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滋病离我们有多远-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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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印度尼西亚，这个世界第四人口大国的注射毒品者和妓女中的ＨＩＶ感染率迅速上升，在一些地方，献血者中的感染率呈“指数级”上升！１９９８年，注射毒品者中的ＨＩＶ感染率曾被认为不值得计算，一年之后的１９９９年，这一“不值得计算”的数字升至１５％，到２０００年，各类注射者中ＨＩＶ感染率在雅加达是４０％，西爪哇省是２５％，巴厘岛是５３％！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和世界卫生组织的相关报告明白无误地指出：印度尼西亚“提供了艾滋病病毒和艾滋病如何能突然迅速发生的一个例证”！
第二章 套牢人类的生死链没有高山大海阻绝的死亡约会
被誉为西方文明摇篮的雅典，是一个山海掩映，阳光灿烂的世界文明古都，于公元前８世纪为伊奥尼亚人所建，后来逐渐成为了地中海强国和西方文化中心。在雅典阿克罗波利斯山上空，曾经有一批光耀天地的星辰，开启了人类文化的黎明：哲学家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历史学家希罗多德、修昔底德，大作家荷马、阿里斯托芬、欧里庇德斯……
公元前４３０年，正当雅典步入辉煌顶峰之时，一场突如其来的死亡袭击了这座城市和这个国家。
修昔底德曾这样描写过死亡前夜的恐怖：身强体健的人们突然被剧烈的高烧所袭击，眼睛发红仿佛喷射出火焰，内的部位，如喉咙或舌头，开始充血并散发出不自然的恶臭。紧跟着这些症状的是打喷嚏和声音嘶哑，这之后痛苦很快延伸到胸部引起剧烈的咳嗽。若当它在胃部停住，胃便开始难受；医生们命名的各种各样的胆汁开始流出，伴随着巨大的焦虑和烦乱……再之后便是呕吐、腹泻和要命的干渴；再之后就是一大批一大批人的死亡和牲畜的死亡，甚至吃了到处都是的尸体的乌鸦和雕也纷纷死去。
死神掠走了一半以上居民和四分之一军人的性命，连雅典之王培罗夫斯躲过了第一次死亡高潮也未能躲过第二次死亡高潮而横尸海边，随之而来的是雅典的社会结构被摧毁，雅典的黄金时代只能成为人类后来的美好回忆。
五年之后，浩劫结束了。
历史学家阿诺·卡伦推测侵袭雅典的这场浩劫“可能是麻疹、猩红热、天花、伤寒或者某种不再存在的疾病在欧罗巴的初次亮相”。
１３世纪４０年代末，死神再次侵袭了欧洲。
据说死神是通过欧亚贸易通道于公元１３４６年到达黑海边的克里米亚半岛的，那里的卢法港三年来一直受到一支鞑靼军队的围攻。当死神的脚步靠近时，鞑靼人开始退却，没过多久，一直陷在城中的一群热那亚商人到达了西西里岛，带着灾难的火种，然后乘船沿欧洲主要的河流迅速跑遍了地中海。１３４８年死神抵达了英国，并开始走上莫斯科和北非的道路。
据统计，大约有３０００万欧洲人死于这场瘟疫，约占当时欧洲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英国有一半以上的人口死去，仅伦敦市区６万市民就死去了３５０００多人！莫斯科以南的斯摩棱斯克，几近屠城，全城仅幸存３５人！最可怕的是人们的死亡速度之快！在巴黎，每天死亡８００人，维也纳每天死亡６００人，而法兰西的吉弗里每天死亡１５００人！
这位死神究竟是何方妖魔破坏力如此巨大？检疫学家认为可能是淋巴腺鼠疫和肺炎，其病毒源于黑鼠，又称黑死病。
天花和麻疹是毁灭人类的又一天才杀手。
这位天才杀手曾肆虐拉丁美洲，仅用了５０年时间就将墨西哥２５００万人杀灭得只剩３００万。而后来又向南进发，在美洲中部毁灭了玛雅文明和印加文明。紧接着又毁灭了秘鲁。据当地土著人描述，天花和麻疹横行其时，美洲印第安人被一个村、一个镇、一个部落地毁灭，从１５５０年到１６００年的５０年时间里，天才杀手便将密西西比低谷的印第安村镇摧毁了８０％，因而结束了土墩建筑者的文明！这位杀手一路狂奔，似乎很难停歇。在１６４５年掐灭了一半休伦人的生命，１７３８年又杀死查尔顿地区的一半彻罗基人。在１９世纪初，天才杀手又毁灭了三分之二的奥马哈人。１８３７—１８３８年毁灭了几乎全部的曼丹人。１７９２年当乔治·温哥华进入普盖特海峡时，他发现一片又一片海滩上竟全是森森白骨！
后来由于抗生素的出现，天才杀手们的疯狂终于得到了遏制，人类的生存危机似乎又随风而逝。就在人们额手相庆的时候，一个貌似温柔实则更为凶残的杀手出现了，那就是艾滋病病毒和艾滋病。
在艾滋病横行于世的初始阶段，人们并没有把它当成一种流行性瘟疫来看待。据美国国家健康中心估计，因患艾滋病死亡的人数仅占全美总死亡率的１．８％，大大落后于两种主要的致命疾病——占总死亡率３２％的心脏病和占总死亡率２３．５％的癌症。这与１４世纪中叶欧洲人口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死于鼠疫更是相差悬殊，这一切好像在说明艾滋病与鼠疫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疾病。黑死病在感染的一周以内便会导致死亡，与之相反，艾滋病会纠缠病人许多年，然后摧毁其免疫系统，通过感染杀死患者。
最为要命的是艾滋病是通过血液、性和母婴进行传播的，它没有高山和大海的阻绝，没有种族与国家的界限，随时随地都可能让你与死亡去约会。正因为艾滋病的潜伏期长，病变缓慢而不易被人察觉，故它的面目似乎显得更为可怕和凶残。
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１９９６年全世界大约有１８００万人感染上艾滋病，这些人中，有四分之一已“转变”成完全的艾滋病。到２０世纪末，全世界已有艾滋病人４０００万。如果以这个速度增至２０１０年，全世界的艾滋病人将是２５．６亿，是全世界总人口的３６％，这是一个多么令人恐怖的数字！换一句话说，就是你、我、他每三个地球村居民中便有一个人是艾滋病患者！
世界卫生组织在阐释艾滋病这个世界性问题时指出：ＨＩＶ／ＡＩＤＳ传染病的严重性不能仅由感染和患病人数来衡量。因为ＨＩＶ是通过性传播的，它主要攻击成年人中的中青年人。这些人正是社会赖以进行生产和再生产的人口，这些男女正是抚养照顾年幼年老者的人。一旦他们死于艾滋病，他们年迈的亲属便会失去依靠，他们的孩子便会沦为孤儿。他们种庄稼，在矿上和工厂工作，管理学校和医院，甚至掌管国家。例如泰国，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失去了这些关键人口的生产力，ＨＩＶ传染病到２０００年将使泰国的经济损失接近１１０亿美元。所以，一个人得了艾滋病，更多的人便会受ＨＩＶ和艾滋病的影响。儿童的生存将无比艰难。在尚未工业化或处于工业化进程中的国家，艾滋病将严重威胁国家的发展。
没有高山大海阻隔的死亡约会已经在非洲、亚洲、拉丁美洲等诸多发展中国家凸现出来了。ＨＩＶ和ＡＩＤＳ它不仅仅是一个疫情流行的问题，随之而来的是社会问题、政治问题、以及民族兴衰与国家危亡的问题。
在当今世界，难道还有什么问题比这些问题更为重要的么？！
第三章 在日出之东，在彩云之南恶魔的敲门声
１９８５年６月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北京协和医院发现了中国首例艾滋病患者，他是一位外籍人士，跟随旅游团前来中国旅游，在旅程中发病，后被确诊为ＡＩＤＳ患者。此人不久便不治而亡。恶魔的敲门声随着首例ＡＩＤＳ患者的离去哗然而至。之后的几年时间里，不断有入境的外国人被查出是ＨＩＶ携带者，到１９８９年已有２３名外国人因此被限期离境。
１９８８年９月，浙江大学一批新入学的外国留学生例行体格检查，一个非洲来的学生对艾滋病的抗体呈阳性反应，北京的有关部门专门对他进行复检，结果是确切无误。杭州市当局立即加强控制他的活动，并通过外交途径通知他的国家。可是，这个死到临头的非洲人为了“及时行乐”，竟然丧尽起码的良知和道德，在回国前的两三天内，以金项链为诱饵，同当地两名女子发生了性接触。幸亏中国是一个比较注意登记、存档的国家，有关机构很快根据留学生宿舍的“来访登记”，查出了那两名杭州女子，并立即将她们送去医院检查，尽管检查的结果是阴性反应，但是对于潜伏期可以长达十年的艾滋病来说，没有任何专家可以断言她们幸运地避过了灾难。
大陆居民第一个被确诊为染上艾滋病的是北京的一名男售货员。１９８９年１０月３１日，卫生部防疫司一位负责人在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中神情严肃地向观众报告，大陆发现了首例因性接触而染上艾滋病的中国居民，这个北京一家商店的男售货员，有同性恋癖，从外国籍的性伴侣处染上了这种世纪绝症。从这时开始，中国大陆再也不是没有艾滋病的净土了。
继北京之后，云南也发现了艾滋病感染者，不是一例，而是几十例！
再之后河南、四川、广西、新疆、广东等省市也相继发现了艾滋病疫情。
１９９８年６月，青海省最后报告发现了艾滋病病毒感染者。
至此，ＨＩＶ和ＡＩＤＳ成功登陆了中国３１个省、市、自治区！
２０００年１０月３１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副部长殷大奎在卫生部的新闻通气会上发布了截止到２０００年９月底中国关于艾滋病的官方数字：全国３１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共报告ＨＩＶ－１感染者２０７１１例，其中病人７４１例，死亡３９７例。
艾滋病专家学者指出，这类数据还不能描述艾滋病蔓延的险恶，“这在流行病学上毫无意义，只能错失抵抗艾滋病的良机”。专家们还举例说，１９９４年以前，艾滋病传播超出了云南省，迅速向全国扩散。短短几年时间里，ＨＩＶ和ＡＩＤＳ就覆盖了整个中国。专家们估计的ＨＩＶ感染者人数直线上升。１９９３年为１万，１９９４年为３万，１９９５年为１０万，１９９８年是３０万，１９９９年是５０万，２０００年６０万！而上述专家估计的数字还是相当保守的，因为ＨＩＶ－１有潜伏期长的特点，要准确地把１３亿人口中的ＨＩＶ－１感染者的数量进行较为详实的统计是完全不可能的。
艾滋病发展一般分为传入期、扩散期、增长期三个阶段，中国艾滋病疫情现在处于快速增长阶段，ＨＩＶ感染者的统计数字逐年上升，增幅较大，目前居世界１１位，亚洲第４位。
如果这些数字仍然不能引起我们对艾滋病恶魔的足够警惕的话，那么我们再从《南方周末》报曾公开刊登的关于广东和云南两省的疫情报告看看艾滋病疫情在中国造成的危境。
广东从１９９２年开始在孕妇和血站中设监测哨点，１９９５年开始在性病门诊、妇教所和戒毒所中设监测哨点，至２０００年监测哨点累计达３８个。据各监测点监测数据统计显示，１９９７年ＨＩＶ－１阳性率比１９９６年上升１２０％，１９９９年上升率飚升至４３０％！
１９９０年，广东只有两个县报告发现了ＨＩＶ－１感染者和ＡＩＤＳ患者，到１９９９年报告的县是４７个。１９９０—１９９４年，广东省处于ＨＩＶ－１／ＡＩＤＳ传入期，１９９５—１９９７年处于扩散期１９９８年则进入了快速增长期。据广东省流行病防治研究所预测，以目前的速度，广东将于２０１０年进入泛滥期，ＨＩＶ－１感染人数将达到２１—３４万。
广东报告的ＨＩＶ－１感染者与ＡＩＤＳ患者人数在全国排第五位。云南排第一，占全国ＨＩＶ－１感染者和ＡＩＤＳ患者总数的４３．５％。云南艾滋病防治领导小组办公室项目官员周曙明说，云南的数字之所以在全国排第一是因为云南在艾滋病监测预防方面在全国搞得最早，监测系统最完善，提供的信息最准确。但据国内外专家判断，实际情况云南未必是最严重的。
云南在地域上的传播规律是这样的，先在局部地区流行，然后到流行中心向周边地区，沿交通发达地区扩散；人群的传播规律是，先从外来人员开始，然后是本地吸毒人群和暗娼，再是他们的配偶，最后到一般人群，如长途司机等。
从１９９８年到１９９９年，云南ＨＩＶ－１的流行完成了从散发期到低流行、经过中流行进入高流行的过程。有关资料显示，云南的泛滥期将出现在２００７年，其发展轨迹与联合国在全球重灾区——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调查出来的速度非常相似！
广东和云南的流行状况大致可以说明全国的状况，以中国１３亿的人口基数看，中国目前仍处在ＨＩＶ－１的低流行阶段，但是中国的人口基数在全世界最大。中外专家都指出，中国现今的流行速度已经超过了非洲！
恶魔敲开中国的大门之后，便明目张胆地登堂入室了。
第三章 在日出之东，在彩云之南正视现实，让一切面纱褪去
由于宣传不深入，中国大多数人都认为艾滋病是“洋病”、“丑病”，所以对ＨＩＶ感染者和ＡＩＤＳ患者不理解、不尊重，甚至掩盖疫情真相，导致艾滋病疫情的延缓上报，对艾滋病人的防治起到了消极作用。
个体如此，群体更是如此。机关、厂矿、学校等单位或村、乡、镇、县、市（地、州）、省行政区划，对ＨＩＶ感染者和ＡＩＤＳ患者更多的是守口如瓶，这些单位或行政区域的头头脑脑不愿讲，不愿多讲，不愿如实讲。据说这些单位和地方的负责人的主观意愿是好的，大都不愿因“洋病”、“丑病”的外泄影响到本单位本地区的脸面。说白了，这也是这些单位的“形象工程”。
河南省艾滋病疫情的爆发和流行经媒体曝光之后，曾引起海内外一片震惊，之后一些单位和地方对艾滋病疫情更是采取“掩”和“捂”的态度，客观上对艾滋病的泛滥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美国《华尔街日报》于２００１年１２月２１日曾以醒目标题报道：中国黑市卖血后果严重！
这篇报道称他们通过与陕西罗峪沟的村民交谈，得知这里的农民多年卖血的人数达到数万人，甚至更多，这里爆发的艾滋病令人胆战心惊，他证明河南省的危机正传播到中国其他地区。
这篇文章还说中国可能还不清楚艾滋病正在多大范围内传播，因为大多数艾滋病疫情都发生在边远山区，但涉及的人数却不少。美国拉德克利夫学院病毒传播问题专家琼·考夫曼说，中国面临的“不是广义的流行病，而是小范围内的流行病”。这位专家还指出，据信中国有五六个省包括陕西在内，有类似河南省的黑市卖血行为。中国及国际艾滋病专家估计，中国有１００万或者更多的人可能已经感染了艾滋病病毒。
这篇报道还说北京已经开始重视艾滋病的威胁，但是一些地方政府却在继续掩盖真相，从而使病人得不到他们需要的治疗和教育。一些地方政府官员还说有关艾滋病的说法是夸大其辞和谣言。某县卫生局的一名官员就说过，有关人们通过卖血生病的报道“完全是道听途说”，之后遮遮掩掩地表示，“疫情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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