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房子-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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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坤：这个作家，无论他为人、为文，都给我们竖立起了一个榜样，竖立起一个高度。我最初读到曹老师的《小说门》的时候，是在《小说选刊》上，然后我就跟踪在阅读。当时我觉得特别震惊，我说这个东西写得简直是太好了，它既可以作为作家写小说入门的指导性的书，同时它也是学者进行科学研究的书。它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现在都是流行这种个性化的创作和研究，有“一个人的战争”，和“一个人的排行榜”，那么我想曹老师他这个《小说门》，就是“一个人的小说史”。
蒋翠林：这套书是我们出版社今年的精品，而且是我们出版社的拳头产品。这套文集不仅是内容好，而且从这套书的制作上、封面设计上，从原料上，可以说我们出版社都拿出了最后的。在这次图书定货会上，这套书也是非常抢眼的。大家看了这套书，也在纷纷订购。第一，我们感谢曹文轩能将这么好的书交我们出版社出版，第二，我们出版社从领导到责编到印制一直到发行，可以说是去；全力以赴，为这套书，大家都尽力了。我们希望听到大家的表扬，也希望听到大家的意见。我代表社长总编辑谢谢大家。
张颐武：我来晚了，但我无论如何得赶来。我觉得曹老师的这个创作和理论研究，都能够达到非常高的水平，使我们有“高山仰止”的感觉。曹老师始终一方面是站在时代的前面，另一方面——我觉得最可贵的就是一方面他又有一颗“童心”。他能够不断地和自然之间和生命之间直接的接触。作为他创作的一个信念，他是始终能够把“童心”的精神能够带到文学写作里面的一个最重要的作家。另外，我觉得他有一个非常可贵的“古典情怀”。他的文字始终是和一种“古典的诗意”、一种“精神的家园”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在一个“全球化”的、越来越对我们的日常生活造成很大的冲击的这个“商业主义”、“消费主义”的时代里面，曹老师能够完全地把这种“古典的精神”延续下来——我觉得这个古典精神是一种真正的灵魂。我觉得曹老师的创作是一个“另类”，但又是紧紧地和这个时代扣联在一起的，给我们时代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另类的一个见证。“消费主义”的潮流，把我们大家的心灵冲击得很厉害。我们都被“消费主义”席卷。我们买房买车，我们每天被这些东西所席卷。另外一面则是全球反恐，一种绝对正义的、谁也不敢惹的意识形态，这高的低的都确立了。我发现我们自己选择的空间是极少的，大家几乎没有机会去选择自己生存的空间，没有任何一个可以安放自己心灵的地方，所以这个时候会有“左”的“右”的，非常悲愤的“左派”和非常悲愤的“右派”。这个时候，我觉得曹老师提供了另外的一种路子，另外的一个建设。既不在“高端”，也不在“低端”，他追求一种“童心”和“人文”的“古典的情怀”。我觉得《草房子》和《红瓦》是可企及的作品。我们怎么样去看待曹老师的这种作品？我觉得这写文字永远会给我们一种灵魂上的启迪，就是说我们还有另外的选择。我们有《草房子》、《红瓦》那样一种世界。他不管那些，在一片混乱中，他写出的还是非常“清净的”、“经典的”小说。曹老师创造的这个世界还会延续下去，九卷本的文集只是一个开端。我想十八卷、三十六卷，也是可以期望的。一个“童心世界”，一个“古典世界”，还没有展现出来。当十八卷、三十六卷不断地出来的时候，我们再在这儿开会，觉得意义会非常伟大的。
袁敏：今天真是非常激动，也非常高兴。这套书得到大家的高度的评价，作为责编，我心里感到非常非常的安慰。我也是曹老师的学生，我当年是“北大首届作家班”的学员，曹老师是我们班主任。当时他还给我们讲一门课，叫“思维论”。他的讲课非常有魅力，才华横溢。那个时候我虽然是“作家班”的首届学员，但是我的职业是“小说编辑”。我当时就想，如果将来有机会的话，我希望能为曹老师作责编。今天这个愿望实现了，我真是非常激动。……更让我高兴的是，这套书得到了大家的高度评价。就现在在图书市场来讲，做文集实是一件比较难的事情。但是我相信真正的图书市场需要畅销书，更需要有“高品位”的书。那么曹老师这套书……我非常激动，就说这些吧，就是想表达一下我的心情。在这儿除了感谢曹老师给我们提供这么优秀的作品以外，还要感谢我们的社长张胜友同志对我工作的支持，因为没有社长对这套文集的支持的话，这套书也做不到今天这样的高质量。
曹文轩：我今天本来准备发表我对文学的一大堆“胡思乱想”的，但是没有时间了，就不说了。请容许我对作家出版社，对这套文集的责编袁敏女士，对我的老师、同事，对我的学生，对我的家人，对我的朋友，对万圣书园，表示深切的谢意，因为没有他们，这套文集的出版和今天的首发式，都是不可想象的。另外我还要特别感谢从韩国来的裴先生，他的夫人翻译了《红瓦》，现在正在翻译《草房子》和《根鸟》，他是特地赶来参加今天的首发式的。再一次说声谢谢。
第二部分访谈：古典的权利（1）
此文为1998年8月曹文轩接受《大学生》杂志谭五昌先生采访时的访谈录。
问：您的长篇新作《红瓦》、《草房子》问世后，无论是普通读者还是权威专家，都交口赞誉，一些新闻媒体在描述评论状况时用了“好评如潮”这个字眼。这是两部反映六七十年代青少年的生活经历与精神成长历程的长篇，按理说，题材是很陈旧的，却为什么会产生如此强烈的反响呢？
答：我们陷入了一个理论上的误区，仿佛只有反映当下现实的作品，才可能引起当下人的注意。我是一个坚定的现实主义者，但我认为，我们在对“现实主义”的理解上一定出了问题。我们误解甚至曲解了“现实主义”。我们把“现实主义”肯定在“当下”、“现在”，以为现实主义精神就是关注“当下”、“现在”，并且认为只有关注“当下”、“现在”，文学作品才具生命力。这种认识是机械的，形而上学的，自然也是非常浅薄的。从前的现实，也是现实。从前的现实与当下的现实，是平等的，无厚薄、轻重之区别。在“现实主义”与“现在”之间划等号，将“目光落在当下”看成是作家的惟一的观察姿态，偏离了现实主义的原旨，或者说，与现实主义原旨毫不相干。很显然，现实主义不是一个时间概念。写从前，写历史，一样可以使之成为现实主义的东西。现实主义是一种精神──一种批判的或者说是建设性的人文精神。目光低垂、目光回顾与目光眺望，这些姿势都可以立足于现实主义。换一种说法：文学不是鸡蛋。鸡蛋越新鲜越好，刚生下的鸡蛋，当然比几个月前生的鸡蛋要好。可新鲜却不是文学的本质特性。情况倒可能相反──如果从审美或认识论的角度而言，远离我们的东西，反而可能更具美感或魅力，而经过时间沉淀之后，我们可能会对从前的现实有更深切的理解和更准确的把握。《红瓦》、《草房子》之被人注意，只能加强我的这些根深蒂固的看法。既然我一时无法消化“当下”，那么我就去写已经被我消化了并且已溶入了我的血液的“过去”。
问：根据我对您这两部小说的阅读感受，我认为您对人性的理解与感悟极其深刻，但在人性恶与人性善这两极上，从整体来看，您显然向后者倾斜，从而使您作品中的人物闪烁出“人性的光辉”，而时下许多所谓表现人性的小说，却把人性仅仅表现为丑陋的动物性。请您对此发表您的看法。
答：写人当然要写人性。小说无法回避人性。以往一些小说的肤浅，就正在于放弃了对人性的刺探、窥测与分析。人仅仅被当作了一种思想观念的载体，一种意识形态的符号。但我对人性的看法与西方一些所谓深刻的小说家们不一样。在他们看来，必须将人性推至丑陋、恶毒、卑鄙无耻，推至动物性，才能见出他们目光的犀利与思想尖锐。其实，他们是不真实的，因为，他们把复杂的人性简单化了，将人性的恶极度夸张了。我以为真实的人性并非如此。我写人性，甚至是写一切，只想紧紧咬住一个单词：微妙。我在写每一个人物时，都是小心翼翼地去观察他们。我发现人性的变化是非常微妙的。似乎不是你所说的两极，而是许多因素混杂在一起的模糊。这里，善与恶没有明显的界限，没有清晰的边缘，没有截然可分的阶段。我们不能为了达到那种所谓的深刻，非要将我们笔下的人物搞得腌不堪，面目狰狞，一个个都很猥琐。我知道，这个世界上可能有人面兽心的家伙。但，我轻易不让这种人物进入我的作品。因为我心里明白，我在内心深处拒斥这种人物。我可能对善确实有所倾斜。这一点，可能与我的美学观有一定的关系。
问：你很在意你作品的美感。如果将人性描写成那种样子，大概就会使你的美学愿望无法实现了。
答：是的。善与美总是联系在一起的。我无法接受现代主义对人性所采取的刻薄态度。我不想将自己的文字全都放在对人性的下作、猥琐部分的描绘与揭示上。其实，将人性写成那副样子，并不是件很难的事情。最难的是写出人性的微妙，是《红楼梦》中的那种微妙。那里头的人性是可以让人琢磨的，而现代主义的人性只能让人感到惊愕，毫无琢磨的可能。
问：在许多人看来，“美”已经是一个很矫情的字眼，而在你看来，它却是你创作中的一个核心单词。《红瓦》与《草房子》有别于当下的小说，也正在于你将这个单词溶解到了你的全部艺术构思中去了。你能就这个单词谈谈你的看法吗？
答：确实如此，当下许多小说将美基本上抛弃了。这种抛弃似乎还十分干脆，弃之如敝履。我们已不能再相遇“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楼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式的意境，已不可能再看到雨果式的、蒲宁式的、川端康成式的以及沈从文式的文字。纤细之美，哀怨之美，弹性之美，坚固之美，柔弱之美，威武之美，淳朴之美，风雅之美……从前的小说家，是用审美的目光来注视一切的，一切都被放置到审美的境界里。“美”是他们艺术思维中的一个最基本的概念。在他们看来，美是高于一切的。这是一个传统。这个传统既表现在古希腊的文化中，也表现在中国与日本等国的文化中。莱辛分析雕塑中的拉奥孔被海上巨蟒所缠而呈现的面部表情仅仅是有节制的叹息而不是痛苦的哀号时，问：这是为什么？他回答道：因为在古希腊人那里，美是最高原则。如果拉奥孔哀号，就势必要张开大嘴，而张开的大嘴，就会成为一个黑洞——黑洞是丑陋的，因此，必须回避。去读《源氏物语》、《枕草子》等日本古典小说，你将获得一个东方式的美学概念：风雅。后来的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村上春树等，都与这一美学血脉息息相通。中国古典美学有相当多美妙的东西，是东方美学的高峰。但这个高峰已在我们的视野中消失了。世界上几乎所有的美学高峰，在现代主义小说家的视野中都消失了。那么他们又看到了什么？看到了所谓的真。而这里的真在很多情况之下是丑的代名词：苍蝇、粪便、肥蛆、腐鼠、浓痰、大蒜气味……中国新时期的一批所谓写实的小说中，“厕所”居然是一个经常出现的意象。小说写至今天，仿佛不写一个人上厕所撒尿，就显不出十足的真实，就无法圆满地产生深刻感。
问：你的话使我想到了当下小说的普遍的写实倾向。你对这一倾向如何评价？
答：写实自然没有问题，但大家都如此来理解“写实”，这样来写实，我就觉得情况有点不妙。这么多人一个思路，写同一样式的东西，本就是文学创作所忌讳的。但这还在次要。主要的一点，在于对“写实”的理解的狭隘。大约是从“新写实”开始，中国当代小说的大队人马，无论它是写哪方面的，基本上都陷入了这一相同的思路：去写人的日常——连日常都谈不上，是写人的庸常状态。这些作品开了一种风气。它们本身是有功绩的。它们要将从前传统的现实主义丢失的一片很大的世界收复回来——收复失地，显示了这些小说家敢于正视人的卑微人性以及平庸生活的勇气，显示了这些小说家对人类存在状态要做深入思考的决心。在它刚露头时，我曾将它们与从前的现实主义比较过：拾你所遗，敬你所蔑，重你所轻。它们来了一个颠覆。这种颠覆也许有很大的必要性。但我认为，这种颠覆只应由一小部分的人去做，而不应由那么多人去做。这种写实实际上也是片面的，并且是极大的片面。我们又要回到美感问题上来了。我在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曾说过：痰盂与花瓶都是现实，既然痰盂与花瓶都是现实，我们的目光为什么仅仅只盯住痰盂而忽略花瓶，难道这也算得上是真正的现实主义精神吗？另外一点，也是要必须指出的：西方小说家也写人的低俗场景，但与我们的“新写实”有很大的差异：西方的这类小说是放在“现代主义”的框架中的，而我们的“新写实”是放在“现实主义”的框架中的。前者是用一种形而上的眼光审视形而下的景观，而后者则是用形而下的眼光审视同样形而下的景观。
第二部分访谈：古典的权利（2）
问：痰盂与花瓶的比喻很生动。那么，你的作品是倾向于痰盂呢还是倾向于花瓶呢？
答：《草房子》倾向于花瓶，而《红瓦》既写痰盂也写花瓶。美是我永远不可缺失的因素，它甚至被我视若生命。我坚持我的看法：美的力量绝不亚于思想的力量，再深刻的思想，都将变为常识，但美却可超越时空而永在。
问：从表面来看，《红瓦》与《草房子》也是写实的，甚至让人产生自传的印象，但分明带有极大成分的虚构。它们与依样画葫芦式的作品判然有别。“想像力”问题似乎是当代中国文学的一个突出的问题。你这样认为吗？
答：是的，我是这样认为的。我们的文学，想像力是疲软的。我们总在地面上爬行，很难做潇洒而漂亮的飞翔。我们生活在一个曾创造了“后羿射日”、“女娲补天”的国度。我们的先人们的想像力是让世人震惊的。但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中国文化系统中出现了一脉不利于想像力发挥的文化。这种文化的实质就是实用主义。它阻碍了想像，甚至还将想像看成是一种不可取的行为：子不语怪力乱神。纳博科夫曾对想像、幻想或者说虚构，有一个经典的表述：一个孩子从峡谷里跑出来，大叫“狼来了”，而背后果真跟一只大灰狼——这不成其为文学；孩子大叫“狼来了”而背后没有狼——这才叫文学。那个可怜的小家伙因为撒谎次数太多，最后被狼吃掉了，纯属偶然。艺术的魔力在于孩子捏造出来的那只狼身上，也就是他对狼的幻觉。于是他的恶作剧就构成了一篇成功的故事。小说家应将自己看成是准造物者。他应有决心构造一个在想像力上可以与造物主构造的世界相媲美的世界。他应当对上帝说：你写你的文章，我写我的文章。
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