饥饿的女儿-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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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院谢家湾有一夜武斗，机枪架着射击，坦克也开出来打。谁也没见过那阵势，特别是中学生大学生，慌乱中不择路奔跑，翻墙的人太多，墙随着人倒，压死的人不比打死的少。
8月，武斗进一步白热化。
“八一五”和“反倒底”两派，为长江上的决战作了足够的准备。南岸、城中心、江北要害之处都设有强火力点。货船轮渡都停航，江上冷清空旷得异常。连城中心的中心地带解放碑交电大楼，“反倒底”的“完蛋就完蛋”广播站，九头鸟式高声喇叭也暂时哑了。天空安静得发白，没人在意气温上升闷热。靠江岸住的人们见势不妙，纷纷躲在床底下、防空洞里。
“红配绿，丑得哭，红配紫，一泡屎”、“闰七不闰八，闰八用刀杀”。1967年8月8日，我正是能随口念叨这些谚语的孩子中的一个。我的三哥的胆子贼大，那年他十六岁，登陆艇往两江三岸射炮、江上大战时，他一人跑到面对朝天门码头的八号院子嘴嘴，趴在岩石上看个痛快。
父亲弯着身子，贴着房子的墙壁躲避子弹，去逮三哥。父亲急出汗，边走边大声叫：“三娃子！三娃子！”我快五岁了，好奇地悄悄跟在他后面。
嘉陵江流入长江的地方，船的残骸碎块有的在燃烧，有的冒着浓烟。一艘登陆艇靠近江中的乌龟石，屁股在水中，头还在江面上，正在下沉。另一艘登陆艇往下游那头开得快没影了。
八号院子嘴嘴没三哥的影，父亲往江边的石阶走，一回头看见我，一只手指着家的方向吼道：“回去，快些给我滚回去！”
父亲的样子真凶，我楞了一下，就没命地往家里跑。
三哥说一看到登陆艇下沉，他就奔下长长的石阶到江边，潜入水里，捞到一个摸起来不错的东西，游上岸来一看，只是一个塑料长筒，装着十多个羽毛球。原来被打沉的艇上，是些好体育的学生。父亲冒着弹雨把三哥抓回家，往床底下一塞，他还在得意地整理羽毛球。
“反倒底”从下游军工厂开上来的登陆艇，从嘉陵江杀出“八一五”的炮艇和一艘小火轮，在江上对战。两艘军艇，四周都是用装甲车的钢板焊封的掩体，仅留枪炮眼。“八一五”大部分是学生，也有工人，装备也不错，但显然不是“反倒底”登陆艇中转业海军的对手。“八一五”的炮艇被打了十二个炮眼，主机被击中，来不及掉头逃走，就进水朝下沉。
历史老师亲眼看见他们这一派射出的一颗炮弹，击中对方的小火轮，轰地一声爆炸开来。
他最初也不能确信弟弟在小火轮上，据“八一五”里的人讲，弟弟这种“秀才”，本来在岸上“后方”，自己跳到了小火轮上的。处理打捞尸体时，只发现了弟弟的透明边框深度近视眼镜，那副眼镜，以及一堆江中捞上来的不知何人的断肢，一起埋在沙坪公园红卫兵烈士墓区里。当年，这个全国武斗最厉害的城市，有不下二十处比较集中的武斗死难者墓区，专门葬着一批又一批誓死保卫伟大领袖的人，至今只留存沙坪公园一处，某些墓碑上有的有姓名，大部分连姓名也没有，当时墓都做得很堂皇，刻有毛泽东书法大潇大洒的诗词和语录。文革中期派别被解散后，就无人看管，碑石七歪八倒，长满荒草，成了一大片乱坟。
他的母亲听到噩讯，正在家里编织绒线衣，钢针插进手心，一声未叫得出来，中风死去。
他退出派仗，回到家里，家里已被弟弟那一派来抄砸过。
“8月8号，打枪打炮”，成了这城市一个新的谚语，表示不吉利。时隔十三年，有人将自己的亲属从沙坪公园红卫兵烈士墓区挖出，重新安置时，吓得魂飞魄散：“是冤鬼哪！冤鬼！”尸体只剩骨头，这没什么大惊小怪的，奇怪的是头颅骨全变成了绿色。有人说是由于射进脑袋的铜子弹，随着脑子烂成水，染得满颅骨铜绿。
谁都看得出来，历史老师在小馆子里谈论这类事时的平淡态度，是装出来的，是强行压制住内疚自罪。说起1967年8月8日这场武斗，我觉得他关于二个文革的精彩分析站不住脚：如果造反派搞的是“老百姓的文革”，为什么互相往死里打？
他说：“成天说造反派蛮横，其实造反派控制局面时，知识分子平头老百姓很少有被斗自杀的，等到军管”清理阶级斗争队伍“，老百姓才受到比以前更严重的迫害。”
他这话是对的，从我上小学二年级开始，到处都是自杀的“五一六”分子，清理出来的“国民党残渣余孽”和“反动文人”。那几年江上的尸体多到都无人再去看热闹。
我坐在那儿，手在桌子上衬着脸庞，早已忘了吃饭，一点儿也没觉得时间已从身边滑过去，夜晚已降临。
一直到分手后，我才想起书包里那本《人体解剖学》。他说的事，眼光那么高远，观点那么深刻，与这本书完全不一致，我竟忘了把书还给他，也忘了责问他为什么如此卑劣？他还没走远，我叫住他，我们俩在路灯下渐渐走近，他的脸被路旁树枝的黑影遮没，象是一个没有面目的幽灵。
“怎么啦？”他问，他听到我沉重的呼吸。
“还你书，”我坦然说，一字一句：“书我看了，也看懂了。”我把藏到身后那本书拿出，放在他的手中。在我的目光注视下，他拿过书转头走开，明显有点惊慌失措。
这是我第一次在精神上占了优势。看着他很快走远，不知为什么，我突然感到欲望的冲动，我心跳个不停，骨盆里的肌肉直颤抖，乳房尖挺起，硬得发痛。我不得不双臂紧紧环抱自己的身子。
4
一路上，无论怎么被夜风吹着，我也冷静不下来。脚踏风琴声，嗡声嗡气地从路边的托儿所石墙内传出来。^｛大小=42｝找呀找呀，找到一个朋友，点点头来握握手^｛大小=48｝里面的小空坝孩子们在丢手绢。小小孩只有白天在这里玩，怎么在晚上七八点钟呢？几条街都有股粪臭，是挑粪的农民弄洒在路上，也可能是厕所粪池满溢出来？闷热，没有晚风，倒听到树叶哗哗响，水沟却沉默地淌着。
一走进六号院子，就看见人比往日多，有其他院子和不是这条街上的人，本来院子人不少，一多几个人就挤翻了。“生了个儿娃子！”“石妈的福气好，抱孙了！”堂屋里四姐和德华一人坐一木凳在吃饭，五哥也回来了，父亲在房间里搬弄半导体收音机。
我扔掉书包，取了盆子去大厨房打水。石妈的灶上正在炖着汤，冒着热气和肉香，其它灶都清静地烧着一壶水。那些想来吃红蛋的人已一哄而散，她的房间是后院第一家，紧靠大厨房。房门未关，她的儿媳妇躺在床上，说话声极不耐烦：“啷个还没炖好，人都等成哈巴还得不了吃。”石妈答道，“要等半夜，那种好东西才有效。”
她们在说吃胎盘。这里人都有这个习惯，从接生站要回胎盘，带上盐和碱到江边用江水洗净，切成碎块和着猪肉炖。都说胎盘积聚了孕妇所有的营养，吃了能补产妇的身体。共用的大厨房炖胎盘时，偷嘴婆最多，在自己灶上，用一个长柄勺伸到别人的锅里。胆大的，直接到别人的灶前，盛一碗，匆匆忙忙边吹凉边喝。碰见了，总有回话：“帮你尝尝咸淡。”
每次一听到有人兴高彩烈吃胎盘，我就要作呕。我记得有一次大姐在家里生小孩，与母亲吵起来。
大姐用筷子敲着只剩少许汤和肉的碗，不高兴地质问对母亲：“这是猪肚，妈，你肯定把我的胎盘扔了？”
母亲没吭声。
大姐气愤地嚷起来：“汤象是一样的白，滋味也差不多，但我清楚得很，这不是胎盘！”她就知道母亲不肯炖给她吃。母亲不相信吃胎盘，说野蛮得很。母亲虽然没文化，但她有她的原则，人不能吃人身上的东西。
5
但是母亲相信巫医，她认为巫医就是比西医强。我十三岁，挑河沙时，眼花踩空了步子，带着罗筐从石阶跌下去，把左臂拐肘扭了筋，肿得动不得。
痛到半夜里，母亲把我悄悄弄到水沟后面的一条街，神情慌张地敲开一扇门。那门和窗都小得出奇，一个手里夹着香烟的女人坐在黑洞洞的屋中央。我们进去后，才点了盏煤油灯，灯芯只一丁点，放在屋角单脚柜上。看不见她的脸，仅看得见她夹着香烟的手，她没抽，只是拿在手中。她说你们不请就进屋来就不对头，你们根本付不起钱。
母亲问多少？
她扔了快燃尽的烟头，用手比了个数。
母亲二话未说，就点了头。
她站起身来，让我坐到床边。她用一种香味奇特的药膏涂了手，在我左臂上缓缓地摩娑了几遍，嘴里不知叨念着什么。然后她点起一柱长长的香，细细地烧炙我的拐肘，象有股滚烫的电流传遍我的全身。
“行了，回家去吧！”她气喘嘘嘘坐下。
我跳下床，手活灵活甩，没事一样。母亲给她钱，她坚决不收，母亲不明白了。
她说她就要母亲那副爽快劲，她知道我们没钱。但她不许我们说出去，“你们没见过我，听到了吗？”她恶狠狠地说。
就是那一年冬天，血从我的身体里流出来。我躲在布帘后，不知怎么办。四姐憋了许久的尿，觉得奇怪，才发现我在尿罐上簌簌发抖。她把卫生纸递给我，让我垫在内裤里。每年的冬天，遇到来例假的一周，我的神经就紧张，血流得太多，我怎么诅咒都不肯减少一点，上着课，就往家里飞奔，内裤、绒线裤，包括罩在最外面的长裤都被打湿了，既丢脸又不舒服，回到家里，没多的绒线裤，穿条单裤，守在灶坑前，烤洗了的绒线裤，等着干了再穿，心里念叨老师恐怕又要处罚我了。
我的右手心上有颗黑痣，算命先生一看见这只手，表情就不自然，只说“阻切中脉，多纹交叉”一句，就不再多言。我的肚脐右上方有个小时开刀留下的伤疤，象一只睁着的眼睛，总在看着我，每次脱衣服洗澡，我的手在这个地方就划着大大小小的问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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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1
我拉开阁楼的门，赤脚站在小木廊上。整个院子还未完全从睡眠中醒过来，有人往天井水洞里解手，那积了一夜的小便，声音特别响。
总在堂屋右手边上的一个竹矮凳，被穿过天井晾着的衣服空隙的一束光线照着。
有一天母亲坐在上面，我蹲在地上，和她一起拆旧毛衣，准备洗过重织。管这一带的户籍，一个刚开始有胡子可刮的小年青，制服笔挺，走进院子。母亲站了起来，向他点头问好。他的脸却挂着，训斥母亲：“老实改造。”母亲脸上的笑容即刻凝固，低下头说：“对，对，对。”我埋下头，脸紫红，我忘不了这个比我大不了几岁的户籍无缘无故给母亲的羞辱。
背着书包，我准备去学校上课，走到院门口。母亲从屋里出来，边梳头边极不耐烦地叫住我：“今天是星期天，上啥子学？”
我恍然大悟，难怪街上没一个上学的人经过。母亲显得非常疲倦，象一夜未睡好，眼睛发肿，目光却很锋利，仿佛把我身体里外都看了个遍，我心里一阵发慌。她的脸色柔和起来，象有话要和我说，但一声咳嗽后，她转头回屋去了。隔壁邻居在吃馊了的稀饭，碗里摊了两根长长的泡豇豆。我从书包里取了书，下到江边去背功课。没有多久，我就明白根本做不到集中精神复习。我回到家，家里只有父亲一人，在洗碗。
“妈妈去哪了？”
“她说去看二姐，”父亲想了想，回答我。“好象她说要去城里罗汉寺烧香。
这就奇怪了，难道母亲遇到什么难决之事？她逢到大事难决，就要去罗汉寺庙烧香，有时还带我去。母亲告诉过我，我第一次进庙，才三岁。
不过，我记得的第一次，好象是四五岁。安静的庙内，空气中有股藕的甜味。见不着人影，几只麻雀在啄瓦缝间的青苔。
碎石子小径，走着喀嚓响。隔四五步远就有一个石头人，脸孔风化得没梭没角，尽是坑坑洼洼的麻点，跟街上要饭的麻疯病人差不多。
转个弯，对直走，到了正大门。母亲叫我站好，理平衣服，把耷拉的鞋子拔上。她说一个菩萨一个运，拜准了主命的菩萨，对上了，一辈子就好运不断。她拍了一下我脑袋。那意思是对菩萨心诚不诚，恭不恭，就看我自己了。
进庙敬菩萨，别想好步子。若是右脚先跨进门槛，那从右边开始，朝殿内回字形布局竖立的五百罗汉祷告，依你生辰八字，数到一个罗汉，没挑没选，就是你的守护神。反过来，若是左脚先进，那就从左边开始数。
门槛好高，我几乎是手撑着翻进的，一紧张，早忘了哪只脚先进的。回字形的殿内，四边全是些差不多高矮的罗汉，有两眼怒目的，有大笑不止的，也有庄容正坐怀抱神鸟，手执如意，头长莲花的。
“跪下，六六！”母亲突然说，声音低沉，但不容争辩，只许服从。
我没看，就吓得跪在蒲团上，心里直怕主宰我的菩萨，是个大肚汉或红脸怪。壮了胆才抬起眼看，这尊石像险些儿够着房顶，慈目善眼，青白的脸凝重宽容，手里是把长长的银剑，脚下踩着金色鬃毛的狮子，和其它罗汉们不一样。菩萨的眼睛黑白分明，正瞧着我。我不会算我的生辰八字，母亲咋个算的，我也没问。但我觉得这菩萨早就认识，在哪儿见过？
母亲也跪在我旁边，点上三柱香，叫我跟着她一起磕头。她的阴丹蓝布衣服摩在我脸上，粗粗拉拉的，很舒服。她说，“这是文殊菩萨，你有啥子话，就对他说，他会保佑你。你想啥子福气你就说，别说出口，心里叨念三遍。”
我头磕在地上，心里念着，极快，起码念了十遍。
回过头，发现母亲看着我，温柔极了。
我的命从来都没好过，恐怕一辈子不会好。我当初心里念叨过的话，后来怎么想也想不起来。那庙在我们去后不久，就被砸烂了。文革中大门一直贴着封条。听说恢复了，我还特地去看过一次，重新维修了，一切复原，用了几斤金子贴的佛面。文殊菩萨也重塑了一尊，差不多是老样子，可我怎么看都觉得特别陌生——他不象能记得连我自己都没记得的心愿。
这是一个令我弄不懂的问题：十几年前母亲为何就挑中文殊菩萨，给她怀过的第八个孩子、活下来的第六个孩子做守护神，而不是专司理德的普贤，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观音，至高至上无所不能的佛主释迦牟尼？她的文化程度仅够读简单的信，写几句满是错别字的问候话。或许她是歪打正着，文殊菩萨那剑是智慧之剑，那狮子是智慧之力量。或许她早就清楚，我一生会受求知之苦。凡事想追个明白，了解底细，到头来只会增添烦恼，并付出惨重的代价。一个人不知不明，一生自然而然，生儿育女，少灾少难，平安无事地逝去，化成泥顺江流入大海，多好。
可是母亲在这之前，在这之后，就没有关心过任何一个儿女，包括我的知识问题。母亲没心思管，我也从没有再得到过她在庙里待我的温柔。她认为没必要让我知道家里的秘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