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话能走多远-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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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出来,你就无法控制。只就克隆技术一端言之,将来能克隆人,指日可待。一旦实现,则人类社会迄今行之有效的法律准则和伦理规范,必遭破坏。将来的人类社会变成什么样的社会呢?我有点不寒而栗。这似乎不尽属于“僵化”范畴,但又似乎与之接近。
四忌:不服老
服老,《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承认年老”,可谓简明扼要。人上了年纪,是一个客观事实,服老就是承认它,这是唯物主义的态度。反之,不承认,也就是不服老倒迹近唯心了。
中国古代的历史记载和古典小说中,不服老的例子不可胜数,尽人皆知,无须列举。但是,有一点我必须在这里指出来:古今论者大都为不服老唱赞歌,这有点失于偏颇,绝对地无条件地赞美不服老,有害无益。
空谈无补,举几个实例,包括我自己。
一九四九年春夏之交,解放军进城还不太久,忘记了是出于什么原因,毛泽东的老师徐特立约我在他下榻的翠明庄见面。我准时赶到,徐老当时年已过八旬,从楼上走下,卫兵想去扶他,他却不停地用胳臂肘捣卫兵的双手,一股不服老的劲头至今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再一个例子是北大二十年代的教授陈翰笙先生。陈先生生于一八九六年,跨越了三个世纪,至今仍然健在。他晚年病目失明,但这丝毫也没有影响了他的活动,有会必到。有人去拜访他,他必把客人送到电梯门口。有时还会对客人伸一伸胳臂,踢一踢腿,表示自己有的是劲。前几年,每天还安排时间教青年英文,分文不取。这样的不服老我是钦佩的。
也有人过于服老。年不到五十,就不敢吃蛋黄和动物内脏,怕胆固醇增高。这样的超前服老,我是不敢钦佩的。
至于我自己,我先讲一段经历。是在一九九五年,当时我已经达到了八十四岁高龄。然而我却丝毫没有感觉到,不知老之已至,正处在平生写作的第二个高峰中。每天跑一趟大图书馆,几达两年之久,风雪无阻。我已经有点忘乎所以了。一天早晨,我照例四点半起床,到东边那一单元书房中去写作。一转瞬间,肚子里向我发出信号:该填一填它了。一看表,已经六点多了。于是我放下笔,准备回西房吃早点。可是不知是谁把门从外面锁上了,里面开不开。我大为吃惊,回头看到封了顶的阳台上有一扇玻璃窗可以打开。我于是不假思索,立即开窗跳出,从窗口到地面约有一米八高。我一堕地就跌了一个大马趴,脚后跟有点痛。旁边就是洋灰台阶的角,如果脑袋碰上,后果真不堪设想,我后怕起来了。我当天上下午都开了会,第二天又长驱数百里到天津南开大学去做报告。脚已经肿了起来。第三天,到校医院去检查,左脚跟有点破裂。
我这样的不服老,是昏聩糊涂的不服老,是绝对要不得的。
我在上面讲了不服老的可怕,也讲到了超前服老的可笑。然则何去何从呢?我认为,在战略上要不服老,在战术上要服老,二者结合,庶几近之。
五忌:无所事事
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必须细致地加以分析,区别对待,不能一概而论。
达官显宦,在退出政治舞台之后,幽居府邸,“庭院深深深几许”,我辈槛外人无法窥知,他们是无所事事呢,还是有所事事,无从谈起,姑存而不论。
富商大贾,一旦钱赚够了,年纪老了,把事业交给儿子、女儿或女婿,他们是怎样度过晚年的,我们也不得而知,我们能知道的只是钞票不能拿来炒着吃。这也姑且存而不论。
说来说去,我所能够知道的只是工、农和知识分子这些平头老百姓。中国古人说:“一事不知,儒者之耻。”今天,我这个“儒者”却无论如何也没有胆量说这样的大话。我只能安分守己,夹起尾巴来做人,老老实实地只谈论老百姓的无所事事。
我曾到过承德,就住在避署山庄对面的一个旅馆里。每天清晨出门散步,总会看到一群老人,手提鸟笼,把笼子挂在树枝上,自己则分坐在山庄门前的石头上,“闲坐说玄宗”。一打听,才知道他们多是旗人,先人是守卫山庄的八旗兵,而今老了,无所事事,只有提鸟笼子。试思:他们除了提鸟笼子外还能干什么呢?他们这种无所事事,不必探究。
北大也有一批退休的老工人,每日以提鸟笼为业。过去他们常聚集在我住房附近的一座石桥上,鸟笼也是挂在树枝上,笼内鸟儿放声高歌,清脆嘹亮。我走过时,也禁不住驻足谛听,闻而乐之。这一群工人也可以说是无所事事,然而他们又怎样能有所事事呢?
现在我只能谈我自己也是其中一分子,因而我最了解情况的知识分子。国家给年老的知识分子规定了退休年龄,这是合情合理的,应该感激的。但是,知识分子行当不同,身体条件也不相同。是否能做到老有所为,完全取决于自己,不取决于政府。自然科学和技术,我不懂,不敢瞎说。至于人文社会科学,则我是颇为熟悉的。一般说来,社会科学的研究不靠天才火花一时的迸发,而靠长期积累。一个人到了六十多岁退休的关头,往往正是知识积累和资料积累达到炉火纯青的时候。一旦退下,对国家和个人都是一个损失。有进取心有干劲者,可能还会继续干下去的。可是大多数人则无所事事。我在南北几个大学中都听到了有关“散步教授”的说法,就是一个退休教授天天在校园里溜达,成了全校著名的人物。我没同“散步教授”谈过话,不知道他们是怎样想的。估计他们也不会很舒服。锻炼身体,未可厚非。但是,整天这样“锻炼”,不也太乏味太单调了吗?学海无涯,何妨再跳进去游泳一番,再扎上两个猛子,不也会身心两健吗?蒙田说得好:“如果大脑有事可做,有所制约,它就会在想像的旷野里驰骋,有时就会迷失方向。”
六忌:提当年勇
我做了一个梦。
我驾着祥云或别的什么云,飞上了天宫,在凌霄宝殿多功能厅里,参加了一个务虚会。第一个发言的是项羽。他历数早年指挥雄师数十万,横行天下,各路诸侯皆俯首称臣,他是诸侯盟主,颐指气使,没有敢违抗者。鸿门设宴,吓得刘邦像一只小耗子一般。说到尽兴处,手舞足蹈,唾沫星子乱溅。这时忽然站起来了一位天神,问项羽:“四面楚歌,乌江自刎是怎么一回事呀?”项羽立即垂下了脑袋,仿佛是一个泄了气的皮球。
第二个发言的是吕布,他手握方天画戟,英气逼人。他放言高论,大肆吹嘘自己怎样戏貂婵,杀董卓,为天下人民除害;虎牢关力敌关、张、刘三将,天下无敌。正吹得眉飞色舞,一名神仙忽然高声打断了他的发言:“白门楼上向曹操下跪,恳求饶命,大耳贼刘备一句话就断送了你的性命,是怎么一回事呢?”吕布面色立变,流满了汗,立即下台,像一只斗败了的公鸡。
第三个发言的是关羽。他久处天宫,大地上到处都有关帝庙,房子多得住不过来。他威仪俨然,放不下神架子。但发言时,一谈到过五关斩六将,用青龙偃月刀挑起操捧上的战袍时,便不禁圆睁丹凤眼,猛抖卧蚕眉,兴致淋漓,令人肃然。但是又忽然站起了一位天官,问道:“夜走麦城是怎么一回事呢?”关公立即放下神架子,神色仓皇,脸上是否发红,不得而知,因为他的脸本来就是红的。他跳下讲台,在天宫里演了一出夜走麦城。
我听来听去,实在厌了,便连忙驾祥云回到大地上,正巧落在绍兴,又正巧阿Q被小D抓住辫子往墙上猛撞,阿Q大呼:“我从前比你阔得多了!”可是小D并不买账。
谁一看都能知道,我的梦是假的。但是,在芸芸众生中,特别是在老年中,确有一些人靠自夸当年勇来过日子。我认为,这也算是一种自然现象。争胜好强也许是人类的一种本能。但一旦年老,争胜有心,好强无力,便难免产生一种自卑情结。可又不甘心自卑,于是只有自夸当年勇一途,可以聊以自慰。对于这种情况,别人是爱莫能助的。“解铃还须系铃人”,只有自己随时警惕。
现在有一些得了世界冠军的运动员有一句口头禅:从零开始。意思是,不管冠军或金牌多么灿烂辉煌,一旦到手,即成过去,从现在起又要从零开始了。
我觉得,从零开始是唯一正确的想法。
七忌:自我封闭
这里专讲知识分子,别的界我不清楚。但是,行文时也难免涉及社会其他阶层。
中国古人说:“人生识字忧患始”。其实不识字也有忧患。道家说,万物方生方死。人从生下的一刹那开始,死亡的历程也就开始了。这个历程可长可短,长可能到一百年或者更长,短则几个小时,几天,少年夭折者有之,英年早逝者有之,中年弃世者有之,好不容易,跌跌撞撞,坎坎坷坷,熬到了老年,早已心力交瘁了。
能活到老年,是一种幸福,但也是一种灾难。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活到老年,所以说是幸福;但是老年又有老年的难处,所以说是灾难。
老年人最常见的现象或者灾难是自我封闭。封闭,有行动上的封闭,有思想感情上的封闭,形式和程度又因人而异。老年人有事理广达者,有事理欠通达者。前者比较能认清宇宙万物以及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了解到事物的改变是绝对的,不变是相对的,千万不要要求事物永恒不变。后者则相反,他们要求事物永恒不变;即使变,也是越变越坏,上面讲到的九斤老太就属于此类人。这一类人,即使仍然活跃在人群中,但在思想感情方面,他们却把自己严密地封闭起来了。这是最常见的一种自我封闭的形式。
空言无益,试举几个例子。
我在高中读书时,有一位教经学的老师,是前清的秀才或举人。五经和四书背得滚瓜烂熟,据说还能倒背如流。他教我们《书经》和《诗经》,从来不带课本,业务是非常熟练的。
可学生并不喜欢他。因为他张口闭口:“我们大清国怎样怎样。”学生就给他起了一个诨名“大清国”,他真实的姓名反隐而不彰了。我们认为他是老顽固,他认为我们是新叛逆。我们中间不是代沟,而是万丈深渊,是他把自己完全封闭起来了。
再举一个例子。我有一位老友,写过新诗,填过旧词,毕生研究中国文学史,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他为人随和,性格开朗,并没有什么乖僻之处。可是,到了最近几年,突然产生了自我封闭的现象,不参加外面的会,不大愿意见人,自己一个人在家里高声唱歌。我曾几次以老友的身份,劝他出来活动活动,他都婉言拒绝。他心里是怎样想的,至今对我还是一个谜。
我认为,老年人不管有什么形式的自我封闭现象,都是对个人健康不利的。我奉劝普天下老年人力矫此弊。同青年人在一起,即使是“新新人类”吧,他们身上的活力总会感染老年人的。
九忌:老想到死
好生恶死,为所有生物之本能。我们只能加以尊重,不能妄加评论。
作为万物之灵的人,更是不能例外。俗话说:“黄泉路上无老少。”可是人一到了老年,特别是耄耋之年,离那个长满了野百合花的地方越来越近了,此时常想到死,更是非常自然的。
今人如此,古人何独不然!中国古代的文学家、思想家、骚人、墨客大都关心生死问题。根据我个人的思考,各个时代是颇不相同的。两晋南北朝时期似乎更为关注。粗略地划分一下,可以分为三派。第一派对死十分恐惧,而且十分坦荡地说了出来。这一派可以江淹为代表。他的《恨赋》一开头就说:“试望平原,蔓草萦骨,拱木敛魂。人生到此,天道宁论。最后几句话是:“自古皆有死。莫不饮恨而吞声!”话说得再清楚不过了。
第二派可以“竹林七贤”为代表。《世说新语?任诞等二十三》第一条就讲到阮籍、嵇康、山涛、刘伶、阮咸、向秀和王戎“常集于竹林之中,肆意酣畅”。这是一群酒徒。其中最著名的刘伶命人荷锹跟着他,说:“死便埋我!”对死看得十分豁达。实际上,情况正相反,他们怕死怕得发抖,聊作姿态以自欺欺人耳。其中当然还有逃避残酷的政治迫害的用意。
第三派可以陶渊明为代表。他的意见具见他的诗《神释》中。诗中有这样的话:“老少同一死,贤愚无复数。日醉或能忘,将非促龄具!立善常所欣,谁当为此举?甚念伤吾生,正宜委运去。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他反对酣酒麻醉自己,也反对常想到死。我认为,这是最正确的态度。最后四句诗成了我的座右铭。
我在上面已经说到,老年人想到死,是非常自然的。关键是:想到以后,自己抱什么态度。惶惶不可终日,甚至饮恨吞声,最要不得,这样必将成陶渊明所说的“促龄具”。最正确的态度是顺其自然,泰然处之。
鲁迅不到五十岁,就写了有关死的文章。王国维则说:“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结果投了昆明湖。我之所以能泰然处之,有我的特殊原因。“十年浩劫”中,我已走到过死亡的边缘上,一个千钧一发的偶然性救了我。从那以后,多活一天,我都认为是多赚的。因此就比较能对死从容对待了。
我在这里诚挚奉劝普天之下的年老又通达事情的人,偶尔想一下死,是可以的,但不必老想。我希望大家都像我一样,以陶渊明《神释》诗最后四句为座右铭。
十忌:愤世嫉俗
愤世嫉俗这个现象,没有时代的限制,也没有年龄的限制。古今皆有,老少具备,但以年纪大的人为多。它对人的心理和生理都会有很大的危害,也不利于社会的安定团结。
世事发生必有其因。愤世嫉俗的产生也自有其原因。归纳起来,约有以下诸端:
首先,自古以来,任何时代,任何朝代,能完全满足人民大众的愿望者,绝对没有。不管汉代的文景之治怎样美妙,唐代的贞观之治和开元之治怎样理想,宫廷都难免腐败,官吏都难免贪污,百姓就因而难免不满,其尤甚者就是愤世嫉俗。
其次,“学而优则仕”达不到目的,特别是科举时代名落孙山者,人不在少数,必然愤世嫉俗。这在中国古代小说中可以找出不少的典型。
再次,古今中外都不缺少自命天才的人。有的真有点天才或者才干,有的则只是个人妄想,但是别人偏不买账,于是就愤世嫉俗。其尤甚者,如西方的尼采要“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又如中国的徐文长。结果无法满足,只好自己发了疯。
最后,也是最常见的,对社会变化的迅猛跟不上,对新生事物看不顺眼,是九斤老太一党;九斤老太不识字,只会说:“一代不如一代”,识字的知识分子,特别是老年人,便表现为愤世嫉俗,牢骚满腹。
以上只是一个大体的轮廓,不足为据。
在中国文学史上,愤世嫉俗的传统,由来已久。《楚辞》的“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等语就是最早的证据之一。以后历代的文人多有愤世嫉俗之作,形成了知识分子性格上的一大特点。
我也算是一个知识分子,姑以我自己为麻雀,加以剖析。愤世嫉俗的情绪和言论,我也是有的。但是,我又有我自己的表现方式。我往往不是看到社会上的一些不正常现象而牢骚满腹,怪话连篇,而是迷惑不解,惶恐不安。我曾写文章赞美过代沟,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