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664-红学泰斗周汝昌传-第3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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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希凡同志那时少年气盛，也不知内情，对仍用何序大有意见，以为凡涉《 红 》事，皆我之主张，十分不满。来信向我说：“这个出版社还要看（它表现如何）……”
这倒“罢了”。谁知何先生那一边的有关人士，又因不明内情而对我产生误解。
这又是怎么一个“奥妙”呢？
原来，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的书中，把人家文学所的红学论点说成是“修正主义”，以致使人家抬不起头来，压力很大。——他们又以为是我在“支持”另方，“反对”他们，而且用此手段施压……（所以后来一直“不放”我）
其实呢，那是另位同志写的，其过程是当时“古典部”负责人王仰晨命孙用撰写“简介”式“出版说明”之类，孙用撰后嫌“政治性不强”，改命另位重撰。撰后还请谢永旺同志看过……
这经过清楚明白，而我却成了“替罪羊”。
（原注：那时是传达了周总理、李先念副总理的指示，书店陈列无书，难对外宾，命速出“四大名著”小说。社方回报说“序言难写”。李副总理有点儿生气地说：“你们序写不出来，不是不要序也就行了吗？！”这才改写“简介”、“说明”之小文以代“表态”。）
周汝昌就这样形格势禁莫名其妙地在错综复杂的学术、政治和人事之“剪不断，理还乱”的纠缠中，陷进“李派”与“何派”（ 后来演化成“红研所派”和“文学所派” ）的夹缝中“左右不逢源”多年。再往后则更有红学界多次“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而周汝昌始终是各种派别中的“异数”。
在纪念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展览会后期，展出了《 五庆堂重修曹氏宗谱 》和河南省博物馆收购到的“曹雪芹小像”，这又埋伏下了关于曹雪芹祖籍是辽阳还是丰润以及“小像”是真还是伪的争端，而周汝昌是“丰润说”和“小像”为真的代表者……新的争论和纠纷正潜伏在未来的岁月里等待着他。
《红学泰斗周汝昌传》 红楼无限好，夺目夕阳红《杨万里选集 》与《曹雪芹》（7）
不过我们暂时还用不着面对这些争论纠纷，先随着周汝昌去看看他的老朋友张伯驹吧。
张伯驹把自己家中价值连城的千百文物都无偿地捐献给了国家，展春园也不住了，却被打成右派，先被遣派吉林，后返回京城搬到了什刹后海的南岸。虽然已经是狭小的院落，但南院墙边仍然有小巧的游廊，廊东端栽种着翠竹、牡丹、紫藤、海棠，还有一个大理石的雕石座，面对游廊的一排房屋，就是客厅和居室。周汝昌从四川返回北京后，虽然工作很紧张，距离又较远，后来身体也不好，也还是去过不止一次，不过大多是张伯驹特意邀请前往的。
1963年筹备纪念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活动的日子里，张伯驹把一班还能演奏“十番乐”的中国古乐合奏者召集起来，让他们把各种各样吹、弹、拉、敲……等的民族器乐的旧曲恢复起来，希望能贡献给纪念大会。因为《 红楼梦 》里贾母就曾经让戏班子演奏“十番乐”，而到60年代，这已经是濒于绝响，快成广陵散了。
一天，周汝昌和四哥周祜昌应邀到张府欣赏演奏。到了丛碧主人的居处，已经是傍晚时分，一进客厅，就看到满厅都是客人，满地都是钟鼓丝竹乐器。张伯驹一见周家兄弟，立刻高兴地向大家介绍说：“红学大师来了，请你们演奏一曲拿手的，请他们欣赏吧。”客人们立刻各自拿起不同的乐器，众音齐奏，又有错综变化，在余晖晚照中，真让人飘飘然，如聆赏太虚幻境里的“仙乐”。张伯驹拜托周汝昌向筹备会推荐这个“乐班”，说大家都愿意为大会义务表演。
可惜，周汝昌虽然向有关人士推荐了，却没有受到重视，张伯驹的一番美意落空了。那些能演十番的音乐家们，也就带着他们的绝艺逐渐与岁月一起凋零了。
1958年张伯驹八十大寿，晚境败落凄凉，又无子息，只有和老伴潘素在饭店设酒席，招来几个还没有零落尽的故交老友同饮一杯。一张长案，张老打横，来客列坐两边，周汝昌被安排坐在左边第一个座位。酒席间觥筹交错，词赋弦歌，人虽不多，倒也有一番“江南逢李龟年① ”的热闹。
谁知还真出来一位“李龟年”：一个坐在长案那一头的老者，走过来向周汝昌俯身低语：“曹雪芹的事，我知道一点—— 等有机会细谈。”
周汝昌当然迫切关心，过了一些时日，这位老者应邀到周家访谈。老者讲述了下面的故事：
我姓尚，名克恭，字养中，是清初封平南王尚可喜的后代。家住西城“六部口”（ 北京城内地名 ），人称六街口尚家，是世家望族，京城老辈无人不知。尚可喜生有七个儿子，排行第七的名叫之隆，我就是之隆的后人。之隆是额附，就是俗话说的驸马爷。
之隆本来生得黑，像个铁蛋。有一次宫内开宴会，之隆当差行酒，斟到了公主面前，公主见他那黑样儿，不觉露齿而笑。正好被顺治皇帝看在眼里，以为公主喜欢这个黑小子，就在宴后下旨，把公主许配给之隆了。
我小时候，家里长住着一个客人，他没有家，我家就是他的一个家，好像沾亲带故，可我没弄清是什么亲戚。家里人上下都叫他曹大哥。这位曹大哥性情有点孤僻古怪，独自住一居室，不怎么和别人接触，见了面话也不多。不过熟悉他的人都说他其实心肠挺热乎，说得投机了也挺能说。而且，小孩到他屋里，他也从不嫌烦。
曹大哥爱看书。我们尚家的书也不少，经史子集、诗词野史都有。他的学识丰富渊博，家里有了文墨事，遇上疑难，就去问曹大哥，都能解决。他还爱看小说，口才挺好，遇上高兴，给孩子们讲故事，挺让人入迷。他能讲好多故事，就是从来不谈《 红楼梦 》。
家里人问他为什么对《 红楼梦 》避而不谈，他老是摇头。后来被逼问得急了，他才说，我不谈《 红楼梦 》，因为书里写的是我家里的事，我其实是曹雪芹的后代。我这一支上辈是他与一个丫鬟生的，家族里排挤他，不承认是曹家子孙，就断绝了关系。我没有家，一直在你们府上存身，根子在这儿。
这部书犯忌讳，有人想毁了它，说是淫书邪说。现时世上传的，后半截是别人写的，是假的，把书给糟蹋了。曹雪芹病死，实在和这桩大事相连。这里头故事多了，不好讲——我也不愿讲，讲了没人信，还会惹事。
你们总问大观园是真的吗？到底在哪儿？其实就在“宫门口”。这宫门口地方有一处废园遗址，破败了，就剩下假山的土堆，下边是一个干了的池子的痕迹。我小时候常到那儿去玩，爬到土山顶上。如今盖了新楼，怕是连点痕迹也没了。
周汝昌听了老者的讲述，有点半信半疑。可是后来查证历史典籍，发现尚家的确有之孝、之舜、之杰、之隆等名字；《 清皇室四谱 》中真记载尚之隆是驸马，不过不是顺治皇帝的女儿，是顺治堂兄承泽亲王硕塞的女儿，自幼养在皇宫内，后来加封为和硕公主。而且，后来尚之信参加吴三桂的叛乱，清皇室竟特免了尚之隆的连坐罪，还晋封为太子少保……
而所谓“宫门口”，周汝昌后来也发现真有来历，是明代朝天宫的入口处。这座宫殿原在北京白塔寺、苦水井（ 后改“福绥境” ）一带，建筑规模和范围都非常宏大雄伟，后来才颓圮毁灭了，但留下的“官园”、“葡萄园”等地名，是原来宫里园圃的一部分。到了清朝，这一带有两三处亲郡王府，其中慎郡王和他的后嗣质郡王府就在其中。
往后又考证出来，慎郡王就是《 红楼梦 》里北静王的原型。
这位尚老人讲述的曹大哥的奇闻轶事，还真有点意思。
后来，周汝昌把这段内容整合到了曹雪芹传记《 文采风流曹雪芹 》中。
《红学泰斗周汝昌传》 红楼无限好，夺目夕阳红人缘履痕雪泥鸿爪（1）
从1954年返京到1966年“文革”这一段时间，周汝昌的人生行履，前面的章节已经“追踪蹑迹”有所涉及。下面再将某些具有典型意义的“情节”补充叙述。
周汝昌二十岁以后耳疾就日趋严重，四哥祜昌开玩笑说：“你耳朵坏了，但有聂公为你的知音，他的姓氏是三个‘耳’（ 未简化前的‘聂’字作‘聶’ ），其中必有妙理。”这“聂公”就是指的聂绀弩。聂绀弩欣赏周汝昌，一个重要原因是他本人对《 红楼梦 》也有一定研究，而且和周汝昌的学术观点有相通的地方。
聂绀弩赠给周汝昌一本自己早年写的书《 天亮了 》，当然是“新文学”作品集。不过在书的扉页上题了一首七言律诗：
老至羞谈高与荆，他人串戏我观灯。
封神有传龙须虎，水浒无名天酒星。
死所知乎春水皱，生还遂了泰山轻。
此书十几年前著，不得其平剑尚鸣。
聂绀弩还写过一首赠给周汝昌的诗，则和《 红楼梦 》研究有关：
春日撰红文未竟。偶携《新证》登香山，置酒，对榆叶梅读之，用雪芹郊行韵，寄汝昌诗兄。
客不催租亦败吟，出门始觉早春深。
经旬走笔足红意，半晌坐花心绿阴。
山鸟可呼杯底语，我书恨待卷中寻。
不知榆叶梅谁似，漫拟迎探薛史林。
聂绀弩1957年已经落难，这首诗的写作时间应该在此之前。他上香山，一边喝酒赏花，一边阅读《〈 红楼梦 〉新证 》，从中吸取养料，激发灵感，思考自己还没有写完的研究《 红楼梦 》的论文，还真有一番做活学问的诗人型学者的气象。所谓“用雪芹郊行韵”，是因为曹雪芹的朋友张宜泉《 春柳堂诗稿 》中，有一首《 和曹雪芹西郊信步憩废寺原韵 》诗，其韵脚用的是“吟、深、阴、寻、林”五个字。
周汝昌后来赏评说：“这真是千古第一奇句。奇在何处？你看他字字句句，一心离不开《 红楼梦 》，虽不必说他这是‘奇怀道韵’，也够得上一个‘风流文采’了。大约从乾隆年以来，无人在那样一种情景之下写出过那么一首诗来。诗之奇，还在于他的字法句法，迥异于一般‘诗作’的平庸陈旧，俗套常言；而是摆脱老调，力创新文—— 走的是宋诗一路。只读唐诗的人是不大习惯、‘接受不了’的。例如，‘走笔’与‘坐花’成为妙对。‘走笔’还可见今人犹有会用这种传统汉文的；至于‘坐花’，那就‘瞠目结舌’，茫然不知所云—— 遑论其味了。说到这儿，不妨多赘几句。汉字语文之妙谛，只读‘白话文’尤其是只读‘翻译文学’的‘洋式中文’的人，几乎已经难以理解领会了，这是堪忧的文化大问题……其实，这就是汉字的‘个性’，不要硬拿外文来‘框’他……若说此皆文人墨客之事也，那么乡下老农就说‘人睡腿，狗睡嘴’。请问这‘睡’又是什么‘动词’？好了。聂老的‘坐花’太有诗趣诗味了。——‘坐花’奇不奇？难道你以为他是‘坐’在榆叶梅之‘枝头’上吗？然后，你再看那一‘足’一‘心’，尤其绝妙诗人字法。这儿有巧用。‘足’本可作‘足成’、‘补足’之动词用；但他故意以‘心’对仗之（ 都是人体部位名称 ），而‘心’在这儿就不是‘名’而转为‘动’了。‘心绿阴’，是写心境感受。汉语文的‘活’而不死，多属此例。”（《 天·地·人·我 》之《 聂公邀我进燕都 》）
显然，这仍然是周汝昌既浸淫中华传统诗文又深通英文以后，再比较汉语和西语优劣的一贯“理路”。
不过，周汝昌对这首诗还有更“宏观”的整体观照和体会：“聂老此诗，是全在他表现他的‘红学探佚学’的热情与痴情的……‘探佚’者，是研索《 红楼梦 》原著八十回后已然迷失的‘后半部’的内容情况的学科，已形成一门专学，其来源甚早，清代已有不少传闻记载，但立科命名，是我与梁归智教授的事。聂老那时尚无此名此学的确立，所以他说的‘足红意’，就是指‘要把雪芹《 红 》书的佚书找回来’——‘足’是‘完足’之义。拙著初版《〈 红楼梦 〉新证 》中有一专节申论此义，并从脂批中爬梳出几十条‘佚文’的线索。此是第一次较为全面系统的探佚工作，发生了很大影响。当时杨霁云、聂老诸位甚至逐步从《 水浒 》研究而专门移向了这门新学。这就是他那首诗的背景。听说，他病重住院而逝世之前，心心念念的就还是‘足红意’的未能完成，抱恨而长行了！言念及此，不胜悼惜之情……聂老晚期是三件大事：探佚，写诗，习书法。探佚有少量得以发表的遗迹。诗是一概七律体，严格诗律对仗，精彩时现！记得的有题雪芹小像……他是一位出色的作家、学者、诗人，可惜志业难酬，‘红意’竟未得‘足’，此乃中国一大文化学术损失。他是我的知音，也受我的治《 红 》、嗜诗、爱字的影响。”（《 聂公邀我进燕都 》）聂绀弩写有《 略谈〈 红楼梦 〉的几个人物 》等论文，的确体现了严格区分曹雪芹原著和程高本“两种《 红楼梦 》”的立论立场，也就是对“足红意”—— 研究原著佚稿的兴趣。
聂绀弩向周汝昌请教过学习书法的门径。周汝昌指点说要先从写欧阳询的楷书打基础。聂绀弩十分下功夫，练了一段，再走访周汝昌，感慨地说：“早先见人伏案练字，觉得有点儿烦，甚至讨厌。如今一‘进去’，才知道有如此广大美妙的天地！”周汝昌听了也不由得心想，聂先生的确具有诗人的本质，才会有这样发自肺腑的深切感受。有一天，周汝昌又收到一封聂绀弩写来的信，打开一看，原来是一幅五彩小花的信笺，用毛笔楷书写着十首七言律诗，内容是祝贺冯雪峰六十寿辰。诗好，字也好，满目粲然，让周汝昌大为欣喜。
周汝昌还记得一些与聂绀弩的交往。一次是聂绀弩请自己在东安市场吃饭。另一次也是在东安市场，是逛旧书店，周汝昌看到一本宋代诗人陈师道的诗注本，正要拿起来，忽然听见有人说：“这是我选定了的。”周汝昌抬头一看，两个人同时“嗨”了一声，原来正是聂绀弩 —— 那时他已经被整成“右派”。
还有一次，周汝昌和妻子一起上街，又在东安市场碰到了聂绀弩。正好是中午，聂绀弩就跟着周汝昌夫妇一起走。周汝昌看他好像要到自己家里“蹭”饭，但那时儿女众多的周汝昌简直一贫如洗，就回头问妻子家里可有菜肴，妻子回答说什么也没有。聂绀弩听见了，就转身向北走了，口里说：“我去找张友鸾……”周汝昌后来著文回忆到这一段插曲，说：“他走了。我望着那踽踽凉凉的背影和步态，心里说不出的难过与愧怍——就是此刻重提此事，也觉脸红。”（《 砚霓小集 》之《 缘深缘浅话难明 》）周汝昌家的经济状态一直十分窘迫，有一次周建临对笔者说，在成都和回京城后，因为人口多，生活老是不宽裕，吃饭时母亲就做一盘菜，放在饭桌当中，结果大家谁也不敢多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