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房子-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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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我们现在大概要回到以上提到的话题上去了：我们是否还有能力创造新的理论资源，以供当下文学批评利用？
答：我们假设中国古代思想于当下的文学批评而言，已一无用处，已再也无法获得一点可变用的遗产，那么，我们自己还可以为自己再创造理论资源以供我们当下进行文学批评吗？我想，能作如是询问的人并不会太多。由于历史原因，我们不得不面对西方，不得不吸取西方。但长久地挪用或借用西方的理论资源，已几乎使我们忘掉了自己。我们已经将这一吸纳过程堕落成习惯，仿佛中国人生来就是这个命，就是要利用外来的理论资源才能言语，才能生存；没有这些理论资源，我们就无“话份”，就无法言语，或者说，就只能发出“今天的太阳光蛮好”或“咸菜太贵了”的日常言语。不久前，我们在讨论这一问题时，我的一个韩国博士生说道：“中国人在如此长久地、习以为常地运用西方理论资源时，应当有所警觉。”这是一个文弱的女孩，且用的是她在台湾八年学得的国语软款款地说出的，但，“警觉”二字却如雷贯耳，使我感到震撼，我当时用粗重的笔划将这一单词写在了本子上。难道不是吗？我们已经没有任何警觉了。我们已经麻木了，习惯成自然了。
问：你是否认为，行不行，至少应当试一试，至少应当保存住这一点试一试的欲望？
答：是的。我们现在不想去论证中国人是否还有能力如同自己的先人们那样为自己创造理论资源然后供自己也供他人使用，而要如上面所作的发问一样再发问一下：我们为什么又凭什么不去试一试？如果连这一念头也不复存在，这难道不是一件非常悲哀的事情吗？我们深知，思想，特别是那些深刻的思想，并非是凭空产生的。它需要有丰厚的历史作为依托，需要一个高水准的社会环境，需要一支高素质的学者队伍。然而，我们假如连一点点努力之心都没有，我们也就只能陷入一种悲剧性的循环了：不行导致更大的不行，不幸导致更大的不幸。我们还能找回一点自信力吗？我们是否已经宿命般地陷入一个只能凭借外来理论资源、断然不能自己创造的绝境而永无独领风骚的时光了？到底是宿命还是自认？如果是宿命，是天意，是天不厚我族，我们又何苦叹息？又何苦挣扎？我们平心静气地、慢慢地甚至也可以很逍遥地活下去就是了。只怕不是宿命，而是自认。我不知道，我们现在的处境是否真的像当年有人判断中国贫油那样而理论贫困？我们到底还有无通过李四光式的执著探寻摘去理论贫困的帽子的希望？假如真的贫困到令人落泪的地步，我们可不可通过一代又一代人的奋斗之后，我们不仅为自己创造了足够开销的理论资源还输出疆界供他人使用？我们可以不必为那一注之誉斤斤计较，但我们还是应该从内心深处希望能获得那一注之誉。因为，它象征着一个民族在这个世界上的必要性，意味着一个民族有着可与世界对话的能力，表现着一个民族应有的不愿寄生、享受他者而愿与世界一道共创天下、平分秋色的愿望。即使“从前”真已只剩下荒漠一片，我们也可面对存在独自创造。造物主还是公平的。他把同样的太阳、月亮与空气交给了我们。他说：一切都已交给了你们，自己思索吧！当年，庄子并不是面对别人的资源，而是面对造物主的资源，在穹隆之下进行了旷达无极的思考，为人类创造了资源。既然我们人种没有退化，我们也可再创。
第二部分访谈：丢不下的尴尬（3）
问：自信心不能确定的原因可能很多，其中之一，大概与目前中国在世界上所处的位置有关吧？
答：我把你的话说白了就是：中国依然是一个穷国，而穷确实很能毁坏人的自信心。“人穷志短，马瘦毛长”绝非真理，但穷确实是一种可怕的压迫人的精神与损害人的自尊的力量。一穷，便往往什么东西都变得没有道理，本来有道理的东西，也变得没有道理，而别人的东西就变得都有道理，本来没有道理的东西，也变得有了道理。我们在物质贫穷的境况中，大概过于仰仗外来的理论资源，过于崇拜这些资源的能量与质量了。西方理论家的理论，甚至在暗中推动我们建立了一种依我看很可疑的学术标准。这些年，我差不多每年要看十五部左右的硕士生与博士生的学位论文。我发现我和我的同仁，都在不自觉地认同一种学术标准（甚至是论文的写作规范）。每当在看完了一部论文之后，会很自然地问：“你的论文是放置在一种什么样的理论框架中来完成的？”而对方的回答十有八九是“我采用了谁谁谁的知识考古学的理论”或“我采用了谁谁谁的话语理论”，要不就是“我采用了谁谁谁的第三世界文化的理论”。这种运用已经充分技术化与格式化了，一个个干起这种行当来都显得很得心应手。尽管有些运用纯属捕风捉影甚至与巫术差不太多，但仍是一副庖丁解牛游刃有余的样子。越是高学位的论文，越往往如此。仿佛“有一个理论框架”是天经地义的，而选用的这个框架，必来自于西方也是天经地义的。我曾自问：鲁迅的那部在今天看来依然是学术经典的《中国小说史略》，又是设置在何种框架之中的？当然，你可以从中找出某种框架来，但绝不是福柯的，或是德里达的，或是其他什么人的。这个例子至少可以向我们说明：我们不一定必须预先明确地设定框架，世界上的框架也不一定只有福柯、德里达等人提供的那几种，当然更不是必须只能服从于那几种。
问：那你们有没有表示过疑虑呢？
答：何止是表示过疑虑。现在的情况是：不可遏制。因为时尚能将人迷倒一片。我们有一位先生深感这种技术化、格式化的理论资源的运用对一个人的感悟能力的破坏，说，他第一喜欢看本科生的论文，其次是硕士生的论文，再其次才是博士生的论文。……我回到你的话题上再说一个意思：一个贫穷的国家，在思想方面并不必然也会是贫穷的。发展中的拉美国家，其文学在世界范围内的火爆与被高看就是一个例证。我们应当在意我们的贫穷，但我们也不应当太在意我们的贫穷。
问：你怀疑过西方理论本身吗？
答：没有。也许，它是值得怀疑的，但我确实没有怀疑过。我怀疑的——现在我必须要说清楚的——是应用，是中国式的应用。朋友们都知道，几年前，我就开始怀疑一件事：许多西方理论，在它产生的本土，一般情况下却仅仅是作为理论而独立存在的，并未有满坑满谷的人，将这些理论简单地变为评论的工具。而我们在引进这些理论之后，却一律将它们变成了评论的工具。给人的感觉是，它们之所以被引进，就是因为它们被看好，它们将能变成为评论的工具。我一直认为，理论与评论，是两种具有相当大差异的文字工作（或者说是精神形式）。理论是自足的。理论可以有实践意义，也可以不具有实践意义，仅仅是一种智慧，甚至是一种精神游戏或一种精神贵族们的智力把戏。有些理论纯属胡说八道。然而，它也有存在的权力。但评论纯粹是一种实践性的活动，它要求有程度较高的客观性。我们去评论一部作品，或一位作家，总是要以“准确地判断它的价值”为目标的，是不能太由着自己的性子去主观臆测的，更不能胡说八道。评论当然应当有自由，但这种自由是有限制的。如果评论有无边的自由，那么，我们将永远也不能知道什么是艺术品，什么是非艺术品，哪位作家是优秀的，哪位作家是拙劣的。把本来产生于特有的实践和特定的文化氛围中的西方理论不假思索，顺手就变成解读与西方文学实践有着极大差异的中国当代文学，自然是一种走钢丝，或者说是一种玩火的游戏，因而，充满了危险。
问：你是不是认为谈论这个题目在时间上是有所讲究的？
答：当然。这个话题谈论得太早，是错误的，而谈论得太晚，也是错误的。
问：你以为，这种状况可以结束吗？何时结束？
答：本世纪当然不可能结束，我们必将带着这种尴尬走入下一个世纪，所以我说：这是“丢不下的尴尬”。但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造物主所设置的这个世界，绝对是有多种解释的可能性的。这一特性的存在，自然给理论资源贫困的中国留着后路。
问：我不知道你是否觉得你已经充分地表达了你的意思？
答：我不相信语言有这么大的能耐。最后，我想请你听一个意味深长的故事——我以为只有这个故事大概才能最贴切地表达我的意思。不久前，我看了一本巴西人写的书，此书在全球发行六百万册，是一部象征意味十足的书，叫《炼金术士》。作品写一个西班牙牧羊少年在西班牙原野上做了两个内容同样的梦，梦中的情景是：在很遥远的地方，在一座金字塔下，埋藏着一批财宝。这个牧羊少年，决定追随天意，以梦为马，去遨游人生。他千辛万苦，越过海洋，穿过沙漠，来到非洲，终于找到了那座金字塔。然而，他根本挖不到财宝。这时来了两个坏蛋将他狠揍了一顿。当两个坏蛋准备丢下他离去时，其中一个对他说：“你会活着的，因为我要想让你永远地知道，你是天下最愚蠢的人。两年前，就是在现在这个地方，我也做了两次内容相同的梦。我梦到，我应该到西班牙的原野上，去寻找一处破败的教堂。在圣器室的位置上生长着一棵桑树。我被告知，如果我在桑树的根部挖下去，我将挖到一批密藏的财宝。但是，我不至于蠢到为了一个做过两次的梦，而穿越整个沙漠。”那个人所说的地方，正是牧羊少年出发的地方。牧羊少年听罢，双膝跪下，仰望苍天，热泪盈眶。难道我们也必须要在经过如此长途跋涉之后，才能知道财宝就在我们自己身边，就在我们自己脚下吗？这是天意吗？
第二部分访谈：美的力量》思想的力量（1）
此文为2003年1月曹文轩与《科学时报》记者胡少卿的访谈录。
问：2002年度对您来说是一个有总结意味的年头。您不仅出版了两本用力多年的学术专著《二十世纪末中国文学现象研究》和《小说门》，而且即将由作家出版社推出九卷本文集。能请您简单介绍一下您的文集吗？
答：这几年，有不少出版社登门与我联系，商量出版我文集的事。他们曾多次游说，鼓动我能答应此事。开出的条件十分诱人。这些出版社，这些编辑，都很不错，非常敬业，非常值得你信赖。但我却一直犹豫不决，始终不能产生冲动。所有这些出版界的朋友，在谈到出版这套文集的理由时，说法大同小异，并振振有辞：当下既从事创作又从事学术研究的，能有几人？当下能出版这样的既有文学作品又有学术著作的文集又能有几种？如此理由，使我既有几分欣慰，又有几分发虚，但心却不由自主地动了。这时作家出版社出现了。虽然是姗姗来迟，但当袁敏女士一与我说到此事时，我便在心中认定了这套文集要嫁给的人家了。我觉得这样的一套文集可能最适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事情很快就进入了过程，一路紧锣密鼓。我与袁敏女士商定，这套文集切不可做得太水，不要不加筛选地将所有一切都塞进来。文集不是收容所。最后确定为九卷，都比较整装，没有太多的零碎。前五卷为文学作品，后四卷为学术专著。出版社对这套文集十分在意，装帧等都非常精心。封面设计特地请了一个在英国学平面设计的年轻画家，版式、用纸等也都比较讲究。是我的想法，也是出版社的想法，这套文集没有按通常所见的文集模式来设计。通常的文集，有画句号、盖棺认定的意思，总是将文集做成经典的样子。而这套文集，在设计上显得很有现代感，是正在进行的状态，是一种融入的面孔，有一种亲和力。这样做的理由十分简单：我的东西与经典相去甚远。
问：这套文集的出版意味着什么？作家出版社以这样大的规模和这样高的规格来出版这套文集，出于何种考虑？
答：我想，最起码有这一点：与当代其他文集相比，它是一套不太一样的文集。它的出版，也许会向文学界传达某种信息。我说的不是文集的内容质量，而是文集的组成。出版社出版这套文集，没有过多的商业考虑。他们想就这套文集向文学界说明：中国文学有另样的可能性，中国文学应有另一种方向。它显然被赋予了承担着一些重要话题的责任。也许它并无承担的能力。
问：您在自己的一系列作品如《红瓦》、《草房子》、《根鸟》中，始终坚持对“美感”、“浪漫气质”、“悲悯情怀”等因素的重视，有评论称您的作品代表了“新古典主义”的复兴。您觉得您所代表的这种写作倾向在当代有何重要性？
答：这年头谈美感，不觉得矫情吗？真是不可思议，在今天的中国文学界是不能谈美、谈美感的，谁谈谁矫情——即便是人家不说你矫情，你自己也会觉得矫情、心里发虚。这实在是太奇怪了。这个全世界独一无二、绝无仅有的语境究竟是怎么形成的？很少有人去研究。似乎只有洋人才有权利去谈美感，也才配得上谈美感。我们则没有这个权利，我们也不配。我们只有谈丑的权利，我们只配写浓痰，写鼻涕，写厕所，写到处乱爬的肥蛆，写脱裤子撒尿，写猥琐，写种种肮脏的念头与场景，写恶俗。我们是在什么时候将审美的权利拱手相让？我们为什么要拱手相让？尽管我们对《泰坦尼克号》这样的电影也会趋之若骛，但假如我们其中的一位也写出一部这样漂亮、浪漫的电影，那么我们就一定会说它是矫情的。一个篮眼睛的帅哥、坏小子去搂着一个金发女郎于船头临风而立作心醉神迷的飞翔状，才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才值得我们去欣赏，而一旦这一经典似的造型由一对中国小儿女去完成，那么从导演到演员到观众都会众口一词，说这是矫情、酸倒了牙根。那么，中国人又能做些什么？就只能蝇营狗苟吗？就只能偷鸡摸狗吗？就只能随地吐痰、随地大小便吗？沈从文、废名的作品若是今天写出来，恐怕也会被认为是矫情的。在如此怪诞的语境中，甚至连一些本来可以贵族化一些的学院批评家也会觉得那些讲究美感的、具有浪漫主义情调的作品是不自然的，而顺应潮流去欣赏那些写丑、写种种卑下情操的作品去了，因为，那些作品才是真实的，是写出了本真状态的。我必须要在这里区分两个词：“丑”与“脏”。这是两个在含义上有重大区别的词。我在上面所说的“丑”，其实应统统改为“脏”。我想在这里彻底揭穿一个事实：西方的现代主义文学写的是丑，并非是脏，而中国当下大量的文学作品写的恰恰不是丑而只是脏。这是两个相去甚远的境界与格调。
问：您的这个区分非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