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房子-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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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敢忘，我们敢忘？
既布道，布道者自己就要有正气。他应当坚决捍卫知识的纯粹性。他应善恶分明。他只承认以自己的感受为原则。他不能油滑，见风使舵，像捏面团一般把讲稿随政治风潮变来变去。他给他的听众是一个助教，一个讲师，一个教授的形象，也是一个人的形象。我走到教室门口，总觉得那讲坛很远，很高。我朝它走去，有一种攀登的感觉。我曾有过幻象：我被抛进一个巨大的空间里了，就像走进一座深邃的教堂。我静静地站到讲坛上，等待着铃声，宛如在聆听那雄浑的令人灵魂颤索的钟声。我喜欢这种肃穆，这种净化了的安宁。我曾多次体味到莫斯科大学一位教授先生的感觉：
“我走上讲坛，我有一种上帝的教士的神圣感。”
也许有一天，我会厌倦北大的讲坛，但至少现在还恋着。恋它一天，就会有一天的神圣感。
一九八八年一月十二日晚
第三部分曹文轩北大记忆二：天堂之门
一九七四年九月，我身着一套从一位退伍军人那儿讨来的军服（那是当时的时装），呆头呆脑地来到了北大。录取我的是图书馆系。而当时的图书馆系是与图书馆合并在一块的（简称“馆系合并”）。把我弄来的是法律系一个叫王德意的老师。她去盐城招生，见了我的档案，又见了我人，说：“这小鬼，我们要了。”那时北大牌子很硬，她要了，别人也就不能再要了。分配给盐城的一个名额是图书馆系。那时候，我没有什么念头和思想，眼睛很大很亮，但脑子呆呆的，不太会想问题，连自己喜欢不喜欢图书馆学也不大清楚。我糊里糊涂地住进了三十一楼（图书馆系的学生全住在这座楼），糊里糊涂地上课、吃食堂、一大早绕着未名湖喊“一二一”，跑得上气不接下气。给我们上课的教员很多，后来馆系分家时，我发现他们有的留在了馆系，有的留在了图书馆。合并之前他们到底谁是馆系的，谁是图书馆的，我至今也不清楚。在大约三个月的时间里，我懂得了什么叫“皮氏分类法”，学了一支叫“一杆钢枪手中握”的歌，跟从宁夏来的一个同学学了一句骂人的话，记住了一两个笑话（其中一个笑话是：一个图书馆管理员把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归了冶金类），认识了许多至今还在馆系和图书馆工作的老师。就在我死心塌地要在三十一楼住下去时，一日，忽然来人通知我：“你会写东西，走吧，去中文系学习去吧。”当时中文系的学生全住在三十二楼。搬家那天，给我送行的人很多，从三十一楼哩哩啦啦直到三十二楼，仿佛我此去定是“黄鹤一去不复返”了。到了中文系，我觉得与周围的人有些生分，感觉不及与馆系的老师、同学相处时那么好，于是，我常常往三十一楼跑（他们说我是“回娘家”）。直到今天，我仍与馆系和图书馆的一些老师保持着一种亲切。这一点对我后来去图书馆借书，带来了不少好处。
到中文系不久，就参加了大约一周的劳动。这次劳动又与图书馆有关：在馆前挖防空洞。那时，大图书馆刚落成不久。下坑（在我们之前，其他系的学生已经将地面刨开并挖下去好几尺深了）前，有一次动员。动员之后，挖坑的目的便明确了：敌机轰炸时，在图书馆读书学习的几千人来不及疏散，可立即就近钻入防空洞。做动员的是军代表。他说着说着，就把我们当成了军人；说着说着就忘了那不过是去图书馆前挖洞，而让人觉得他要把我们带到平型关或台儿庄那些地方去打鬼子。我们面对高高矗立的大图书馆排着队，一脸的严肃和神圣。大家认定了敌机肯定会来轰炸它的，便都觉得确实应该在它的周围挖些洞，并且要挖得深一些。那些天，每天早晨，我们从三十二楼整队出发，也唱着“一杆钢枪手中握”（实际上只是肩上扛把铁锹），雄赳赳地开赴图书馆，时值寒冬，天气颇冷。我们穿着薄薄的棉衣，在凛冽的寒风中冻得直打哆嗦。但黑板上写道：天是冷的，心是热的。当时我想：心肯定是热的，心不热人不就呜呼了？但我们确实不怕冷，就为了那个信念：图书馆里读书学习的人再也不用怕敌机轰炸了，尽可安静地坐着去看自己愿意看的书。在图书馆东门外的东南方向，我们挖了一口很大很深的洞，下去清烂泥时，要从梯子上下去。那天晚上由我和另外一个同学看水泵。我们扶梯而下，然后坐在坑底的一张草帘上看着最深的地方，见渗出水来了，就启动水泵抽出去。那天的夜空很清净明朗，深蓝一片，星星像打磨过一样明亮。图书馆静静地立在夜空下。坑底的仰望，使我觉得它更加雄伟，让人的灵魂变得净化和肃穆。那时，我倒没有联想到它里面装的那些书对这个世界的进步和辉煌有多么巨大的作用，仅仅把它看成一座建筑。这座建筑就足以使我对它肃然起敬，并觉得自己渺小不堪言。看来，体积也是一种质量，也是一种力量。深夜，我那位同学倚在坑壁上入了梦乡，我却因为有些寒冷而变得头脑格外清醒。寒星闪烁，当我把目光从图书馆挪开，从坑口往下移动，又去环顾整个大坑时，忽然觉得这口坑像个水库。那时候的人联想质量很差，联想得很拙劣。我竟然勾画出这样一幅图画来：汽笛声忽然拉响，在紧张的空气中震动着，灯火明亮的大图书馆忽然一片漆黑，一股股人流在黑夜里从各个阅览室流出，流到这个“水库”，最后把“水库”蓄得满满的。干了一个星期，我们就“撤军”了。这几年，常听人说，过去挖的防空洞不太顶用，用一颗手榴弹就能将其顶盖炸开。我死活不肯相信。现如今，图书馆东门外，已是一大片绿茵茵的草坪，成了北大一块最舒适，最叫人感到宁静、清爽、富有诗意的地方。夜晚，吹着微微的晚风，年轻的男大学生和女大学生们或坐在或躺在散发着清香味的草坪上，用清纯的目光去望图书馆的灯光，去望一碧如洗的天空，弹着吉他，唱着那些微带忧伤的歌，让人觉察到了一份和平。但，当我坐在矮矮的铁栅栏上，坐在我曾参加挖掘而如今上面已长满绿草的洞上时，脑子里常常出现一个似乎平庸的短句：和平之下埋葬着战争。如今这些防空洞有了别的用处。一段时期，曾被学生们用来做书店。我下去过一次，并进过几间房子，感觉不太好，隐隐觉得，在这地底下做事，总有点压抑，总有点不“光明磊落”，尤其不适宜在这地底下卖书。卖书应该在阳光下卖，应该在地面上有明亮灯光的屋子里卖，就像读书应在阳光下读，应在图书馆这样建在地面上的高大建筑里读一样。尽管那些书都是些正经书。
从在图书馆系一本正经地学“皮氏分类法”到在中文系为图书馆很卖力地挖防空洞，给我一个深刻印象是：我们将要进入窗明几净的图书馆看书学习了，读书是件很有意义并且很有趣的事情。然而并不见这一天。偌大一个图书馆，藏书几百万，但被认定可以供人阅读的却寥寥无几。就这寥寥无几之中又有一些还是很无聊的东西。绝大部分书或束之高阁或被打入冷宫。可惜的是这些书，似乎是用不着什么“皮氏分类法”，谁都会分的。图书馆也未出现几千人阅读、掀书页之声如蚕食桑之音的生动景象。那时，果真有敌机飞临大图书馆上空，果真扔下许多炸弹来，也不会伤着太多的人的。我那时的思想极不深刻，但有农民的朴素：上大学不读书还叫上大学么？走在图书馆跟前，望着那高大深邃的大门，想着里面有那么多书（这一点我知道，因为我还参加过从旧图书馆往新图书馆运书的劳动），心里头总是想不太明白。那段时间，我只能望着它，却不能从它那里得到恩泽。那时，我觉得它是凝固的没有活气的一座没有太大意义的建筑，那大门是封闭的。
后来，我们步行一整夜，脚板底磨出了许多血泡来，到了大兴基地。从此，就更无机会踏进图书馆的大门了。这座号称亚洲最大的大学图书馆，仅在梦中出现过几次。我们在那里开荒种地盖房子，偶尔在光天化日之下的田头空地上上几堂课。但我实在喜欢书，因此总觉得很寂寞很无聊。于是，晚上就和几个同学到麦地里逮刺猬，要不就往附近的村子乱窜，或到养鱼塘边看月色下的鱼跳。那地方很荒，我的心更荒，常常陷在困惑和迷惘里：我究竟干什么来了呢？过了些日子，终于在木板房里设了一个图书资料室。书都是从大图书馆抽取出来的，上面都盖着大图书馆的藏书章。这总算又与图书馆联系上了。书很少，大多为政治方面的书。当然有总比没有好。晚上，丢罢饭碗，我就和一个上海同学钻进木板房，将那些书狠狠地看。其中有些书是大部头的哲学书。我逮着就啃，啃着啃着，出来些味道，便越发地使劲去啃。不曾想到，就从这里培养了我对哲学的兴趣。后来的十几年时间里，我读书的一大部分兴趣就在哲学书籍这里，并把一个观念顽固地向人诉说：哲学燃烧着为一切科学陈述寻找最后绝对价值的欲望；这种不可遏制的欲望，使得它总是不惜调动全身解数，不遗余力地要将对问题的说明推向深刻；缺乏哲学力量的任何一门科学研究，总难免虚弱无力。不久前，我出的一本书，就是一本与哲学有关的书。我永远记住那几本陈旧的盖有图书馆藏书章的哲学书籍。至今脑子里还有那枚章子的温暖的红色。遗憾的是，在那地方，我终于没有把为数不多的书看完。因为，有人开始在大会上暗示众人：有人把政治书籍当业务书籍来看。我有些胆怯，只好把看书的欲望收敛了些，空闲时到水边看村子里的小孩放马去了。
再后来，我被抽调出来，从大兴基地来到北京汽车制造厂参加三结合创作小组，写长篇小说了。这段时间倒看了一些书。这要感谢当时图书馆承担为开门办学服务工作的一位老师。他隔一段时间就来看我。来时，或用一只纸箱或用一只大包给我带些书来，据说，这位老师前几年离开图书馆做生意去了。那天，我在小商店买酱油碰到过他一次。我朝他点点头，心中不免有些惆怅。
当图书馆完全重见天日时，我已成了教员。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图书馆把人们对知识的渴望和重视充分地显示出来。总是座无虚席，总是座无虚席！中国人毕竟懂得了图书馆的意义。每当我走进这片氛围里，我总要深受感动。这里，没了邪恶，只有圣洁。那份静穆，几乎是宗教的。我不由得为它祈祷：再不要因为什么原因，使你又遭冷落，使你变得冷清，蒙上耻辱的尘垢。
我现在并不常到图书馆去。因为我个人有了一些藏书。但每时每刻我总为它而感到骄傲。我想：人们如此向往北大，沾上之后总不愿离去，固然是因为它的那份有名的风气，但其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便是北大有这样一座图书馆。我还想：北大风气之所以如此，也是与这个图书馆密不可分的。我曾在一次迎新会上对新生们说：北大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图书馆，里面有很多很多的书，它们将告诉你很多很多道理；你若是在几年时间里感受到了它的存在和价值，你才算得上是一个北大的学生：那大门是天堂之门。
一九九二年三月于北大中关园
第三部分曹文轩北大记忆三：背景
有那么一个人突然走向了我们，倒也平平常常，并未见有山有水。但有人对这个人的底细却有所了解，说道：“这个人是有背景的。”于是，人们再去看这个人时，就用了另样的眼光——仿佛他不再是他了，他加上背景，所得之和，却要远远地大于他。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背景的力量。本来，衡量一个人的价值，只应纯粹地计算这个人到底如何，是不应把背景也计算在内的。然而，倘若这个人果真是有所谓背景的话，那么在计算时，却会一定要加上背景的——背景越深邃、宏大，和也就越大。人值几个钱，就是几个钱，应是一个常数。但我们在这里恰恰看到的是一个变数——一个量大无穷的变数。
当我去冷静地分析自己时，我发现，我原也是一个“有背景”的人。
我的背景是北大。
这是一个大背景，一个几乎大得无边的背景。现在，我站在了这个似乎无声但却绝对生动有力的大背景下。本来，我是渺小的，渺小如一粒恒河之沙，但却因有这个背景的衬托，从而使我变得似乎也有了点光彩。背景居然成了我的一笔无形资产，使我感到了富有。其情形犹如融入浩浩大海的涓涓细流，它成了大海的一部分，仿佛也觉得有了海的雄浑与力量。
我常去揣摩我与北大的关系：如果没有这个背景，我将如何？此时，我清清楚楚地看到了这个背景参与了我的身份的确定。我为我能有这点自知之明而感到一种良心上的安宁。我同时也想到了我的同仁们。他们在他们的领域里，确实干得非常出色，其中一些人，简直可以说已春风浩荡、锐不可挡。也许我不该像发问我自己一样去发问他们：如果没有北大这个背景，他们又将如何？他们也会像我一样去发问自己的——北大门里或是从北大门里走出的人，都还是善于省察自己的。我相信这一点。
北大于我们来说，它的恩泽既表现为它曾经给了我们知识，给了我们人品，给了我们前行的方向，又表现为它始终作为一道背景，永远地矗立在我们身后的苍茫之中。因为有了它，我们不再感到自己没有“来头”，不再感到那种身后没有屏障的虚弱与惶恐。
就在我于心中玩味“背景”这一单词时，总有一些具体的事情与场面繁忙地穿插于其间——
那年四月，我应邀去东京大学讲学。在日本的十八个月中，我时时刻刻都能感受到这个背景的存在。那天晚上，在东大教养学部举行的欢迎外国人教师的酒会上，我代表外国人教师讲话时，在一片掌声中，我感受到了。在我为我的小孩办理临时入学手续时，我感受到了。在我于北海道的边陲小城受到一位偶然相识的日本朋友的热情接待时，我又感受到了。……十八个月结束后，东大教养学部的师生们破天荒地为我举行了一次盛大的欢送晚会。在那个晚会上，“北大”这个字眼出现了数次。我心里明白，这个晚会的隆重与热烈，固然与我十八月的认真工作有关，但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我背后有这个背景。
无论是在学术会议上，或是应邀到外校讲学、演讲，几乎是走到任何一个地方、一个场合，我都能感受到这个背景。它给了我自信与勇气。它默默地为我增加着言语的重量，并且神奇般地使我容光焕发。
它甚至免去了我的尴尬与困境。
大约是在五年前，那天上午，我将一本书写完了，心情甚好，就骑了一辆车，一路南行，到了紫竹院一带。已是中午，我感到饿了，就进了一家饭馆。那天胃口真是好极了，独自坐下后，竟要了好几个菜，还要了酒，摆出了一副要大吃大喝的样子。阳春三月，天气已经非常暖和，加之我吃喝得痛快淋漓，额头上竟沁出不少汗来，身与心皆感到莫大的舒坦。吃罢，我不急着走，竟坐在那儿，望着窗外路边已笼了绿烟的柳树，做一顿好饭菜之后的遐思。“今天真是不错！”我在心里说了一声，终于起身去买单。当我把手伸进口袋去掏钱包时，我顿时跌入了尴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