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课－罗伟章-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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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没过多久，闭校长又带信让王安去见他。
这一次，王安走进校长室的时候，闭校长用他的紫砂壶泡了新茶，泡来不是自己喝，而是递给王安喝。王安很局促，说这咋成啊！整个泽光镇的教师，谁不知道闭校长的紫砂壶别人连碰也不能碰的。闭校长说：“你尝一口，看味道咋样？”王安双手捧着茶壶，还是不尝，可闭校长温和地催促他。闭校长站在他面前，庞大的身躯给王安一种热嘟嘟的威压。王安就吸了一口，嘴唇与壶嘴隔着一段距离，但一点水星子是碰到舌尖上了。“好喝！”他说。
闭校长笑笑，把壶接过去，随即变得严肃起来了。他说：“王安啦，有件事情我不得不跟你说。上次我就想跟你说的，但我忍住了。现在是再也拖不下去了，上面催问得紧。既然连民办教师都取缔了，怎么还能允许代课教师存在呢？这意思你听明白了吧？我把南山小学的情况和你本人的情况反复讲给他们听，但人家是按政策办事，政策是硬的，其余都是软的。鉴于南山小学没教师愿意去的现实，那里的书你照样教，只是……只是我们再不会管你的工资了。不管你工资你怎么办呢？当然不会白干，我昨天才跟镇领导谈妥了，你把书费收上来，自己留六成，上交四成。你看呢？”
王安现在被彻底地从教师队伍里排除了。他成了一个包工头。
闭校长问：“你还有多少学生？”
王安说三十九个。
闭校长毛算了一下，而今每个学生每学期交一百八十元钱，这么算下来，王安每学期比拿工资的时候还多收入千多块。
“这我就放心了。”闭校长说。
王安回去没跟任何人透露这事，连母亲也没透露，可山里人很快就知道了。他们对山外的世界那么陌生，但对山里的世界，老鼠洞里的秘密他们也是知道的，打听这样的秘密并不需要费什么力气，风也会告诉他们，石头的脸上也明明白白地刻着。王安的身份一下子就变了，他以前虽然是代课教师，但他领的是中心校发的钱，中心校的钱是镇政府给的。镇政府是什么呢，镇政府就是国家。王安领着国家的钱，也就是国家的人。山里人对国家的人有一种出自本能的敬意——但现在王安不是国家的人了！王安自己把自己看成包工头，山民们更是这么看。他们外出打工的亲人对包工头大都缺乏好感，打工者与包工头之间，存在着天然敌对的理由。家长与王安之间，而今也同样存在着这样的理由。区别在于，那边是打工者去包工头手里讨钱，这边是王安去家长们手里讨钱。以往王安基本上能把钱讨到手，那是因为王安背后有政府，有国家，他们对政府和国家既尊重又畏惧。他们不是把钱交给王安的，而是交给政府和国家的。
现在情况变了！
王安干了一个学期，别说自己的六成，连上交的四成也没收全。
闭校长听到这消息，马着脸对王安说：“走，我带你去找镇领导。”
王安跟在闭校长屁股后面，朝镇政府走。闭校长那么胖，但走起路来风风火火的，王安需要拼足了力气，才能拖着步子赶上他。书记和镇长都不在，闭校长问他们到哪里去了，镇长办公室一个长得干干瘦瘦的小伙子说，书记和镇长都下乡去了。
这是谎话，自从减掉了农税，镇里大大小小的领导就不再下乡了。他们以前下乡的唯一任务是催收农税提留，现在没农税提留可收，就等于没什么事干了。成天忙活的，不是去茶馆里打牌，就是去县城购房产、拉关系。
闭校长对小伙子说：“好的，好的。”闭校长在教师们面前那么强悍，可来到镇政府辉煌的大楼里，却显得那么卑微，对那个干干瘦瘦的小伙子说话，也希望自己能够弯腰。腰太粗，弯不下去，他就把圆鼓鼓的膝盖屈了一下。
一同回到中心校，闭校长让王安把应该上交的四成书费拿走了。
“我给你想法填补上。”他说。
闭校长的声音很小。走出镇政府大楼，他就意识到了自己表现出的卑躬屈膝。
南山小学继续开课，那个缺了一角的破铃铛，依然响起。它历经沧桑，成了真正的老人，声音越来越嘶哑了。它的疲态似乎不是因为老，而是缺了心气——眼下，它只能召唤二十四个学生了。这二十四个学生的家长态度明确：无论如何，他们都会让孩子把书读下去，他们说虽然小学生是打工，大学生也是打工，但打工与打工到底是不一样的。他们还同时表态，要交钱，大家都交，只要有一个人不交，就谁也不交。这话的潜台词几乎就等于：到头来，王安一分钱也收不到。
王安的母亲听到这话，凄哀地对儿子说：“娃娃，你是哪辈子作了孽，要去给那些不要天良的卖命哪。”王安看不清自己的前生，他回答不了母亲的话。母亲让他不要去学校了，王安没听，时间一到，依然一瘸一拐地朝学校走去，在那个孤零零的山坳里摇响铃铛。
他觉得，家长们不会把事情做得那么绝吧，毕竟说来，我教了他们的孩子呀。
校舍却迅速遭了偷盗。首先遭殃的是两个乒乓球台，一夜过去，一个台子被摔成了几块，一个台子不翼而飞，下面的砖头，全都不见了。
王安把这当成了偶然的事件，他收书学费的时候，控制不住自己，跟好些人吵过架，他想一定是跟他吵架的人以这种方式来发泄不满。可第二天，几扇木格窗被撬走了。第三天，有人从窗子翻进去，搬走了五套桌椅。这已经不是偶然，这是偷盗！
夜里，王安要去学校睡，弓腰驼背的母亲一直隐忍着。可这时候再也忍不下去了，她从灶膛里取出烧红了的铁火钳，横在儿子面前，决绝地呵斥：“你敢去，老子就烙在你腿上！老子的儿子反正是个残疾，再残一次还是个残疾！”
母亲的声音从被压迫的肺里传出来，有种撕裂的感觉，大得惊人。
她是想让全村人都听见。
村里没有谁答话，却把银珠吓哭了。她见奶奶要烙爸爸的腿，跑过去把爸爸的腿抱住了。
王安身子一软。
可就在那天夜里，学校丢了更多的桌椅，丢了一扇门，旗杆也丢掉了，在旗杆顶端飘扬的红旗，不知去向。那是学校唯一的一面红旗。那根旗杆是楠木做成的，粗壮，挺拔，深梢，外表金黄，那是南山上最好的楠木，当年为了找到这根旗杆，十几个山民不知转了多少片林子！
偷这些东西的人，都是那些辍学孩子的家长。
——这所学校是南山人集资修建的，凭什么只让那二十多个人体体面面坐在教室里读书！
那天上午，王安把学生集合起来，只说了一句话：“放学！”
学生离去后，他就去枸皮村找村领导。村支书和村长都是枸皮村人，但支书去百里外走亲戚了，村长前些天出门打工了。王安没有停顿，直接往镇上赶，反正去镇上还要从枸皮村过，他也不算走冤枉路。
闭校长听完王安的叙述，把头靠在椅背上，一言不发。他的头仰得太靠后，王安只能望见他满是褶皱的脖子。王安说：“闭校长，我去找镇领导。”闭校长把头抬起来，眼睛看着地面说：“算了，别去找了，为你收入的事，我不知跑了多少趟了，我就没有一次碰见他们。就算找到他们，他们会管吗？他们成天都在抱怨，说自从不收农税提留，镇政府那个算盘就打不转了，他们都快喝西北风了。”沉默了好一阵，又说：“王安哪，南山小学就那个样子……说真的，在我心目中，没把你当成下级，而是当成朋友和兄弟，是朋友和兄弟就要说真心话。对你个人而言，你教也是白教啊……当然，这个话你是不能外传的，即使你不教，也不能说是我劝你不教。你回去好好考虑一下吧。”
傍晚稍晚一些，王安回来了。
他首先去了学校。
学校空了。桌椅全都不在，连门板和黑板也卸掉了。白天，这里成了战场。偷盗演变为抢劫。
开始是那些没孩子读书的人抢，后来，有孩子读书的也跟着抢。
次日，学生继续上学，王安和学生都站着。王安没让学生分班站，而是站在同一间教室里，没上课，让他们自习。倒不是因为没有黑板，而是王安不想上课。他脑子里重叠着学校被偷被抢的幻影。他要等村支书回来，驱除这些幻影。
四天过后，村支书回来了。他到学校来转了两圈，说：“都成这个样子了，还叫个啥球学校？既然大家都在抢，找不出个人头，那就算了。反正学校是大家修的，现在合伙把它搞垮了，也算扯平了。”说完这几句，村支书就反剪着手，走出学校，上了长满车前草的田埂。
王安目送着村支书离去，直到他走进被林子遮没的小路。
七
南山小学只有一个空架子，王安也不去学校了。
该上课的时候，王安却扛上锄头，带着他的银珠，进了后山的田地。
那二十四个学生的家长，真像他们说的那样，无论如何都要让孩子读书。可王安不上课了，他们去学校跟谁读书？学校垮成那个样子，那些参与抢劫的人过后看起来，也很心痛，但并不让他们心慌。他们好像觉得那是一块地，庄稼被拔掉了，只要下了种子，就还会长出来。可王安不去上课，他们才明白，在那块特殊的田地里没有王安，就等于没有水分，没有温度，这块地就聋了瞎了哑了。在这样的地方下再好的种子，也长不出庄稼来！
家长们心慌了，觉得事情严重了，远远近近的，都来看王安。
当老师的时候，王安虽然穿得旧，但很干净，领子和袖口都洗得发白。而今的王安很不讲究了，衣裤上沾着草屑、黄土，还有零星的牛粪。
家长们说：“王老师，你好吗？”
王安说：“我当老师的时候，你们并不认我是老师。”
家长们无言。他们中间，即使没趁乱抢过学校，也为书学费的事跟王安吵过架，有的人甚至跟向倩兰的爷爷一样，唆使恶狗追咬过王安。
一时间，双方都没言语。过了一阵，家长们说：“王老师……”
王安打断他们：“我现在不是老师了，你们别叫我王老师。”
家长们说：“王老师，我们就是想把你请回去。”
王安自己没回答，他母亲帮忙回答了，母亲说：“他是人，不是狗，你们想把他赶走就赶走，想唤他回去就回去！”
说这话时，母亲最大限度地把腰挺起来，脸扬起来，眼睛翻向天空。母亲的脸被岁月揉得又松又皱。她是那样衰老了，走平路也要拄着棍棒。她已经永远不可能有一张光润的脸，永远不可能在她挣扎了一生的土地上快步行走。
人们总是静静地，不知不觉地，与那些平平常常的事物和平平常常的行为告别……
家长们低声说：“我们没有赶王老师。”
母亲跺着脚怒吼：“你们做的桩桩件件，不就等于是赶他吗？！”
近处沉寂着，远处的山山岭岭，却响着母亲怒吼的回声。
听者的身上像爬满了蚂蚁，蚂蚁都钻到他们骨头里去了。一个个脸上发烫。
难堪的沉默之后，家长们说：“我们负责去把学校修好，再来请王老师。”
王安哼了一声，王安说：“你们有什么权利去修学校？学校是公地，不是我的，也不是你们的，你们有什么权利去动那块土？”
家长们对了一下眼神。他们听出来了，其实王老师还是想去学校教书的，只是希望他们去征得政府的支持，把学校修复之后，不要再发生被偷被抢的事件。
大家的心里又暖和过来了，站起身，跟王安和他怒气未平的母亲打了招呼，还把小银珠抱起来，说上几句好听的话，才信心百倍地离去。
王安表面上很冷静，可他的内心比家长们还激动。他，一个没有女人的残疾人，贫瘠的土地和不灵便的身体，能供养他一家人的生活吗？能为他女儿的未来提供什么保证吗？他是高中毕业生，是山里的文化人，在这片荒凉沉寂的土地上，他感觉得到有一种东西活着，而这个活着的东西正在沉睡，如果没有人去把它唤醒，它就会永远沉睡下去。在这当中做一些事情，正是他的价值，是他内心的渴望。
他躁动不安地等着重返学校的那一天。
然而，不知是政府并不支持，还是家长们自己内部心不齐，反正快十天过去，也没人再吭一声。
学校彻底垮了，需要砖块造屋的人家，就去学校的墙上取。它已经是个废物，取它的骨肉既不算偷，也不算抢。那些背着背篼拿着瓦刀去取砖块的人，干得光明正大、从从容容。
要不了多久，校园就会被耕成田地，到那时，这所创办了百年的老校，就会长玉米，长稻谷，长南瓜或红苕，牛的脖铃就会替代那个破旧的铃铛，蛙鸣声就会替代读书声——这多好哇！
只是读书的孩子犯了难。
附近没有学校，他们唯一的选择，就是跟山下那些孩子一样，去镇中心校上学。
中心校没有学生宿舍，包括南山脚下的孩子，都是当天去当天回，山腰和山顶上的，绝不可能这样。几十里路啊，孩子又那么小！天天接送吧，守在家里的，都是上了岁数的老年人，走路一步三歇，平时上街买包盐，也是打早出发，天黑才归。他们没能力跑那么远接送孩子，只能靠孩子自己。孩子自己怎么行呢？家长们最担心的，倒不是爬坡上坎。孩子生在山里，像猴子一样敏捷，爬坡上坎难不住他们，家长们担心的是山下那段平路，那么多摩托车，疯了一样开来开去，谁不怕？几个月前，一辆摩托车把山下一个孩子撞飞了，飞在路旁一块尖削的石头上，剖开了肚皮，热气腾腾的肠子流汁一样淌出来。现在大多为独生子女，有多少肚皮能给它们剖？有多少肠子能像水一样往外流？
家长们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去镇上租房子，陪孩子读书。当然不能爷爷奶奶或外公外婆同去，两个人同去，家里的田地就荒了。房里久不生烟火，也会遭虫蛀，遭虫蛀的房子，很快就会垮掉，成一片废墟。要是那样，连一个窝也没有，哪怕儿女在外面挣再多的钱，这个家也算破败了。总之只能去一个人。在他们进入暮年需要相互搀扶的时候，为了家里的第三代人，他们必须分开。
生活在自己土地上的时候，他们讥笑镇上人，同情镇上人，可是现在，他们还没去镇上租房子就胆怯了。如果家里只有一个老人，那没什么好说的，愿不愿去都得去，这是没办法的事情，只是免不了有些伤感。这种伤感就像骨头里发痒，你只感觉到发痒，却挠不着。如果是两个老人，那就得有一番争吵，男的说：“你去。”女的说：“你去。”男的说：“你编不来绳绁，挖不来田埂，使不来牛，我走了让鬼来帮你做？”在南山上，男人女人的活分得很清楚，上面那些活都是男人干的，女人的确不会。但女人并非无话可说，她们照样有自己的优势。她们说：“只有你能干！你会管菜园子吗？会摇筛子吗？会摸鸡屁股（检查是否有蛋）吗？”
这样的争吵，从议定孩子去镇上读书那天就开始了。谁也占不了上风，因为谁也离不开谁。到头来，两人就同时骂自己的儿女。儿女们远着呢，骂得再狠也不顶事，再说要不是儿女在外面辛苦挣钱，这个家就更不成样子了。到必须成行的时候，两人又开始对吵。
但最终，其中一方妥协了，他们将带着孩子，带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