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潮的彼岸-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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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我主持一切，我也很有兴趣。后来记不得为什么没有谈妥，大概又是战乱吧，好像他自己的政府与中央政府也有冲突。我记不太清楚了，好像那位军阀名叫——”
“是不是阎锡山？”
“阎——？可能是。不过事情没有成功。徐志摩后来也在浙江选了一个农村，实行改革，他有一个朋友，是学农的，叫做P．C．Chang，我们都叫他小张，他也很有兴趣。可惜事情又没办成。”
谈到徐志摩，老先生又眉飞色舞了，说徐如何幽默，如何暴跳如雷，如何进门就像一阵旋风，这和徐的生前友人——如梁实秋和林语堂等——所形容的颇为相似。不过老先生特别提到林徽音，说她秀外慧中，美艳绝伦，徐志摩当时一定还深深地爱着她，否则老先生自己当年也会追她的。当然老先生不大清楚林徽音早已和梁启超的儿子梁思成订了婚约，不久就结婚了。老先生又提到徐志摩访问DartingtonHall的事，时间已经记不清了。但徐志摩在信中曾经这么形容过：“DartingtonHall的计划是地球上我所发现的最接近乌托邦的方式”，“那是地球上唯一的我可以看到希望的曙光的地方”！四十多年后，他这个默默无闻的研究生竟然有幸到这个乌托邦来了！
埃尔姆赫斯特带他到另一幢楼的一间屋子里，里面堆满了一盒盒的资料，约翰逊先生和他的夫人正在整理，据说大部分是泰戈尔的信。老先生从桌子的抽屉里拿出一包文件，边拆边问道：“这是我从中国带回来的一些信件，有些是中文的，我也搞不清怎么到我这里来了，你看看，有没有徐志摩的东西？”
他翻来翻去，大多是邀宴请客的请帖，无甚重要。突然，一张薄薄的宣纸掉了下来，上面有毛笔写的黑字，像是徐志摩的笔迹，又像是一封信，但是既没头又没尾：
我真不知道我要说的是什么话，我已经好几次提起笔来想写，但是每次总是写不成篇。这两日我的头脑只是昏沉沉的，开着眼闭着眼都只见大前晚模糊的凄清的月色，照着我们不愿意的车辆，迟迟的向荒野里退缩离别！怎么的能叫人相信？我想着了就要发疯，这么多的丝，谁能割得断？我的眼前又黑了！……
两年之后，1970年夏，他又路过英伦，当然又设法去看了埃尔姆赫斯特先生一次。两年不见，老先生雄风依旧，但是夫人已经去世了，老先生让他看世界各地报纸发布的讣闻，及数以百计的电报，其中包括康奈尔大学校长致哀的电报。原来埃尔姆赫斯特太太生前也是一位风云人物，她的父亲——惠特尼（WilliamC．Whitney）——是当年纽约的首富，曾经在克利夫兰总统手下担任过海军部长，她的前任丈夫——司戴德（WillardStraight）——是一位银行家，在清末民初各列强贷款给中国时，曾经扮演过一个重要的角色。老先生谈到这位比他大了几岁的夫人，不胜感叹，不过并不太伤心：
“当多萝西刚刚离开我的时候，我痛不欲生，后来有不少亲戚朋友安慰我，我自己又想到我们毕竟也过了四十多年的快乐日子，我的心愿已足！”
当天晚上，埃尔姆赫斯特开了一瓶法国老酒，说是要以名酒待嘉宾，又拿出一本纪念册来，要他题字，他想了半天，国学根基本来就不好，四书五经、唐诗宋词都背不出来，只好写了一句：“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一方面为自己吹牛，一方面也带有回顾徐志摩初访之意。一瓶酒喝完，老先生仍然是面不改色，但是他这个年轻人已颇有醉意了，酒后失言，他不禁由徐志摩和陆小曼而谈到自己两年前在康桥邂逅的有夫之妇，老先生听后拍拍他的肩膀，爽朗地笑道：“我可以款待你一切，但是我这个老头子却不能为你再找到一位有夫之妇！”
他第二天在车站向老先生道别的时候，不禁又思潮汹涌，忆起昨天与老先生在绿色草坪上的散步，晚餐时的一席长谈，同时又想起自己今后行止的无定，不知何时才能再见到老先生。人世间聚散无常，他无意间交到一位好朋友，也钻进了历史。无论就学问还是个人经历而言，这一段遭遇都是不可磨灭的。
火车快要开动的时候，他紧握着老先生的手说：
“埃尔姆赫斯特先生，我回去一定要把这段故事写出来，可惜我没有徐志摩那样的才华。我这篇
文章一定是用中文写的，不知道以前徐志摩有没有给你起一个中国名字？”
“他们叫我恩厚之。”老先生得意地说。
后记：
1972年夏，我第三次到英国去拜访恩厚之先生，返美后忙于课业，一直没有写信给他。1973年底，我的英文著作出版，其中有两章是专门讨论徐志摩的，在书前并特别铭谢恩厚之先生。1974年春，我寄了一本给他，却收到他秘书的回信，大意如下：
“我非常抱歉，埃尔姆赫斯特先生已经看不到你的书了，他已于数月前在美国加州去世，他脱离人间时很安详，并无痛苦。”
《西潮的彼岸》 第一部分奥国的飘零（1）
奥国的飘零
上个礼拜，他在萨尔茨堡，认得了一位奥国小姐，是萨尔茨堡大学的博士。蒙她的善意，邀他到城堡附近的一个餐馆吃饭。那天适逢萨尔茨堡的典型天气——大雨如注，他们冒雨冲进了山脚下的一家饭店，叫了一瓶奥国有名的“烧酒”（德文叫做Gluhwein），把浑身的湿气烘干了一点，于是就打开了话匣子，天南地北地谈起来。
这位博士小姐年已廿八，未婚，风姿绰约，有一肚子的学问，也有一肚子的牢骚。当她说起即将赴伦敦大学任教的时候，他不禁问她为什么不留在奥国。
“因为今天的奥国没有思想，没有真正的知识分子。”她这句话不禁使他大吃一惊，当然要打破沙锅问到底：“你所谓的知识分子，究作何解？是否依循法国——也是我们国家的传统，特别强调对社会、文化的责任感；或是仅指一般受过相当教育的人，如大学学生、教授？”“两者皆有。即以现在奥国大学生为例，他们只顾将来的职业前途，对于世界大事，不闻不问，当然更谈不上对欧洲战后文化社会的关注。”他，也许为了客气的缘故吧，试着为一般奥国大学生圆场：“也许这种情形确是情有可原的，奥国在政治上是一个中立的小国，已不再是欧陆或世界政治的重心，一般学生自不必像美国大学生那么关心越战。这种政治上的冷感，也不仅是奥国学生的特色，战后许多国家的学生皆是如此。即使在美国，学生运动也只是近几年的事。”
然而，在她提到的这个大前提之下，他想追问的不是奥国一般学生及学者的政治兴趣，而是他们对于奥国甚至欧洲文化的反应。就广义而言，知识分子脱离不了文化，他们是文化的发言者、继承人，也是改变或创造文化的先驱。这种对于文化的关联，在某些国家或社会也形成了一种知识分子对社会的责任感——英文称为commitment，法文叫做engagement。也许今天的奥国社会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情，但奥国在历史上却一直是欧洲文化的一座重镇。20世纪的奥国，为什么没有产生任何重要的文化人物？且不必详论法国——萨特（Sartre）、加缪（Camus）、马尔罗（Malraux），举不胜举，即使小国如丹麦也会令人想起克尔恺郭尔（Kierkegaard），意大利有莫拉维亚（AlbertoMoravia）、安东尼奥尼（Antonioni），德国（东德）有布莱希特（BertoltBrecht）和格拉斯（GuntherGrass），西班牙有洛尔卡（Lorca）、卡塞特（OrtegayCasset），甚至铁幕国家如捷克、波兰，其知识分子也非常活跃，对整个马克思哲学遗产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作出了全盘的重新评断。他想不出什么奥国名人，是否因为自己所知有限？
“是的。奥国文坛，自从卡夫卡（Kafka）之后，没有出过一个重要人物。很多人提起茨威格（StefanZweig），他写过很多书，但并不是一个有独创性的艺术家。其他尚有多德雷尔（HeimitovonDoderer）、穆齐尔（RobertvonMusil）、布罗赫（HermannBroch）等人，这些小说家在奥国之外很少的人知道，自然谈不到有什么世界性的影响。”这位小姐是学文学的，她最关注的是小说。上述几个人都是小说家，也是奥国仅有的几位愿意写大题目的小说家，显然这些人都不是十分成功，没有人可以与托马斯·曼（ThomasMann）相比。托马斯·曼可说是现代“大题目”小说家的最后一人，所谓“大题目”，是牵涉到一种文化的传统的整体，包括政治、宗教、哲学、艺术。这类大题目的重要角色——也就是西方几种重要的思潮——在山顶上的对白，成为他的巨著《魔山》的主要结构；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evsky）的《卡拉马佐夫兄弟》（BrothersKaramazov），通过主角伊凡的思想困扰讨论西方19世纪rationalism之不足，也是这种“大题目”小说最伟大的例子。他紧接着问了下去：“然而这种大题目、大块头的文章在现在已经不吃香了。就以法国为例，阿兰·罗伯格里耶（AlainRobbeGrillet）所提倡的新小说，彻底扬弃内容情节，法国19世纪的romanfleuve的传统也早已断绝了。也许20世纪文学的主要形式已不再是小说。为什么你认为这种大题目的小说在今日奥国尚有存在的必要？”
“不仅是奥国，德国也是如此。战后的德、奥知识分子似乎非常健忘，两次世界大战使德、奥文化整个改观，这笔遗产，直至现在还没有彻底地整理过。德国的格拉斯和他所谓的‘十五人团’，不过互相标榜，发挥他们的表现欲望，并没有真正负起战后知识分子的责任。战争对人类文化的影响是一个很重要的题目，尤其是对于两次战败的德、奥两国。奥国尤其可怜，两次大战都是走在德国后面。第一次世界大战战端虽由奥国而起，但奥国毫无领土野心，早欲言和，却因受德国牵制而被拖了下去；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奥国完全是希特勒的傀儡，1945年战事结束后，维也纳完全成了废墟，奥国文化人士丧亡殆尽，这种情况又怎能同19世纪末的维也纳相比呢？”
她的这一大串牢骚，虽出自爱国的忠愤，却也是一个典型欧洲知识分子的感叹。是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维也纳真是群星灿烂：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正为西方对人性的解释打开了一个新境界；大科学家及大工程师不断涌现，如塞麦尔维斯（SemmelweisIgnaz）、马库斯（SiegfriedMarcus）、米特豪佛（PeterMitterhofer）；在音乐界，马勒正担任维也纳歌剧院的指挥，还有布鲁克纳（AntonBruckner）；轻歌剧方面，继施特劳斯之后，有苏佩（Suppé）、密吕克（Millcker）和以作《风流寡妇》而享誉全球的莱哈尔（FranzLehár）。而且，最重要的是勋伯格（ArnoldSchnberg）在维也纳发扬他的“十二音律”，使整个西方音乐为之改观，他的徒弟贝尔格（AlbanBerg）和韦伯恩（AntonWebern）继往开来，形成音乐史上有名的“维也纳派”。
音乐可说是奥国的灵魂，从莫扎特、海顿、舒伯特到布鲁克纳和马勒，奥国作曲家的贡献真是首屈一指，许多德国作曲家也与奥国渊源甚深，如贝多芬曾在维也纳轰动一时，勃拉姆斯也是在维也纳享其晚年。但奇怪的是，20世纪的新作曲家中，德国有亨策（Henze）、奥尔夫（CarlOrff），法国有布莱兹（PierreBoulez），俄国有斯特拉文斯基（后入美籍）、普罗科菲耶夫（Prokofiev）、肖斯塔科维奇（Shostakovich），美国有科普兰（AaronCopland）、凯奇（JohnCage），瑞士有马丁（FrankMartin），意大利有普契尼（Puccini），独独奥国交了白卷。虽然战后的维也纳歌剧院和交响乐团仍执西方乐坛的牛耳，却无法演奏当代奥国作曲家的作品。
《西潮的彼岸》 第一部分奥国的飘零（2）
他正陷入沉思之中，由音乐想到绘画，想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达达主义（Dadaism）、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奥普艺术（OPArt）和波普艺术（POPArt），其中心全都不在奥国。餐馆尽头坐着一个老人，这时正在轻轻地拨弄他的Zither，这是奥国所独有的一种乐器，略似古筝，似乎有十三条弦。
她突然拍拍他的手背：“你看过一部电影没有，TheThirdMan？”“当然看过，似乎故事是出自格林（GrahamGreene），情节早已忘记了，我只能依稀记得全片结尾时，约瑟夫·考登目送范丽消失在维也纳深秋的大道尽头，两旁似乎各有一排树，落叶满地……”
“那正是二次大战后维也纳的凋零气氛。走私、暗杀猖狂，交通紊乱，粮食不足，维也纳歌剧院和圣斯蒂芬大教堂被炸成断垣残瓦。”此时那个懒洋洋的弹Zither的老人刚奏完一个曲子，原来正是TheThirdMan的主题曲，旋律并不怎么动人，但别有一番韵味。话题又转回到维也纳，他踌躇着不知应否前往观光：“现在的维也纳是不是仍然保持这种气氛？”
“完全不同了，战后重建，新房子林立，你如果去的话，唯有到旧城去逛逛，也许那边还有些旧建筑物可以看看。”
在这位奥国小姐的影响下，他对奥国文化和历史的兴趣提高起来了。她介绍一本新书给他，英国人写的，对奥国历史作全盘的介绍。他当即去书店买了一本。她还介绍了一本旧书，是茨威格的回忆录，英文译名叫做TheWorldofYesterday，主要描写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维也纳，他问遍萨尔茨堡全城的书店，却没有买到。于是，上个周末，他搭了顶出名的“东方快车”（OrientalExpress），由萨尔茨堡直奔维也纳，一路上天气不好，也无心留恋窗外景色，就把这本基里特（RichardRickett）写的奥国历史小书读了一大半。
奥国的历史可称“光辉灿烂”，哈布斯堡王朝的国王自1438年至1806年一直身兼“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拿破仑征服奥国后，“神圣罗马帝国”解体，但是奥国出了一位名政治家梅特涅（Metternich），力挽狂澜，重振奥国的声威。自1867至1918年，是有名的奥匈帝国时代，虽然全盛期已过，但其领土仍包括匈牙利、捷克、南斯拉夫和意大利的北部；奥国的王公贵族，在仪表风度、言谈服饰上仍能傲视欧陆。意大利名导演维斯康蒂（Visconti）的一部名片——Senso——就是描写这个时期一位意大利女郎迷恋一位奥国贵族的故事。就文化史而言，奥国的黄金时代是在女皇玛丽亚·特雷莎（MariaTeresa）当政时期（1740~1780），18世纪欧洲文化的两大中心，显然是巴黎和维也纳。这时正是艺术上巴罗克（Baroque）风格盛行的时期，这个艺术和音乐上的名词，已成为此一时期奥国的一种全国上下共通的生活方式，它所注重的是外表的奢华，由此表现对于当代的欢欣和对于将来的信心。在建筑上，巴罗克不同于哥特式（Gothic）的森严高峻，而极尽浮华壮丽之能事，装饰繁多，金碧辉煌，最足以代表这种形式的建筑，也是游客经常去的地方，是玛丽亚·特雷莎女王重建的夏宫——SchlossSchonbrunn，原名直译应作“美丽喷泉的宫殿”。
到了维也纳之后，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