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664-红学泰斗周汝昌传-第6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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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心愿以后，不顾自己的病体，加紧工作，而且选了一幅周老先生与夫人一同赏论诗句书法的照片，庄重地作为插页加了进去。样书一出来，便快寄京城。此时，周老先生已经卧床十天，可是接到样书，他马上就要下地，他要即刻题诗赠予程俊仁。他说：“我这一辈子出了三十多本书，但没有一本书能与这本书相媲美。程先生最能体会我的心情。”
程俊仁1943年生，是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古典文学编辑室主任，曾策划出版系列红学书籍。周夫人毛淑仁是2002年9月8日病逝的，周建临曾对笔者说，周夫人自知不起后，曾分别与几个子女谈话，安排家中诸事，井井有条。胡文彬先生则对笔者说，周家在丧事处理问题上非常低调，通情达理，一点也没有给单位添麻烦。当然相濡以沫一生的老妻撒手西去，周汝昌是非常悲痛的。《 红楼家世 》配发的照片是1998年拍摄的，下面有周汝昌写的纪念文字：
贤妻名淑仁，姓毛氏。素喜书法。我每写字幅，她皆能评定，得出优劣，不失毫厘。这幅照片是她与我品评字幅时的情景。
淑不仅内助辛劳，病时还为我钞录资料，以解我目坏难读小字之困。今她已逝，将照片附印书中，感我伤悼之怀，并赋诗纪念：
诗云：
慧眼能分汉晋唐
一枝湘管悟锋芒
新书不及亲开卷
梦里犹同观墨香
（诗没有标点符号是原书实际——引者）
《红学泰斗周汝昌传》 尾声新雨旧雨“二三子”（13）
有一位台湾的红迷福蜀涛① ，经常给笔者传来电子邮件询问大陆新出哪些红学书籍。就是他托在北京的台北书商将《〈 石头记 〉会真 》等红学书籍购入台湾。福先生于2005年4月9日传来的一封信中，颇有些有意思的说法：
今见台北出版的《 高阳说曹雪芹 》《 红楼一家言 》，初看，似都冲着周汝昌先生的《〈 红楼梦 〉新证 》……
同一部《 石头记 》，同一个曹雪芹，两百多年后，时见南辕北辙的说法，让我感慨良多。曹雪芹叹“谁解其中味”，似已预见。个人以为，雪芹不是每个时代都有，但每个时代似都不缺高鹗、程伟元。
鲁迅曾说人与人的差异，有时比人与类人猿的差异还大。这有资质的成份，但个人以为，一个人的出身不能说完全决定他的眼界，但一个人的眼界相当大程度受其出身左右。高阳1992年辞世，生前不善理财，但每日美酒佳肴。出身可能与当今在大陆似又走红的胡适较为接近。小说，大概也以娱乐视之，所以对《 石头记 》可能缺那么点虔敬，或因此而无法深刻体会“字字血泪”的意义罢。
新世纪的一大景观是“网络红学”的蓬勃兴盛，有关《 红楼梦 》和红学的网站多达一百多个。全球有华人处就有红迷，就有各种意见发表。前面说过，网络红学的一大看点是对周汝昌红学观点的争论。网络红学中也还真有智慧的“火花”闪耀，涌现出一些有水平的文章和观点。比如，南京师范大学一个在读的理工科大学生高飏（ 1982年生 ），以“飞云”的笔名在网上发表《 从“终久”看〈 乐中悲 〉及湘云结局 》和《 话说“金麒麟” 》两篇文章，对解决探佚史湘云结局问题颇有贡献，笔者推荐他投稿《 红楼 》发表，后来并作为“附录”收入拙著《 独上红楼 》。在笔者建议下，高飏直接写信给周汝昌，在《 红楼夺目红 》中就有了“《 乐中悲 》”一篇，其中说：“高先生是‘宝湘重会’说的坚定支持者。他解‘又写一金麒麟’的‘间色法’十分精彩，使我佩服。”“高先生是一位青年学人，未曾识面，我们通信研《 红 》，很是投契。我将他的好见解（ 用我的话 ）记在这里，以为‘存证’。”
网上有一篇《 学术巨子：周汝昌 》，是一位网名“悼红狐”的青年红迷访问周家的纪实文字。这位“悼红狐”远在云南，千里迢迢跑到北京，只为一睹周汝昌的风采，时间是2003年。下面摘录其中几节：
到北京的第四天，这一天是我此次来京行程最重要的一天。早就和周汝昌老先生约好，前几天一到京便已联系。今天就要去正式拜访。
我虽数次来京，然年岁较小，又兼北京变化颇大，所详住址故无从寻觅。坐公交车至终点站，周老之女周伦苓阿姨便等在站台那里接我，让我深为感动。
走进老先生家，是一个小通道，左边即是两扇开着的门，是个大通间。房子未经修饰，也较为陈旧，但颇为朴实。通间布置紧密，摆着几张大办公桌，堆满了报纸书籍，又紧挨着旁边的沙发，结果沙发上也堆满了书，完全是一个学者的工作间。
老先生就坐在左边的一路沙发上，因为眼睛和耳朵的严重受损，从我进屋到进这个工作间，他都丝毫不知。虽然沙发有靠背，但却直直的坐在那里，侧着耳朵像是仔细的在听，好像随时都准备迎接客人。伦苓阿姨告诉我，先生近一年来精神大不如前，生活毫无规律，累了就倒下去睡，醒了就写东西，她们经常来给老人作伴，煮煮饭打扫一下屋子，但爷爷那些资料却是不准她们碰上一碰的。我轻轻走近，放下手里的东西，弯着腰伏在先生耳旁说“爷爷好”。周老这才知道我已经到了，这显然出乎他的意料，赶忙站了起来，十分客气，连声叫我坐，又忙着叫伦苓阿姨倒水给我。
之后我向老先生介绍网络，告诉他像《〈 红楼梦 〉笔法结构新思议 》都是从网上看的，并且朋友们都很关心你，托我来看你。周老很高兴，连声说，谢谢网上的朋友。
说话瞬间，老先生已经在每本书上都写下字了。《 红楼家世 》老先生写“小友来访快哉，以此赠之。盲者周汝昌（日期难以卒读）”；《 砚霓小集 》写上“小友来访，周汝昌癸未立秋后”；《 脂雪轩笔语 》写着“癸未立秋后，小友远路来访快谈，甚为欣慰。汝记”。
我说要为老先生照几张相，朋友们都关心你。老先生忙起身把沙发上堆积的报刊使劲的拿开，高兴的摆了个拿着扇子的姿势给我，不停的问我是看镜头还是随意点？又忙着把衣服扣子扣上……
我抱着老先生送给我的三本书，沉甸甸的。头脑中已经开始在回忆着刚才的点点滴滴。想起了老先生自己的话：“我耳目皆损，唯头脑尚未全衰，每日仍笔不停挥，希望自强不息。我所不逮，时贤来哲，当有不弃而进教者，切磋之功，是为厚惠。”范仲淹的句子自然地浮现于脑海：“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再摘录几段网上一篇署名“无言咏落花”写的文章：
“嘟……嘟……”
“喂，您好。请问——是周汝昌教授家么？”
“是啊。您哪一位啊？”
“我？哦，我是他的读者。”
“读者啊……我跟你说，我是他女儿。我父亲他耳朵坏啦——听不见；眼睛也坏啦——也看不见。您有什么事儿跟我说吧。”（ 老子说：五色令人盲，五音令人聋。看来不见不闻乃是抵御声色的要招。——怎奈耳目虽可掩住，还有一颗“心”在，它还在又听又看，不肯清闲罢休。以此之故，我心中常有几段妙曲，几幅佳画，几声入耳之言，几处动人之色。又何须外求乎？——周汝昌语）
“……我是江苏的一名高中生……”
“江苏的啊？那这得费你多少电话费啊？！”
“没关系。”
“真没关系？”
“真没关系。我从小学起就对《 红楼梦 》很感兴趣的，也拜读过周教授的《〈 红楼梦 〉的真故事 》等著作，有一些疑惑，又有一些想法，希望能得到周教授的指教……”
“你想问什么呢？”
……
“你看了他的《 红楼小讲 》了么？——那后面有‘红楼导读’，是写给学生的，比较好懂。”
“好的，我一定仔细拜读。谢谢您哦。打扰了。再见！”
“别客气，再见！”
——“吟鞭一指傲三秋，重镇红坛大纛周。小卒过河发妄语：痴情方许说红楼。”
……
当然网络上对周汝昌不以为然的、调侃性的观点、文章也有，如“周汝昌不是《 红楼梦 》的终结者”、“周汝昌为什么这样火”、“没有周汝昌，哪来《 红楼梦 》”等。不管正面还是反面，都说明周汝昌在“人间红学”中有巨大影响力。
《红学泰斗周汝昌传》 尾声新雨旧雨“二三子”（14）
在周汝昌的生活中，还有各种人际因缘，也颇为有趣。比如周汝昌写了一篇随笔《 相见恨晚——纪念冒舒湮先生 》，是因为出版《 岁华晴影 》，属于一个随笔系列丛书，出版社寄样书时把冒舒湮的《 饮食男女 》错寄给周汝昌，而把《 岁华晴影 》寄给冒舒湮，两位海内名士因“换书”而始得相识。冒舒湮生于1914年，卒于1999年，是明末四公子之一的大名士冒辟疆的后裔、民国政界和学术文化界名人冒鹤亭（ 还是周恩来的亲戚 ）之子，又曾是中共秘密党员，但后来失落了党的组织关系，多才多艺，是一位传奇人物。又比如著有《 井中奇书记 》（ 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7月出版 ）的陈福康① 撰有一篇《 周汝昌先生赐我“天书” 》（ 2002年第4期《 新华文摘 》）的文章，叙述了周汝昌看到他的书后主动给他写信的故事。篆刻家崔自默② 请周汝昌为其篆刻集撰序言，周汝昌写了一篇古色古香的文字。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 1934年生 ）退休后向周汝昌请教书法，周汝昌赋诗相赠。与黄苗子、张中行、季羡林、朱一玄、任继愈、徐邦达、周海婴等人交往……其中2002年参加季羡林九十二岁大寿纪念盛会，周汝昌被列为第一个发言者，尤其有纪念意义。盖从1950年周汝昌英译季羡林考论《 列子 》的文章起，这两位学界泰斗就在各自的学术领域为中华文化的存亡绝续发扬光大而辛勤耕耘，俱臻大成，实堪称双星并耀，为国争光。周汝昌贺季老诗曰：
何以奉公寿？微衷一瓣香。
乘风尊国粹，扬帜化西洋。
鲁殿灵光重，燕郊绛帐祥。
南山当采菊，古句共称觞。
其实，这首诗所传达的意蕴精神，又何尝不是周汝昌自己一生的追求、行履之某种写照呢？
到了2005年，周汝昌的“随笔红学”大行其道。周丽苓告诉笔者，自从母亲去世，为了让父亲摆脱压抑情绪，联系父亲到国家图书馆作红学讲座，谁知引起轰动，紧接着中国现代文学馆和中央电视台也请他做讲座节目，再加上《 红楼小讲 》意外畅销，从此激发市场效应，各家媒体和电视台纷纷前来采访，各家出版社争先恐后上门约稿，搞得周家应接不暇。周家三姐妹帮助父亲整理、编辑书稿，忙得不亦乐乎。有的人怀疑，周汝昌又老又瞎，怎么能短期内搞出那么多著作？以为是周汝昌口述，女儿笔录的结果。其实除了旧稿作新编外，其他新著都是周汝昌自己写到纸上，写作已经成了他唯一的精神寄托，虽然那些稿子往往是字和字重叠在一起，除了多年训练有素的女儿是谁也无法辨认的。
在笔者此刻撰文之际，周汝昌已经又有《 红楼十二层 》（ 书海出版社2005年1月出版 ）、《 周汝昌梦解红楼 》（ 漓江出版社2005年1月出版 ）、《 红楼无限情：周汝昌自传 》（ 十月文艺出版社2005年3月出版 ）、《 周汝昌〈 红楼 〉内外续〈 红楼 〉》（ 东方出版社2005年6月出版 ）、《 红楼真梦 》（ 山东画报出版社2005年7月出版 ）、《 定是红楼梦里人 》（ 团结出版社2005年5月出版 ）、《 和贾宝玉对话 》（ 作家出版社2005年6月出版 ）、《 我与胡适先生 》（ 漓江出版社2005年8月出版 ）、《 神州自有连城璧——中华美学特色论丛八目 》（ 山东画报出版社2005年9月出版 ）等陆续上市。前五种和最后一种有的是旧文新编，有的是旧著重新包装，这当然是市场经济社会的产物，但客观上也使本来每版印数有限的学术著作扩大了影响，使周氏红学得到普及。
这些书里，《 我与胡适先生 》即本书前面章节所述有关内容的情节“细化”，以与胡适的通信为中心，缕述一生红学因缘，其实是一本别开生面的微型“中国红学发展史”，娓娓道来，引人入胜。其中个别章节也有“牢骚”与“芒刺”，颇显其“率性任情”的某些特点。此书目录前除了周汝昌自己写的序外，还把季羡林回忆胡适的文章作为首序，并有与胡适通信原件等许多珍贵历史资料的彩色影印，是一本收藏佳品。《 定是红楼梦里人 》与《 和贾宝玉对话 》更是纯粹新作。《 和贾宝玉对话 》以一种对话文体讲论红学的方方面面，其中也不少新发明。这里重点说一下《 定是红楼梦里人 》。
张爱玲（ 1920 —1995 ）被文学评论界视为“五四”以来最有才华的中国女作家，上世纪90年代后更形成了读书界风靡张爱玲著作的现象，特别在文学青年中出现了不少“张迷”。周汝昌并没有读过张爱玲的小说等文学作品，但张爱玲写过一本《 红楼梦魇 》，周汝昌在1987年赴美国威斯康辛大学讲学时曾从图书馆借阅。限于目力和当时情状，周汝昌并未细读，只大体翻检了一下，却看到其中对《〈 红楼梦 〉新证 》的不敬之语。因此，在当时正在写作的《〈 红楼梦 〉与中华文化 》的附录“桐花凤评语与探佚学”中，有忍不住的回讽，如：“我那十来条资料，被张爱玲埽数引在她的大著《 梦魇 》里，轻薄地给加上了一个‘一堆大杂烩’的名词，然而她在这‘大杂烩’的基础上却也写出了一个专章，长达七十页的洋洋大文！”
但再往后，周汝昌却发现，在对后四十回的态度等问题上，张爱玲竟与自己惊人一致，特别是张爱玲那种作家特有的形象尖刻的说法让周汝昌大感过瘾。于是周汝昌乃在好几处婉转地向张爱玲道歉，褒扬她的红学观。更专门撰写一篇《 张爱玲眼中的〈 红楼梦 〉》（《 天·地·人·我 》），其中说：
她说：第一点，从十二三岁时读《 红楼 》。第二点，只这年龄而头一回读，读到第八十一回，什么“四美钓游鱼”等等，忽觉“天日无光，百样无味”而感到那是“另一个世界”！
我读到此，真是又悲又喜，又喝彩、又感叹——莫知何以表达我的心情。
这是一位绝代的天才，她的文艺审美水平特高——用我的话说：她不俗，有灵性，有艺术眼，有上智上慧，非同小可。
她有一部考论《 红楼 》的专著《 红楼梦魇 》，其自序写得比这个更好。她有极精彩的话，如云：版本中一个异字，“字比芭斗大”，“往我眼里跳”！（笆斗，农村盛粮谷的柳条编成的大斗。）这可见她对《 红楼 》是如何地精熟至极。从这一点说，只有她能够称为真正的、头号的“红迷”。
她极感高鹗的伪续后四十回的毒害性，名之为“附骨之疽”——其影响之深且久，已难医治。
在回忆胡先生的这篇文中，她又提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