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处事智慧 作者:何者明-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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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议员会赞成官员所说的一切，并审时度势，抓住机会打断他的一连串话题，使其原则崩溃，说出真心话。对付滔滔不绝、口若悬河的人，这种方法更有效果。

　　回到如何做人上，我还是欣赏这段话：“山林是胜地，一营恋变成市朝；书画是雅事，一贪痴便成商贾。盖心无染著，欲境是仙都；心有系恋，乐境成苦海矣。”读洪应明这段话，眼前马上出现一副清新的画面，但它的“画外音”却是：

　　山川秀丽的林泉本来都是名胜地方，可是一旦沾迷留恋，就会把幽境胜景变成庸俗喧嚣的闹市区；琴棋书画本来是骚人墨客的一种高雅趣味，可是一产生贪恋的狂热念头，就会把风雅的事变得俗不可耐。所以一个人只要心地纯洁，即使被外物所感染，置身于人欲横流的花花世界，也能建立自己内心快乐的仙境；反之，一旦内心迷恋声色物欲，即使置身山间的快乐仙境，也会使精神堕入痛苦深渊。所以，生活中你以中庸处世，或屈或伸，不做过度，也就不被物累、不被名利纠缠。　　
怎样以退让的方式蒙住对方
　　人肯当下休，便当下了。若要寻个歇处，则婚嫁虽完，事亦不少。僧道虽好，心亦不了。前人云：“如今休去便休去，若觅了时无了时。”见之卓矣。

　　——《菜根谭》

　　人不论做什么事，应罢手不干时，就要下定决心结束。以退让开始，以胜利告终，是人情关系学中不可多得的一条锦囊妙计。你先表现得以他人利益为重，实际上是在为自己的利益开辟道路。在做有风险的事情时，冷静沉着地让一步，尤能取得绝佳效果。

　　范蠡追随越王勾践二十多年，苦其心志，运筹谋划，终于灭了吴国，报了会稽之辱。勾践称霸诸侯后，范蠡也被封为将军。但范蠡深知勾践为人，只可同患难，不可共安乐，于是急流勇退，携妻将子，扬帆过海，秘密离开了越国。范蠡辗转到了齐国，改名换姓，自称为鸱夷子皮，在海边定居下来。从此，率子整治家业，开发经营。范蠡记得还是在会稽山上曾与另一位谋臣计然共事，计然说：“要打仗就要备战，备战就要与货物打交道。只有知道货物的生产季节和社会需求关系，才算是知道货物。季节和需求关系能够明确，则天下所有货物的供需行情，就能够看得清楚了。”计然给勾践出过不少计谋，使战败的越国很快就富起来。

　　范蠡从中得到启示：“计然的策略共有七项，越国只用了五项就能如愿以偿。他的策略对于治国行之有效，如果用于治家，我想必有收益。”范蠡依计而行，果然，没多久，就在海边积累了数十万财产，富甲齐国。齐国人看他贤能，又善于理财，便请他出来为卿相。范蠡喟然长叹：“在家能积聚千金，外出能官至卿相，对于普通人这是再高兴不过的事了，但长久地享受这些尊荣和名声并不吉利啊！”于是，又辞了卿相，把大部财产分给亲朋好友和邻里乡党，只随身藏着些珍贵的珠宝，秘密离开齐国，到达宋国的都城陶。范蠡看到陶位于天下的中心，与诸侯各国四通八达，来往货物都在此交易，认为此地经营很容易致富，便在陶定居下来，自称陶朱公。从此，父子刻苦节俭，亲自耕种畜牧，兼营商业。由于对商品的屯积或脱手，善于看准行情，把握时机，在贩进卖出之中，获取十分之一的利润，没几年，又积累了上亿的家产，天下都知道陶朱公了。

　　退让有一种办法是表面上作出让步，实际上却暗中进了一步。

　　有一次，世界著名滑稽演员侯波在表演时说：“我住的旅馆，房间又小又矮，连老鼠都是驼背的。”旅馆老板知道后十分生气，认为侯波诋毁了旅馆的声誉，要控告他。

　　侯波决定用貌似让实则进的办法，既要坚持自己的看法，又可避免不必要的麻烦。于是在电视台发表了一个声明，向对方表示歉意：“我曾经说过，我住的旅馆房间里的老鼠都是驼背的，这句话说错了。我现在郑重更正：那里的老鼠没有一只是驼背的。”

　　“连那里的老鼠都是驼背的”，意在说明旅馆小而矮；“那里的老鼠没有一只是驼背的”，虽然否定了旅馆的小和矮，但还是肯定了旅馆里有老鼠，而且很多。侯波的道歉，明是更正，实是批评旅馆的卫生情况，不但坚持了以前的所有看法，讽刺程度更深刻有力。

　　再来看个故事，英国牛津大学有个名叫艾尔弗雷特的学生，因能写点诗而在学校小有名气。一天，他在同学面前朗诵自己的诗。有个叫查尔斯的同学说：“艾尔弗雷特的诗我非常感兴趣，它是从一本书里偷来的。”艾尔弗雷特勃然大怒，非要查尔斯当众向他道歉不可。

　　查尔斯想了想，答应了。他说：“我以前很少收回自己讲过的话。但这一次，我认错了。我本来以为艾尔弗雷特的诗是从我曾读过的一本书里偷来的，但我找到那本书翻开一看，发现那首诗仍然在那里。”

　　两句话表面上不同，“艾尔弗雷特的诗是从我读的一本书里偷来的”，也就是指艾尔弗雷特抄袭了那首诗；“那首诗仍然在那里”，指的是被艾尔弗雷特抄袭的那首诗还在书中。意思没有变，而且进一步肯定了那首诗是抄袭的，这种退让却达到了嘲讽和挪揄的目的，令人猝不及防，伤得更重。　　
目光短浅必自己打败自己
　　子曰：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

　　——《论语》

　　孔子认为有高尚道德的人，他们胸怀远大，视野开阔，考虑的是国家安定，整个社会风气的大事，另外一种人所思所想，多为眼前利益，乡土物产，好处实惠等，都是关于个人利益，得失进出的小事，只是个人与家庭的生计。这是君子和小人之间的区别点之一。

　　小人鼠目寸光，只能看到蝇头小利，便不惜代价去争夺，自然会伤害到他人。争得越多，他所树立的敌人就越多；争得越狠，他所陷入的困境越深。因为天下人都爱利益，所以谁都会争。要争夺就一定会有获得与牺牲，痛苦与烦恼随之而来。

　　１８９８年，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派，在中国掀起轰轰烈烈的维新变法运动。他们的活动得到光绪帝的支持，但光绪帝没有实权，真正掌权的是慈禧太后。光绪帝想借助变法来扩大自己的权力，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打击慈禧太后势力。慈禧太后很快感觉出自己权力受到威胁，于是对维新变法横加干涉。众所周知，这场变法运动实际上又变成了光绪帝与慈禧太后的权力之争。在这场争斗中，光绪帝处境非常危险，因为他没有用人权和兵权。为此他忧心忡忡，写信给维新派人士杨锐：“我的皇位可能保不住。你们要想办法搭救。”维新派为此都很着急，没有皇帝支持，如何变法？

　　正在这时，荣禄手下的新建陆军首领袁世凯来到北京。袁世凯在康有为、梁启超宣传维新变法的活动中，被迫表态支持维新变法活动。康有为曾经向光绪帝推荐过袁世凯，说他是个了解洋务又主张变法的新派军人，如果有他参与，慈禧太后的力量就小多了。光绪帝认为变法要成功，非有军人的支持不可，于是在北京召见了袁世凯，封给他侍郎的官衔，旨在拉拢袁世凯，为自己效力。

　　当时康有为等人认为，要使变法成功，要解救皇帝，只有杀掉荣禄。而能够完成此事的人只有袁世凯。

　　谭嗣同深夜密访袁世凯说：“现在荣禄他们想废掉皇帝，你应该用你的兵力，杀掉荣禄，再发兵包围颐和园。事成之后，皇上掌握大权，清除那些老朽守旧的臣子，那时你就是一等功臣。”袁世凯说：“只要皇上下命令，我一定拼命去干。”谭嗣同又说：“别人还好对付。荣禄不是等闲之辈，杀他恐怕不容易。”袁世凯说：“这有什么难的？杀荣禄就像杀一条狗一样！”谭嗣同着急地说：“那我们现在就决定如何行动，我马上向皇上报告。”袁世凯想了想说：“那太仓促了，我指挥的军队的枪弹火药都在荣禄手里，有不少军官也是他的人。我得先回天津，更换军官，准备枪弹，才能行事。”谭嗣同没有办法，只好同意。

　　袁世凯是个心计多端善于看风使舵的人，康有为和谭嗣同都没有看透他。袁世凯虽然表示忠于光绪皇帝，但是他心里明白掌握实权的还是太后，于是又和慈禧的心腹们勾搭上了。不久后他更加相信帝后争斗帝必败，于是他决定先稳住谭嗣同，再向荣禄告密维新派的行动。

　　他把谭嗣同夜访的情况一字不漏地告诉荣禄。荣禄吓得当天就到北京颐和园面见慈禧，报告光绪帝如何要抢先下手的事。

　　第二天天刚亮，慈禧怒冲冲地进了皇宫，把光绪帝带到瀛台幽禁起来，接着下令废除变法法令，又命令逮捕维新变法人士和官员。变法经过１０３天最后失败。谭嗣同、林旭、刘光第、杨锐、康广仁、杨深秀在北京菜市口被砍头。

　　变脸的小人不可使用，但不可不了解他们。他们惯会当面一套，背后一套；过河拆桥，不择手段。他们很懂得什么时候与你唱和，什么时候撕破脸皮；何时笑脸逢迎，何时又冷酷无情。他们在你春风得意时，即使不久前还是“狗眼看人低”，马上便会跟着你屁股后转；而当你遭受挫折，陷入困境后，则会避而远之，满脸不屑的神气，甚至会落井下石。袁世凯这类奸雄式小人，为邀功请赏，飞黄腾达，更不惜让人掉脑袋。但袁世凯虽得意一时，但他逆时代潮流而行，目光短浅，最后还是以身败名裂告终。　　
把一切价值等同于钱是有害的
　　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论语》

　　君子通晓的是仁义，小人通晓的是私利。在孔子的思想中，利和义是相对的。孔子曾说：“见利思义。”见利能够想到义是君子的行为，见利而不顾义是小人的行为。行事要合道义，不合道义的事君子不为。

　　《左传》上说：“多行不义必自毙。”一个人只顾利而不注意义，必然是自取灭亡之道。《墨子》上说“见义不为，无勇也”“义，天下之良宝也”。宋代苏洵曾说过“义利、利义相为用”的话，苏轼在《思堂记》中写道：“临义而思利，则义必不果。”

　　我们的老祖宗非常看重义，不仅提出“见利思义”，而且往往把义看得比生命还重要。欧阳修说：“宁为义死不苟利生，而视死如归。”王定保《唐摭言》：“无义而生，不若有义而死。”等等不胜枚举。

　　在孔子的心目中，这是一把用来衡量君子与小人的尺子：“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在今天商海泛舟的弄潮儿，对于２５００多年前的孔圣人的这把尺子，你把握住了没有？

　　孔子提倡中庸，他对人非常了解的──在不同的价值标准并存的过渡时期，他率先要求新的以道德学问取代权位财富为标准的君子小人观，固然主要是认识基础上的理性思考，也还有个切肤之痛的感情问题。孔子三岁丧父，孤儿寡母，离家出走，被社会冷落和遗弃，历尽艰辛，“吾少也贱”，故能多鄙事”，激起了他对小人的不满，对公道、正义社会的追求：“吾十有五而志于学（道）。”在他以“年少好礼”知名，且以教书为生以后，还遭到上层社会的歧视和拒斥，《史记·孔子世家》上写道：“孔子要至，季氏飨士，孔子与往。阳虎绌曰：‘季氏飨士，非敢飨子也’。”旧的等级观念扼杀新生力量，使其感触很深。所以孔子是不会与那帮开口闭口就是钱财、趋利避害的小人交往的，而要与志同道合的君子往来。

　　道德高尚者只需晓以大义，而品质低劣者只能动之以利害。这其实是一条千古不变的真理。

　　有一次，美国洛杉矶的华裔商人××在香港繁荣集团购买了一批景泰蓝，讲好了一半付现金，一半付一个月期票。交易那天，他却不出面，派来儿子。一个月后，期票到期了，银行却退了票，几经联系，他一推再推，后来索性不接电话了。繁荣集团这才知道上了圈套。集团老板陈玉书说：“除非他永远缩在美国，不在香港做生意，只要他来香港，我一定逼他把钱交出来。”陈玉书派人侦察、注意对方的动静，终于有一天，他来到了香港。陈玉书马上派人同他联系，并以鸟兽景泰蓝优惠售价相诱，将他请到公司。陈玉书大脚一踹，房门大开，大喝一声：“××，你上当了！”××这时脸色大变，不安地立在对面。

　　“你既然来了，就让我处置你吧。”陈玉书伸出手掌问他：“我的钱呢？”“我没欠你的钱，是我儿子欠的。”“不是你在电话里答应，我怎么会让你儿子取货？”“儿子欠债，要老子还钱，这不符合美国法律！”“这里是香港！你今天要能走出这个门，我就不姓陈！”

　　“我们这些人是讲道理的，对不讲理的人我们总有办法处理。你知道我是什么人？”不等对方回答，陈玉书大声说：“我从小在印尼就是流氓！”

　　这时，××冷汗直流。陈玉书对他说：“我们是讲人道主义的，我今天要的是你还钱，否则你别想走出这个门。”××知道抵赖是无用的，诡计也施不上了，只得乖乖地打电话给手下，叫他们开支票。

　　权力官位、金钱利益历来都是人心的试金石。有的人在没有“发达”时还能与伙伴们同甘共苦。一旦他发财了地位上升了，便摆起了架子，交朋会友的观念也就变了，对过去那“穷朋友”“俗朋友”很快冷淡，好像羞于与他们为伍。

　　在利益面前各种人的灵魂会赤裸裸地暴露出来。有的人在对自己有利或利益无损时，可以称兄道弟，显得亲密无间。可是一旦有损于自己的利益时，就像变了个人似的，见利忘义，唯利是图，什么友谊，什么感情统统抛到脑后。比如，在一起工作的同事，平日里大家说笑逗闹，关系融洽。可是到了晋级时，为了达到目的，有的人真面目就露出来了。他们再不认什么同事、朋友，对上司直言摆自己之长，揭别人之短，在背后造谣中伤，四处活动，千方百计把别人拉下去，自己爬上来。这种人的内心世界，在利益面前暴露无遗。事过之后，谁还敢和他们交心认友呢？　　
认清自我，不可权责越位
　　子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论语》

　　“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在封建社会有时为维护社会稳定，抑制百姓“犯上作乱”起到过重要作用，然而它对后世有一定的不良影响，尤其对民众不关心政治，安分守礼的心态起着诱导作用。在今天，只有充分做到“不在其位”，也要“谋其政”，才能符合社会发展的要求。

　　但是不在这个职位上，就不谋划这个职位的事务，对于现代企业管理是个很好的被广泛运用的模式，各司其职，会提高效率。

　　在孔子看来，一个人坚定信念，持守正道，才能帮助君王治理国家。天下有了道德、政治开明的时候，那就出来做官，治理百姓；天下无道，黑暗残暴，那就闭门读自己的书，不为暴君出力。国家有道开明的时候，如果自己还是贫穷寒贱，那一定是自己没有尽力宣扬教化，传播文明，这是可耻的事情。国家没有道义，暗无天日，而自己反而富裕显贵，这一定是自己出卖灵魂，亵渎人类的文明圣洁，真是可耻啊。

　　做到这一点就维护了知识分子的气节。也正是这种气节，才让中华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