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664-红学泰斗周汝昌传-第4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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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占领时期曾于北大听一个名叫儿玉达童的教授讲课，儿玉达童说他见过一个《　红楼梦　》抄本，乃蒙古族旗人名三多字六桥者所收藏，其中八十回以后的内容，与通行本的后四十回完全不同，如贾探春的远嫁是“杏元和番”（《　二度梅　》戏里陈杏元嫁到异民族　），黛玉早夭后宝钗才嫁宝玉，宝钗“早卒”，贾宝玉穷到去当更夫等情节。　　　　
　　　　这个消息对于周汝昌来说，实在可以说是石破天惊。因为周汝昌研究红学以来，最根本的学术立场和最核心的学术观点就是认定后四十回是“伪续”，由于它的出现，淆乱了曹雪芹原著的真意。而后来各种各样的“续书”，却都是从后四十回的“狗尾”开始接续的。这个儿玉达童所说的本子，八十回后的内容信息却和野史笔记中传说的“旧时真本《　红楼梦　》”情况接近。如果能把这个完全不同于程高续书后四十回的《　红楼梦　》文本找到，那么不管它是不是曹雪芹的原稿，都具有巨大的学术意义。　　　　
　　　　周汝昌震撼了，激动了，简直可以说是浑身热血沸腾。尽管此时还在“文革”时期，他也决心要尽一切努力找寻这个至关重要的文本。他的那种迫切情绪从他当时立即赋《　风入松　》词多阕可以窥其大概。张伯驹也步周词原韵和作。周汝昌所填词其一二阕如下：　　　　
　　　　一　　　　
　　　　重阳满纸记新红，老眼尚能空。行行说尽当时事，也略同阙史遗踪。不讶猢狲各散，最惊貂狗相蒙。　　　　
　　　　东瀛触事见华风，秘笈有时逢。是真是幻皆堪喜，向西山凭吊高枫。光焰何劳群谤，江河不废无穷。　　　　
　　　　二　　　　
　　　　翻书时历点脂红，名姓托空空。笔涛墨阵何人事，是英雄霜雨前踪。经济凭他孔孟，文章怕见顽蒙。　　　　
　　　　黄车赤县伫高风，魂梦一相逢，残篇零落谁能补？似曾题月荻江枫。更把新词歌阕，也知遗韵难穷。　　　　
　　　　（周伦苓给笔者传来此二词，有注解云：“老眼”一句，是从曹楝亭的“老眼题愁素纸空”化出；“黄车”句是借用陈寅恪先生“赤县黄车更有人”诗语，也是涉红之题的。黄车使者，虞初别号，小说家之祖，故以喻雪芹。“谁能补”，是自谦，不是自居。）　　　　
　　　　凑巧，周汝昌听说这时正有一个对中国友好的日本人来华访问，名叫鸟居。在当时闭关锁国的情况下，这可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机会。周汝昌对这个文本的关注实在太心切了，就提笔向当时主管文化宣传部门的中央领导人姚文元（　1931—2005　）写信，报告这一重要的发现线索，建议他请鸟居回国后打听儿玉达童的下落，因为既然儿玉达童讲到这个文本，那就不排除这个本子也可能就在他本人手里并带回了日本。


《红学泰斗周汝昌传》　八十年代：走向辉煌倡导《红楼梦》新版本（3）

　　　　姚文元给周汝昌回了信，称他为“周汝昌先生”，态度十分客气，说已经请托鸟居回日本后寻找。显然，这是因为姚文元知道毛泽东和江青对周汝昌、对《〈　红楼梦　〉新证　》都有好感，同时他本人也是一个文史修养不低的人，如果能找到这个新的《　红楼梦　》文本，也许会在毛泽东处邀上一功也未可知。姚文元的积极态度是可以理解的。　　　　
　　　　过了一段时间，姚文元又来信，说鸟居已经找到儿玉达童，但已经是个年纪很老的人，完全失去了记忆力，对这个本子无法继续探寻其下落了。　　　　
　　　　姚文元是“文革”中主管文化宣传部门的最高领导，是“四人帮”中的“笔杆子”，在“文革”中作孽深重，但这并不影响他对寻找《　红楼梦　》异本的热情，尤其是在毛泽东对《　红楼梦　》如此推崇的前提下。　　　　
　　　　姚文元的回信使周汝昌受到了鼓舞，周汝昌又写了第二封信，正面陈述流行本《　红楼梦　》的问题，建议应该迅速整理校订出一部接近曹雪芹原著的好版本。这第二封信是写给姚文元还是江青的，周汝昌已经记不太清楚，似乎是写给江青的。姚文元的回信，后来在清查“四人帮”的运动中也都上交了。　　　　
　　　　第二次写的信，迟迟没有得到回音。周汝昌难免有些失望，心想校订出版新本《　红楼梦　》这样的大事，竟得不到中央的重视和支持。这时已经是1975年。　　　　
　　　　此后的事，还是引录周汝昌本人回忆文章中的原文吧：　　　　
　　　　忽一日，收到北京市市长吴德同志召见的通知，我即按时而往，在市府的接待室会了面，在座的还有袁水拍（原在《　人民日报　》）。此次即是上书的回音，说中央重视，将有安排。（谈话中，万里同志进来了，他们二人说了几句，见我在，知必是有事会谈，他就不坐下而出去了。）　　　　
　　　　又是忽一日（凡此，我都有日记可查，但此刻执笔时无法寻检堆积如山的旧箧；若日后有必要时，再为补记确切月日），接到通知，要开校理《　红楼梦　》版本的会议。　　　　
　　　　回忆其时约已入秋季，地点是北京市委第三招待所，到会后，见所与会者人数不少，计有：　　　　
　　　　袁水拍：主持会议者　　　　
　　　　李希凡：副主持者　　　　
　　　　冯其庸：被指定的校勘小组组长　　　　
　　　　周汝昌　　　　
　　　　吴世昌　“顾问”　　　　
　　　　吴恩裕　　　　
　　　　杜维沫　　　　
　　　　人民文学出版社负责将来出版新校本的古典部人员　　　　
　　　　王思宇　　　　
　　　　孙逊：研《　红　》人员（今任上海师大教授）　　　　
　　　　（另一位不记其姓名了）　　　　
　　　　周丽苓：我带他助我记录（因我耳、目早已损坏）。　　　　
　　　　会议内容主要如下——　　　　
　　　　（一）袁讲话，宣布此会的目的，说“上边十分重视”成立校勘小组，冯为组长，周、吴等三人为顾问。将来由冯组织人力为小组成员。　　　　
　　　　（二）听顾问意见。我等三人一致认为，流行“程乙本”很糟，亟应出好本新本。三人也一致认为，此次彻底排斥“程乙本”，而在古抄本中应推“庚辰本”为校勘底本，因它现存回数最多，较为完整。　　　　
　　　　（三）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废弃旧本，改出新校本，保证质量。　　　　
　　　　周丽苓为我做了记录（此记录保存无恙）。　　　　
　　　　冯组长当时与我邻坐，曾问我“甲辰本”是何种本子。我答：它接近程本，在诸抄本中是较晚出的。　　　　
　　　　我问冯：此会为何未邀文学研究所的人参加？他答，这次来不及，容以后再请他们。　　　　
　　　　该小组组构伊始，友人刘瑞莲女士一日来访（我们是四川大学的旧谊，她彼时已调至人民大学，与冯其庸同为该校中文系讲师，冯系借调至小组的，那时与中国艺术研究院尚无编制关系）。她对红学有兴趣，人也热情，就对我说：你们兄弟多年研究版本，目下有此校印佳本的盛举，你们怎么不去参加？　　　　
　　　　我聆其言，内心感动，就推诚披胆地回答说：这事我的处境很特别，也十分为难——我呼吁中央应创此举，当然愿为贡献微力；但目下我仅被安排为顾问，没有让我们参加实际工作的指示。所以为难的是：愿贡微力，尚无机会；而若不去贡力，又怕落一个“知识私有”，不肯把心得经验拿出来的批评。所以我正不知如何为是，也不知如何“表态”才好。　　　　
　　　　刘女士听了，毫不犹豫地说：“这事好办——你勿过谦，由我去找老冯，我一力推荐！”她兴冲冲地作辞而去。　　　　
　　　　隔了不久，她写来了信函，内言：我去对冯先生说了此事，他答云，小组成员名单已定，是由姚文元批准了的，没法再更动了，云云。　　　　
　　　　此后的事，我能得知的就太有限了，只记得当时校勘成员骨干有胡文彬、周雷二位，他们来问过几个定字待决的难题。其后，周雷一次专来诉说，他与冯组长为校勘取舍争论激烈，且表示要我秉公向有关方面反映此一事态。我未敢如彼其冒昧，因第一我并不了解争论细情实况，第二我已是“局外人”，讲话要特别慎重的，不然必会发生误会或纠纷，背上嫌疑。　　　　
　　　　后来听说校勘成员之外，为了作注释，又特邀来了杭州的蔡义江、安徽的朱彤、黑龙江的张锦池三位。住于“恭王府”，专职工作。他们之中，后来朱、张两位来访过，谈到作注中的个别问题及研考的收获。　　　　
　　　　1982年，这部新校本印成即将问世了，我接到通知去开祝贺会。　　　　
　　　　这真是红学上一件大事，应当载入史册，因为首次推翻了胡适的“程乙本”（原注：说“程乙本”，其实也不算真对，只是个“杂校本”而已），使广大读者得见接近雪芹原笔的较为可信的本子。　　　　
　　　　至于我的大汇校，五十年苦功，至今尚难梓行，只因部头太大，上千万字，排校难度极其巨大，尚不知其命运如何。（此本已于2004年5月由河南郑州的海燕出版社出版，即《〈　石头记　〉会真　》——引者）


《红学泰斗周汝昌传》　八十年代：走向辉煌倡导《红楼梦》新版本（4）

　　　　我为出一部近真的佳本而奔走呼吁，向当时的中央写信上书，及至1976年“四人帮”倒台，我因此受了一回“审查”——宣传我与“四人帮”有来往，单位贴大字报（内蒙古大学林方直教授正赶上看见），军宣队的政委要大做文章。在此事件上，同事们却不乏人出来讲话，如袁榴庄女士就曾出面仗义直陈：周汝昌的信，就是查出一百封，也与政治无关，他不过是书生，为了他所关心的文学事业……（大意如此）。因此我的“案情”解除了。　　　　
　　　　“四人帮”倒台后，文化部对该小组（指《　红楼梦　》校订注解小组——引者）派专人审查其来由、性质、实况，有两位同志前来专访，我依嘱写了报告，并将女儿周丽苓当场作的那份记录一并声明提供部里审查参考。（《　倡导校印新本〈　红楼梦　〉纪实　》）　　　　
　　　　周汝昌是不懂政治的，可以说也基本上不关心政治，他倾心的始终是《　红楼梦　》、唐宋诗词等古代文学和文化的体验、鉴赏、研究。即使在“文革”中，也只是在不得不随波逐流时“跟大溜”而已，只要一有可能，就把全部精力投注于自己的专业研究。从1974年开始正式增补修订的《〈　红楼梦　〉新证　》，于1976年4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总字数达到了八十万字，比1953年的旧版增加了整整一倍。　　　　
　　　　1976年4月，这是“文革”到了尾声但还没有结束的时期，此前的一月周恩来逝世，此后的7月和9月，朱德和毛泽东分别逝世，7月底发生了唐山大地震，10月“四人帮”被隔离审查。《〈　红楼梦　〉新证　》的起意再版，是在这些大事发生之前的1974年，那时仍然属于“文革”时代。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怎么会突然要再版这样一部书呢？周汝昌这样告诉笔者：有一天，人民文学出版社领导忽然找我要《〈　红楼梦　〉新证　》，而且要得急如星火，说上边要，到处买不到，请你赶快提供一本。我只得把自己珍藏的一册第三版的文本给了单位。不久，国家出版局领导人（　姓名记不清了　）又来找我洽商，说：“中央需要《〈　红楼梦　〉新证　》，希望你同意重印，快出。”我不想旧版照印，就提出要修订，出新版本。　　　　
　　　　虽然经历疑难踌躇，领导最后同意出修订本，周汝昌立刻开始工作，当然基础工作其实早有多年的积累。从1974年到1976年，为了赶出新版《〈　红楼梦　〉新证　》，周汝昌拼命工作，终于疲劳过度，患了严重的眼疾：双眼黄斑部穿孔，视网膜脱落，病情十分严重。从1976年3月到9月，为医疗而费尽周折，后来住进医院，周汝昌却记挂《〈　红楼梦　〉新证　》工作未完，私自逃离医院跑回家。经家人劝说第二次住进医院，动了手术。为了保证《〈　红楼梦　〉新证　》增订本的及时完成，当时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面商洽，借调在天津的周丽苓回京协助父亲工作。周丽苓回忆说：“记得我从外地请假赶回北京，见父亲躺在病床上，双目包扎着，只能平卧。但父亲仍然丝毫不懈怠，他让我给他读意见签，读原稿，并口述处理意见，由我代记代补。这些内容当时对我来说是十分生疏的，就像‘天书’一样，只能父亲说什么，我记什么。后来为核对校样，我又连续工作了四十一天，每天早中晚三班，常至午夜方休。我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头疼，这回可连脑袋都感觉痛了。”《〈　红楼梦　〉新证　》出版了，但周汝昌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经过手术，右眼保留了0。01的视力，本来左眼也还有救，谁知又换了大夫，手术失误，导致左眼全盲。这对于一个从事文史研究考证的人来说，其后果是可想而知的。从此以后，周汝昌治学作研究，就是在一种越来越困难的条件下艰苦奋斗了。　　　　
　　　　1976年出版的《〈　红楼梦　〉新证　》，带有那个时代的特殊的印记。李希凡和蓝翎于1955年写的《　评〈　红楼梦新证　〉》作为书的“前言”，这是很有象征意义的。这篇文章是李、蓝当年奉毛泽东之命而写的，其中虽然也有“批评”，但基调是“保护”。　　　　
　　　　在“文革”尚未彻底结束，文化学术都百花凋零的1976年4月，像《〈　红楼梦　〉新证　》这样一部著作能够增订出版，是一件非常显眼的事。它的根本动因，应该还是起源于毛泽东对该书的肯定赞赏。现在还不能得知毛泽东本人是否亲自批示过《〈　红楼梦　〉新证　》的新版问题，这要等到“文革”档案全面开放以后才有可能。但依情理而论，此书的出版至少是得到姚文元指示的，也可能还有江青和周恩来的批示同意。从当时的时代背景看，这显然也是从1973到1975年由江青讲话引发的全国性的“评红”运动之组成部分。据《〈　红楼梦　〉大辞典　》不完全统计，1973年“评红热”兴起，全国报刊发表各类评红文章一百二十多篇，出版各种评红著作、资料汇编十多种；1974年“评红热”达到高潮，报刊发表评红文章五百多篇，出版各类评红著作和资料汇编四十多种。1975年春成立了前述的文化部《　红楼梦　》校注组，5月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北京大学中文系1972级工农兵学员编的《　政治历史小说〈　红楼梦　〉》，6月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佟雪著《　论〈　红楼梦　〉的政治历史意义　》，10月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李厚基著《　和青年同志谈谈〈　红楼梦　〉》；同时还有年初王少华在南京太平门内金星桥三十七号发现曹家的香林寺庙产碑，吴新雷随即作考证；1月吴恩裕、冯其庸发现中国历史博物馆所藏三回又两个半回己卯本散失部分并于3月24日《　光明日报　》发表文章。　　　　
　　　　从历史的宏观视角考察，周汝昌从热衷自己的专业出发，向姚文元、江青写信要求关注《　红楼梦　》的研究情况，正好与毛泽东对《　红楼梦　》的高度喜爱相投合，也与江青、姚文元等“文革派”企图以读评《　红楼梦　》为由掀起新一轮政治运动的需要相符合。不管周汝昌的主观愿望如何，他的向中央上书客观上已经卷入了当时中国上层的政治运作，全国性的“评红”以及由此引发的一些红学资料的发现，校注《　红楼梦　》小组的成立，乃至由此小组发展成现在的《　红楼梦　》研究所，用《　红楼梦　》中的话来说，可以说“接二连三，牵五挂四”，追根溯源，都可以从周汝昌的中央上书中找到“契机”。


《红学泰斗周汝昌传》　八十年代：走向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