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层新智囊 作者:章晓明-第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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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进山割草，饿了啃干粮，渴了就用手掬着喝洼地上积存的雨水；傍晚，两人用独轮车把割的草运出山， 晚上就在附近一个同学家的土炕上和衣而睡。一个假期下来，割草卖了30多元钱，解决了上高中后的学习费用。
回顾童年的艰苦生活，解思忠在《素质与命运》一书中曾这样写道：“我深深感到，贫困是人生宝贵的精神资源，从中可以学习到许多书本里学习不到的东西——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儿童成长不可缺少的精神钙质。正是由于童年的磨难，使得我此后无论是在何种艰苦的环境之中，都没有因物质生活贫困而退却过。”
解思忠从小学习成绩优秀，小学毕业后本来可以保送上中学，却由于当时家人对有关政策规定不了解，而想当然地按继祖母的成分将家庭出身填报为“地主”（一直到1984年在建设部工作期间入党时，组织上才明确可暂填写为“未划”），故与保送无缘。从此，他便背上了沉重的思想包袱。值得庆幸的是，由于从小受母亲的教诲，后来又受一位中学老师的影响，他一直保持着强烈的进取心。
上初中时，解思忠曾把白居易一首咏凌霄诗不仅背了下来，还用毛笔题写在家中的墙壁上。这首诗的大意是：凌霄这种植物，本身不能自立，往往攀援于其它植物而“凌霄”，但当遇到大风时，却往往避免不了“朝为拂云花，暮为委地樵”的可悲命运。他之所以如此喜欢这首诗，就是有感于自己“低人一等”，又没有可以攀附的社会关系，只有依靠自强、自立。
解思忠上学的那个年代，还没有现在的九年制义务教育，从小学四年级初小毕业升高小就开始淘汰了，高小毕业后升初中又是一次淘汰；而最严酷的一次淘汰是1961年初中毕业升高中——由于国家正值困难时期，压缩招生比例，当地的录取率仅为百分之十几。这样层层淘汰的结果，使得小学毕业时一个班的同学中，最后只有他一人上了大学。
升入高中后，面对更为激烈的竞争，解思忠学习也更为刻苦。他的俄语成绩在几门功课中较为落后，为了赶上去，平时几乎一直把俄语课本卷着塞在裤口袋里，只要有片刻空闲，就拿出来看看；书页被翻得又软又薄，毛茸茸的，几乎要粘在一起，只好把蜡烛熔化后滴在侧面镶一道硬边，才能勉强揭开；第一册书学完后，便如同一摞布片，从任何一个角度都能毫不费力地卷起来。高二第一学期期中考试，他的俄语成绩以100分在全班独占鳌头。此后，他一直把这个分数保持到毕业；每次考试交卷后，老师当堂看过就张贴在教室后面，作为标准答案。
1964年高中毕业后，解思忠尽管由报考文科改为报考理工科，却还是考取了第一志愿——同济大学，走出了哺育他长大成人、又给他留下太多难忘记忆的黄土高原，远赴东海之滨的上海，开始了他的大学生活。
解思忠在大学学的是城市建设工程专业。通过前两年的基础课学习，完成了理工科的基本训练，具备了一定的科学素养；尤其是高等数学这门课，使他获益非浅。在两个学年的学习中，他的高等数学成绩一直保持着5分；参加工作后时过多年，还把《高等数学习题集》有选择地做了一遍。他在《素质与命运》一书中曾这样写道：
数学以其严密的推理和高度的准确，培养了我的逻辑思维能力和穷追深究的思维习惯，使我每每为纷乱如麻的世事所困扰时，最终都能理出个头绪来。数学是一种训练思维的体操，是一门人生的智慧之学。我从数学的受益不仅在于人生，而且还在于文学。在许多人眼里，文学与数学几乎是绝缘甚至相悖的——文学寓思维于形象，数学寓思维于抽象。我的体验却不完全是这样。大多数的文学作品诚然以状物写神为主，但高超的立意、透骨的剖析、合理的布局和准确的描绘，莫不需要一定的抽象思维能力。
1966年夏天，解思忠即将升入大学三年级的时候，“文化大革命”爆发了。他的家庭出身问题当时虽已向有关方面提出，却尚未做出结论；所以，仍然被视为“黑五类子女”，拒之于“红卫兵”组织的大门之外。由于压抑、苦闷，他尽量远离学校和人群以逃避运动，当了一名“逍遥派”。当时，所能采取的最好办法就是借“大串联”外出；所以，可以免费乘车时，他独自一人云游四方；后来停止免费乘车，他又与一位同学背起行囊，结伴而行，从上海出发，途经嘉兴、杭州、绍兴、诸暨等地，徒步走过了浙江、江西两省，一直到停止“大串联”。
在外出“大串联”期间，解思忠虽然日行百里，却兴致勃勃，并触景生情，写了许多诗词。例如：他1966年11月在大连海滨写了一首《观海》：“波平万顷碧，涛生千堆雪；吾欲投其里，欣然化鱼鳖”；1966年12月在黄河茅津渡口写了一首《望黄河》：“黄水浑然去，勾我野人情：岸边结草庐，披发卧夕阳”。
结束“大串联”返校后，解思忠在一位从事美术工作的朋友指导下，从临摹《芥子园画传》入手，潜心学习国画，主攻写意花鸟与山水；在此期间，还欣赏了许多绘画、书法作品，阅读了一些艺术方面的图书。后来，由于“战备”要求，他不得不中断学习，和其他同学一起被“疏散”到上海市郊的农村。尽管此后他再也没有练习过国画，却一直保持着对中国书画的浓厚兴趣。
1970年夏天，按照“面向农村，面向厂矿，面向边境，面向基层”的分配方针，最后两届大学毕业生绝大多数被分配到边远地区的基层单位。解思忠被分配到地处宝鸡市的陕西省第七建筑公司，在施工队“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与从农村招来的农民工一起做小工，干些挖土、搬砖、拌灰浆之类的力气活。
1971年秋天，工地由于暂时没有技术人员，把一座45米高的烟囱砌得弯弯曲曲，构成重大工程质量事故；公司召开了现场会，决定拆除重砌，并指定解思忠在继续做小工的同时，负责该项工程的施工技术。对既没有施工经验、又得做小工的解思忠来说，这的确是个考验。由于他的敬业与严谨，竣工后经仪器测量，垂直误差居然为零，在公司一时传为佳话；他自己也因此而很快被任命为施工技术员，在同一批分配来的40多名大学生中最早结束“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
1972年初，解思忠接受任命后离开宝鸡市和刚组建的小家庭，来到地处秦岭腹地的略阳钢铁厂工地。建筑工地的生活本来就艰苦，由于地处山区，在艰苦之外还增加了单调，几乎没有什么文化生活。工地食堂的早餐和晚餐从来不变，都是馒头、玉米面粥和同一种廉价的咸菜；中餐很少有荤菜，大约每个月才能吃到一次肉。在矿区施工时，他一度住在山坡上用席子和油毡搭建的简易工棚里；床前荒草丛生，窗外青苔壁立，每天只有五六个小时能见到太阳。
尽管生活艰苦，解思忠和周围的工人却相处得很融洽。他对工人很尊重，经常教他们看图纸，给他们讲授建筑施工知识；工人对他也很尊重，不仅在工作上支持，而且在生活上也给予关照。他在《素质与命运》一书中曾这样写道：
从懂事起，我就长期生活在农村，无论是家庭的社会地位，还是家庭的经济状况，都处于社会的底层，因此，从小就是仰面看着世界的一切……考上大学后，用一句世俗的话来说，就是成了‘社会的骄子’——在当时的同龄人中，能上大学的还是极少数；然而，这种在底层社会生活中形成的平民意识却已刻骨铭心。大学毕业后，在建筑施工队伍中生活的10年时间里，与工人朝夕相处；这段经历固然充满了酸甜苦辣，却更加强化了我的平民意识，使我此后无论在什么环境中都能和周围的人群融为一体，无论身居何等地位也不为职务所累，始终能以一个普通人的角色自由自在地生活。
解思忠在秦岭大山里一呆就是三年多。1975年夏天，由于修建首都国际机场候机楼，需要从公司借调施工人员，他被选任该项工程的技术监督——相当于现在的工程监理。当时，要求担任这一职务的施工技术人员必须从未出现过工程质量事故；他从开始担任施工技术员，到后来担任施工队技术负责人的三年多时间里，负责施工过20多项工业与民用建筑工程，从未出现过工程质量事故。
在首都国际机场候机楼工程长达四年多时间的施工过程中，每一道工序的交接和每一项隐蔽工程的覆盖，都要求通知技术监督到场进行检查，经验收合格、签字同意后才能进行下一道工序。由于解思忠的敬业与严谨，在整个施工期间，凡经他签字验收过的项目，从未出现过工程质量事故；候机楼工程竣工后质量被评为“优良”，他自己也被评为“先进工作者”。
1976年唐山地震后，解思忠曾到现场对建筑物受灾情况做过考察，感触很深，便在紧张的施工之余，独立进行了关于工程抗震的科学研究；所撰写的科技论文《关于提高砖砌体抗震性能的探讨》，发表在国家级学术刊物《建筑技术》上。鉴于他的施工技术水平与科学研究成果，由工程师晋升为高级工程师。
候机楼工程1979年秋竣工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关注，并得到各方面好评。当时的国家城市建设总局（后改组为建设部）从担任候机楼工程施工的管理人员中选调机关干部；经公司领导推荐，总局派人考察，解思忠于1980年初被借调试用，6月正式调入。
这次工作调动，意味着解思忠走出了秦岭大山，离开了大西北，同时也结束了风雨10年、给他留下太多难忘记忆的建筑工地生活。这次工作调动，标志着解思忠人生道路上的一大转折；从此，便由基层施工单位进入中央国家机关，走上了从政之路——尽管这是他此前从未想过的，也并非是他所刻意追求的。
第二辑解思忠 （3）
艰难曲折文学路
早在初中时期，解思忠就开始做起了“作家梦”。
到县城上初中后，解思忠第一次在阅览室里看到那么多的文学刊物；于是，每天课余时间都要去阅览室；而且，自己还订阅了阅览室里没有的《文学知识》等杂志。他还经常到离学校不远的新华书店去看书，遇到特别喜欢的便狠狠心买下。这些订杂志和买书的钱，都是假期和课余勤工俭学挣来的；而他当时为了省钱，却吃着开水泡馒头，连咸菜也舍不得买。
文学书刊看得多了，写作的水平也就相应提高了。从初中到高中，解思忠的作文在全班、乃至于全校都一直是佼佼者，经常被老师批上“贴堂”二字，重抄后张贴在教室后面的墙上给其他同学看；有的还被抄写在黑板上，作为范文讲解。随着对文学的兴趣日渐浓厚，他立志将来要成为一名作家。当时，社会上正流行着《青春之歌》《林海雪原》等长篇小说；每当他拿起这些厚厚的书时，总忍不住用手反复摩挲，久久地凝望着封面上的作者署名，心想：我要是什么时候也能写出这样一部长篇小说就好了！
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解思忠曾暗自下定决心，将来要考取北京大学中文系。平时他努力学好各门功课，假期则集中时间专攻文学。他曾利用一个寒假，摘录了数百首唐宋诗词，装订成册，取名为《绝妙诗词》，供自己欣赏背诵。他还曾利用一个暑假留在学校里，白天勤工俭学，晚上挑灯夜战，钻研古典文学。为了避免干扰，独自住在一间堆满课桌椅的教室里——由于进出都得低头弯腰，从课桌椅的缝隙中间小心翼翼地钻过去，别人也就不进来了；一个暑假下来，他把从先秦到明清的散文名篇摘抄了几大本，并将其中部分篇章翻译成白话文。
然而，就在高中毕业之前，解思忠却突然改考理工科，原因是担心家庭出身会影响录取。在当时那个“极左”年代里，家庭出身不好的考生往往会由于“政审不合格”而被剥夺录取资格；即便能合格，在录取时也不会一视同仁，尤其是全国重点大学和文科类专业。他想，自己虽然一直准备报考文科，但数理化成绩在班上也是名列前茅，如改考理工科，反而更有把握考取全国重点大学；而且，学理工科并不妨碍自己将来实现当作家的理想——他曾在一本介绍俄罗斯作家的书中看到，有位作家同时也是工程师。
进入大学后，解思忠在紧张的学习之余，仍然保持着对文学的爱好与追求，课余时间经常到图书馆去看书、借书。“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尽管绝大多数文学作品被视为“封资修”而遭禁，学校和社会上的图书馆都被关闭，书店里也几乎买不到什么书，但他还是想方设法地借阅了大量的人文著作。1967年9月，正当“文化大革命”处于高潮的时候，他在北京的大姐家住了一个月，每天闭门读书，把《鲁迅全集》从头到尾地看了一遍，并摘抄了一本语录；从那时起，他不仅对鲁迅先生深刻的思想佩服之至，还开始对国民性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参加工作后，在秦岭山区的艰苦环境中，解思忠又把文学当作自己的精神寄托。1973年春节放假后，解思忠留在工地值班；期间在他的生活中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儿子出生了；二是他自己立下了创作一部反映建筑工地生活长篇小说的宏愿，并以诗言志，题为《读〈孟子·告子下〉》：“舜本农夫，躬耕畎亩；傅说为相，举于版筑。考其根由，俗子凡夫；何以玉成？艰难困苦。食无求饱，居无求安；自强不息，大行不偏。君子酬志，十年未晚；不鸣则已，一鸣冲天。”——10年之后，他创作的另外一部长篇小说终于被出版社采用！
当时，虽然还处在“文化大革命”中，文学园地依然荒芜凋零，却不再是前几年那种只有几个“革命样板戏”的状况，已有几部长篇小说问世，有些省级文学刊物也陆续恢复。解思忠为了赡养老人、抚育孩子，自己每月只留用十几元钱的生活费，却还是咬咬牙，把当时的文学刊物几乎都订了，以致于邮局还以为他是在为单位阅览室订杂志。在矿区施工期间，工地上只有一份《陕西日报》；他经常吃过晚饭后，骑自行车颠簸十几里山路，到厂区的阅览室里去看报纸，然后披星戴月地摸黑回来。
时过不久，解思忠调到厂区施工，住宿条件比矿区改善了许多；但为了业余时间少受外界干扰，他主动要求住进一间别人都不愿意住的宿舍——孤零零的四面都是外墙，可谓“夏暖冬凉”，而且只有五六平方米。他在里面支了张床后，连张普通的桌子也放不下，只好用木板钉了个简易的小桌子；写作时，就坐着小板凳，佝偻着腰趴在上面；写得累了，便直起腰来，捶打捶打后背，看看桌上儿子的照片。
经过两年笔耕，解思忠终于完成了一部约30万字的长篇小说；投寄到北京一家出版社后，便如同泥牛入海。他借调到京参加首都国际机场建设后，就去出版社打听书稿的消息；这才知道当时每出版一部长篇小说，都要经过中央主管意识形态的某位领导人审读批准，而且全国只有这家出版社出版长篇小说，每年也就是一两部。他看出版无望，便把书稿带回来，锁在了自己的办公桌抽屉里。
此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