讲中庸，不是搞折衷，放弃原则。因为中庸之道即是“正道”、“定理”，也就是原则。讲正道、讲定理、讲原则，就是要辨黑白，论是非。不能把事物的各方面“折衷”起来，超然于是非之外，混迹于黑白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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