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664-红学泰斗周汝昌传-第3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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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和回京城后，因为人口多，生活老是不宽裕，吃饭时母亲就做一盘菜，放在饭桌当中，结果大家谁也不敢多吃，吃了半天，那盘菜还有很多。
聂绀弩向周汝昌请教书法，曾经从周汝昌处借过三本欧阳询的字帖。后来聂绀弩落难，又过了一些年获得释放，还不忘记托杨霁云把三本字帖还给周汝昌。周汝昌看看还回来的字帖，只有一本原拓《 九成宫醴泉铭 》是自己的旧物，其他两本是另买补赔的。
周汝昌在1949年以前就与钱锺书有过交往，应该说两个人互相欣赏对方的才气。在1962年11月撰写的《 杨万里选集 》的引言中，周汝昌还特意引录了钱锺书《 谈艺录 》里的一段话，大加揄扬。
可是，在1958年，发生了一件让周汝昌追悔莫及的事情。
《红学泰斗周汝昌传》 红楼无限好，夺目夕阳红人缘履痕雪泥鸿爪（2）
当时在各种思想改造和文化批判运动中，忽然又兴起了一个新名目，叫“拔白旗”。这是因为那时提出的口号是“又红又专”，意思是一个人不仅要精通业务——专，更重要的是要在政治上“要求进步”、“靠拢党组织”—— 红。凡是业务上很突出但对政治不太热衷感兴趣或不是共产党员的人就是“白旗”，因为业务好，自然会在具体的工作单位里有威信，这样会影响那些业务不突出但政治上“红”的人掌权控制局面，所以要把那些“白旗”“拔”掉，对他们展开批判，让他们威信扫地。
当时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冯雪峰、聂绀弩等懂业务的领导人都已经不在，早已靠边的靠边，入狱的入狱，主管古典文学编辑室的新领导紧跟形势，展开了大批判“拔白旗”运动，“靶子”当然要在人民文学出版社自己出版过的书中去找。正如前面引用过的唐翼明的文章中所说，在人文社出版的各种古典文学注解选本中，以钱锺书的《 宋诗选注 》水平最高，教条主义影响最少，社会影响最大，而钱锺书又并非共产党员，而是一个对政治保持距离的人，于是古典室的领导“决策”，就以这本书作为“白旗”的重点来“拔”，展开批判。“批判小组”正式成立，古典编辑室的人员当然都得参加，而且都要表态发言，分清“红”、“白”两条道路的大是大非。
周汝昌当然也要发言批判，下面是周汝昌本人的回忆：
“批判小组”里，业务上弄诗的是麦朝枢，我原是小说专业，但因也有了“诗名”，也安排在组内。在一个晚上，开会“批钱”。麦老广东人，口齿才能不高，讲“普通话”很不动听，我胜他一筹——天津人学北京腔。大概就因此，我的“发言”就“好”了。但此乃内部运动。不料“组内”整理出一篇批判文章交《文学遗产》（1958年12月《光明日报 》之《 文学遗产 》专栏第241期，文章题目为《 读〈宋诗选注序〉》——引者）公开发表，而且使我异常吃惊的是不用“某社批判小组”的署名，竟落了贱名三个大字的款！
当然，这也许全出好意——是看重我，培养我，引导我（我本就是个“白专型”）。但这么一来，事情“个人化”了，把我和钱先生公开放在一个“对立”的地位。
别人议论我不及知。钱先生看了，心中作何感想？对我的“变化”又作何“评价”？那就不问可知了。
对于《 宋诗选注 》，我从学术上并非全无意见，那是另一性质，如今却成了一种尴尬的政治性事态。钱先生从此绝不会再理我，我也无意辩解，因为应当自己引咎。（《 天·地·人·我 》中《 青眼相招感厚知 》）
周汝昌这段回忆录可能写于钱锺书逝世以后，但在钱锺书生前，周先生在给笔者的一封信中也曾谈到此事，并希望我方便时在文章中提及其中曲折，说明真相，以取得钱先生的谅解。不过笔者不太了解详情，也没有遇到适当的机会，因此没有落实。
以写《 边城 》而蜚声中外的作家沈从文（ 1902—1988 ），在20世纪50、60年代，因其写作的内容、风格、趣味都与新时代的意识形态要求格格不入，而被迫放弃了写作生涯，转而去故宫研究古代服饰。从新政权来说，这已经是“废物利用”的宽大优待政策了。从沈从文自身来说，倒也开辟了一个新领域，后来也成了古代服饰等考古方面的专家。
因为研究古代服饰，所以和纪念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的活动发生了关系。周汝昌因此也和沈从文有了一段因缘。
从1962年开始，纪念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工作筹备处在故宫文华殿常设办公，写过《 小说闲谈 》等研究著作的阿英（ 即钱玄同 ）和画家黄苗子是“常务”工作者，周汝昌也是经常被邀请去开会的人。此外临时走动的文化界名流和相关人员还有很多。从上海请来的两位画家刘旦宅和贺友直当时都是年轻人，住在东华门外骑河楼附近的翠云庄，屋顶和围墙上面都罩着碧琉璃瓦。两位画家住在此专心创作曹雪芹画像和生平事迹。
画曹雪芹，当然得有一定的考证根据，《〈 红楼梦 〉新证 》成了取资借鉴的“宝库”，讨论曹雪芹的像该怎么画，开会讨论，周汝昌当然被邀请与会。下面是周汝昌的一段回忆：
一日，得讯要到翠云庄去开会。
记得这种会文化部所派领导人（如邵荃麟、阿英等）是不来的，主持者是黄苗子。墙上已贴好了刘旦宅画的雪芹像（拟作样品供讨论品评）。
屋子不大，被请专家排坐于靠墙一溜椅子。我和吴恩裕等都到了，而最后进来了一位迟到者。
他身著深色中山服（那时的礼服了），头发漆黑有光，满面春风，亲切和蔼，主动同我握手——我还不认识，只听他自报：“沈从文。”
他给我的印象令人喜悦愉快。还记得他和恩裕兄一样，手臂里夹着一个黑皮包——那时尚无后来的带提把式的人造品，都是黑亮的真皮包，是高级文化人如教授等不可少的（上课、上班 ）必用物。沈先生的发言都说了些什么？今竟失忆（其实连我自己说的什么也一句不记得了）。只记得讨论的主题是雪芹画像要表现出“十气”——英气、才气、傲气、狂气……，大家都笑说：这太难为画家了！一张画怎么能表出这么多的“气”？（《 北斗京华 》之《 沈从文 》）
周汝昌此前并没有见过沈从文，为什么沈从文主动和周汝昌握手呢？原来他们已经有过一段工作方面的书信来往，并且还发表过文字作学术争论。
那还是周汝昌被聂绀弩口头任命为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部小说组组长的时候，负责整理新标点本《 红楼梦 》，除了版本校勘之外，还要加一些新的注解。给《 红楼梦 》作注解，当然要找专家，领导指定的是后来的大书法家启功。周汝昌为此曾亲自到启功当时住处黑芝麻胡同的一个大院落拜访，启功的夫人也去过周汝昌的住处门楼胡同。
《红学泰斗周汝昌传》 红楼无限好，夺目夕阳红人缘履痕雪泥鸿爪（3）
因为当时已经是批俞运动之后，《 红楼梦 》研究中的“繁琐考证”遭到了严厉批判，奉命作注解的启功因此下笔极其谨慎，每一条注解都尽量写得简短，语意表达则十分“灵活”，尽力避免“落实”，防止被批评为是在宣扬反动的胡适的“自传说”。
对这种“简化”的注解法，周汝昌内心不满意，但没有提出异议。谁知沈从文却提出了意见，向出版社写信，主张要实实在在地把有关清代的事物风俗等“背景”情况都注解出来。这当然和沈从文在故宫博物院工作，每天都接触清代具体的历史实物有关。但这和启功的主张用意恰恰相反。
沈从文不仅是写信提意见，还自己动手写了一部质和量都很不寻常的《 红楼梦 》注释稿子，寄到出版社供参考采用。作为负责编辑的周汝昌遵照古典部上级的命令，把沈从文的注稿送到启功家中供他参考。下面是周汝昌的回忆：
启先生一见，吓坏了！
……
拙笔很难“表现”尔时的形势气氛、“当事”者的表情与话语、我这“编辑”的尴尬处境。此处只好来一个“话要简断”——
事情的结果是：启先生一字不敢采，我得负责对沈先生“退稿”，这还不打紧，最难的是我还必须在“新版”卷首“交代”，说启注“参考”了沈注，以“圆”其“场”。但这种“圆”法却又两面不讨好：启表示我何尝“参考”了他的大著？沈谓你们一点儿也不接受我的良言与诚意。（《 沈从文 》）
沈从文与周汝昌之间，还发生过一次学术争论，而且影响不小。这是有关《 红楼梦 》某个具体文句的纯粹学术问题，但既涉及对版本的认识，也与对小说中人物性格的理解有关。
第四十一回《 拢翠庵茶品梅花雪 》（ 根据戚序本和圣彼得堡藏本《 石头记 》，是“拢翠”不是“栊翠”，“拢翠”与“怡红”对仗 ）中，妙玉请宝钗和黛玉喝“体己茶”，给宝钗和黛玉用的茶杯是两个珍奇古玩，各有一个罕见名字。沈从文既然在故宫博物院工作，对这两个古玩的来历就有一种文物鉴赏家的考证兴趣，而周汝昌也很早就涉猎一些古董的考证研究。二人对黛玉用的那个茶杯究竟是“点犀”还是“杏犀”产生了分歧意见，此外还有相关的黛玉、宝钗二人茶杯的隐喻含义等问题。两人的文章都发表在《 光明日报 》之《 文学遗产 》专栏，自然引起全国文化界的瞩目。
沈从文的文章在《 文学遗产 》之第375期（ 1961年8月6日 ），周汝昌的文章在第385期（ 1961年10月22日 ）。后来沈从文又发表了一篇反驳周汝昌的文章（ 1961年11月12日 ），周汝昌也写了一篇再申辩的文章，但《 光明日报 》却不给发表了。所以公开发表的文章是沈从文两篇，周汝昌一篇。因此，当1981年周汝昌把这篇争鸣文章收入《 献芹集 》时，就加了一段“附记”，其中说：
本文……内容对象是为了一个器物名称而费笔墨，其实质则是为了给《 红楼梦 》注释的体例、办法作探讨，所涉的问题是值得深思熟虑的。我和沈从文先生商量的，原在大端，而非细节。即以此具体而论，沈先生的两个主要出发点都是我不能同意的：一、说曹雪芹对妙玉这个人物全是讽刺其透底虚伪；二、以为《 石头记 》的文字是“点犀”，而不知这是后人妄改，雪芹原来明明作“杏犀”的（主要旧钞本都如此）。所以沈说的根本依据即已站不住了，更何况他的具体论证方法也没有足够的逻辑性和说服力。但沈先生对于自己的解释过于自信。我因此想借此一例略抒己见，希望讨论问题时能真正合衷共济。
……
我的文章发表后，《 文学遗产 》立即又刊出了沈先生的反驳文。观其论点，只是强调他从未闻有“杏犀”之说，表示对拙引资料十分怀疑。我觉得，即使资料不足据，但雪芹原文是不能忽视的，抛开原文而从妄改的文字出发，还要引申发挥，作出种种隐而曲的“涵义”来，实在不是应取的态度。于是我又写文章讨论——可是《 遗产 》就不让我有发言的机会了。现在看来，此文还颇有用处，因为也许还会有人硬是认为雪芹原文“不对”，定要依《 甲辰本 》《 程甲本 》这些已经后人妄改的本子去“改正”雪芹的作品，并且为妄改之文寻找“理由”。
关于一个字的争论表面上似乎是芥豆之微，实际上却是关系到尊重曹雪芹“原文”还是认同程高本“改文”这个红学研究最根本的问题，周汝昌要发表意见并不奇怪。考察现存各种版本，庚辰本、在俄本、戚序本和蒙古王府本等早期抄本都是“杏犀”，只有甲辰本、杨继振藏本和程高本等经人改动的后起本才是“点犀”，显然沈从文的认识是有问题的。沈从文虽然是一个名作家，在这个问题上却过于拘泥于自己文物考古的“实证”立场了，对《 红楼梦 》文本没有真正深入进去。
红学研究中经常有一些作家以自己有“创作经验”自恃自居，以为自己对《 红楼梦 》的看法比没有“创作经验”的学者更正确，却不明白自己学的是西洋小说的一套创作模式，或者走的是写通俗小说的套路，其“创作经验”其实正好是深入曹雪芹创作奥秘的障碍而不是助力。因为曹雪芹写《 红楼梦 》是奠基于深厚的传统文化的，是经常将“诗词学”、“文章学”、“绘画学”、“音律学”、“戏曲学”、“园林学”等技巧意境融化于小说创作的，而这又是这些新一代作家所欠缺的。沈从文这里表现的又是另一种情况，他过于以自己文物考证的“经验”自恃了，反而脱离了曹雪芹的文本艺术。由此一例，也可见红学、《 红楼梦 》研究中产生的问题是错综复杂的，任何“想当然”等简单化对待都要发生问题。
周汝昌是真正深入了红学和《 红楼梦 》文本的，他也就注定了要与各种不时发生的似是而非的看法分歧争论。不过，一方面要坚持自己的学术见解，另一方面不让学术见解的分歧影响个人私谊，这是周汝昌特别注意的——只是有时候在具体的情境里就不能处理得那么恰到好处了。
周汝昌回忆自己和沈从文的这场争论，说《 光明日报 》不给登自己的再申论的文章，“我最后一篇，报纸不给登了，于是‘正论’落在沈先生一边，好像我理亏了……”（《 沈从文 》）。沈从文和周汝昌在故宫文华殿的会面，已经是在《 光明日报 》发表争论文章之后，所以沈从文主动与周汝昌握手作自我介绍。沈从文比周汝昌年长十六岁，算周汝昌的老师辈了。
在《 沈从文 》中，周汝昌这样说：“我所以叙此旧情，只是为了让人们知道：经此‘争议’，种种微妙历程，而沈先生见了我表现的那种热情亲切的风度，说明他真是一位忠厚长者，大度君子，没有任何世俗常态‘小气’。这样的学者，是真学者。我一直挂念，他那部《 红楼 》注稿卷帙可观，后来怎么样？是否逃过浩劫？为何未见出版？……”
《红学泰斗周汝昌传》 红楼无限好，夺目夕阳红人缘履痕雪泥鸿爪（4）
周汝昌回京后工作的单位人民文学出版社和后来的中国艺术研究院，都属于文化部，因此也就有和文化部长接触的机缘。周汝昌说，在老一辈各位文化部长中，见面并有机会交谈的，有两位，一位是郑振铎（ 1898—1958 ）副部长，另一位是沈雁冰（ 1896—1981 ）部长。对郑振铎，“幸存一面之缘，然此缘甚浅，还未及深交，他不幸出国而遭空难，这对中华文化是一个无可形容的损失。从他逝去之后，心目中似还未见与他伦比的（ 同类型的 ）第二位伟大学人——其伟大在于他的文化视野与文学热忱的超常广阔，他的研究范围与气魄，皆非一般小儒可望项背。”（《 北斗京华 》之《 茅盾 》）这一面之缘，是在1954年“批俞”运动刚开始，在北京东南角总布胡同一带似乎是文联的一处机构开会，首次会议时，周汝昌来得早，人还不多，有人将他介绍给主持会议的郑振铎。周汝昌的印象是郑振铎身材魁梧，满面春风，和自己热切握手，说以后有机会希望多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