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色军团--希姆莱与党卫队-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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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排成队伍反正是办不到的。最后，人们被集中在一块。他们沿着草畦旁的小道再走一百米，走向一排铁栏杆。从这里有十二个斜坡通到下边的一间大屋子，屋子的门上有块巨大的牌子，上面用德文、法文、希腊文和匈牙利文写着“淋浴室和消毒站”。这块牌子使人们多少得到点安慰。
他们走进长二百米、刷得雪白和照得通明的大房间。在房子中间有几根柱子，柱子周围和沿墙放着一些木板凳。板凳上方是一排编号的挂钩。大量的各种文字的标语上写着，衣服和鞋子要放在一起，挂在这些挂钩上。还写着，必须记住自己的号码，好在淋浴后能迅速找到自己的东西。人们会想到，这正是德国式的精明。这一切都是为了保持秩序。因为，这数千双鞋子要送回德国去，供帝国的居民使用，它们是不应稿乱的。至于衣服，也是这样，应当使衣服保持完好，适于穿戴。
在房子里，集中了约二干名男人、妇女和孩子。党卫队分子走进来下命令：每个人都要脱光衣服！十分钟完成！老人、成年人和孩子们胆战心惊；妇女和姑娘们围害羞而浑身战栗，也许，她们没有听撞这句德国话？命令又重复了一遍。这次，命令的语气显得不耐烦，甚至叫人害怕。一种不祥的预感控制了人们，她们的尊严被刺伤，激怒起来。但是，最后，她们开始意识到自己的无力，只好脱掉衣服。特别小队的犯人们帮着老年人和病人脱衣服。十分钟后，所有的人都脱掉了衣服，并挂在挂钩上。鞋捆在了一起。犯人们极认真地记住了自己挂钩的号码……
党卫队分子打开了大厅顶头的门。人群涌到隔壁一间也是照得雪亮的屋子里。这是一间大屋子，不过没有挂钩，也没有木板凳。在屋子中央，立着一些从水泥地板到天花板的柱子。但，这不是屋子托柱，这是些四方铁管，上面布有密密麻麻的孔眼。
所有的人都走进了屋子。这时响起了展耳欲聋的命令声：“党卫队和特别小队成员离开屋子！”命令执行了，门被关上。这时，一辆红十字会的汽车开近了焚尸场。车上走下来一名党卫队军官和一名拿着四个绿铁盒的卫生员。他们走上草畦中的一块高地，那里有几根水泥管道突出地面。两人戴上防毒面具，拧开管道阀门。他们打开了第一个盒子的盒盖，将里面所装的紫色的颗粒撒入管道的孔眼中，这种氯化氢颗粒和空气一接触，就变成毒气。颗粒掉下去，掉进屋子中的铁柱子里去，而毒气就穿过铁管上的孔眼，渗透进挤满了人的屋子。
五分钟后，一切都结束了……
第四节 妇女和儿童
集中营里妇女们的生活 无劳动力的儿童一律处死 母亲与孩子共赴天国 沉重劳役下致死的孩子们
纳粹分子在集中营中，也没有忘记“照顾”那些懦弱的妇女和孩子们，他们因为体弱和幼小而更容易被早早地杀害。在比克瑙集中营中，有一个２５号囚舍，这个囚舍是恶名远扬的死亡囚舍。这座囚舍的死亡率比其他囚舍高得多。因为在这里，只有厨房里有剩余饭食时，才发给犯人，囚犯们常常好几天滴水不进。有一次，一个叫阿涅特·埃宝的三十二岁妇女路过这个囚舍时，听到妇女们在用各种语言叫喊：“渴呀，水，水……”阿涅特回到自己的囚舍，给她们拿来一点稀汤，但当她正要通过窗户把稀汤递给这些女犯人时，监工看见了她。监工抓住阿涅特·埃宝，把她投入了２５号囚舍。两天后，精疲力尽、虚弱不堪的她被装上卡车，运往毒气室。当卡车开动时，阿涅特向那些女囚犯们喊：“要是你们能回到法国，请照顾我的孩子。”
和男人一样，妇女也要编进劳役队。她们修路、挖渠、搬运土块、铁轨和水泥。
监督她们于活的是党卫队分子和监工。监工主要是德国妓女，她们凶狠地折磨女犯人，要她们不停地干活。
被搞到绝望境地的女犯人常常试图自杀，她们冲向带电的铁丝网，党卫队分子马上就把她们击毙在沟渠旁。傍晚，女犯人也在高雅的乐声中，抬着自己伙伴的尸体回来应点，总之，这里所发生的一切和男营中一模一样。在这样的条件下，只有那些在营部、即在囚舍、厨房、仓库、办公室、医院和消毒站干活的妇女得以活下来。
党卫队总是派犹太妇女去干最苦、最力不胜任的活儿。
女营中犯人们的生活条件极为艰苦，所以各种流行病、主要是斑疹伤寒，流行得极为广泛。
女营的一半囚舍用作医院。这里的治疗和男营中一样，所有的病人都送进毒气室。
女营的医院称作木棚，生病的女犯人就放在这里，根本谈不到有什么医疗设备。要进医院，得有囚舍领班的特许。病人们有时要一连好几个钟头站在医院的院子里，等待医生叫到自己。这种等待具有危险性：如果队伍过长，党卫队分子就会来抓走一些妇女，把她们送进２５号囚舍，而这就意味着很快要送往毒气室。许多女犯人就在干活或点名时死去。傍晚，收尸队来收捡她们的尸体。
住在医院里的唯一好处是不用去点名。医院里的生活条件是不堪忍受的。在宽不过一米的床板上要躺四个患有各种疾病的犯人。结果是，有时一名因脚上溃疡而入院的女犯人，会从邻里那里传染上伤寒或者痢疾。只有当旧褥单烂得不能再用时，才换上干净的。被子里全是虱子，像蚂蚁样到处乱爬。院里根本没有药品，病人也得不到任何治疗，那里甚至连水都没有。活人和死人长时间躺在一张木板上。１９４３—１９４４年冬天，医院里每天有二百至三百五十名妇女死于流行病。生病的犹太人不允许进医院，她们被直接送往毒气室。
１９４３—１９４４年的冬天，在女营的各个囚舍之间，常常可以看见僵死的女犯人的赤裸的身躯，满是可伯的折磨和拷打的伤痕。只有到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她们才被收集起来，加以核敷，再送进焚尸场。
女营点名持续的时间特别长，因为女犯人的数目很少能碰对。女犯人不得不好几个小时地站立在严寒或倾盆大雨中。党卫队分子对待女犯人像对待男犯人那样粗野。他们通常都是歇斯底里症患者和暴虐狂。
一次，党卫队分子抓住了试图从集中营逃跑的一位女犯人。他们把她带回集中营，交给了盖世太保。她在那里经受长时间的拷打和折磨，然后判决为活活烧死。这位女犯人知道等待她的是什么，于是她瞅准一个机会，打了党卫队分子一记耳光，并用刀片割破了自己手上的静脉。她被带到医院，进行抢救，随后就被送进焚尸场。
党卫队分子常常让犯有过失的女犯人光脚站在营房门口。这里离守卫室不远，党卫队分子从这里对她们进行监视。如果不幸的女犯人稍为动一下，等待她的是新的惩罚。女犯人还被迫光膝跪在碎石上，再给她两块大石头，让她高高地举在手上，要是石头掉了，她就要挨一顿暴打。
和虱子作斗争是消灭妇女的一种借口。这种运动搞得极为频繁。每一次和虱子作斗争运动后，都要进行“筛选”，即挑选送毒气室的犯人。
第一次大规模挑选是在女营从奥斯威辛１号搬往比克瑙的期间进行的，当时用毒气杀死了四千名妇女。１９４２年９月９日，营里开始了持续三天的和虱子作斗争的运动，有三干名妇女被选送毒气室。从１９４２年１１月１４日到１２月６日，集中营里进行“冬季”清理。在这以后，两万名犹太妇女只有一干四百名活了下来。“清理”是为了给即将从荷兰和法国用军用列车运来的囚犯腾地方。
而到底有多少孩子被送进了毒气室，也许永远也弄不清楚。但是整个家庭被送进毒气室的则比比皆是。据估计，被杀死在集中营中的孩子和满十六岁的青年达到一百万人。因为法西斯分子力图使用一切手段来灭绝所谓的劣等种族，所以党卫队的法律禁止孩子在集中营出生，集中营中的每个新生儿都要被杀死，怀孕的妇女就干呢被送进毒气室。而侥幸活下来的半大孩子则被当作建造比克瑙焚尸场的徒工来役使。而有—些妇女则表现出宁愿同自己的孩子一起去死的英勇行为，用这些母亲的话说：“即使在通往天国的路上，我们也要与孩子们同行，我们怕孩子们旅程孤单。”
有一次，在毒气室外等待处死的犯人中间，站着—名带一个五岁女孩的妇女。幼小的孩子不知道前面等待她的是什么，她等得已经有些不耐烦了。她不断地问母亲：“什么时候轮到我们进去？”母亲含着眼泪安慰说：“再等一会儿，快了，很快我们就要到奶扔和爷爷去的地方了。我们要先洗个澡，换上干净衣服再去……”小姑娘安静不下来，她好像预感到要发生什么不平常的事。她的母亲害怕这会激怒党卫队来毒打孩子，于是就说：“我们还要跳会儿舞，然后再到奶奶那里去。”小姑娘开姑跳起舞来，妇女和孩子们围住了在毒气室门口高兴地跳卡德里尔舞的小姑娘。一些党卫队员对这种身体的旋转感到惊奇，于是也看着这个跳舞的小姑娘。但是她还没有来得及跳完，一个党卫队军官就突然出现在场地上，叫喊一声：“这不是剧场！”随即命令她们进毒气室。纯真的小姑娘瞪着惊恐的服睛，隈依着母亲，满怀不解地走进了毒气室。在场的活下来的人都清楚记得那是１９４４年夏季发生在奥斯威辛比克瑙的事情。
１９４４年，集中营里来了大批意大利和法国孩子。所有这些孩子都患有湿疹和淋巴炎症。他们饥肠辘辘，衣着褴褛，许多人干脆光着脚。在华沙起义期间，集中营运来了—批波兰孩子，他们当中最小的才六岁。孩子们被安放在一个特别木棚里。这一时期，开始把囚犯运到德国去做工。所以，就由孩子门来干重活。这时，还从匈牙利开来了—长列装有犹太孩子的军车。他们被迫和波兰孩子一起干重活：用两轮车从—个集中营往另—个集中营运送煤、木柴和其它重物。在毁平集中营的时期，他们还干拆掉囚舍的活儿。这些孩子在集中营中一直干到他们生命的终结。
第五节 医学试验
用犯人做试验品 传染病试验 绝育试验 犹大族头盖骨的研究 用人皮做装饰品高空试验 冷冻试验
要完整他概述法西斯集中营的罪行，就不能不提到党卫队的医官。医生原本是世界上最人道的职业，其职业的红十字连上帝见了也尊重三分，然而在法西斯的死亡集中营中，医生却成了刽于手。有纯洁爱心的医护天使一旦心贴恶魔，其行为也就比恶魔更令人胆寒，更具有欺骗性，杀人手段更恐怖。在寿命并不算长的新秩序时期，德国入的许多行为与其说是产生于大规模的屠杀欲望，倒不如说是出于偏执的虐待狂。纳粹医生所进行的医学试验就是虐待狂与人性变态的典型例子。
１９４１年秋天，德国法西斯侵略者占领了斯拉乌塔市，并在该地建立了一所收容有病的红军官兵的军医院，称为斯拉乌塔“大军医院”３０１分营。就是在这所被人讽刺为“军医院”的死亡集中营中，纳悴医生用最原始的方法蓄意使各种传染病蔓延流行。他们把那些患斑疹伤寒、肺结核和痢疾的病人同受轻伤和重伤的人塞进一幢房子甚至同一间病房里。在通常只能安置四百人左右的地方，有时竟塞进一千八百名患伤寒、肺结核的病人。病房已经长时间没有打扫过，生病的战俘在好几个星期里都穿着被俘时穿的内衣裤，睡觉的地方也没有被褥床单，许多人甚至赤身露体。房间里从来没生过火，俘虏们自己盘的简易炉子也塌了。这里没有洗脸的水，甚至连饮用水也没有，这种损害身体健康的状况，使军医院里虱子滋生猖獗。而故意让传染病蔓延，将无病战俘同患传染病战俘关在一起的做法使“大军医院”常常发生莫明其妙的流行病，德国医生称之为霍乱。这种病的流行就是德国医生所做的各种实验的野蛮结果。这些流行病常常自生自灭。霍乱病例中有百分之六十到八十的人员后都以死亡告终。一些死于这种病的人被德国医生解剖了。但俄国战俘中的医生想对同胞死者进行验尸却被党卫队员坚决制止。有些时候，法西斯罪犯常常没有耐心等待这个或那个战俘咽气，许多战俘是尚在活着的时候就被活埋了。在死者的呼吸器官深部，甚至最纤细的支气管里，人们发现战俘死亡时曾吸进砂粒。更多的时候，德国的教授和医生以治疗为借口在红军官兵身上进行各种生物制剂、化学制剂及其他各种试验，受伤战俘因此而遭受脓毒性感染，随后就死去了。在斯拉乌塔被占领的两年里，希特勒分子大约消灭了十五万名红军官兵。医生博尔贝博士和施图姆博士以及其他医院人员在这方面为纳粹分子做了大量工作。他们中有许多是有相当造诣的医学人士，而可悲的是，在法西斯主义的毒雾下，这些白衣天使蜕变成了磨鬼，成了纳粹屠杀战俘的帮凶。
在这种蓄意谋杀事件中，虽然参与试验的还不到二百名医生——其中有些人在医学界有甚高的地位，但因为没有了医德，他们就类同于甚至赶不上江湖混子或骗子。但是，令人遗愿的是，在德国，虽然有成千上万名一流的医生知道他们同行的罪行，但这些医生中从没有一个人提出过哪怕最轻微的抗议。因此有人说，德国新秩序期间，德国医生队伍本身就是一台毫无知觉的“死亡机器”。
在死亡机器制造的死亡中，丧失生命的不只是犹太人，纳粹医生还利用俄国战俘、波兰集中营里的女囚犯，甚至德国人进行试验。试验是多种多样的，囚犯有的被用于压力试验、耐高温试验，直至停止呼吸，有的被注射致命的斑疹伤寒和黄疽病毒，有的被用于冷冻实验，被浸在水中或者被脱光衣服放在户外雪地里直致冻死；还有的被用来进行毒药弹和糜烂性毒气的试验。在专门囚禁妇女的蜡文斯勃鲁克集中营，被称为“兔子姑娘”的成百名波兰女犯受到毒气坏疽病的创伤，其余的女犯则被进行“接骨”试验。在达豪和布痕瓦乐德，吉普赛人被挑选出来用于“唱盐水究竞能活多长时间”的试验。在几个集中营中，曾以各种不同的方法大规模地对男女犯人进行绝育试验。在１９４２年的冬天，从柏林来到奥斯威辛的舒曼教授在女营中装备了一座Ｘ光实验站，用强Ｘ光射线的照射来使年轻的男人和女人丧失生殖能力。目的是“使目前囚禁在德国的三百万布尔什维克绝育，这样既可使他们做工，而又不致于繁殖，消除给帝国增添的无谓的负担。“为此目的，集中营当局向舒曼教授提供了无法统计的犹太犯人。
灭绝生殖能力的手术是这样进行的：将犯人放在Ｘ光机的圆锥形灯泡之间，持续照射好几分钟。这种做法，令犯人们很痛苦，他们常常喊叫起来。选去作绝育手术的是年龄在二十至三十岁之间的囚犯，主要是荷兰和希腊犹太人。前后共有数十人作了这种手术。这些犯人在照射后很快就在痛苦的折磨中死去。另外，党卫队医生舒曼还给女人做绝育。为此，他桃选了年轻貌美的萨罗尼加希腊少女做试验对象，先用Ｘ光照射卵巢部位，然后作切除卵巢的手术。数周后，当刀口有几分愈合时，女犯人又得作一次手术，切除另一例的卵巢。曾有一次，参加绝育手术的德林格医生和另一名党卫队医生打赌，说他半天之内能给十名妇女做手术，结果，他打�
