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搭中产家-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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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家庭中消失了。　　但到了20世纪末21世纪初，长方桌再次流行于中产之家和富裕阶层家中。但西式长方桌的初始意义已经不复存在了。　　在欧洲，长方桌如同中国的八仙桌一样是等级秩序和礼仪的一个符号化物品。面向餐厅大门的一侧正中通常坐男主人和主宾，主人在左，主宾在右，依身份高低，依次向左右两边排列，对面正中则为女主人和次宾。　　如果是一个对西方餐桌礼仪略有所知，又对宾主位次有所判断的人，他该如何就坐呢？　　随着中国人国际化程度的提高，中外人士间的交往对中产阶层以上的人士来说并不少见，使用西式家具是执西式礼还是中式礼，还是什么礼都不执，常常成了现代社交中的一个模糊地带。　　我曾参加过一些小型的家庭聚会，大多数人在长桌两侧落座是不讲主次的，因为这已经不再是一个讲等级秩序而是日渐追求平等的社会。但也有那么一些时候，同一张桌子被用来划分关系亲疏和地位高下。同一张桌子因不同的需要扮演不同的角色，没有一套固定的礼仪贯穿其中。　　既然在“礼”上的修为不够，中产们对于优雅是如何实现的自然也不甚了了。例如大多数中产在购买餐桌时，对其高度和宽度能否成全人优雅地夹菜、布菜是缺少判断力的。至于餐桌的布置，由于没有足够的文化背景作为风格的依托，餐桌形象的塑造也只能通过阅读杂志或去外籍人士家中参加晚宴获得关于餐桌布置的基本理念和技巧。　　餐桌礼仪是礼数的一部分，不论中西，在一个守礼的社会，餐桌礼仪都是必不可少的文化修养。一个最日常发生的行为所遵循的礼仪规范，修炼的远不只是行为，更包括待人的态度和认识社会秩序的价值标准。　　一张餐桌可能仅仅是造就一个就餐环境，但就餐的方式却决定了一个人的风范。　　当代中产之家将长方桌作为自家餐桌的选择本无所谓对错，事实上对进餐礼仪的文化传统的忽视不是仅仅针对中国的，只是略去文化层面去做判断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如果扩散到整个家居乃至日常生活中的其他层面，却是需要反思的。　　中产们并不是只有面对餐桌时才有这样的尴尬，当传统礼数淡出我们的生活空间时，人们守不守礼完全看是否需要和是否舒服。　　这里面有一定的经济原因，但不是主要的。这一代人所受的教育和所处的社会环境不推崇“礼”是一个核心原因。


第一部分：具体生活中产居所尚欠缺礼仪系统（2）

　　这一代中产多生于上世纪50年代中后期至70年代初，在其青少年时期是中国意识形态领域粉碎一切传统礼教的年代，所以他们无从学习，但因新的社会礼法规范尚未建立，他们没有系统地接受过和“礼”有关的教育。阶级的消失使贵族彻底退出了社会生活的舞台，整个社会的生活典范因此品位降低。这一代中产阶层在过去二十年的奋斗历程中积累的主要是财富和见识，而这财富主要指物质财富，这见识也主要局限在江湖见识上，至于文化中的“礼”还没有成为这一代中产的生活支架。所以当今天的富裕阶层拼命想把自己打扮成贵族的时候，发现无论用多少财富都堆砌不出对高品位生活的鉴赏能力和实践能力，中产阶层努力想成为新一代“士大夫”，却因没有足够的文化底蕴，使散淡流于散乱或苍白，使风流流于情色或低俗，使豪放流于粗野或简陋。　　这种文化积累上的不足，即使对十分好学并乐于改变的中产阶层而言，也是难以轻易跨越的障碍。　　中产之家在确定自己的生活方式和家居风格时，对整合不同地域的元素常常有心无力，对各种潮流的追逐流于不追根究底的形式照抄，这就使最有理由成为这个社会家居风格的开创者和建设者的中产阶层迟迟没能扮演起这个角色。　　在工业化时代以前的西方，文化精神大多由贵族去继承和发扬，中国则一直由文人来扮演文化薪火相传代代弘扬的角色。但西方工业化时代以后，大量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参与到新文化的建设中，使得代表中产阶级思想和利益的各种文化主张大行其道，无论是波普艺术的流行还是新经济的兴盛，都折射出它所发生的那个年代的文化精神——一种努力冲破阶层壁垒使信息公开化、平民化的理念贯穿整个20世纪的西方世界，于是西方便衍生出了一系列的新礼数。而中国目前尚没有成体系的新文化诞生，关于生活的思考仍然有待成形，餐桌及其使用方式的变化清晰地反映出这种茫然。问题是，这一代的茫然已经直接影响到对下一代的教育。　　进餐的方式是每一个孩子学习社会交往的重要一课，一个不确定这类礼仪的家庭将无法提供给孩子未来走向社会后完整的言行依据。　　但也有人听到我这个观点后质疑：如果全社会都不讲礼，我的孩子有必要守礼吗？即使想守，能守得住吗？　　这恐怕是困扰整整一代中产阶层的命题。　　中国有句老话：三岁看大，七岁看老。这概括的是儿童教育的普遍规律，三岁以前的教育对孩子成人后的性情有着决定性的影响，而七岁前的教育基本上就奠定了一个人未来的处世方式。　　一个没有守礼意识、也没有守过礼的孩子长大了，如果想确定行为的边界将不得不在实践中交出高昂的学费。　　富裕阶层指望把孩子送出国上学去解决这个问题，中产阶层中的中上阶层很多人也采取了这种方式，但中中阶层和中下阶层无力实施这种昂贵的教育，教育差异导致的未来的社会交往中行为准则及判断标准的分歧，恐怕不是一个可以忽略掉的问题。　　当代中国中产之家所缺失的不是某一类新型建材或家具，而是打造一个家的文化理由和精神依据，因为它将波及这一代及下一代如何正确地对待和反应这个世界。


第一部分：具体生活景观　中产居住菜单上的甜品（1）…（图）

　　最早为居住景观支付成本的是富裕阶层。　　因为在商品房市场出现中产阶层的身影时，富裕阶层便需要增加一个消费元素以便和中产阶层拉开距离。　　最早的景观有两大类：一类是俯瞰中的城市，一类是绿地。前者主要通过占据公寓顶层获得，后者则通过搬进别墅实现。　　北京做这类消费的人始于1994年、1995年，上海做此类消费的人则晚了三四年。在我的访问中，消费景观的富裕阶层们看重的是都市中的稀缺资源。　　这一代富裕阶层要么买市区高档楼盘的顶层，以便看到万家灯火，要么在郊区圈一块地自己盖别墅。于是前者格外喜欢晚上在家宴请宾朋，后者则会在夏天的庭院里请一班客人烧烤。　　往来的客人们也都识货，知道消费这种稀缺资源非常昂贵，这一次做客的经历确是不同凡响。　　这些房主的优越感没有维持几年，就发现有越来越多的人也开始消费景观。　　景观作为一种商品被消费有它的必然性——在一个市场经济日渐成熟的国度里，任何一种能够兑换成钱的物品乃至概念都会被商人们开发，并推向尽可能大的市场。　　景观被划分出等级后也分别作价销售。　　有水的和没水的、自然景色的和人工设计的、元素简单的和复杂的……景观被用不同的指标做出区分，不同的人在盘算过自己的需求与要支付的代价后，选择了景观菜单上自己能接受的那一道。　　中产阶层在选择住宅时，功能需求还是大于审美需求的。这一点和财力有着莫大的关系。但当中产阶层的收入提高到一定水准时他们会乐于为审美支付一定的代价。景观对他们而言，只具有审美意义而没有多大实用价值。　　中产阶层最早开始消费景观是从购买社区有喷水池和假山的公寓开始的。　　高密度的城市公寓社区绿地的概念很多被偷换成停车场上种上了草的六边形土坑，如果一个社区里还能有一小方草坪或草坡，立上几块假山石，如果还能喷上几回水，这在1998年、1999年的北京和2000年的上海就是景观不错的社区了。　　开发商会让足不出户就能轻易看到这些景观的业主多支付房款，通常这部分“景观”价值会占到房款的15％甚至更多，当然占多大百分比取决于景观的“优美”程度。　　中产阶层以什么方式消费景观和富裕阶层有很大的不同。景观在富裕阶层那里不是可有可无的，他们乐于为之付出，多少只在景观品质的高与低，如果景观具有独家性，他们愿意支付高昂的代价。但中产阶层对景观则没有那么执著，忙碌的工作和巨大的精神压力使他们对享受生活始终在向往和付诸行动间徘徊。惟一性的景观会成为他们的谈资，但并不一定促使他们消费。　　我的这种观点并不意味着一个设计拙劣的景观会赢得中产阶层的青睐。中产阶层相较于富裕阶层一向以有品位而自恃，所以他们在买房时也会将景观作为评价社区综合品质的一个指标。一个好的景观可能不会使他们掏腰包，但一个拙劣的景观很可能使他们放弃这个楼盘。　　中产阶层评估一个景观的好坏大体分以下几个要点：　　1。绿地面积，也包括是否安全以便于宠物和孩子在上面玩耍。　　2。花园中道路的设计。这包括道路曲线的优美程度，方便行走的程度，是否使用新颖而又优美的材料。　　3。花园中的配套设施是否完善。例如有无方便坐下的椅凳之类的坐具，照明是否舒适且赏心悦目，有无水景类的设计。　　4。有无一些有趣味的花园小品。　　5。花园中植物的种类是否丰富且为人喜“闻”乐见。　　对上述几点的偏好和有无成家、有无宠物、有无子女、在家时间长短都有关系。那些在家时间相对较长的住宅消费决策者会将优质的景观看得比较重，也乐于为景观支付较多的代价，而那些忙碌的兼之又是单身的则对于这些景观的好与坏较为淡漠，因为他们几乎没有可能一人独自踯躅在花园里。你和他谈景观多好对于他来讲，还不如和他谈谈小区的上网速度有多快。　　景观对中产阶层的实用价值在今天还是被开发了出来——　　一是地标作用。　　二是用于炫耀的社交价值。　　因为中产阶层对景观价值的评估标准越来越细，开发商也只好不断挖掘景观的新价值。　　当市场竞争到一定程度时，产品品质的趋同性日益凸显，不同社区的景观在一些基本元素上都趋向一致，在草坪和假山石上拉不开距离，开发商则必须有能力提供更加新鲜的设施或小品方能胜出，否则花园就像电梯、大堂一样是理所应当的配套设施。　　京城中产阶层们对景观的第二轮消费始于2000年的TOWNHOUSE热潮。在这一轮热潮中，中产阶层们通过对城市中心的放弃，换取了更多的居住面积和更大面积的花园。


第一部分：具体生活景观　中产居住菜单上的甜品（2）

　　这些中产为景观支付的成本是无形的——以不居住在市中心为代价，但在中产们的评估体系里，没有直接支付金钱是非常有意义的，这种消费方式也使他们对已支付的无形成本没太多的失落。　　随着近几年景观设计水平的提高，中产阶层对设计中的若干细节渐渐形成了一些约定俗成的审美标准。　　那些在过去被广泛种植的大丽花、凤仙花、串红等被当代中产阶层视为俗丽，因为这些花代表着不时尚的年代。年轻人群聚居的社区对前卫艺术品有着强烈的激赏，但在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聚居的社区里，摆放前卫艺术家的作品仍然备受争议。即使是在SOHO现代城这样标榜前卫的社区里，艾未未的水泥柱“砼”竖立之初也遭到了许多人的强烈反对。张宝全在今典花园里摆放前卫艺术作品的尝试也仅持续了一天。比较成功地作为卖点的当属SOHO现代城5号楼空中庭院里摆放当代中国前卫艺术家的装置艺术作品和上海新联洋斥资1600万买下罗丹的《思想者》，前者令居住者获得了一个先锋派的时髦形象，后者则使业主们觉得与世界级艺术作品为邻足以证明自己有品位。这给消费者带来的增值是他们乐于接受的，尽管这事不一定和艺术有关。　　树阴曾一度在社区花园里消失，那些曾在林阴路上骑过自行车的一代人在搬入现代化社区后居然对树阴没有提出任何要求。当然这种状况现在有所改变，所以自然就有开发商适时推出了像“万万树”这样的项目。　　长椅在中国当代社区花园中备受推崇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现今房地产市场上的主力消费人群都在他们的青少年时期有过公园中的长椅情结，那时逛公园如果能找到一张空长椅坐一会儿，才叫逛过公园了。这个情结被保留到今天，他们对长椅的造型和长椅上的故事不断生发出更为旖旎的期待。　　水是中产阶层心中的景观痛点，理性的中产们知道购买水景住宅是非常昂贵的，但水所象征的浪漫与其暗示的富贵是中产阶层乐于憧憬的，所以能在成本与理想间有所折中的方案是最能打动中产消费者的。　　景观对当代中产阶层而言是住宅消费套餐中的甜品，没有，菜没上全，做得不好，这顿“饭”收场就收得不那么愉快，但要让他们付主菜的钱是不可能的。


第一部分：具体生活中产阶层需要什么样的第二居所（图）

　　中国房地产协会会长杨慎先生说，中国目前约有6。6％的人拥有第二居所，但实际的比例可能会达到15％。　　现在一说起中产阶层的第二居所很多人总是联想到城乡交接处的TOWNHOUSE，其实对当代中国中产们而言，第二居所这个概念的外延早已延伸到城市里另一套小型公寓或郊区的自建房，甚至旅游胜地的分时度假酒店公寓等多种住宅形式。　　拥有私有住房是全世界中产起码的生活尺度，以此为参照在当今中国家庭年收入10万元以上的人家，在因循中国人高储蓄习惯的理财方式，通常会将收入的30％左右存入银行，其余70％左右用于消费与投资。　　10万元的70％是7万元，一个典型中产之家通常会将10％～15％用于各种投资，那么便剩下5。5万～6万元用于消费，月均消费5000元上下，扣除吃饭、穿衣、交通、社交等费用，能够用于房地产方面的消费在1500元左右，这是现今能够进入商品房消费（无论租、买）的最低起点，收入达不到这个水平，获得贷款和偿还贷款的能力都是会受到质疑的。　　这里面选取的标准是家庭年收入，而不是个人年收入。　　那么依据西方社会发展的规律我们可以看到，当人均GDP超过5000美元，人们便开始第二次置业，人均8000美元以上，便会有两套以上的住宅。如果用家庭收入来描述消费力的话，数字会相对低一些。　　中国的中产之家如果家庭可支配收入能达到6万元左右，即8000美元，显然已经具备了购买两套以上住宅的实力。　　那么他们需要什么样的第二居所呢？　　当一个中产之家决定买第二居所的时候，通常出于以下动机：　　想有一个住得更宽敞的地方。出于这种动机的中产们大抵会选择离市中心较远的住宅，因为房价会相对便宜许多，那么平时为上班为加班勉强挤在市区内的小房子里，他们也就忍了，但到周末，或在某些时候，他们想舒展一下自己的生活时，一个大空间就显得格外重要。　　所有在城区里无从实现的梦想都要在郊区住宅中得以补偿，面积、景观、独门最好独院、装修都是他们要实现的。　　这种性质的第二居所，面积至少要在180平方米以上，而价格却以4000元/平方米～6000元/平方米为佳，否则城里城外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