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房子-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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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深谙人性的小说家们,对人性的最后阐释是:人性是由错综复杂的因素构成的,单一因素的人性是根本不存在的;人的一生,是在这些具有差异性的甚至是互为对立的因素之间徘徊、晃悠,很少能够一味地张扬于其中一种而不受其他因素的干扰。即便是在某一时刻,其中一种因素可能会膨胀到极致,但在到达顶点之后,另样的因素会顽强地表现出对抗的决意,甚至是在这一因素膨胀的过程中,另样的因素就会如被砖石压抑住的小草和毒菌欲要拱将出来——事实上,已经多次拱将出来了,只是因为不敌那一正在膨胀的因素而被打压了下去。有些时候,是多种因素在短时间内交替得势的。它们交织在一起,如乱流穿过石滩,彼此轮流受阻、畅通、融合、分开,彼此互渗,又不时地被分割。
一种片面的政治思想与文艺思想,对小说家们如此洞察和描绘人性,提出疑义,甚至给予打压,以“人性论”的罪名加以否决。这种否决除了对极少数故意将人性与社会意识、阶级意识完全剥离开来的作品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偏激的。当这样的思想成为一个国家的主流思想时,它必将会影响到文学对人性的关注与挖掘,长久下去,也就必将导致包括小说在内的整个文学在深刻性方面的滑坡。
但仅仅将小说的人性深度理解为写恶,同样是片面、肤浅的。经典小说,在处理人性方面,向我们提供的经验是:绝对的善与绝对的恶,都是不存在的。善在成为人性的主要倾向时,若无隶属于恶范畴的其他人性因素,这样的善是苍白的,缺乏力度的。同样,一味地写恶,那个受恶驱使的人物,则是一个变态——这样的人物,实际上并无多少可解读的价值。恶的畅通无阻、肆无忌惮——如此之恶,也会显得苍白和缺乏力度。了知人性的小说家们,往往都是将精力用在人性中的诸种因素的纠缠与冲突上——不是写人性,而是写人性的纠缠与冲突。他们可能将其中的某种因素择为主流,但在让这支主流前行时,绝不会给予一个又宽又直的河床,而是让河床弯曲,并且会有许多支流不时涌入这一河床,形成撞击与喧嚣。
陀思妥耶夫斯基、肖洛霍夫、鲁迅等,都是描写人性的小说高手。
性格与人性有关。性格似乎更具个人化色彩,而人性则更具共通性。但性格的合成却与人性一样,是由多种因素杂糅而成的。狄德罗的那部“无与伦比的”(208)《拉摩的侄儿》,在性格描写方面是遵循摇摆原则的典范。正如这部作品的翻译者江无冀概括的那样:拉摩的侄儿,是个无赖,统治阶级的帮闲,因此他低三下四,任人作践;但他又坦率耿直,无情地唾骂、鄙视醉生梦死的上层社会。在他身上,才智与愚蠢,高雅与庸俗,疯狂与沉静,正确思想与错误观念,卑鄙低劣与光明磊落奇怪地融为一体。“他把三十个曲子,意大利的、法兰西的,悲剧的、喜剧的,各种各样的,杂乱地混在一起,一忽儿唱着深沉的低音,他好像一直降落到地狱底下;一忽儿又高唱起来,用了假嗓,他好像把高空撕裂一样,一面还用步伐、姿态和手势模仿着歌中的各种人物;依次地露出愤怒、温和、高傲、冷淡的表情,一忽儿是一个哭哭啼啼的年轻姑娘,他扮演出她的一切媚态;一忽儿成了一个教士,一个国王,一个暴君,他威胁着,命令着,发着雷霆;一忽儿他又是一个奴仆,百依百顺。他沉静,他悲恸,他叹息,他笑。”(209)鲁迅笔下的阿Q在我们的感觉上是一个性格鲜明的人物,但鲜明不等于简单。这种鲜明恰恰是多种性格因素杂糅的鲜明——鲜明的杂糅。
第二部分小说创作论专著《小说门》节选(6)
扁平人物与圆形人物,在我们的印象中,前者似乎更容易被记忆,更容易被我们“断定鲜明”。而后者似乎不容易被言说,觉其真实,但又觉其在模糊状态之中。原因在于前者是单一的,后者是复杂的。前者的易于被记忆,不在于其单一,而在于其多重性对比较为强烈,两极之间的摇摆,弧度较大;后者的难以被言说,也不在于其复杂,而在于诸多性格因素的对比并不强烈——许多因素本身就不怎么强烈(如忧郁、感伤等),两极之间的摇摆,弧度较小。另外,前者的诸多性格因素出现时,层次较为明朗,有排列顺序,而后者往往将诸多性格因素混杂在一起,它们之间没有间隙,没有边缘。前者的摇摆是确切的,有节律的,而后者的摇摆是无常的,含混不清的。但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得遵循摇摆原则。否则,这些形象都是无力的,甚至是瘫痪的。作为“纸人”的小说人物,却是活动的——若是能留下他们活动的印迹,他们的身后,则是各种各样的曲线。
小说在演变中,后来,小说将成熟的标志定在了对人物心理的细腻描摹上。相对于性格而言,心理是一个隐秘的世界。它处在一片朦胧之中,它的运行似乎毫无规律。我们很难对它进行把握,而事实又是明摆着:一部上乘的小说,最使人着迷和为之扼腕或击掌的地方,又正是那样细腻而确切的心理描绘;这些地方,也许是一部小说最出彩的地方、最见小说家观察与描绘功底的地方和流露一个小说家成熟气质的地方。其实,心理描绘的原则十分简单:摇摆。
这是美国女作家乔伊斯•;卡罗尔•;奥茨的著名短篇《在冰山里》——
修女艾琳在大学任文学课老师。班上出现一位男生,是来旁听她的课的,叫艾伦•;温斯坦。他告诉她,他不愿学历史,要学文学,要艾琳同意编入她的班。此后,奥茨冷淡地、平静地写下了一些句子:
“艾琳修女觉得有什么东西触动了她。”(究竟是什么东西呢?非常微妙的因素,读者以及艾琳本人都无法说得清楚。)
“艾琳修女突然感到筋疲力尽。”(这是为什么?是温斯坦喋喋不休地说话,还是他的话语中有某些伤感的成分?还是因为其他什么?)
“这叫艾琳修女想起了她不该让他到班上来。有这样的时刻,你得做出明智的决定……可是,她同情他某些方面。”(哪些方面呢?无法说得清楚。艾琳从一开始就有不想让他来听她的课的念头,但她不知为什么又放弃了这个念头。)
“此后,她怀着激动的心情去上她的莎士比亚课。”(她并不想见到温斯坦,但又是那么急切地想见到他。为什么,她自己不知道。)
“交头一篇作文的那天,温斯坦没有出现,艾琳修女心情沮丧,不过这种感觉莫名其妙地常常有的。她开始上课了,总等着门被打开,他乒乒乓乓地赶到座位上,对她咧嘴一笑表示歉意——但是他没有来。”(她已经失去了自己,在情感的漩涡中旋转。然而她自己并不知道这一切究竟是为了什么。)
“如果说她遭到了他的欺骗的话,她认为自己应该生气,可那是作为老师,而不是作为女人。”(她究竟要求承当什么角色?是老师还是女人?她必将在“老师”与“女人”这两种角色之间游走,两者都无法成为她最终停泊的岸。)
“她感觉到,她作为老师的一贯严格性开始动摇了。‘你可以今天交论文,如果你写好了的话。’她皱着眉头说。”(她动摇了,然而却又是用一种冷淡的态度来面对温斯坦。)
“他(温斯坦)说:‘我们能在这儿散散步吗?这样合适吗?我总想跟您谈谈您在班上的那些东西。’她面有难色。”(她不想与他一起散步,然而,她还是跟他一起走在了林阴小径之上。)
“他的乌黑、热情的眼珠瞧着她,艾琳修女感觉到他的眼睛盯着她。她生怕他要干些什么——他要迫使她卷入世俗的关系。‘谢谢你的论文,’她说着,掉身走了。”(她从内心渴望着能够与温斯坦一同散步在这幽静的小径上,但却不知为什么她选择了离去。)
“他(温斯坦)第二天来上课,迟到了十分钟,他显出一副傲慢蔑视的样子。艾琳修女带了被遗弃的纷扰的心情,回到修道院。”(是艾琳自己选择了离去,但当温斯坦显出冷漠时,她却又有一种刻骨铭心的被遗弃感。)
“一时见不到温斯坦,艾琳修女不再盼望他匆匆忙忙来上课了。”(她到底是想见到他,还是不想见到他?她的内心其实希望他能来,坐在她的课堂上。)
温斯坦许多天不来学校了。“她(艾琳)好说歹说让卡罗塔修女陪她一同开车前往。她这样迫不及待,使得她俩都有几分惊讶了。”温斯坦不来上课,起初,艾琳修女显得平静如常,她甚至觉得这样很好,但,她自己都未能想到,随着时间一天一天过去,她竟不能自持了——她完全忘记了“老师”这个角色,而彻底地滑入到“女人”一边。
温斯坦死了。“艾琳修女感到自身的一部分漂浮出去了,被白雪覆盖的平原吸引到北方去了,被吸引到平静、空虚中去了。可是,她的一部分又被召了回来。她不能为温斯坦的苦难和死亡表示这种惋惜了……”(从表面上看,艾琳最终又回到了最初的位置上,情感的钟摆终于停止了。)
这篇短篇,显示了奥茨对人物心理把握的出色能力和高度的描写技巧。她没有浓墨重彩去写她的人物心理的摇摆——这种摇摆似乎是无声的、不易被觉察到的。阅读经验告诉我们这种看似没有多大弧度的摆动,恰恰是最有意味、最耐人琢磨也是最有力度的摆动;这样的摆动,反而有可能最大限度地体现人物心理的复杂性。
人是思想的动物,人类越是发展,人就越是思想的动物。今天的人,从他有接受能力以后,就在不停顿地接受来自四面八方的、五花八门的思想。这些思想,是互为对立的,但又都同样的有道理。它们像程序一样输入人的记忆。这样,就造成了一个事实:人的一生,是在思想战场上摇摆的一生。
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的小说家,都是思想家。他们习惯于将小说作为刀光剑影的思想战场。他们笔下的人物都承载着思想的重任。他们让这些人物深陷思想矛盾和选择思想的痛苦之中。这些人物在互为对立的思想中困惑、彷徨、无所适从。思想在争夺他们的灵魂,使他们像拔河之绳中心的垂挂物,一忽儿倾向甲方,一忽儿又倾向于乙方。绳索对于他们而言,不亚于绞索。他们在痛苦中挣扎,以摆脱思想的较量。然而,根本做不到。他们摇摆于两者或多者之间,几乎是命中注定的。
但,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都以他们成功的经验告诉我们:一味的思想摇摆,并不能够使这些人物成为活生生的形象;人物倘若仅仅是思想的玩偶与符号,将会使人物永远也不能站立起来。思想的摇摆必须与性格的摇摆、与心理的摇摆结合起来,才有可能使这些人物形象成为真实的、富有生命的人。
回头重看文学史,我们将会看到:大量作品,之所以如秋风过后的枯草倒伏在地,正是失足于此:人物形象成了思想的牺牲品。
第二部分小说创作论专著《小说门》节选(7)
5。主题之间的对峙
一篇散文,可以只拥有单一的主题。它可以单纯,可以对一个作者所认可的或鄙夷的观念进行直率的抒情的拥抱或唾弃。甚至是诗歌,也可以采取这样的方式。但小说——尤其篇幅宏大的小说,则不宜采取这样的方式。
小说在风格上可以是单纯的(简洁的语言表述、屈指可数的几个人物形象、没有太多纠缠的故事),但在主题方面却不应是单纯的——越是篇幅宏大的小说,就越不应是单纯的。
为了使这种见解具有更强的可靠性,我们索性将这个见解确定在长篇小说范畴。
在我们所经常谈论的长篇小说中,我们很难看到其中的一部其主题如孤零零一座巨峰耸立在文字的草木中间,相反,要么我们看不到主题,要么我们看到了许多主题——它们像草原上的牦牛群一般,或是互相追逐着,或是彼此不让地抵牾着,我们只能站在一旁,无可选择,无可判断。
那些被我们称之为“经典”的、在一个乃至几个世纪里被不停地咀嚼直到现在也未能让我们取得一致看法的长篇小说,之所以如此困扰我们,就正在于它们是不确定的——它们在两个乃至多个主题之间摇摆着,从未将钟摆倾斜并凝固在一方。我们随着这种似乎无休止的摆动,也一直不能找到落脚的地方。我们在摇摆之中听到了来自不同方向的呐喊声——这些呐喊声同为一语:我就是!而当我们终于倾倒于一方时,我们会发现,另一方——其他各方的呐喊声忽然地变大,使你不得不动摇自己的归宿之心。你不得不回到摇摆状态。
一部《红楼梦》历经数年,被各派红学家们解读成这个样子又解读成那个样子,直到今天,我们也没有听到一个一致的说法:《红楼梦》的主题究竟是什么。它可能永远也不能被我们“一语道破”——当然你尽可以自以为被你“一语道破”。这些主题潜在于那看上去一望无际的文字背后,互相并置,互相对峙。它们或者是遥遥相对,或者是短刃相见。它们更像来自于无数条河流的流水汇聚在一起,然后奔涌向前,使我们再也无法区分出它们——此时,谈论主题实际上也就成为不可能。同样,一部《战争与和平》或一部《静静的顿河》,也是令我们无法一下子确定它们的主题的。这使那些定势于“这部作品反映了什么”这样一种追问作品方式的人,感到了极大的困惑。不知是从何时起,我们在心底里接受了一种模式:一部作品必然是反映了什么的,也是应当必须反映什么的。这个模式未经证明,就成了我们的选择,并且是那样的自然而然。我们从未发问过:难道存在就是有主题并且是只含单一主题的吗?
我们虽然煞有介事地解读着存在,并不时地听到了那些具有神性的哲人们说:我将世界已经揭穿。然而我们都很明白,这个怪异的、神秘的世界远未被我们揭出,我们甚至都未能撩开它面纱的一角。它存在着,你可以看到它包含着一个意思、又一个意思、再一个意思。有时,我们甚至觉得你无论怎么来解读这个世界都是合理合法的。
我们来看哲学本体论和认识论。翻开一部哲学史一看,从古到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我曾企图开出一张清单,但当我写满两张16K的稿纸之后,我明智地放弃了这种愚蠢的念头,因为我怎么也不可能开完这张清单。我发现过去关于“哲学史实际上是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斗争的历史”的说法是一个太笼统、太简单、太不负责任且很不准确的结论。因为道理很简单,唯心主义有若干种唯心主义,唯物主义又有若干种唯物主义;冲突并不总是表现为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的冲突,反而常常表现为一种唯心主义与另一种唯心主义的冲突、一种唯物主义与另一种唯物主义的冲突——是若干种主义的冲突。这种种主义都一口咬定它们已一眼瞥见了世界的底牌。它们一边像暮鸦入林一般争吵不休,一边向全人类呼号:就是它!就是它!泰勒说这个世界来自于水;赫拉克利特说这个世界来自于火;卢克莱修宣扬原子论;老子发现了无处不在的道;宗教将一切归于上帝;牛顿将一切归结为力,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