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房子-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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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尽管这样的声音在目前并不居“主流”地位，却应得到我们的重视。因此，不仅写小说，而且做学问，“两手抓，两手都过硬”，是应向他祝贺的第三条理由。　　　　
　　　　这二三十年的生活，如果说有什么显著特征的话，那便是变化多端。“重建”，“复兴”，“拨乱反正”，“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还事物本来面目”等等，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关键词和流行语。我们追随过革命（曹文轩赶上了“革命”的尾巴），又“告别”过革命，今天又点燃了对“红色岁月”的温馨记忆。我们信奉过“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又在“为文艺正名”的浪潮中，让文学回到“自身”，而现在，又觉得所谓“自身”和“纯文学”不过是神话，因为到处都是权力和资本所构成的“政治”，我们如何能够逃遁？我们强调过表现“重大斗争”的宏大叙事，随后改为信仰“日常生活”，如今好像又为“日常生活”的膜拜忧虑。基于对“理性”、“主体性”的信任，我们曾坚信世界的“整体”性质，和人对世界“本质”把握的可能性。但不久，“整体性”被证明是虚幻的，我们改信了有关世界平面化、碎片化图景的描述。作为一种象征或一个阶层，“知识分子”在当代曾声名狼藉。不过在80年代，启蒙的精英意识又复活、拯救了“知识分子”的信心。而现在，“知识分子”又开始成为人人唯恐逃之不及的词。……在这种风云变幻中，曹文轩有自己坚持的主张。也吸纳新的知识，也思考社会现实，但如他所说，并不左顾右盼，不盲目追随潮流。他坚信存在着超越时间、空间的“本源性”的东西，如“人性”，如“美”。他坚信“文学”自有其边界，“文学”和“非文学”，真正的文学史和“伪文学史”，可以清楚划分。“真正”、“纯正”、“永恒”等，是他经常使用的词。因此，在历史观上，透过显眼的“断裂”，他认为更本质的是历史的连续。他不认为“时间”具有绝对的意义，说是“在昨天、今天、明天之间”，“绝无边缘”。这些自信，既体现在他的小说中，也构筑了他研究文字的总体框架。在社会急剧震荡，以及普遍性的思想危机之中，这种对“本质”和“普遍性”的信仰，也许是另一条值得我们耐心寻找之路。现在，人们又开始谈论重建“整体性”的可能，而我却发觉，不论是何种强力黏合剂也己无法修复自己的思想碎片。在这一令人沮丧的时刻，对照起信念始终坚定的曹文轩来，真觉得让人羡慕，这是向他祝贺的另一条理由。　　　　
　　　　格非：我的一个学生跟我开玩笑，说你们这些具有作家、学者双重身份的人，占了一个很大的便宜。因为，你小说写不好，你会说你是学者，学问做不好，你会说，你是一个作家。其实不是这么回事，因为在大学里小说创作是不算成果的在大学里头，你的教授、学者的身份对于小说来说也是没有用的。曹老师在教学、在文学研究与文学创作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我向他表示祝贺。一个作家或者说，要获得成功需要很多优秀的素质。我认为首先的一个素质就是勤奋。这一点很容易被大家所忽略。我在大学，我深有体会。时间非常紧张，精力也非常有限，他能在各个不同的领域，能持续不断地出这么多的成果，让我感到非常敬佩的。


第二部分王蒙、格非等名家品评曹文轩（4）

　　　　朱寿桐：我与曹文轩离得很远，他在北京，我在南京，一北一南，这个距离很远。但同时我与他又很近。因为我与他是同乡。他在《草房子》等作品中所写的生活，那是我最熟悉的。我从他的作品中读到了什么呢？说他的小说是乡土文学，那是解释不通的。如果说，他仍然在乡土之中还没有走出来，是写不出这样的作品来的——写不出这种味道。因为长期处在苏北平原那样一个平淡无趣的也不是一个一望无际的土地上，生活又永远是那么的苦涩、一点也不可爱，他是无法超越自己的感受的。只有进了大城市，进了文学艺术的殿堂，换了一种味觉，此时再去回味过去他生活过的严酷的生活的时候，才能写出味道非常好的东西来。当这样一个作家，对那样一片土地、那样的一份生活，怀着满腔热忱与热爱，又怀着一种批判精神的时候，忧郁就产生了。　　　　
　　　　李书磊：我看到这样的九卷的在份量上沉甸甸的文集，作为学生很自豪。他的《草房子》、《红瓦》都仔细读过，当时的印象都非常强烈。觉得曹老师平常是一个非常内向的人，说话不多，但读他的书，尤其是在读他的小说的时候，觉得特别反丰富。他能体会那么复杂的东西，我当时的感觉是一种非常惊喜的感觉。曹老师作为一位大学中文系的老师，既能搞研究，又能写小说，这种方式，在今天显得特别可贵。　　　　
　　　　既创作又搞研究，本来是新文学以来大学中文系的优良的传统。读曹老师的文学研究，他对作品的选择与评论，我们看了以后，既能感受到作品的历史内涵，也能够对作品的审美经验有非常充分的理解与把握。这是十分可贵的。我读了他的《小说门》。认为这样的书是写过小说的有体验的能够提出创作种真实问题的理论，这是一种真理论，而不是一种伪理论。　　　　　
　　　　孟繁华：在当代文坛上，“曹文轩现象”，已经是很完整的了。在当代文坛上，能够将学问做得很好，又能将小说写得很好，这样的人确实很少。这是与我们的现代教育体制是有关系的。现代教育体制，是一个越来越西化的体制。而在过去的那个教育体制中的学者却是学贯中西的。教育体制的不断西化，只能培养出一些专家。这些专家与知识工人实际上没有太大的差异。即使在这样的教育体制下，曹文轩老师，能够实现既是一个学者又是一个作家的过程，是非常了不起的。文坛的多元化、多样化，是我们呼唤已久的也是我们争取已久。在这里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在呼唤与争取多元化、多样化的时候，并不是什么都是健康的，将一些妖魔也呼唤了出来。我认为曹文轩先生的存在，是我们中国当代文坛的一种健康的力量。我们在读他的作品时，能够深刻的感受到，在他的作品中，有一种非常深厚的理想主义的精神。他的小说写得非常的凝练、非常的田园风、非常的健康，这与当下的流行的文学作品是非常不同的。在文学研究方面，他的《中国八十年代文学现象研究》、《20世纪末中国文学现象研究》在研究中国新时期文学研究方面，是非常精彩的两本书。　　　　
　　　　李敬泽：九月份的时候，我参加了一个会，那个会主要是青年小说家、诗人、批评家的一个会。大家在一起反思中国八十年代以来，到九十年代，直到现在，整个中国文学的这个状况、我们的写作路线。讨论的时候，我想大家都有非常强烈的“困惑感”。第一是——比如就小说而言，它的艺术资源，大家都有一种很“匮乏”的感觉，就是说好像不知道该怎么写了。我们都是受八十年代以来的那个“创新”和“先锋”的逻辑所支配的。　这样的一代写作者，不断地往前走，但有时候会觉得“越走越窄”。我们可能有些非常尖端的——用不着的“尖端武器”，但是我们没有“常规武器”。这个状况，反映到写作中，就是我们的小说，从整个状况来讲，写作质量严重地下降。第二个，是我们很多人，在我们的小说里，过于地强调知识分子的身份，过于地把小说理解为“一种人的各种话语斗争的场所”，所以有时候想一想，我们八十年代以来，我们的很多小说家，所重视的问题，在骨子中最最焦虑的问题，可能不是别的，首先是他的立场——他是先要想他的立场，往往觉得好像立场问题解决了，小说的任务就基本完成了，或者说小说的一些根本问题就解决了。由此就引来了另外一个问题：我们在小说中所提供的可能都是一些被过滤过的东西，我们的真正的经验、真正的血肉、真正的生活，可能反而在我们的小说里感受不到、看不到。这样的两个困惑，不仅仅是我个人的，而是当代中国小说、当代中国文学的大困惑。曹文轩老师的九卷本的著作，其中的有些作品我看过。《小说门》，这次我是很认真地看的。看了以后我感觉到，这些困惑，实际上，很大一部分，在曹文轩这里，都能够得到解答。我们的很多作家，在那次会上，交流感受的时候，我们也都谈到，说，我们应该“后退”，或者应该叫“撤退”，“撤退”到哪儿呢，就是一方面我们要“撤退”到小说艺术的所有基本元素上去，“撤退”到二百年来小说为我们提供的无限丰富的艺术经验上去；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直接“撤退”到我们的经验、我们人的生活和人性上去。这两个方面我想正是曹文轩老师在过去多年的那些创作和理论的实践中，所始终坚持、始终守住、始终发扬和阐发的。曹文轩强调的是“古典精神”，我理解的“古典精神”，正是小说艺术的基本精神、小说艺术的基本价值。在他的小说里，我看到的是没有经过观念所“强暴”的、所非常强暴地蹂躏过的那样一种“人性”。人性的复杂、深微、广阔，人的优美，人的悲怆，所有这些，在他这里得到了很好的保护。同时，曹文轩的小说，可以说调动了大量的、直接引用了大量的传统的小说艺术的基本经验。描写，如诗如画的景色；等等，他对小说的基本品格的重视；恰恰是我们现在的一些小说家所忽视、所忽略的。那么由他的这种创作出发，他在《小说门》里，对自八十年代以来到现在的小说经验，进行了非常精细的、也非常真切的阐释与总结。我有时候想，我们的很多疑惑、很多困惑的问题，之所以疑惑，之所以困惑，只不过是因为我们的眼界还不够宽，很多东西还看不到，所以我们就大惊小怪，我们就很焦虑，但实际上我看了《小说门》，我觉得曹文轩在这本书里，从小说的本体层面，一直到小说的技术层面，融会贯通、一以贯之地作了非常系统和精到的分析。一些反复困扰我们的问题，比如“个人写作”问题、“小说的个人经验”问题，等等这些，那么在这样一个总体铺垫中，好像变得没那么大，没那么了不起，没那么重要，也没有那么让我们焦虑得寝食不安。这不过是小说艺术非常广阔、非常复杂的图景中的一块图板，那么，曹文轩把它给拼好了。这九卷本的文集，确实是我们当代文学能够积累下去、传承下去的一份财富，它不仅对读者是重要的、是有意义的，它对我们的批评家、对我们的理论家、对我们的作家，我相信都会有很重要的启示作用。


第二部分王蒙、格非等名家品评曹文轩（5）

　　　　吴秉杰：我从一开始就觉得他的小说是有风格的，有风格的创作，好像是一个比较成熟的一个作家才会有的。他的创作打破了一些界线吧，什么儿童文学、少年小说，什么成人文学、纯文学，他都打破了。他的创作证明了文学创作中间是有一些共同性的东西的。都说曹老师的作品里有一种古典的精神，那么，这种古典精神到底是什么呢？主要的不是在叙述上、语言上，而是在感情上。生活在不断变化，是新的，但在我们内心深处，我们最可贵的感情，实际上是旧的。比如说善良，比如说诚实、忠诚，这些感情好像是在我们内心深处一直存在并且是最有价值的。古典精神，对他创作可能来说，是最重要的。我想曹文轩老师有这么多的学生，最好，咱们以后找一个机会，一起好好讨论一下他的作品。　　　　
　　　　张曼菱：我也是曹老师的学生，可我从来没有把他当老师来看，本来就是同辈人。我好久没见他了，那天我见了他，我情不自禁地说：你怎么穿得跟“萧涧秋”似的？他总是那么……（有人插话：衣冠楚楚），不是“衣冠楚楚”——他不是“衣冠楚楚”，也不是“靓仔”，也不是那种“嬉皮士”，从他的那个文化内涵和他气质就知道他是什么人，他就是“萧涧秋”那种人，就是有人性、有善、有美，他会徘徊、游曳，会有很多的“萧涧秋”的那种可让人指责的但很可爱的东西。　他写东西也像他穿衣服一样，他没有穿成那种“酷”的什么的，他必须是“萧剑秋”。因为所谓的“酷”，实际上是消解我们的人性的，不符合曹文轩这个人。他也不扮演“斗士”。在我们的生活里，我希望永远有这么一个“春天少年”。他给人一种“英军少年”的感觉，起码我有这种感觉。我在校园里碰见曹老师迎面走来，我总是比较高兴，因为我很希望在我们的校园里不要老是那个“大腹便便”、“西瓜脑袋”的人，我们的文学界本来就应该出来很多“风度翩翩”的人。我当时招进北大的时候，非常失望。有老师给我们讲《红楼梦》，讲宝哥哥、林妹妹，但我一看那大“西瓜脑袋”、衣服上都是糨糊，玉米粥什么的，我心想这个宝哥哥、林妹妹也是年讲的吗？跟我想像中的那个西南联大那些先生们形象对对不上。我觉得我应该碰见一些儒雅的、有极高的素养、涵养的人。他们那个学养，他对文学的那个品位和他对生活的品位是一致的。我渴望这样的学者出现，只有这样的人文情景和气氛，才会使我们的校园、使我们的整个文化得到提升。整个人都“烂大酱”似的，我不信你就能够理解宝哥哥、林妹妹。所以我非常欣赏曹文轩给我提供的这个“萧涧秋”。我们的生活永远存在，就像“西南联大”被轰炸还要谈恋爱一样。我觉得曹文轩是一种“生活状”，我喜欢这种状态。我觉得他的文和他这个人的存在，对我们中文系，对我们北大，非常合适。那么我非常希望曹文轩经常迎面向我走来，像个“萧涧秋”。我我希望他的文章和他的文学也是这样一种。不作秀、也不作态。什么时代呀、国家经济呀，无论怎么，我们永远需要曹文轩这样一个“大男孩”。我认为他的贡献就在于，他的个性的品位和他的作品的品位，给我们北大、给我们整个生活情境、给我们这个文学界，带来的新鲜的气息　　　　
　　　　季红真：凡参加关于曹文轩的会，我历来都是不发言的，因为那个档次特别高。我看了一本《草房子》、一本《红瓦》，我觉得它们激活了我很多童年的印象。我也是在一个很小的地方长大的。他的小说里写的很多场景、细节，虽然是在南方，但是一般乡村孩子都有对这样的处境的体验。我觉得他的小说，在一个很喧嚣的时代，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很温馨的、很优美的、很抒情的、一种田园的、一种精神的东西，一种风格，或者说，一种情调。大学老师要整天编教材，自己也编得一副书呆子气，小说也写不好了。但是我很惊异，曹文轩学问、教学和创作能够三栖，这一点，很让我羡慕。我也像雷达一样，觉得他有这么大的创造力，能做这么多的事情。今天出他的文集，很高兴，替他高兴，替北大高兴，然后替当代文学高兴。　　　　
　　　　李青：衷心的祝贺曹文轩，在他的第四个本命年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出版了这么壮观的文集，九卷本。感谢作家出版社，给我们这些曹文轩作品的爱好者，提供了这么一套精美的读物。　　　　
　　　　徐坤：这个作家，无论他为人、为文，都给我们竖立起了一个榜样，竖立起一个高度。我最初读到曹老师的《小说门》的时候，是在《小说选刊》上，然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