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的1000个细节 作者:石映照-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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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开衩的旗袍是上海的招牌。有人说它是一种厚重的、老于世故的美，“细瘦浑圆的衣型下最适合包裹一颗受着欲念和矜持双重煎熬的心”。不错，是这样的，胡蝶要把它改良成从旁边开衩，大概鲁迅是知道的，所以，要顺着开衩往大腿根部一点一点地递进嘲讽。
旧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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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上海，旧中国的花花大世界，公认的冒险家乐园，最常用的词汇———也是同时供批判和引人羡慕的———灯红酒绿，醉生梦死，笙歌艳舞，尔虞我诈，很多人只要能把这些词中的一个跟自己挂起勾来，就不会抱恨终生了。
老上海，大上海，还因为它和世界特别是巴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人作过认真统计：它们同是历史文化名城，都崇尚文化、艺术和思想自由；他们都拥有着众多的大学、文化机构和文化名人；他们都拥有各种宗教的经典建筑；都擅长烹饪，崇尚优雅和时尚；都有标志性的塔；有著名的咖啡馆；都有蜿蜒几公里的著名大楼；都有一流的剧院，有堪称一国之最的商业大街，甚至大世界和迪斯尼都是一一对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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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臭虫符是上海的一个老行当，臭虫俗名臭虱，亦名虫壁虱，“香娘子”，上海人喜爱睡棕床，但无奈臭虫太多，常常把人咬得鼻青脸肿，而且被咬的还多半是穷苦力，于是，卖臭虫符的人应运而生。这些精明的小贩一再强调臭虫符必须回家后方可打开，否则不灵，于是有买者赶紧乘车回家，打开纸包来看，却见内里写着两个大字：勤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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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皮包也是老上海一门职业，其法是偷、骗、抢三者的结合，常常的情形是这样的：在轮船码头或火车站，突然过来一人，朝一位妇女怀中的小孩头上一巴掌，挑起事端，小孩的母亲当即不依，肇事者就一边赔罪，一边掏出五元钱说要给孩子买糖吃，并强行将钱塞在小孩手中，妇女随后低头一看，原来放小皮箱的地方却只放着一只咖啡色的大皮箱。妇女又惊又怕地正要查看，于是又过来一位西装革履的先生，说这箱子是他的，正在这时，又来一个穿铁路制服的青年对妇女说：“还在这吵哩，我明明看见有人把你的皮箱拎走了，还不快跟我去追？”妇女就跟假冒铁路人员去追，西装先生乘机拎起大皮箱———原来这只是个空套子，是为了把妇女的小皮箱套进来罩着眼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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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皮包让我想起了另一件事，记不清是哪一年，总之是前几年，上海的某条街道上张布出这么一条横幅：如有人从后边拍你的肩头，千万别回头。这是什么意思呢？原来骑车人在等绿灯时，一人从后边拍，在你一回头的同时，前边车兜里的东西就被另一人顺手牵走了。这事普遍到要拉横幅，也是一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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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把上海当作国际大都会的主要是外国人。爱狄·密勒总结得很好：“上海，这华洋杂处的大都会，这纸醉金迷的游乐场，这遍地黄金的好地方，正是冒险家的乐园……最愚蠢的人到了上海不久，可以变得聪明；最忠厚的人到了上海不久，可以变得狡猾；最古怪的人到了上海不久，可以变得漂亮；拖着鼻涕的小姑娘，不多时可以变成卷发美人；单眼皮或扁鼻子的女士，几天后可以变成仪态大方的太太。”
这些说法在类似《子夜》的小说中有着充分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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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曾是个花花世界，嗜嫖成风，贾客、名士、官员、包括革命者，没有不喜欢嫖的，公开的方式就有叫局、吃花酒、打茶围、听书、吊膀子，其中有些“科目”也为工匠车夫之类的人而设，大家都有得玩，玩得火的，还要争风吃醋，不惜倾家荡产也要把个花花妓女娶回家去，娶头牌戏子大概就是这么来的，当然，戏子历来都是跟文化嫖客连在一起的，比如，什么开花榜啦，文化人的那个劲头可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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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的清代末年间有称为“书寓”的高级妓女，主要以弹唱陪客为主，卖唱或加上卖身，渐渐就有了些名妓，于是就生出些无聊文人，办报吹捧妓女，或公开选举妓女中的“四大金刚”、“花国大总统”、如１９１７年第一届的“花国总理”王莲英，出客赴宴，珠光宝气，还和当时一位震旦大学生阎瑞生如胶似漆，谁知没过多久，阎瑞生就把王莲英带至郊外，伙同早埋伏好的同伙将王莲英勒死实施抢劫，后真相暴露，阎瑞生及其同伙被捕，后被判为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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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高级的或有个什么艺名的妓女，更多的妓女则是被称为“野鸡”的苦出身，她们或是韶华已过的青楼女子，或则太丑，被老鸨看管着，如果没本事和运气，一夜也拉不到一个客，就要被老鸨用竹板打、鞭子抽。
百乐门舞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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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乐门舞厅是上海著名的综合性娱乐场。１９３２年，中国商人顾联承投资７０万两白银建成，号“东方第一乐府”，最大的舞池计５００余平方米，舞池地板用汽车钢板支托，跳舞时会产生晃动的感觉；大舞池周围有可以随意分割的小舞池，既可供人习舞，也可供人幽会。舞厅有过许多光辉的历史，张学良时常光顾；陈香梅与美国飞虎将军陈纳德在此订婚；徐志摩与陆小曼是其常客；卓别林夫妇访问上海时也慕名到此跳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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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乐门舞厅还培养出了许多娱乐明星，如梁实秋晚年的妻子韩菁菁就是著名的百乐门“一代歌后”与“大众情人”，她１１岁那年，就曾在３０００多名应考者中以《卖鞋歌》、《夜来香》、《海燕》三首歌脱颖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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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一只破箱进上海，满船财宝返故乡。这绝不是几个上海流氓大亨的神话，其中也就包括好些外国人。
１８７４年，一个叫欧斯爱·哈同的英国籍犹太人从印度来到上海租界准备发财，他最初在一家洋行里看大门，业余做点烟土生意，几年之后他把积攒下来的钱款一次性投资购买了当时还十分荒凉的南京路西段地皮，１９世纪９０年代，哈同的主要精力就只够用来数钱了，当初以每亩２０两银子买来的土地已涨了两万倍。于是，远东第一富翁就这样诞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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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亨一词可能就于同期出现，其最初意思是专称为霸一方的帮会头目或达官巨富的。但它的来历却很有趣，１９世纪中叶，英国人约翰·亨生发明了一种名为“亨生”的马车，这种在车后驾驶的双轮小马车进入上海后，被称为“亨斯美马车”。第一个拥有这种马车的华人是《申报》老板史量才，而且是花费了数十万银两从一个德国人手中买来的，于是，当时的上海人就将拥有这种马车的人称为大亨，一直沿用到了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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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就说到了几个著名的大亨。
张啸林绰号“三色大享”，浙江慈溪人，１９１２年随青帮流氓季云卿到上海，先做鸭子卖补药，一步步混成法租界青帮头目之一，开赌城、办妓院、玩女人。上海沦陷后成为汉奸，为日军购运军用物资。１９４０年８月被国民党特务除掉。电影也是这样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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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流氓大亨”黄金荣，曾当过裱画匠，后又在上海县衙门里做过一阵子捕快，后被法租界录为巡捕。黄金荣长得五大三粗，但脑子活络。因破得几起大案，而升任华探督察长，从此飞扬跋扈、胆大妄为，自称“天字辈”青帮老大，此后，他利用手里的权力，贩卖鸦片、开设赌场、合伙开跑狗场等，不到几年就成为上海滩里的头号大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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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月笙是近代上海青帮中最著名的人物，１４岁到上海十六铺鸿元盛水果行当学徒，日夕与流氓、歹徒为伍，后进入黄金荣公馆，得其赏识，慢慢发迹。他善于笼络社会上各种人物，每逢上海及附近地区发生灾害，他必定出面组织赈济。并一改传统流氓打扮，身着长衫，广结名流。他甚至还出钱购买了１６００套《鲁迅全集》。但这些都不能掩盖他的罪行，他设计骗杀了上海工人运动领袖汪寿华，“四·一二”政变发生时，几千名工人惨遭杀害……杜月笙为此得到了蒋介石的褒奖，被封为少将参议；黄金荣看到了自己门下的老辣，就此退隐；杜月笙一下子跃为帮中第一人。后又创办中汇银行，涉足金融业。１９３７年日本发动上海的“八一三”事变后，杜月笙参加了上海各界抗敌后援会，他弄到一些军中急需的物资送给抗日将领。上海沦陷后，杜月笙拒绝日本人的拉拢……
总之，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人。
旧上海影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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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又是专门叫人怜惜的———因为几个著名的女性。
胡蝶，原名胡宝娟，广东鹤山人，１９０８年生。从１９２４年至１９６５年，相继拍摄过《秋扇怨》、《珍珠塔》、《火烧红莲寺》、《自由之花》、《啼笑因缘》、《女权》、《胭脂泪》、《后门》等影片，１９３３年英商中国肥皂公司发起的力士香皂电影明星选举及１９３４中国福新烟草公司发起的中国电影皇后竞选中，她连得两元，被人们称为“老牌影后”。１９６０年，《后门》一片获日本第七届亚洲影展最佳影片奖，１９６５年，胡蝶正式告别影坛，到台湾居住。后随儿子到加拿大定居，１９８６年出版回忆录，同年获台湾金马奖，１９８９年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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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玲玉，１９１０年生于上海，少女时代历经贫困与屈辱。自１６岁伊始，共出演《挂名夫妻》、《自杀合同》、《故都春梦》、《野草闲花》、《人生》等２９部电影，塑造了从农村少女、女工、女学生、小手工艺者、女作家到交际花、舞女、妓女、尼姑和乞丐等角色———这些角色都有一个悲惨的结局，这些结局似乎也影响到了阮玲玉本人，她从一开始就婚姻不幸，张达民把她当作摇钱树，唐季珊把她当作专利品，社会上各种流言蜚语、黄色报刊的攻击，终于逼使善良而懦弱的阮玲玉不堪忍受而服毒自杀，年仅２５岁。
阮玲玉曾有一只小藤箱，里面装满了青年男子对她吹捧与求爱的信，她既不加以嘲笑，更不忍心撕毁，加把锁，一直随身带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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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悲剧主角是周璇，她生前拍摄了四十多部影片，录制了两百余首歌曲，从懂事起她就在寻找自己的母亲，以证实自己的出身，至１９４５年拍摄《凤凰于飞》，几乎是用影片的方式公开寻母，仍旧未果，世态炎凉，周璇整日以泪洗面，悲苦哀泣，终至绝望，于１９５７年９月２２日发疯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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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要说到张爱玲，原籍河北的她家世显赫，曾祖母是李鸿章的女儿，祖父为清朝大员。张爱玲已被公认是上个世纪以来最优秀的作家之一，她一出生似乎就陷入了悲剧，童年时父母离婚，父亲一度扬言要杀死她，逃出来投奔母亲，母亲不久就又去了英国，她本来考上了伦敦大学，却因为太平洋战争只得去读香港大学，要毕业了，又遇香港沦陷，她与胡兰成的婚姻也是一个不幸……好在读者睁眼，自她被从宣传机器的重重重压下透出一点气来，就一直是最受欢迎的几位作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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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美女陆小曼，１９０３年９月出生于上海。通法文、英语。九岁由父母做主嫁给江苏无锡人王赓。陆小曼对他敬多爱少。徐志摩与王赓是好友，日久生情，徐志摩试图远赴欧洲逃避，但终因陆小曼病重又奔回北京。后两人终成眷属，却又让徐志摩的严父不待见，被禁锢在老家浙江海宁硖石，自负自尊的陆小曼随即染上肺病。后来，过惯了豪华奢侈生活的陆小曼要求到上海生活，徐志摩只得花月租１００多大洋租了一层楼，又雇了十四个佣人，养了车，陆小曼每天总是跳舞、打牌、票戏到半夜三更，还因体弱多病而染上毒瘾，挥霍无度，逼得徐志摩南北奔波赚钱，最终为贪便宜，搭了一架免费的邮物飞机而意外死去。
徐志摩一直想改造陆小曼，陆小曼一直躲避，徐志摩的死终于使她彻头彻尾的洗尽铅华———谢绝一切交游，素服终生地整理徐志摩的文集，以此来表达她迟来的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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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人情是被置于一种高精密的仪器中测量的，这种仪器叫度量衡，度是揣度，量是丈量，衡是找平。比如，别人请你吃了一顿饭，他为什么要请你吃这顿饭？此为揣度；他请你这顿饭花了多少钱？这是要留着丈量的；最后，我又在什么地方回请他？而回请就有回请的规矩了，首先是地方要略好，而且价要稍超，这就是钱钟书所谓请饭如播种，普撒一遍，挨着收获，而且收获越来越大。这显然都是经过民间反复计算和实践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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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正提到过商务印书馆曾雇佣的一位叫黄警顽的专事应酬的人。“只要他见过一面，虽隔了若干年，偶又相逢，不必再请教尊姓大名，即随口而出，称呼什么兄，什么先生，连对方的工作职位、居住地点都一清二楚。”十里洋场就这么锻炼人，当然，这主要是得益于上海人能有这样的精明“慧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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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趼人《近十年之怪现状》写到一个陈雨堂，长时间困顿，好几次想去跟一个熟识的伊紫借点钱，都没有成功，因为他是穷人，可后来，陈突然发迹要去山东做官了，伊就主动地把钱送上来了，因为，不久以后，这当初的穷朋友说不定就有用得着的地方，至少，也算攀了个高枝。
殖民地时期的繁华旧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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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第一次到上海。
方言从来都是一个最近的入口。上海话的争论一直很火热，有人说上海人就是拿这个来跟全国人民划清界限的，据我看这说得有点过了，上海人在一起只讲上海话，跟任何方言区的人见了老乡讲方言是一样的习惯，方便亲切，不值得夸大。当然，上海话确实难懂、难学，客观上也清晰地把外地人和上海人分开了，成就了部分事实上的“排外”功能。在这之前，我学会了很多种方言，但上海话对我真是个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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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从另一个方面来反证，文化基础好的地方总是不那么担心方言的“土”，不怕嘲笑，上海人可能有这点基于对文化的信任以及保守，再则，上海人又不是不说普通话，不但要说，而且还要说英语，甚至日语，它不是某些人理解的急着用语言同别的地方拉开距离与层次，而只是客观上跟世界更同步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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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人除了说人是外地人，不像个上海人（这里是把上海人当品牌的），还会骂人是穷鬼，这有可能是你真穷，可能是你抠门。所以，他们骂乞丐理直气壮，乞丐均愧色而退。在这一点上，穷人和乞丐的分别是很小的，所以，他们要看不起你时，你的地位一下就没了。可是，你要有一天请他一顿天价的晚餐，他立刻就对你恭敬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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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人的“排外”还有一大罪证是把外地人统统称作“阿乡”。这种心理与上海殖民地时期的繁华旧梦、建国后的经济领先地位，以及开放的对外交流，追崇欧美时尚领风气之先等等，形成的优越感有关。自然就觉得比外地人多了见识，最方便地把这种反差表述出来，“阿乡”的称呼自然成为一个最优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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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等级意识则远非往日，主要是由金钱造就的，所以，在上海发了财的外地人非但不会有身份上的低人一等，反而有可能要把穷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