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房子-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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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喜欢曹文轩作品中对生命的尊重，对人性的理解。他习惯写青少年的成长过程，总是非常细致真切地观察描写人在成长过程的心理变化，包括种种迷惘与困扰。在他的作品中常常看到天真的灵魂如何在社会化、成人化，也还有现代过程中失去本真。读这样的描写，我们也许会感到忧伤、无奈，会想到我们自己同样有过的某些美好的东西也是这样就消失了。但我们会为这些美的回忆感动，这些最能体现人性中美好的方面，可能就会与我们周遭许多机械的、沉闷的、肮脏的生活形成比照。曹的作品中最有价值的东西可能就是对人性美的关怀。现在到处都在讲什么终极关怀，可是文坛又有那么多人热衷于表现污浊的东西，连中学生的创作很多都在追求暴露、颠覆、调侃（当然我并不是说调侃就不好），好像谁喜欢冰心，孙犁，谁就是“前现代”的。所以曹文轩作品对生命的尊重、人性的关怀，以及由此而生成的作品的纯净、向善的风格，反而显得可贵。
曹文轩的小说中总是有他童年的回忆。他是把童年人性化、诗化了。读他的小说，我们也常常就退回到记忆的世界中，重温那难于释怀的童年旧事。这有点类似读沈从文，可以在他那些梦幻般美丽的湘西山水中，找到遥远的记忆，找到可以暂时让我们超离这个烦杂世界的寄托，做一番白日梦，一番精神的体操。不过，沈从文是要在他的湘西题材的小说中构筑“希腊小庙”，来表现他对人性的理解，对化外之境的带乌托邦性质的不同的人生形式的理解。曹则更现实一些，更贴近生活一些，也更容易被接受与认同。
几十年前，有一个批评家提出一种文学的理解，认为古今中外所有的文学无非是两在类，一类是浪漫的，一类是古典的。他认为所谓古典，就是健康的，均衡的，常态的，符合普遍人性的，而其他的创作，则是浪漫的、偏激的，病态的，走极端的，由此也是非人性的。他对五四以及后来文坛的偏激很是不满。这个人就是梁实秋。对梁氏的理论当然可以讨论。但这里我愿意借用他的说法来评说曹文轩的创作。可以说，曹文轩的小说都是古典的追求。这使得他在这个社会和文坛上显得有些另类。
我想，什么时候人们更多的能够欣赏纯真的文学，能够领略真正的悲剧，我们这个文坛连同我们的读者、出版家，就可能比较常态，成熟和健康了。谢谢曹为文坛贡献这么多好作品。
第二部分王蒙、格非等名家品评曹文轩（2）
陈建功：我参加过几次国家图书奖的评奖活动，在评奖活动中遇到这样的困难，曹文轩的作品经常两三部同时报上来，并且都有获奖的可能，但又不可能都获奖，最后斟酌再三，只好选其中一部作品，其它几部就只能遗憾地放置一边。这几年来，文轩的作品，在儿童文学界和小说界，都引起了相当大的反响。这次，作家出版社为他出版非常精美的这么一套文集，也是他的创作与学术研究的一次总结，所以我非常高兴，觉得应该向文轩表示祝贺，也应该向作家出版社表示祝贺。谢谢。
王干：曹文轩先生这个文集的出版，是中国文学界的一件重要的事。一般来说，批评界对曹文轩的创作都比较注意，但对他的评论、理论，一般不太注意。其实曹文轩作为一个批评家，作为一个理论家，他对当代文学创作的跟踪、描述、研究，是非常有贡献的。我这里主要讲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关于作家学者化的问题。王蒙先生在二十年前提出了“作家学者化”的问题，而今天的“曹文轩现象”，说明的是一个“学者作家化”的问题。过去，有一大批的学者，他们都是作家。在老一代作家里头，这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也相对比较容易。那么在年轻一代的作家里面，好像比较单一，学者就是学者，作家就是作家，但到了曹文轩这里又得到了一个完美的统一。季羡林先生、吴组缃先生、金克木先生，他们都是学者，但他们同时又是非常有名的作家。作家写作跟学者做学问，应该说是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简单地说，学者就是要把不清楚的东西说明白，作家就是要把清楚的东西说不明白。一个人同时有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两种不同的思路，是很难的。他在作为批评家时写小说，往往把小说写得“意义大于语言”，写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惟恐人家不知道。曹文轩他的小说和他的评论，则是两种不同的方式、两种不同的表达语系。第二个问题是关于曹文轩对当代文学研究、或者当代文学批评的贡献。这几天我重点看了一下《小说门》，看完之后有一个感觉，就是觉得非常“解渴”。他把我们近二十年来的小说创作实践，还有近二十年来从西方过来的文学理论，给作了一个比较完美、比较深刻的一个整合。我觉得这本书将来是可以作为我们大学中文系的教材的。在《小说门》里，曹文轩把很多小说创作或者文艺理论中的一些问题，一些很难解决的问题，说清楚了。他对当代文学批评，特别是小说理论，有许多总结性的概括。对于现在那个流行的所谓的“大文化批评”或者说所谓的“泛文化批评”，我把它比喻成“先结婚后恋爱式的批评”。这种批评往往就是先找一个批评的理论框架，然后找一个作品、一个作家，也有非常合适的，也有非常不合适的；还有一种就是，“感觉式”的批评，对这个“感觉式”的批评，我把它比喻成是“同居式的批评”，就是这个走到哪儿算哪儿，很飘，没有一个起点也没有终点，就是很好看，也很花哨。那么曹文轩的这种批评呢，是一种“先恋爱后结婚式的”批评。我看了曹文轩的几本著作，觉得他对理论的选择、对作品的选择，都是先“自由恋爱”，然后成婚，一点不勉强，一点也不牵强。我觉得今天的批评界——刚才如王蒙先生所说的，看不到文学批评了。他说得很对。曹文轩的这种文学批评，对我们矫正今天这种浮躁的、空泛的、大而无当的文学批评，有很清醒的认识。我觉得他的贡献就是“把文学批评审美化、技术化”。曹文轩本人的小说就特别讲究“技术”。《小说门》也好，或者他其他学术著作也好，他对小说的叙述技术、叙述技巧都有很好的研究。什么叫“学理式的批评”？曹文轩的批评就是这种批评。
《小说门》里边有一个概念特别有意思，叫“渗延”。“渗延”这个概念可能是曹文轩自己创造出来的。这个“渗延”这个概念，把小说创作中很多难以表达、难以言说、难以界定的一些状态化的东西，较好地表达出来了。曹文轩自己的整个写作也是一种“渗延式的”。第三问题是关于如何给曹文轩的创作定位的问题。如果给曹文轩的创作定位的话，可以这样说：他是“灵智（？？）的温柔敦厚”——“温柔敦厚”，但又是“灵智（？？）的温柔敦厚”。
贺绍俊：曹文轩老师是我进北京大学的第一位老师，是我的班主任，从进北大以后他就给我很大的影响，一直到今天。我为自己有这么一位年轻的老师感到很骄傲。《曹文轩文集》出来了——很应该出一套这样的文集。假如把他命名为“学者型作家”的话，我觉得他是非常有独特性的、也是非常典型的一位。他的学术研究和他的文学创作，是很相融相洽的。这是一点很重要的。他最可贵的一个地方是，他的现实世界和文学世界，是“泾渭分明”的。我知道现在的一些大学老师也写小说，他们写现实的校园也好，写学生生活也好，都是把现实生活直接写到作品中间，但曹老师的大量的文学创作，是不去写现实生活的题材的。我觉得他实际上是在精心营造他的一个文学世界，或者说叫做他的审美世界。他的这个文学世界跟他的现实世界是不搅在一起的，他的文学世界更纯正、更明晰地表达了他的“审美理想”，而他的“审美理想”是延续了一种“古典精神”。我读他的作品，最感动我的也是这一点。他是追求“永恒性”的，这个“永恒性”是和“古典精神”联系在一起的。什么是文学的“永恒性”？我觉得不必要把它搞得非常清楚，搞清楚了反而可能就不叫“永恒性”了，它隐藏在那个文本的背后，是文学的灵魂。曹老师的学术研究与创作“相辅相成”，因为他涉猎中外文学名著，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他领悟了这种“永恒性”，他领悟得非常透彻。从叙述方式、情节结构模式、情感的表达方式，甚至包括语言，都可以明显地看出来，他在追求一种“永恒性”的东西，这种东西是和中外文学名著息息相通的。我一直觉得他有一部长篇小说是非常不错的，就是《红瓦》。这是一部相当成熟的小说，但是可惜这部小说被我们的评论界所忽略了。《红瓦》非常典型地体现了他的对“古典精神”的追求，而且表现得非常“圆满”《红瓦》为什么不会被我们的评论界所重视呢？一个很直接的原因是它没有什么很“时尚”的东西——没有“时尚性”的东西，因而就被忽略了。
雷达：摞起来一看一大摞，非常可观。这是曹文轩在创作和学术研究，两条战线、两条轨道上面取得的丰硕成果。我认识曹文轩很早，“四人帮”刚粉碎我们就认识了，因为有一个原因，来往还不少。我讲讲我的印象。其实他现在出版这个文集我一点都不感到奇怪，或者说一点突然的感觉也没有。我觉得曹文轩第一是非常勤奋，这是曹文轩的特点。他同时在《小说选刊》、《十月》杂志开专栏，还要带学生、讲课，我觉得非常繁忙。一个人的极限到底有多大？我非常惊叹有些人做很多事情，曹文轩就是这种人。那个专栏我们都写过，我有时候就坚持不下来一年，感到非常疲惫。他把《小说选刊》这个专栏一直坚持下来，坚持了两年。第二，就是他非常有才华。我觉得他在《草房子》和《红瓦》这些小说里面，展示出了一种非常优异的才华。尤其是《草房子》，塑造的人物，我是终身难忘。那种对生命、对人，那一种关切，以及对——我认为可以说是对“典型形象”的塑造，其我是非常赞成的。我顺便讲一句，我个人更喜欢《草房子》，《红瓦》写得也不错，所以这一点我愿意接受大家的批评，我就是这么看的，我现在还是这么认为的。第三点，就是曹文轩的“博闻”。“博闻”，就是广泛地吸收很多东西。很多东西他都要读，他把自己的那个知识、文本资源和精神资源，构筑得比较开阔、比较丰厚。要不他写不出这么多东西来，他会枯竭，或者会很单调。还有一个就是“集思”。心不专是不行。在这一点上，我是羡慕文轩的，他是非常“专一”的。他的成就、发展道路，不是没有来由的。我觉得他开始了一种路子，就是大学的老师，学问做得也不错，文学研究也很活跃，创作也是“自成一格”。他做了一种自己的人生、自己的模式。在《曹文轩文集》的这个首发式上，我向他衷心地表示祝贺，我觉得这是他辛勤劳动的丰硕的收获，我们应该尊重它，给予重视。
第二部分王蒙、格非等名家品评曹文轩（3）
洪子诚：向他表示祝贺，至少有四条理由。
出版文集的曹文轩，今年应该是四十几岁，但成果却己如此丰厚。文集共有九大册。事实上，他有许多作品，还没有收入。记得我在他这样年龄时，吭哧吭哧好不容易才出第一本书，是谈当代文学的“艺术问题”的。那本书印数不多，且不出三五年，便摆在打折的地摊上（还让学生从那里替我买了几本）。所以，祝贺的头一条理由，是他的如此年轻，却如此的有作为。
在印象里，中国当代男作家，和研究现当代文学的学者，长相大都乏善可陈。因此，文坛上有“美女作家”的称号，却没有“美男作家”的说法。不过，小曹（以及另外的少数人）倒是例外。前些年了，他改编《草房子》电影得了奖，北京的某报发表他领奖时的大幅照片（好像是现在当县长的牛群的作品）：拿着金像，双手高举过头，潇洒而灿烂。这时，也会如汪曾祺先生在《羊舍一夕》中那样，想起《三家巷》第一章的那个标题。因此，虽是男作家和现当代文学研究者，却长得很帅，这是祝贺的第二条理由。
我们中文系出身的人，开始时候总是想当作家、诗人。“众所周知”，结果是大多数人希望破灭。大学一年级，我也写小说，写诗。同班同学刘登翰读过，半天沉默无言。经过这样的无声打击，再想继续学习写作就很困难了。其实，就连才华横溢，极富诗人气质的谢冕先生，上大学之后也不再写诗（除了献给陈素琰、至今秘不示人的情诗外），改为诗歌批评和研究。在我们，这都是不得己的事。而这二十多年来，曹文轩却小说、散文写作和学术研究两不误，并一直保持甚佳的状态。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既是作家又是学者的，其实并不罕见；尤其是三四十年代被称为“京派”的那一群。不过，“当代”的一个时期，作家和学者的分离则成了普遍事实，以至于王蒙先生80年代初有了“作家学者化”的呼吁。从一般道理说，学术研究和文学写作应当能够互相促进。不过，具体到一个人身上，情况可能多种多样。闻一多、朱自清先生都既是诗人，又是学者，但又都是诗人在前，学者在后。卞之琳先生在研究英国文学、何其芳先生在研究典型和《红楼梦》期间，都还写诗，但诗又都远不如以前的好。当然，我们无法知道是学术损害了诗情，还是清醒到诗情离他们渐远而改事学术。叶圣陶先生开始是小说家，在成为教育家和语文学家之后，便不再写小说。当他以语文学家的眼光修改自己的小说（50年代修改《倪焕之》）和他人的散文（60年代修改冯牧的《澜沧江边湖蝶会》）时，似乎都失多于得。在曹文轩那里，这两者却似互不妨碍。小说写作，小说艺术思考，看来有助于他文学研究基点的确立；反过来，学术思考，也提升了他写作的境界和方法。他的小说写作理论研究（《小说门》），他的中外文学经典的解读，还有文学史性质的著作（《中国80年代文学现象研究》、《20世纪末中国文学现象研究》）这三者，有一致的基点，这就是对“文学性”的信心，和对艺术“本体”的关切。因此，在文学史写作上，他强调的是文学史，而非文学史。他批评目前大量的文学史写作者在“错误地写作文学史”。基于对“纯正”的文学的信念，他对20世纪的中国文学图景做出具有独特风貌的描述。他关于中国当代文学是一个“不可动摇的概念”和“不可忽略的价值体系”的说法，关于当代文学在若干方面“己赶上或超越了现代文学”，但当代“确实没有”高大、丰富的作家的意见，他对目前成为主流的“文化研究”的质疑，和对着眼于揭示“艺术奥秘”的“文学研究”的坚持，他针对文学批评笼统概括趋向的提醒，和提倡对细节、微妙、差异的体察，……尽管这样的声音在目前并不居“主流”地位，却应得到我们的重视。因此，不仅写小说，而且做学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